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漢奸現象和「漢奸文化」

中國歷史上的漢奸現象和「漢奸文化」

南大張生

所謂漢奸，「原指漢族的敗類。現泛指中華民族中投靠外族或外國侵略者，甘心受其驅使，出賣祖國利益的叛徒」[1]。漢奸定義的變化，實際上反映了「民族國家」觀念傳入中國（晚清之際）前後，對漢奸主體認識上的變化。簡單言之，在鴉片戰爭之前，「漢奸」指漢人的敗類；之後，則不復有族群的限制，是中國人而事外敵者均可稱漢奸（比如前半生的溥儀）。

翻開中國歷史，我們不能不感到一種沉重——在歷史發生轉折、民族處於存亡絕續的關鍵時刻，固然有文天祥、史可法、張自忠這樣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義之士，而投降變節、充當漢奸者亦復不少。他們厚顏無恥、媚外事敵，道德良知蕩然無存；更因其熟悉情況而成為外敵傾覆故國之關鍵人物。

極遠者不論，大量的研究表明，宋、元之際是中國民族國家意識初步形成期，我們就從這裡開始討論漢奸問題。

北宋末年，金攻破宋都汴梁，俘虜徽、欽二帝。時宋室餘力猶在，各地宋兵、義軍仍在積極抗金。金人不欲深陷戰爭泥潭，提出在趙姓之外另立他姓為帝，立即就有漢奸浮出水面。歷史記載：宣和2年春，「吳幵、莫儔自金營持文書來，令推異姓堪為人主者從軍前備禮冊命。留守孫傳等不奉命，表請立趙氏。金人怒，復遣幵、儔促之，劫傳等召百官雜議。眾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乃曰：『今日勉強應命，舉在軍前者一人。』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外，眾問金人意所主，齊愈書『張邦昌』三字示之，遂定議，以邦昌治國事」[2]。

張邦昌沒有太多顯赫的經歷，此前不過為河北路割地使，一時篡登大寶，自然無法服眾。甚至連秦檜都發表了慷慨激昂的論辭進言金朝當局：「宋於中國，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德澤加於百姓，前古未有。雖興亡之命在天有數，焉可以一城決廢立哉？……張邦昌在上皇時，附會權倖，共為橐國之政。社稷傾危，生民塗炭，固非一人所致，亦邦昌為之也。天下方疾之如仇讎，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傑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為大金屏翰。必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檜不顧斧鉞之誅，言兩朝之利害，願復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萬世利也。」[3]

秦檜出面阻止別人當漢奸，雖然可笑，卻也說明漢奸成因的複雜性。但漢奸能否當成，關鍵在於其背後靠山的力量。在金人的強力運作之下，張邦昌終於建立了「大楚」偽政權。但金兵很快撤退北還，失去後盾的張邦昌聽從呂好問的勸說，又將政權奉還趙氏，最終被宋高宗賜死潭州。

張邦昌當漢奸而致死，並沒有使後來者絕了當漢奸的念頭，相反，他們從張邦昌身上吸取了經驗教訓，從而使自己漢奸當得更加無恥、兇殘而徹底。建炎4年，劉豫建立「大齊」偽政權，奉金正朔。有人勸說劉豫以忠義，他冷冷地表示：「獨不見張邦昌乎？業已然，尚何言哉！」並殺死勸其暗通宋朝的滄州進士邢希載以示其當漢奸的決心。劉豫的凶暴，使金人對其也暗中提防。但劉豫卻以對故國的決絕行動來表明其決心。他「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在軍事上則連年發動對南宋的戰爭，利用南宋朝廷的苟安心理，佔領大量北宋故土。隨著力量的增強，劉豫提出了「混一六合」的藍圖，並勸說金人出兵南侵，企圖坐收漁翁之利，被金人識破。紹興7年，南宋統制酈瓊以兵3萬降劉豫，金人「恐豫兵眾難治……命其散兵」。

劉豫篡政8年，兵禍連結，人民慘遭塗炭。令人齒冷的是，劉豫在位時，橫徵暴斂，搜颳了大量財富。金人命其退位後，在其府藏中得金120餘萬兩、銀1 600餘萬兩、米90餘萬斛、絹270萬匹、錢9 870餘萬緡。更重要的是，中原從此失去中國經濟、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而金人卻利用劉豫達到了嚴重削弱南宋、確立宋金對峙局面的目的。

劉豫、張邦昌的醜行載於歷史，遺臭萬年，但這對存心當漢奸的無恥之徒來說，不足為懼。相反，前輩漢奸恣肆其權謀，濫縱其淫慾，卻對後輩漢奸們產生了巨大的誘惑。拿張邦昌說，雖然篡政不過40餘天，但也享盡為臣者不敢設想的「洪福」：「初，張邦昌僭居內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4]

後輩漢奸從張邦昌、劉豫身上看到了當漢奸的種種風流快活，他們把「漢奸藝術」發展到了另一個境界：首先是確保自己生前不至於敗亡，如有可能，則通過縝密的人事安排，將自己確立的政治勢態延續下去。如此，則儘管民間輿論早已沸騰而其仍能長期得以安享高位。

比如秦檜，後代國人塑其像長跪岳飛墓前，其實是民族集體無意識的阿Q心態的表現——秦檜生前，奸謀即已敗露，冒死上諫者不乏其人，但無一得漏其株連之網。原因無它，秦檜被金人縱歸南宋後，其「如欲天下無事，南自南，北自北」的觀點抓住了深欲偏安自為帝的宋高宗的心，岳飛等人的冤死，從根本上講是高宗之心的犧牲品。由於執行偏安政策得力，秦檜打遍政壇無敵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紹興19年，宋高宗甚至命令繪製秦檜畫像，「自為贊」。等到秦檜病重，趙構親幸其第，「檜無一語，惟流涕而已」。宋高宗對秦檜的禮遇，古來人臣不敢奢想；而其背後，則是秦檜到晚年顛峰時期，皇帝也深懼之。他「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動靜。郡國事惟申省，無一至上前者。檜死，帝方與人言之」。

這樣一個人人明知其奸的奸佞，但其死後百官仍三緘其口，不敢暴其罪惡；皇帝也贈其為申王，謚忠獻。這是因為，秦檜死後，「其黨祖述余說，力持和議，以竊居相位者尚數人，至孝宗始滌盪無餘」。開禧2年，歷史似乎開始回歸正道，宋廷追奪其王爵，改謚謬丑。但到嘉定元年，史彌遠又奏復其王爵。[5]

「好人不長命，壞人萬萬年」，當中國的老百姓表達他們對古代歷史的樸素理解時，後世的歷史研究者是無法不為之感慨的。

秦檜之後，漢奸大有人材輩出之勢。而表演之惡，為禍之烈，不遜前人。1631年11月，在清軍的長期圍困下，明總兵祖大壽在大凌河投降。副將何可剛拒絕投降，被斬殺於皇太極面前，隨即其屍體被城中饑民分食一空。其後，祖大壽詐稱可為新主攻克錦州，乘機逃脫。1642年4月，曾經與清太宗對天盟誓永不相負的祖大壽在錦州再次投降，皇太極寬宏地表示：「爾背我為爾主，為爾妻子宗族耳……往事已畢，自後能竭力事朕則善矣。」仍命其為總兵，賞賜優厚。祖大壽感恩戴德，立即致書其外甥山海關總兵吳三桂，稱「天運人心，悉歸新主。有識者宜熟為審處，及早投誠，則分茅裂土，超出尋常」。1644年祖大壽隨清世祖入關，其部屬舊將為清朝滅明、平定天下立下赫赫戰功：其從子祖澤潤初授三等昂邦章京，後從征姜瓖，並隨阿爾津遠征湖南。養子祖可法加入正黃旗，反對清廷與明朝議和，主張取北京而定天下，後充河南衛輝總兵，擊敗李自成，授湖廣總兵。子祖澤溥，後授福建總督。子祖澤洪，為清軍東征西討，追擊李自成，克太原等地，進一等精奇尼哈番，兼授內弘文院學士。子澤遠，授一等阿達哈哈番，累進至湖廣總督。部將劉武，曾任南贛巡撫，鎮壓了多次反清叛亂，特別是擊敗了在廣東反清的李成棟，後任兵部侍郎。[6]

祖大壽投降，置總督薊遼軍務的洪承疇於危險之中。1642年6月，擁有13萬大軍的洪承疇被清軍生擒。「上（按：指清太宗）欲收承疇用，命范文程諭降。承疇方科跣謾罵，文程徐與語，泛及今古事，梁間塵偶落，著承疇衣，承疇拂之去。文程遽歸，告上曰：『承疇必不死，惜其衣，況其身乎？』上自臨視，解其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無寒乎？』承疇瞠視久，嘆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頭請降。上大悅，即日賞賁無算，置酒陳百歲，諸將或不悅，曰：『上何待承疇之重也！』上進諸將曰：『吾曹櫛風沐雨數十年，將欲何為？』諸將曰：『欲得中原耳。』上笑曰：『譬諸行道，吾等皆瞽。今獲一導者，吾安得不樂？』」

果然，從順治元年多爾袞入關開始，洪承疇以其對故國的深厚了解為清軍平定天下立下了清太宗當時也不敢奢望的奇功。

甫定北京，洪承疇即與馮銓等仿明朝制度，恢復內閣，使滿人迅速掌握進行大規模人力、物資、軍事動員的政治基礎。洪本人以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協助多爾袞迅速穩定北京周圍的局勢。順治2年，多鐸下江南，洪承疇鑄持「招撫南方總督軍務大學士」印，獲得「便宜行事」的大權。時黃道周、金聲等募兵十餘萬抗清，洪承疇分別將其擊敗，並擒殺之。至順治4年，分別安定江南，為清廷獲取了中國最為富饒的糧食賦稅基地。

洪承疇的賣力征討，使其獲得順治皇帝的高度信任。當時，有人獲得了明魯王封洪承疇為國公的書面文件，順治乃命洪會審此案，並另外慰諭承疇。又有僧人函可，系明尚書韓某之子，曾向洪要求印牌護行出城，又被舉發，各大臣商議應奪承疇之官，順治仍加赦免。順治6年，承疇獲加太子太傅。順治8年，洪承疇與明降官、時為吏部尚書的陳名夏等集會火神廟、私送其母等罪被人告發，陳名夏被罷黜，而洪仍享寵信。

順治10年，桂王朱由榔在肇慶稱帝，清廷授洪承疇太保兼太子太師、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經略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總督軍務兼理糧餉，順治甚至授予其處理滿兵的權力。洪承疇上疏推薦李率泰、陳泰、藍拜、濟席哈、蘇克薩哈、耿繼茂等滿漢將領，共同圍剿殘明勢力。順治16年，清軍會師雲南。當時，清廷頗思直接攻入緬甸抓獲桂王，洪承疇上書提出「安內剿外」之策稱：「李定國等竄伏孟艮諸處，山川險阻，兼瘴毒為害，必待霜降始消，明年二月青草將生，瘴即復起，其間可以用師不過4月，慮未能窮追……今歲秋冬宜暫停進兵，俾雲南迤西殘黎，稍藉秋收以延殘喘；明年儘力春耕，漸圖生聚。我軍亦得養銳蓄威，居中制外……絕殘兵之勾結，斷降卒之反側，則饑飽勞逸皆在於我。」清廷採納了洪承疇的意見，第二年，吳三桂如期進軍緬甸，俘虜桂王，徹底消滅了殘明勢力的大規模抵抗。康熙4年，洪卒，謚文襄。[7]

洪承疇一生榮華富貴，令心懷忠義的孤臣孽子相形之下不免倍感凄慘；其歷仕兩朝而皆得重用，更讓那些忠心為國而報國無門、甚至身被斧鉞的剛正之士寒心而感喟。當然，不是所有的漢奸都能像洪承疇那樣仕途暢達，不少漢奸在「能背叛故主，當然也能背叛新主」的邏輯下，過著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日子，弱勢者謹慎以自保，強勢者暗蓄實力以抗衡、乃至再次反叛，無論如何，漢奸們對苦於戰亂、翹首望治的黎民百姓來說，都很難成為建設性的力量。

在北京被李自成佔領之後，吳三桂[8]部成為明朝在北中國僅剩的主力部隊之一，因為如此，李自成一開始對其頗為禮遇，贈金銀數萬兩，並許以侯爵。吳三桂予以拒絕，並痛斥了寫信招降的其父吳襄。他的冷處理其實是在試探其部屬的反應，但等到部屬同意、吳三桂準備率師回北京時，李自成卻以為自己的慷慨遭到了抗拒，於是殺吳三桂全家，並向其發動了進攻。吳三桂轉而向多爾袞求援，引狼入室。

在這裡，吳三桂與許多後世的漢奸一樣，有了一個當漢奸的「理由」——被逼無奈。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殺父之仇是人生最大的、不可不報的仇恨，按此邏輯，吳襄懸掛在北京城頭的頭顱即是吳三桂「只好」當漢奸的無可非議的理論起點；但認賊作父又是為人臣者最大的道德污點，即使以《春秋》的標準，亦難為吳三桂找到更好的出路。由此，也促使我們深刻思考西方近代民族國家觀念傳入中國之前，中國文化概念和範疇中的漢奸內涵。這種兩難的道德處境使得吳三桂與洪承疇有很大的不同。人格分裂的吳三桂當了漢奸以後，表現得特別殘忍，應該與其道德上沒有出路有很大的關係。

當時的清廷剛剛從皇太極死後的政治動蕩中恢復，並沒有做好全面出擊明朝的準備。而吳三桂則誘之以利：除可以佔領長城以北廣袤的土地外，「流賊所聚，金帛子女，不可勝數，義兵一至，皆為所有」。1644年5月27日，多爾袞與吳三桂在山海關大敗李自成。6月5日，清軍佔領北京。佔領北京的清軍再也不滿足於吳三桂所規劃的利益，相反，吳三桂被多爾袞打發前去追擊一路潰逃的大順軍，從此踏上了為外敵滅亡故國的不歸路，直到用弓弦絞死逃亡緬甸的桂王朱由榔。

吳三桂滅亡故國的赫赫戰功，使其獲得了向清廷索要高價的資本。他直接控制雲南、貴州，掌握了湖南、四川、陝西、甘肅等省官吏任命權，每年軍餉達1 000萬兩白銀。1673年12月，在康熙同意其自請撤藩的試探後，正式起兵造反，尚之信、耿精忠、孫延齡、王輔臣等參加了叛亂，局勢為之動蕩。1678年3月，吳三桂正式稱帝，「國號」周，改元昭武，同年10月病死。

吳三桂的反覆無常與貪婪野心影響了中國17世紀幾乎半個世紀的政局。他也因此佔據了歷史學家和老百姓長久的注意力，文學、野史等更是熱衷於編造他與陳圓圓等人的傳奇。事實上，一些不太知名的漢奸，對中國歷史的負面影響，未必較吳三桂遜色。比如馮銓，系魏忠賢義子，曾任明朝文淵閣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多爾袞入北京後，馮銓「聞命即至」，順治2年即任弘文院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此後一直保其富貴。因為曾名列閹黨巨魁，馮銓一直飽受指責和彈劾，但他自有保身之道，其中，最要緊的是在漢人降官中率先剃髮。

本來，多鐸攻陷南京時，曾有布告稱：「剃頭一事，本國相延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爾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無恥官員先剃求見，本國已經唾罵。特示。」計六奇在曆數多鐸有「六事可取」時，明朝官員李喬剃髮求見被罵是其中之一。[9]而馮銓與李若琳、孫之獬率先剃髮，多爾袞在極表讚賞之餘，要求所有漢人剃髮以示忠誠。接著，在「留髮不留頭」的殘酷邏輯下，中國人付出了沉重的生命代價，並由此結下許多年無法平息的民族間的仇恨。馮銓之罪可謂大矣哉！

由上觀之，中國自古以來即有取義成仁之士，但也不乏為了榮華富貴而苟且偷生的漢奸之流。讓我們無法釋然的是，漢奸在中國歷史上起到了與其它國家、民族相比嚴重得多的負面作用，說歷史往往因他們而改寫，並非過分之辭；而其對於世道人心的不良影響，則更是磬竹難書。我們認為，漢奸在中國歷史上成為無法繞開的現象，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首先，統治者的兇狠殘暴促使變節者泛濫，從而為滋生漢奸創造了重要的政治環境。中國古代文明的發端可能不是世界上最早的，也不見得是世界上最輝煌的，但統治者的刻薄殘忍可能是世界之最。商紂王發明「炮烙」之刑雖然殘忍，畢竟施暴的範圍有限，後來者除發明更殘酷的刑罰，在羅織罪名的嚴密上更是下了大功夫。於是，秦始皇活埋降卒、儒生；呂后可以製造「人彘」——將劉邦的寵姬剁去四肢，割去舌頭，挖掉雙眼，裝入壇中；漢武帝閹割司馬遷；朱溫將成千上萬的「清流」投入滾滾濁流；明太祖剝皮實草，將功臣名將屠戮殆盡，還發明「腹非」（心裡不滿意）的罪名以殺害臣子；朱棣滅方孝孺十族，並將其妻子女兒送往軍營為妓……暴君們自然是無所不用其極，而所謂的明君們殺人滅族也是家常便飯。總的說來，一部有文字記載以來的中國古代史，基本上是君主集權日益嚴重的歷史（當然中間有程度上的反覆），這也就意味著中國人、特別是官員們生存狀態的日益艱難，「官宦之家，三世而斬」的俗語道出了做中國人的兩難——不做官，往往為豪強欺凌；為官，則「伴君如伴虎」，同樣難免會有殺身之虞。

統治者往往集凶暴與昏聵於一身，常常令為臣者落到欲泣血為忠臣而不可得的悲慘境地。比如明末名將袁崇煥，曾經屢敗後金軍隊，努爾哈赤即在寧遠之戰中被其擊傷斃命。後金強攻不成，即炮製一封給袁崇煥的書信，在信中相約同取明朝天下。崇禎皇帝輕易中計，將袁崇煥逮捕，處以凌遲之刑。可憐袁崇煥，身上割下的肉竟被當時的暴民分食。直到清朝一統天下，公布了事情的真相，那些企圖「反清復明」的明朝遺老遺少才知道自毀長城的慘痛。在皇帝的難測恩威下戰戰兢兢地過活，為臣者畏是當然，敬則未必，因而他們在面臨生死考驗時自然是先求活命。即以洪承疇而言，崇禎先是以為他已經死節，在北京隆重祭奠；後聞未死，悻悻而罷。對洪承疇來說，即使皇太極放他走，有袁崇煥殷鑒在前，他豈敢回北京領罪？

其次，當統治者恣意妄為、濫施刑罰時，中國的傳統文化不但沒有孕育出反抗這種殘暴的自由意志和道德良知，而且往往站在施暴者一邊，為其兇殘粉飾掩蓋，甚至為其興之所至的屠戮尋找正當性。而李贄、王夫之等人的反君主專制思想則成為中國幾千年歷史中真正的空谷足音。

與此同時，統治者和那些道貌岸然的意識形態創建者無不在道德上存在嚴重局限。於是，口頭上的仁義道德和實際上的兇殘變態混雜成一種變態的文化，這種文化，標準模糊，混淆是非。流風所及，幾千年中，中國固然培養了許多鋼筋鐵骨的仁人志士，但他們當中許多人的悲慘遭遇反而使投機取巧、見風使舵、有奶便是娘變成一種被很多人悄悄、乃至公開信奉的理念，在集體的道德淪喪氣氛中，當漢奸者往往能找到替自己辯護的理由而日益心安理得。

遺憾的是，即使是被中國讀書人奉為「萬世師表」的孔子，也未能提供一個足以讓亂臣賊子真正恐懼的典範。他在評論周武王伐紂時表示，「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也」。但在刪改《春秋》時，卻又為尊者諱、為長者諱、為賢者諱。雙重價值標準一方面在中國逐漸演變成了「趙盾弒君」式的悖論；另一方面，「天道輪迴」、「良禽擇木而棲」、「君子不立危牆之下」等等話語也就日漸轉換成為一種實用主義的生活態度和人生觀。中國古人面對著這麼混亂的價值標準，在生死存亡的慌亂時刻，自然容易作出未必理性的選擇。

值得指出的是，在清朝出版《貳臣傳》之前，從別人手中奪取江山的皇帝們往往並不譴責那些背叛舊主的臣子們，相反，不少投降者還獲得了名臣的美譽。因此，雖然有歐陽修委婉地譴責馮道「歷仕五朝，不知其可」，但總的說來，投降變節再為新朝建立功勛者，在正史中佔據著不錯的位置。這種文化傳統在某種程度上變相地鼓勵了相當一部分人把變節視為人生中一次值得嘗試的賭博。

於是，誠如汪精衛未投降前所分析的那樣：「中國歷史上為外族所侵略，半亡者數次，全亡者兩次。這些亡，不是侵略者能將我們四萬萬人殺盡，能將我們四百餘萬方里毀盡，而是我們死了幾個有血性的人之後，大多數沒有血性的人，將自家的身體，連同所有的土地，都進貢給侵略者，以為富貴之地。侵略者因此極寫意的。」[10]

第三，與上面兩點相關的是，生活在統治者的殘暴統治所營造的恐怖氛圍和變態的文化氛圍中，中國傳統的為官者失去了讀書人應有的獨立人格和理性精神。他們在變亂中表現出來的苟且、無義、厚顏無恥，使漢奸們在事實上擁有不薄的思想基礎，換言之，相當數量的變節者之所以沒有成為漢奸，只是因為他們投降的對象碰巧不是外敵而已，其在精神上和漢奸是相通的。

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進入北京。如何評價李本人的歷史功過是另一回事，而前明官員們的靦腆獻媚是不應該被歷史忘記的。大學士魏藻德是庚辰狀元，不久為相，在崇禎皇帝詢問他能否南遷時不置一辭，卻與300餘名前明官宦一起陪同李自成入城。[11]李入城後，162名前明高級官員投降，其中包括1643年殿試三甲。前明官員王孫蕙4月22日還曾向崇禎表態：一旦北京城破，他將自殺殉國。4月25日，他卻將寫有「大順永昌皇帝萬萬歲」的黃布挑出門外。在他看來，「方今開國之初，吾輩須爭先著」。所以4月26日，他在晉見大順官員時，居然將「臣王孫蕙進表」的文字舉過頭頂，以示對新朝的效忠。狀元周鍾曾是復社社長，名流巨魁，他對李自成的獻媚更加肉麻：「獨夫授首，四海歸心，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翰林梁兆陽稱頌李自成：「我皇上救民水火，自秦入晉，歷恆、代抵都，兵不血刃，百姓皆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真神武不殺，直可比隆唐、虞，若湯、武不足道也。」

明太子朱慈烺的遭遇亦可以折射出當時官員的操守和品德，他在其父自殺殉國後，「走詣周奎（按：崇禎皇后父親）第，奎卧未起，叩門不得入，因走匿內宮外舍，至是獻之。自成命之跪，太子怒曰：『吾豈為若屈耶？』自成曰：『汝父何在？』曰：『死壽寧宮矣。自成曰：『汝家何以失天下？』曰：『以誤用賊臣周延儒等。』自成曰：『汝亦明白。』太子問曰：『何不速殺我？』自成曰：『汝無罪，我豈妄殺？』太子曰：『如是，當聽我一言：一不可驚我祖宗陵寢，二速以皇禮葬我父皇、母后，三不可殺戮百姓。』又曰：『文武百官最無義，明日必至朝賀。』次日，朝賀者果一千三百餘人」。李自成看到這種情形，大為慨嘆：「此輩不義如此，天下安得不亂。」[12]

值得後世警醒的是，在李自成面前變節與向清廷投降之間，並無截然的鴻溝。

以江南名士錢謙益為例。1610年，他在殿試中敗於韓敬，得探花，後因靠山失勢，鄉居10年無所作為。1620年好不容易被招復仕，又被韓敬構陷，鬱郁而歸。1624年，他任翰林院編修，被魏忠賢視為東林黨魁首而去職。1628年，錢謙益聲望日隆之時，與溫體仁、周延儒爭宰輔失敗。1637年，被溫體仁陷害而入獄。仕途不順的錢謙益滿心怨毒，時刻等待東山再起。馬士英、阮大鉞權傾南明小朝廷時，錢自毀東林黨人的立場，與其結黨，被士人學者所鄙薄。多鐸入南京，其妾柳如是勸其注意節操，但錢在死生關頭決定與多鐸合作。他向多鐸提供了江南士人的名單，並進言說這些人可以擔當安撫之任，於是，數百名南明官員進入當地新政權，為清廷迅速掌握江南賦稅打下了基礎。1646年，錢以禮部侍郎充明史館副總裁。臨行前，他穿著小領大袖的衣服遊覽虎丘，一名學者問其衣服之奧妙，錢答：「小領示我尊重當朝之制，大袖則是不忘前朝之意。」學者便諷刺說：「大人確為兩朝『領袖』！」錢赴北京不久，致仕還鄉，後又與反清復明人士暗中來往。乾隆年間，被列入《貳臣傳》乙編。

漢奸的泛濫，一方面直接影響歷史的具體走向（中國古代歷史上中原政權屢屢敗亡於人口極少的少數民族，漢奸實為催化劑）；另一方面，漢奸們周旋於舊主新朝中所表現出來的左右逢緣的本事和因此帶來的榮華富貴，對那些常常把「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當作座右銘的「潛在漢奸們」產生了極大的示範作用。「漢奸文化」由此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積澱下來，成為潛藏在熱血志士慷慨悲歌為國奉獻的背後、中國人不能忘卻的陰暗面。當中國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遭遇日本的侵略而面臨亡國滅種威脅的時候，「漢奸文化」沉渣泛起，使力求民族獨立生存的中國面臨更加嚴峻的局面，並使當時的政治局勢更加撲朔迷離，從某種意義上說，「漢奸文化」直接影響了中國抗日戰爭的過程和結局。

第一，正如王孫蕙的名言「方今開國之初，吾輩須爭先著」所揭示的那種心態，「九一八」以後，就有不少人認為日本必將為中國之新主，從而賣身投靠。一時漢奸多如過江之鯽，迅速增強了日本侵略中國的力量。

以「冀東反共自治委員會」委員長殷汝耕為例。殷是1935年11月「華北事變」鬧到高潮的時候當漢奸的，在關內的漢奸中，其出道不可謂不早；他1906年赴日本留學，1920年回國，結交了不少日本頭面人物，是個地道的「日本通」，其與日本人的淵源不可謂不深；1925年，他追隨郭松齡起兵反對張作霖，聞名海內；第二年即在南昌入蔣介石之幕，擔任機要翻譯，後任國民政府交通部航政司司長、駐日本特派員、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議，並受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黃郛之命辦理中日交涉，其政治經歷不可謂不顯赫。但這樣一個漢奸中的「先進人物」，「七七事變」後，沒有在偽華北臨時政府或汪偽政府中身居高位，卻在公眾視線中消失了五六年之久。

說起來，殷汝耕對日本的「貢獻」既早又大：1928年，國民政府進行第二期北伐，在濟南遭遇日軍的武力挑釁，發生「濟南慘案」。日本政府內部對該案爭議頗多，在野黨思乘機推翻田中內閣，變更對華政策。這年冬，日本政友本黨黨魁床次竹二郎來華，與國民政府各要人頻繁談話，並作機密約定。不料被殷汝耕全部彙報給田中。床次回國後，田中即以此要挾，要其支持內閣。1929年2月6日，民政黨提出內閣不信任案，因為床次領導的政友本黨26人投了內閣贊成票，田中內閣乃以32票的多數挫敗不信任案。如政友本黨將票投給反對黨，則反對黨將以46票獲勝。有人對此評論道：「彼時若田中內閣被推到，床次與民政黨組織內閣，中日關係將完全改觀，或者『九一八』事變不會發生，中日兩國以外交方式改善國交，中國焉有這次大犧牲？」

成立「冀東反共自治委員會」是殷汝耕對日本侵華的第二個重大貢獻。「委員會」成立的1935年11月25日，當時的「友邦」《滿洲報》的記者曾經採訪過殷汝耕，報道稱：「該氏自二十四日晚乘汽車由天津抵通州以來，因舉行幹部協議，召集全縣長等，毫未得休息，但精神極佳。據談：吾等力雖微薄，乃為華北人民之幸福而崛起，在邊境起此運動恰如向池中投石，其波紋若能擴大，實屬薯幸（按：原文如此），吾人並非欲另創獨立國，但中華民國即諸外國承認之中國，乃為在大總統之下具有憲法之國家，並非現在之國民黨政府雲。及至午前十時，殷委員長由各委員、縣長等護衛之下，為出席第一次會議乃赴會議室。」「精神極佳」云云，應是當時殷汝耕滿懷期待的真實寫照；「由各委員、縣長等護衛」的威風，也明證了殷汝耕自願事敵的愉悅。冀東的「獨立」，使日軍得以以武裝走私為手段，直接破壞中國的關稅自主，造成當時數千萬元的稅款損失，並使日軍獲得了進一步進攻關內的跳板，從而對平津形成更加嚴密的包圍之勢。

「冀東反共自治委員會」成立之前，蔣介石對冀東頗多安排。按照《塘沽協定》，中國不可以在冀東駐軍，蔣介石乃密令河北省主席于學忠抽調所部張慶余和張硯田組成河北特警第一總隊和第二總隊進駐冀東。于學忠被迫調防後，二張所部留了下來。殷汝耕叛國後，他們被改編為保安隊，但人事上是獨立的。1937年7月28日夜，經過長時間醞釀，二張在通州突然起義，大量消滅日軍和日僑，並拘捕了殷汝耕。殷汝耕被捕後，有人慾殺之，但當時擔任偽冀東教育訓練所副所長的劉春台提出：殷汝耕是何應欽和黃郛的親信，派到冀東當專員，一定得了密旨，還是押到北平交給宋哲元處理為妥。結果到北平城下，義軍遭日軍衝擊，殷汝耕趁機逃脫，先是躲在一個日本車站站長家內，後由今井武夫安排，被漢奸接入北平城內。當時日本人對殷汝耕頗為猜忌，將其關押。後由老牌特務頭山滿為其擔保，殷方被放出閑居，但日本人規定：一不可宣布通州事變之真相，二不可作政治活動，三不許離開平津。

殷汝耕就是如此迅速地結束了作為漢奸紅人的短暫經歷。但是，一年多的風光，卻需要殷汝耕用一輩子來解釋。尤其是挾冀東22縣宣布獨立，被國人視為石敬瑭第二。如何自我辯解，實非常人能為。殷汝耕的論述方式是這樣的：

當是時也，汝耕若愛惜羽毛，顧慮毀譽，固不難潔己隱退而返中央復命。無如日方久已蓄有對付方法，只須汝耕一去，即擁前述之石、白（按：指石友三、白堅武）二人中選擇一人，佔領停戰區域自成一勢，甚至劃入滿洲領土，徒令失地益加擴大，且灤薊二區乃河北全省精華，又為平津肘腋，一旦喪失，國家命脈損失甚巨……再四思維，並謀之地方父老，咸以為與其潔身自好而貽害人民，毋寧犯大不韙，取自動自治之形式，既可杜日人之慾望，復得斷然努力改革行政，俾二十二縣人民得實享安居樂業之幸福；又以此緩和局勢，俾（中）央得整飭軍備，以為根本禦侮之計劃，並可蓄養實力，扼據入滿要津，以為異日收復失地之國軍前進基地……否則，彼時中央對於暴日之侵凌，準備實覺不足，無論在經濟上、財政上、軍備上、防禦施設上、呼應外援上，均有措手不及之勢。假使「七·七」事變之情形在當時即已發動，竊恐抗戰結果未必能如今日也。

殷汝耕自述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影響中國抗戰之大局，識者噴飯。但他的想像力並不盡於此，對於「通州事變」，他認為自己是參與者，而後來起義失敗，系因保安隊未聽取他「隱忍以期報國於異日」的良言。再以後，日軍之拘捕和審訊，被殷汝耕用來作為日本方面對他的愛國義舉加以迫害的明證。但是，殷汝耕留下來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1944年5月，他為在「通州事變」中被擊斃的細木繁做了一篇紀念碑文，內中稱：「汝耕自束髮受書、負笈遊學，即以融洽兩民族為職志……迨從政冀東，竊冀有所藉手，申平生之願，幸得故日本陸軍大佐細木繁先生來任特務機關長……與汝耕志同道合，相處無間。」南京高等法院得此證據，不僅殷汝耕所說日軍對其曲線報國之志進行迫害之說不能成立，「通州事變」中他站在義軍一邊更屬虛妄。當然，如果頭山滿看到他如此始終心懷故國的自述，大概也會後悔自己當初伸手援助一個反覆無常的漢奸，而慶幸國民政府最終將其槍斃吧。

冀東反共自治委員會的一年多，固然是殷汝耕在中國現代歷史上最被關注的一段，另外還有一些人不該被歷史遺忘：跟他共襄「盛舉」的15名簡任以上人員中，財政廳長趙從懿、教育廳長劉雲笙、實業廳長殷體新、秘書處長陳曾栻、外交處長王潤貞、保安處長劉宗紀、參事葉爾衡、禁煙總局局長劉友惠、保安第四總隊長韓則信等9人全是留日學生，在大學生還是鳳毛麟角的時代，這些人論教育程度算是人中翹楚，最終卻以漢奸的身份在歷史上留名，這是非常令人深思的。[13]

第二，中國過去的歷史中，漢奸雖然屢見不鮮，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經常受害，但主流文化從來沒有理性、全面地對此現象進行過反思。清代有《貳臣傳》，它譴責「貳臣」的用意是希望漢人樹立對清朝皇帝的忠君思想。其實，洪承疇等「貳臣」雖然有負於明朝，但在忠於清朝皇帝的問題上卻無法指責，於是，出現了漢官先事清朝為「貳臣」、後事清朝為名臣（如曾國藩）的奇怪邏輯。這隻能被理解為清朝皇帝收攏人心之舉，而無法形成對漢奸現象及其成因的深刻批判。中國歷史沒有對「漢奸文化」進行真正清算的事實，助長了無恥者當漢奸的決心，他們的這種決心甚至可以發展到其它人無法理解的程度。

比如汪精衛，曾因與蔣介石、胡漢民等為敵，屢遭打擊。1932年後，與蔣介石合作，在「蔣主軍、汪主政、蔣汪合作主黨」的政治格局中獲得巨大權利。抗戰爆發後，更被選為國民黨副總裁，被公認為僅在蔣一人之下。但即使擁有這樣的地位和身份，他仍然想做漢奸。他說：「在我們和平運動的征途上會遭受到相當的責難。當然，要經常不斷地被罵為賣國賊、漢奸。但我已做了挨罵的思想準備。」[14]明知投身「和平」即為漢奸，仍決意為之，汪精衛的「古怪」行為，從邏輯上講只能建立在他判斷國民政府必將迅速失敗、先行一步日本人會給他更多好處的前提上。

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在龍雲的幫助下，經昆明飛往河內，陳璧君、陳公博、林柏生、陶希聖、曾仲鳴等人也相機逃出。汪精衛脫逃後，國民黨中央曾派多人前去勸說，但無濟於事。蔣介石又派特工前往刺殺，擊斃曾仲鳴。汪不為所動，冒著巨大危險從河內逃到上海。

汪精衛投敵以後，「預定能參加舉事的軍政界要人及被看作親汪派的陣營全無動靜」[15]，而日本方面「最初對汪許下的諾言都被糟蹋了」[16]。也就是說，從日本人手中得到比從蔣介石手中得到更多的東西已經不現實。但看到自己投敵而未受重視，汪精衛不僅沒有積極脫身，反而使出了渾身解數，一面為自己投敵辯護，一面勸誘國人加入其所謂「和平事業」。「不抗戰照樣有出路」、「抗戰的目的已經達到」之類的論調成為汪精衛闡述其行為「正當性」、「必要性」的理論基礎。

1939年1月30日，他在答記者問時表示：「今人說『抗戰就是一切』，那麼，抗日是目的了，然則為什麼抗日呢？是為保衛國家之生存獨立。可見保衛國家之生存獨立是目的，抗日不過是手段。前年七月為什麼主張抗戰呢？為的是不如此不能保衛國家之生存獨立。如今為什麼主張議和呢？為的是如此才可以保衛國家之生存獨立。」[17]

1939年3月30日，他在《復華僑某君書》中，將此邏輯發揮得更加淋漓盡致：「如今日本已將和平條件提出來，這些和平條件，既然不能說是亡國條件，那麼我們為什麼不可以言和平？我的老朋友陳嘉庚說：『言和平就是漢奸。』為什麼言和平就是漢奸？如此說來，憲法上規定國家有講和的大權，是規定國家有做漢奸的大權了！」「有人說：歐洲戰爭起來，一定是英、法、俄和德、意對壘，美國一定是加入英、法、俄方面，德、意一定是失敗，那麼，英、法、俄、美移得勝之師以向日本，日本一定是除了屈服，只有滅亡；這樣渺渺茫茫的樂觀論，你難道就要根據之以決定抗戰到底的策略嗎？」汪精衛批評抗戰派的樂觀為渺渺，卻不肯承認自己指望日本戰勝英美的希望更加渺渺。這隻能說明他在當漢奸的決心下，已經喪失了基本的政治智商。

被全國人民目為漢奸，汪精衛感到十分委屈，他說：「一般人心中想想，亡國是大家有份的，漢奸的惡名卻要我一個人承當，這是何苦？這麼一來自然而然的，心雖知其危而口不敢言了。這是不說老實話的原因，也就是不負責任的原因，也就是亡國的原因！」汪說，他在重慶可以安享富貴並無危險，但「從二十多歲投身革命以來，就不曾替自己打算過……我自抗戰開始以來，想到中國不得已而抗戰，時時刻刻想著抗戰怎樣可以持久，怎樣可以獲得勝利，同時也想著怎樣可以覓得和平。」「二十個月的苦戰，中國人固然了解日本作戰能力之強，日本人亦了解中國不是可以隨便欺負的，為使將士之血不致白流，人民之顛連困苦，不至於為無代價之犧牲，兩國的政府及人民，總應該有較為長遠的打算。我以為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近衛內閣的聲明，以及二十九日我的建議，都是著眼於此點的。」[18]

有意思的是，汪精衛的自我辯護連策動他出逃的日本特務都覺得沒有說服力，他們認為汪的行為與其它漢奸無異。今井武夫分析說：

本來在重光堂會談時，高宗武主張建立政權要避開日本軍佔領地區，儘可能選擇雲南、貴州、四川、廣東、廣西等日軍未佔領的地區，由汪派軍隊加以佔領，建立與重慶的抗戰國民政府相對立的和平政府。但如今卻驟然改變方針，竟然要在日本軍佔領區內的南京建立國民政府，這樣的話，恐怕將會淪為所謂的傀儡政權，與過去的臨時、維新兩個政府毫無二致……即使如汪所主張的那樣，對重慶方面可以做些工作，促使改變他們的抗戰政策，但是汪政權本身已成為傀儡政府，連他本人也難免被視為賣國賊而遭受國民大眾的唾棄。殷鑒不遠，恐重複北平臨時政府王克敏和南京維新政府梁鴻志的覆轍。[19]

據此，今井武夫甚至質疑汪精衛是否「成為實現全面和平的障礙」，但此後的歷史我們非常清楚：汪精衛更加賣力地投靠，對日本方面的輕蔑和掣肘逆來順受，甚至在自己的心腹們悄悄對蔣介石暗送秋波時仍一心一意地當漢奸，直至生命終結。

第三，對漢奸們來說，頂著罵名去變節投靠，目的只是撈取更多的實際利益；而正因為實際利益是他們行事的目標和準則，所以在不同的勢力之間反覆，實在是本能所致。「漢奸文化」的這一基因遺傳下來，並隨時代的變化而呈現出不同的面貌。換言之，在確保自己實際利益的原則下，後來的漢奸們亦在不斷豐富「漢奸文化」。在三四十年代的中日衝突中，由於近代民族主義已經浸染了中國國民的政治心態，漢奸所面臨的道德困境比前代尤甚，而中日衝突作為世界性衝突之一部分，其前景也更加渺茫難測。於是，一面當漢奸以求眼前的榮華富貴，一面與國民政府和其它政治力量暗通款曲以留後路，成為大小漢奸們的共同特點。他們的行為，使得當時中國的政治生態更加複雜，也為漢奸們在日本戰敗後爭相為自己塗脂抹粉積聚了資本，同時，亦可使那些不諳中國漢奸史的外國觀察者和研究者產生不少錯誤的判斷。

比如周佛海，他曾有一個非常光榮的過去：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但當他在國民黨的政治體制中獲得既得利益後，卻立即改變了政治立場：1924年5月，他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同年9月就脫離共產黨。30年代中期，周頗受蔣介石青睞，1935年以高票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1937年8月，被任命為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副主任兼第5組組長，這是一個只有被蔣介石高度信任才能得到的職務。事實上，周叛逃前也承認對蔣介石有一種小學生對老師的感情。但當汪精衛策劃投敵時，周從中捕捉到了政治生涯可能更上層樓的信息，遂迅即作出了當漢奸的決定。

從現有的資料看，周當漢奸的決心是在匆忙之間定下的。1938年8月30日，他還在日記中寫道：「念武漢陷落，戰爭決不致結束，敵我雙方均將陷於苦境。不圖適可而止，敵亦愚矣。」但隨著武漢會戰戰局向不利於中國方面轉變，周的思想發生了變化，其對中國和國際形勢的發展趨勢判斷趨於悲觀。9月26日，孫科在總理紀念周上報告說，歐戰必起，且有利於中國，周「殊不以為然」。10月17日，周的判斷竟是中國已呈亡國之局：「過去一誤再誤，中國竟亡於國民黨之手，千秋萬世後決不為吾人諒，吾人其為歷史之罪人也！去年滬戰發生，余與希聖、思平、宗武早已料及，惟人微言輕，莫挽危局，奈何！」但他此時仍認為：「惟有打到底，別無途徑可尋也。」此後，由於高宗武等與日本的聯繫取得重要進展，周從打到底的立場上迅速後退。11月8日，他與羅隆基談話時提出：「打破難關，須有非常舉動。不求諒於天下，自必見諒於後世。如國可救，個人一時毀譽，不宜計較；共產黨反對和平、堅持抗到亡國之論，不置〔值〕一顧也。」話中流露出想當漢奸的意思非常明顯。11月29日，周判定中國大勢已去，自己已入死境，「今日形勢較去年今日愈益險惡，但心境焦灼反不如去年。蓋緣大勢已去，急亦無益，如人在可生可死之時，因望生畏死而焦急，及至生既無望，反覺心安也」。12月5日，周啟程前往昆明，開始了自己「死中求生」的生涯。抗戰勝利後，周佛海在被國民政府審訊時是這樣回顧自己決定當漢奸的心路歷程的：「當時廣州、漢口相繼淪陷，長沙大火，情形相當危險。我想，敵人如果一口氣追下來，毫不停留，我們非崩潰不可……不久報載日本開閣議了，開御前會議了，又載近衛不久要發表宣言了，那麼汪精衛就不能不離開重慶，而且我也要同去了。我以前以為隨便談談，到了真要走，我真萬分痛苦。但是，我考慮的結果，以為和未必不是一條路，但是苦於無人去試探，最高統帥絕對不肯，而且不宜鬆口。現在汪既然願意去冒不諱〔韙〕，何妨試他一下？如果失敗，不過犧牲幾個人；萬一成功，於國家的利益就太大——」[20]這是很典型的自我貼金式辯護。

周佛海在短短3個月中下定決心去當漢奸，後來的事實卻證明他對中國抗戰形勢的判斷完全錯誤，而日本對他們進行的所謂「和平運動」態度的冷淡，也使他反省自己當初的決定和日本不斷挑起戰爭所面臨的命運。1941年12月8日，日本對英美開戰後，周佛海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反而「明智」起來。12月11日，他在與日方的會談中明確提出：中國關於戰爭前途有兩種看法：一是日本初戰能勝，後因物資缺乏，結果必敗；二是日本如果勝利，中國將淪為殖民地，要求日方加以說明。1942年1月8日，他又在日記中提出：「英、美目前只有招架之工〔功〕，未知將來回手時力量如何，未可輕視也。」同年2月7日，他在與日本特務影佐禎昭的會談中，也提出英美力量遠勝日本，日本必勝實無絕對把握。[21]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周佛海在日本橫行於太平洋之前，即與重慶方面開始了溝通；太平洋戰爭後，雙方聯絡更加頻繁，進行了一系列頗令人吃驚的工作：掩護軍統特務將地下電台設置於其宅，救助被日偽逮捕的國民黨地下人員，為重慶方面提供日偽情報，協助處死李士群等等。抗戰後期，周與重慶方面的合作更加緊密，特別是將上海等重要城市和偽中央儲備銀行的大量黃金、外匯等移交給國民政府，獲得戴笠、蔣介石等人的欣賞。這些事情不少得到了相關人的證明，以至於周佛海被關押後所寫自白書簡直就成了抗日功績表白書。

但是，仔細觀之，周佛海的上述一系列與重慶溝通的事例，只是他發揚「漢奸文化」的自保之舉。以周匆忙出走當漢奸而言，是自己強烈願望的結果，而非汪精衛等的誘惑。其日記記載，1938年12月26日、27日，汪精衛在出逃前，曾再三猶豫，周對此予以尖刻的批評：「與思平談及汪之性情，咸〔認〕為無一定主張，容易變更，故十餘年屢遭失敗也。」12月6日，周在昆明期間，聽說蔣介石要來，萬分緊張，日記中寫道：「大小事只能盡人事，成敗惟聽天命，但余個人亡命，則早決心矣。」[22]後來周佛海與戴笠書信往來頻繁，其親戚楊惺華在其身邊多年而為軍統工作，周也是知道的，如果誠心反正，不乏效高、陶而重返重慶國民政府的機會，但他在日記忿言高陶乃畜牲當擊殺之，堅持享用偽政府之高位。以在偽組織發揮的作用而言，周佛海很為自己的關鍵角色自豪。1940年3月16日，周日記記述道：「組府突現緊張，幾有急轉直下之勢，此為余決心之結果，外人雖不全知，竊足以自豪也。」3月30日，周佛海又記：「憶前年四月與思平談收拾時局辦法，余謂必需三民主義、國民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及國民政府四條件。自離渝以後，〔收〕經一年另三個月之努力，今竟天從人願，足見事在人為也。」3月31日，周佛海的記載更加意氣風發：「國民政府還都，青天白日滿地紅重飄揚於石頭城畔，完全系餘一人所發起，以後運動亦以余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虛生一世也！」[23]正因為如此，當時的首都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均認為周「縱樹微功，難掩巨過；偶施小惠，莫蔽大辜」而兩度判決其死刑。[24]

周的死刑判決等候司法行政部核准期間，1947年1月25日，陳立夫、陳果夫為周佛海向蔣介石求情，提出周的行為，按照第三戰區的計劃，部署周密，「使江浙兩省不致盡陷於共黨之手，國府得以順利還都、運兵至華北各地，不無微功」[25]，在國共內戰的背景下，蔣介石進行了干預，周因此被減為無期徒刑，獲得了所有漢奸中惟一的特赦。[26]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對「漢奸文化」的發揚獲得了報償。

[1] 《辭海》（1979年）縮印本，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886頁。

[2] 《宋史》卷475《叛臣傳上》。

[3] 《宋史》卷473《奸臣傳三》。

[4] 《宋史》卷475《叛臣傳上》。

[5] 《宋史》卷473《奸臣傳三》。

[6] 《清太宗實錄》卷10《貳臣傳》；《清史稿》卷234《祖大壽傳》。

[7] 《清史稿》卷237《洪承疇傳》。

[8] 以下關於吳三桂的史實除另外註明者外，均引自〔美〕魏斐德《洪業——清朝開國史》，陳蘇鎮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9] 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２５、２２１頁。

[10] 汪精衛：《最後關頭》（1937年7月29日），載黃美真、張雲編《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2～176頁。

[11] 以下關於李自成入北京後前明諸臣的變節行為，除註明者外，參見〔美〕魏斐德《洪業——清朝開國史》相關章節。

[12] 計六奇：《明季北略》下冊，第４５８頁。

[13] 殷汝耕的歷史參見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上、下兩冊，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南開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中共黨史教研組：《華北事變資料選編》，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七七事變——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日〕稻葉正夫：《岡村寧次回憶錄》，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中華書局１９８１年版。〔美〕約翰·亨特·博伊爾：《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１９３７—１９４５），陳體芳、樂刻等譯，商務印書館１９７８年版。

[14] 〔日〕犬養健：《誘降汪精衛秘錄》，任常毅譯，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５３頁。

[15] 〔日〕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纂：《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資料長編》（上），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校，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４７１頁。

[16] 〔日〕重光葵：《日本侵華內幕》，齊福霖等譯，解放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５８頁。

[17] 汪偽宣傳部編：《汪主席和平建國言論集》，１９４０年１０月，第７～９頁。

[18]《汪主席和平建國言論集》，１９４０年１０月，第21～28頁。

[19]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憶錄》，天津市政協編輯委員會譯，中國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０２～１０３頁。

[20] 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6～97頁。

[21] 《周佛海日記 》（上），第６２０頁；蔡德金編註：《周佛海日記》（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６３５、６４６頁。

[22] 《周佛海日記》（上），第１９４～１９５、２００頁。

[23] 《周佛海日記》（上），第２６６、２７５～２７７頁。

[24] 《審訊汪偽漢奸筆錄》（上），第２２９～２３８、２６７～２７２頁。

[25] 《審訊汪偽漢奸筆錄》（上），第２７３頁。

[26] 周之友：《關於周佛海日記》，載《周佛海日記》（上），第１～６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