揭秘物理學泰斗楊振寧一生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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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楊的生命中,李政道一直是一個不可迴避的人物,從1946年開始,兩個人的合作長達16年之久,並因「宇稱不守恆理論」同獲諾貝爾獎,永被後世學者銘記,合作關係在近代物理科學歷史上相當罕見。然而,從1962年以後,兩個人的關係徹底決裂,這也成為國際科學界以及中國科學發展史上的一大憾事。
(旁白:楊的生命中,李政道一直是一個不可迴避的人物,從1946年開始,兩個人的合作長達16年之久,並因「宇稱不守恆理論」同獲諾貝爾獎,永被後世學者銘記,合作關係在近代物理科學歷史上相當罕見。然而,從1962年以後,兩個人的關係徹底決裂,這也成為國際科學界以及中國科學發展史上的一大憾事。)
王志:奧本海默(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院長)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他最希望看到的景象是楊振寧跟李政道並肩走在普林斯頓的草坪上,但是1962年之後,我們看不到這樣的情形了。
楊振寧:這個是一個悲劇,而這個悲劇的根源非常複雜,不是一句話、兩句話所能夠解釋的,更不是我今天應該在攝影機的面前所討論的。我想這個問題我們兩個人身後一定會有人研究的,我想研究以後,大家中國人、外國人會得到一個結論的。
王志:我們中國有句老話「相逢一笑泯恩仇」,我相信所有中國人都希望看到你們倆和好。
楊振寧:對,這也是我現在決定,我公開地在生前不再在這方面討論這個問題的道理,是因為大家很顯然、很自然地都希望我們和好,可是我們沒法再和好,所以在這種情形下,最好的就是不再討論。
王志:是合作出現問題?但是楊先生的經歷不是這樣。
楊振寧:你知道人跟人之間的關係是非常非常複雜的,這個裡頭有戲劇性的、做人方面的差異,有性格方面的差異,不是這麼簡單的。我想我現在的決定是對的,就是這個事情我不要再公開討論。
(旁白:雖然眾說紛紜,但楊振寧和李政道的分手原因始終是迷霧一團。值得回味的是,兩個人在各自的物理學研究中,都有過多次與他人合作的經歷。除了與李政道合作的「宇稱不守恆理論」之外,楊振寧、豐大成就中的另外兩項:「楊―米爾斯規範場理論」和「楊―巴克斯特方程」,也都是與人分享。但是,卻沒有重蹈楊李之爭的覆轍。)
王志:我們也注意到,楊先生很多的成果、重要的成果都是跟人合作的。那麼是您喜歡跟人合作呢,還是別人覺得您是一個很好的合作夥伴?
楊振寧:我想一方面我喜歡跟人合作,一方面近代物理很多理論工作都是合作的。合作有很多的好處,因為你知道你在討論一個問題,有時候走不通了,你的想法都走不通了,那個時候假如另外有一個人跟你討論討論,問你幾個問題,或者想出來一個新的方向,於是你就又起勁了,這是很重要的一個研究的途徑。
王志:可能有人看到的就是楊先生您得了諾貝爾獎,但是業界的人士評價楊先生應該得第二次。
楊振寧:通常得諾貝爾獎的重要性,可以說那是10年之間最重要的物理的文章。那如果你問「宇稱不守恆」是不是當時10年之間最重要的文章呢,我想這是當之無愧的。所以它得到諾貝爾獎,是所有的人都認為是理所當然。規範場的研究沒有得到諾貝爾獎,可是我想你要是去問內行的人,現在所有的人都會認為規範場的重要是世紀性的重要,不只是10年的重要。就是它要長期下去到21世紀、到22世紀還是重要的,因為它把一個基本原則給找出來了。那當然你就會問了,說那為什麼還沒得到諾貝爾獎呢。這個很多人都猜測,這個與諾貝爾獎委員會他們認為諾貝爾獎應該不應該給一個已經得過諾貝爾獎的人,恐怕有很密切的關係。
王志:另外一個人沒得。您的合作者沒有得過。
楊振寧:他叫米爾斯。他沒有。他是1999年過去的。他是一個非常誠懇的人。1984年規範場文章發表30年以後,在北京大學有一個討論會。在那個前後有人問他,說是米爾斯教授,你們這個非常重要的工作,當初是怎麼寫出來的。米爾斯的回答是:「我在裡頭做了一些貢獻,不過主要的發展都是楊振寧的功勞。」王志:您喜歡這樣的合作者?
楊振寧:你如果要我講的話,是他不必要的太誠實了。他不應該加最後的一句話,說是所有重要的觀念都是楊振寧的。我想你知道人有很多種,有的人是他如果對一件事情有30%的貢獻,他就跟人講他有70%的貢獻。米爾斯是如果他有70%的貢獻,他要講他只有30%的貢獻;假如他有30%的貢獻,他就會講他只有5%的貢獻。
王志:那他這樣說不是對您很好嗎?
楊振寧(激動十分):他不必。他到臨死,在物理學界對於他的評價,我認為是不公平的。因為規範場這篇文章,很多人會告訴你,是20世紀最後50年理論物理學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我想俄亥俄州立大學這50年,我可以講,沒有一篇他們的教授的文章比這個文章重要。把所有的文章都加起來,物理、數學、天文、生物都加起來,這也是最重要的,這不是我在這兒吹。可是因為米爾斯的作風,使得他們沒有了解到,他應該得到他們所有能夠給的榮譽。都應該給他的,而他們沒給。
(旁白:回國之後的楊振寧除了參與清華高等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之外,還親自擔任大學一年級的本科生的基礎物理課程。2004年9月下旬,在北京舉行的「2004文化高峰論壇」上,楊振寧做了一篇名為《易經對中華文化的影響》的報告,指出《易經》影響了中華文化的思維方式,是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這次報告引起了海內外華人圈,尤其是易學專家們的強烈反響,在一些人眼中,楊振寧甚至成了中華文明的離經叛道者。)
王志:《易經》是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一個代表作之一?
楊振寧:是。
王志:那麼楊先生對《易經》開炮?
楊振寧:不不,對不起,這句話有點原則性的錯誤,因為我那個文章是叫做《易經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你如果看我整個那篇文章,80%是講這個影響非常之大,而且是正面的。只有20%是講它有負面的影響。那篇文章變得非常有名,尤其在網上變得非常有名是為什麼呢?因為有些人專看那20%,不看整個的文章。認為這是大逆不道。
王志:這個演講是你長期研究的一個必然的一個結果呢,還是說我確實有一個靈感的顯現、我有衝動?
楊振寧:已經有幾十年了。為什麼中國有這麼多聰明的人,有過很大的過去的科技的貢獻,為什麼沒有在中國萌芽出來近代科學?這個是討論很多了。我在這方面去看了一些書,去想了一下子,我看出一個別人從前不大注意的道理,就是說是沒有推演法。從《易經》開始就已經沒有推演法了,還不止沒有推演法,它那個方法是跟推演法相反的。所以這使得中國有個框架,這個框架就是思維的方法,就是歸納法的方法,認為這是唯一的思維的方法。所以你如果要說我有什麼革命性見解呢?就是我指出來,說這是一個致命傷。那麼這是他們不喜歡的。
王志:但是楊先生您自己也說過,您說您就是中西文化衝突結合的一個產物。
楊振寧:西方對於學術的精神,有一點跟中國不一樣的地方:中國太尊師重道。就是前人講過的話,孔子講的話、孟子講的話,這個不能評論的,這個絕對是對的。老師講的話絕對是對的,你不能評論的。這個現在太根深蒂固了。
(旁白:2004年11月初,就在一些人批評他對中華傳統文化大逆不道的時候,楊振寧獲得了在華永久居留證。就像他在1971年是第一個回國訪問的華裔知名學者一樣,他也是首批獲得在華永久居留證的外籍人士之一。)
王志:去年楊先生拿到了第一批綠卡中間的一張。
楊振寧:是。
王志:為什麼拿這張綠卡呢?您跟所有的領導、跟幾任的領導人都是朋友,在我們看來您用不著拿這張卡,但是您有發自內心的喜歡的真情的流露。
楊振寧:因為我本來就已經有5年的多次往返的簽證,所以這個綠卡對於我的作用並不那麼大,不過它有一個很重要的象徵性的意義,我相信以後用這個綠卡的方法,中國可以吸引很多很多的優秀的人才來。我覺得這是一個明智的舉動。
王志:您想用您的行動,來表明您對中國開放的這種支持?
楊振寧:這不是我的目的,不過可能是一個後果。假如我1945年離開的中國是舊中國的話,假如我1971年回來所看見的是新中國的話,那麼到了21世紀,這個中國是一個新的新中國。在這個情形之下,我回來的心情是一個我要加入一個欣欣向榮、正在崛起而有非常好的前途的一個大的事業,我希望能夠在這個大事業裡頭,做一些我自己所能做的小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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