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輝斌：北宋詩人宗唐的真面目

針對宋代詩人而言，輝煌燦爛、光芒四射的唐代詩歌，歷史地成為了橫亘在他們面前的一座藝術高峰。仰望著這座高峰，宋代的詩人們雖然大都想要登攀，想要逾越，卻又多少感到有點力不從心，於是，他們一邊盡情欣賞把玩，一邊則將其作為師從的典範以待，並因此而使之成為了這一時期表現在文學方面的一種創作時尚。而且影響所及，使得一批金、元詩人也加入到了這一行列。所以，在由宋而元的408年（960—1368年）歷史上，以崇尚唐詩為主流的詩歌創作，即構成了宋元詩歌史上一道亮麗的風景線。而其中，尤以生活於北宋初始的一批詩人最為引人注目，這是因為，開「善學唐者唯宋」（黃宗羲語）之風氣者，這些詩人乃為其濫觴。此後，在167年（960—1127年）的北宋文學史上，「善學唐」的風氣不僅遍及了整個詩壇，而且連當時的詞學界也蔚為壯觀。對於北宋詞人乃至南宋詞人對唐代詩歌的接受史況，拙著《唐宋詞史論稿》[1]曾進行了不同程度之考察。因此，本節主要從接受史的角度，就北宋詩人的宗唐之況作一具體論析。

一、北宋詩人宗唐的基本概貌

對於北宋詩歌的發展史況，研究者一般都是將其分為初、中、後三個時期，如許總《宋詩史》即屬如此。這一分期，雖然不是著眼於「詩史內部流變的角度」進行劃分的，但其卻具有簡明、清晰等特點。而且，這種三分法對於各個時期詩人們創作活動的考察與梳理，也是較為科學與便利的。為便於對北宋詩人「善學唐」情況的具體把握，下面亦以此三期為準進行觀照。

（一）北宋初期。這一時期主要是指趙宋開國的建隆元年（960年）至乾興元年（1022年）的62年，其間歷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朝。在這62年的宋初詩壇上，最為引人注目的，自然是活躍於當時詩壇的三個力主宗唐的詩歌流派，其即為宋末元初詩論家方回在《送羅壽可詩序》一文中所說的「白體」、「西崑體」與「晚唐體」。這三個詩人群體，共有詩人約60人（詳下）左右，在前後60年的時間裡，其或學白居易（白體），或學賈島、姚合（晚唐體），或學李商隱（西崑體），由於當時學者之眾，遂蔚成風氣，而使得宋初詩壇成為了輝煌唐詩的一種繼續與延伸。方《序》說：「 詩學晚唐，不自四靈始。宋剗五代舊習，詩有白體、崑體、晚唐體。白體如李文正（昉）、徐常侍昆仲（徐鉉、徐鍇）、王元之（禹偁）、王漢謀（奇）；崑體則有楊（憶）、劉（筠）《西崑集》傳世，二宋（庠、祁）、張乖崖（詠）、錢僖公（惟演）、丁崖州（謂）皆是；晚唐體則九僧最逼真，寇萊公（寇準）、魯三江（交）、林和靖（逋）、魏仲先父子（野、閑）、潘逍遙（閬）、趙清獻（抃）之祖（湘）[2]。凡數十家，深涵茂育，氣勢極盛。」[3]

方回生活的年代，距北宋初期大約為250年左右，其於《序》中之所言，應是對當時詩壇狀況的如實之描繪。這是因為，在方回之前，許多南宋詩話類著作中已有類似記載，其中如蔡居厚《蔡寬夫詩話》、司馬光《溫公續詩話》、魏泰《臨漢隱居詩話》、嚴羽《滄浪詩話》、釋文瑩《湘山野錄》，以及劉克莊《江西詩派小序》等，即均對王禹偁等宋初詩人的宗唐之況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記載。方《序》之後，胡應麟《詩藪》、楊慎《升庵詩話》、王鏊《震澤長語》、劉載熙《藝概》、葉燮《原詩》等明清詩話類著作，也曾對此進行了程度不同之記載。而紀昀於《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為詩人趙湘《南陽集》所撰寫的「提要」中，還曾對方回《序》文之說進行了如下的複述：「案元方回作羅壽可詩序，稱宋宋剗五代舊習，詩有白體、崑體、晚唐體。其晚唐一體，九真最迫真。寇萊公、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遙、趙清獻之祖凡數家，深涵茂育，氣勢極盛。「[4]紀昀是清代乾隆年間的著名學者，並曾任《四庫全書》的總編纂官，其於《南陽集》「提要」中對方回《序》文內容進行複述的舉措，所體現的是方回在其《序》文中之所言，乃為確鑿可靠之事實。而這一事實的存在，所充分表明的是「白體、崑體、晚唐體」三個詩派之於北宋初期，不僅為王禹偁等26人（如果將《西崑酬唱集》中的全部唱和詩人一併算上，共為41人）「善學唐」的具體反映，而且還使得這一時期的詩壇與中晚唐「承流接響」達60餘年之久。

在上述三派詩人中，仿學「白體」的一派詩人，又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其一是以徐鉉等人為代表的「唱和」派，其二是屬於王禹偁式的「放達」派。對於前者，徐鉉《騎省集》中大量「和韻」、「步韻」之詩的存在，即足可說明這一點；而後者，則有林逋《讀王黃門詩集》之「放達有唐惟白傅，縱橫吾宋是黃州」詩句可以證實。值得注意的是，王禹偁學「白體」，既有屬於「放達」甚至是「縱橫」的一面，又曾有「日以詩什唱酬」（《宋史·羅處約傳》）的另一面，並曾主盟學「白體」的詩人於「一時」，對此，《蔡寬夫詩話》乃有載：「國初沿襲五代之餘，士大夫皆宗白樂天詩，故王黃州主盟一時。」[5] 「王黃州」即王禹偁。此外，王禹偁的「善學唐」，還表現在「敢期子美是前身」方面，即虛心向杜甫學習，《小畜集》中《前賦春居雜興二首間半歲不復省視因長男嘉祐讀杜工部集見語意頗有相類者咨於予且意予竊之也予喜而作詩聊以自賀》一詩，以及《蔡寬夫詩話》卷下於此亦均有記載，不具引。又其《贈朱嚴》詩云：「誰憐所好還同我，韓柳文章李杜詩。」不僅學杜甫，而且還學李白。這說明，王禹偁的宗唐，是在有意識地擴大其學習之範圍的。

（二）北宋中期。由北宋初期而歷宋仁宗、宋英宗二朝，為文學史上的北宋中期，其間雖然只有44年（1023—1067年），但卻是一個名家眾多、成就非凡的時代。僅就詩人以言，如石延年、蘇舜欽、梅堯梅、歐陽修、王令、韓維、司馬光、王安石[6]等射鵰手，其創作活動就都是興盛於這一時期的。作為詩人，蘇舜欽等人在詩歌創作方面儘管是成就各具，而且幾乎是普通地反對盛行於初宋的「三體」詩風，但他們卻又都在宗唐中經營著各自的詩歌。這些詩人宗唐，主要是與中唐韓愈、孟郊一派的關係甚為密切（也有兼及盛唐李白、杜甫等人的，但非主流），以致形成了宋代詩歌史上的又一類宗唐面目。對此，梅堯臣《和永叔澄心堂紙答劉原甫》一詩已曾涉及，其云：「退之昔負天下才，掃掩眾說猶除埃。張籍盧仝斗新怪，最稱東野為奇瑰。當時辭人固不少，溫費紙紮磨松煤。歐陽今與韓相似，海水浩浩山嵬嵬。石君蘇君比盧籍，以我擬郊嗟困摧。」[7]梅堯臣與歐陽修等均頗具交誼，其於詩中言及他本人（學孟郊）與歐陽修（學韓愈）、石延年（學盧仝）、蘇舜欽（學張籍）「善學唐」的情況，應該是完全可以相信的。正因此，故清人吳之振於《宋詩鈔·歐陽文忠詩鈔》所撰歐陽修小傳中說：「其詩如昌黎，以氣格為主。」類此之評者，另有張戒《歲寒堂詩話》、劉載熙《藝概》、葉燮《原詩》、王漁洋《古詩選·凡例》等。而值得注意的是，歐陽修一方面「與韓相似」，一方面則又「學李白」，對此，時人與後人已多所言及，如蘇軾《居士集敘》即云：「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8]又，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云：「歐陽公學退之，又學李白。」[9]檢讀《宋詩鈔·歐陽文忠詩鈔》，其中有《太白戲聖俞》一詩，其題「一作《讀李白集效其體》」，可見，蘇軾、張戒之說，均可信實。

石延年（994—1041年）字曼卿，集以字名，蘇舜欽《石曼卿詩集序》言其詩云：「曼卿之詩，又特振奇發秀。……獨以勁語蟠泊，會而終於篇，而復氣橫意舉，灑落章句之外，學者不可尋其屏閾而依倚之，其詩之豪者歟。」[10]又，歐陽修有《哭曼卿》詩一首，其中有云：「作詩幾百篇，錦組聯瓊琚。時時出險語，意外研精粗。窮奇變雲煙，搜怪蟠蛟魚。」[11]二者合勘，可知其所言之「振奇發秀」、「勁語蟠泊」、「氣橫意舉」、「時時出險語」、「窮奇變雲煙」云云，正是韓愈、孟郊詩派的典型藝術特徵。

蘇舜欽（1008—1048年）與梅堯臣（1002—1060年）齊名，時稱「蘇梅」。蘇舜欽作詩除「比」張籍外，也曾學孟郊，這從其集中的《長安春日效東野》一詩，即略可窺獲之。此外，蘇舜欽還曾專學杜甫詩中的「吳體」，對此，《後村詩話·前集》卷二、吳之振等《宋詩鈔·滄浪集鈔》所撰蘇舜欽小傳等，乃均有記載，茲不具引。梅堯臣的「善學唐」，上引《和永叔澄心堂紙答劉原甫》一詩自稱為「擬郊」，表明他亦是以韓愈、孟郊一派為主要師從對象的，而其中的《余居御橋南夜聞祅鳥鳴效昌黎體》一詩又可證之。但據嚴羽《滄浪詩話》、朱弁《風月堂詩話》、陳衍《石遺室詩話》等的記載，可知梅堯臣還曾「早年專學韋蘇州」，「用意命筆多本香山」，並曾多「學唐人平淡處」。梅堯臣「專學韋蘇州」，其《寄滁州歐陽永叔》一詩乃有自敘：「昔讀韋公集，固多滁州詞。爛漫寫風土，下上窮幽奇。」而其「用意命筆多本香山」者，並非是如宋初「白體」詩人那樣，以「小碎篇章」相互唱和，而是對「香山體」精神的一種繼承。此則表明，梅堯臣在宗唐方面，是頗具杜甫「轉益多師」之遺風的。

王令（1032—1059年）現存詩歌480多首，是一位專以「學韓、孟」一派為能事的詩人。所以，《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在對王令《廣陵集》撰寫的「提要」中說：「令才思奇異，所為詩磅礴奧衍，大率以韓愈為宗，而出入於盧仝、李賀、孟郊之間。」[12]韓維的宗唐，從其集中《讀杜子美詩》之對杜甫的推崇備致可知，乃是受杜甫的影響甚深的，但從此詩與韓愈《題杜子美墳》一詩語意相近這一點看來，則其又是與韓愈不無關係的。

王安石（1021—1086年）與司馬光（1019—1086年），在政治上的識見雖然迥然有別，但於宗唐方面則基本一致。王安石的宗唐，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盡假唐人詩集」，其二為「皆步驟」杜甫。對此，《宋詩鈔》於《臨川詩鈔》所撰作者小傳乃有載，其云：「安石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涵畜。後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悟深婉不迫之趣。然其精嚴深刻，皆步驟老杜。」[13]王安石學杜，不僅其集中的《杜甫畫像》一詩可以證實，而且後人也多所言之，如許印芳《律髓輯要》認為「荊公詩鍊字、鍊句、煉意、煉格，皆以杜為宗」云云，即為其例。另據《升庵詩話》卷十二「半山用王右丞詩」條，知王安石尚學王維。司馬光雖以餘事作詩，但他卻特愛杜甫其人其詩，以至於在《溫公續詩話》中作出了「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的認識，並以《春望》為例進行了評說，認為「他皆類此，不可遍舉」。[14]

（三）北宋後期。在北宋後期約60年（1068—1127年）的歷史上， 以蘇軾、黃庭堅為詩壇代表（含「蘇門四學士」與江西詩派）的「蘇黃派」，不僅構成了此期一個強大的宗唐詩人陣營，而且影響所及，還關聯著南宋初期的部分詩人，因為宋室南渡後，其中如呂本中、陳與義等人，也隨之加入到了南宋詩人的行列。

蘇軾（1037—1101年）崇尚唐人唐詩，重點表現在對李白、杜甫、韓愈等盛、中唐詩人的學習方面，對此，前人與今人均論之甚夥，前人如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劉辰翁評點蘇詩（見《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一書）、楊慎《升庵詩話》、許學夷《詩源辯體》、方東樹《昭昧詹言》、吳之振等《宋詩鈔》等，即皆曾涉筆言之。今人論蘇軾與李白、杜甫、韓愈三家之關係者，則有姜書閣《詩學廣論》、許總《宋詩史》、韓經太《宋代詩歌史論》、程千帆等《兩宋文學史》、莫礪鋒《唐宋詩論稿》等，其中雖有持否定意見者（如《詩學廣論》），但皆認為蘇軾之宗唐主要表現在崇尚李、杜、韓三家者，則乃為共識。

在「蘇門四學士」中，秦觀（1049—1100年）、晁補之（1053—1110年）、張耒（1054—1114年）三人，因受蘇軾的影響，其詩亦以宗唐而知名。張耒學唐，時人與後人多言之，如周紫芝《竹坡詩話》即云：「本朝樂府，當以張文潛（耒字文潛）為第一。文潛樂府刻意文昌（唐詩人張籍），往往過之。」[15]而上引方回《送羅壽可詩序》亦有云：「張文潛自然有唐風，別成一宗。」又《石林詩話》云：「頃見晁無咎舉文潛『斜日兩竿眠犢晚，春波一頃去鳧寒』，自以為莫及。又云：文潛《過宋都》詩『白頭青鬢隔存沒，落日斷霞無古今』，氣格不減老杜。」[16]此則表明，張耒不僅學張籍，也學杜甫。秦觀的《淮海詞》多游刃於唐詩之中 [17] ，其詩亦大抵如此。《宋詩鈔·淮海集鈔》中有《擬韓退之》、《擬孟郊》、《擬韋應物》、《擬杜牧之》、《擬白樂天》等五詩，以及《淮海集》中著名的《論韓愈》等文，即是秦觀「善學唐」的最好表白。晁補之宗唐，詩話家雖論之者微，但從其《謁岱廟即事》中之「有志類韓愈」等詩句可知，其受韓愈的影響也是較為明顯的。

黃庭堅（1045—1105年）既曾名列「蘇門四學士」之首，又曾與蘇軾並稱為「蘇黃」，更曾自立宗派而成為江西詩派的領袖人物。據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六，知江西詩派在師法方面，是「以老杜、山谷、後山、簡齋四家為一祖三宗」的[18]。此則表明，江西派詩人是普遍以杜甫為其宗唐之對象的。而黃庭堅學杜，不僅《宋史》本傳有「其詩得法杜甫」之記載，而且其集中的《次韻伯氏寄贈蓋郎中喜學老杜詩》、《老杜浣花溪圖引》等詩，亦可藉之以見其端倪。另據黃庭堅《宿山家效孟浩然》、《題李白詩草後》等詩文，以及葉燮《原詩》卷一的記載，可知黃庭堅還曾向孟浩然、李白、韓愈等詩人學習。

二、北宋詩人宗唐的主要形式

上文的考察，雖然是以文學史家經常論及的詩人為對象的，但其結果卻表明，北宋一代的詩人們幾乎無不是與宗唐有著千絲萬縷之聯繫的。這種事實的存在，充分反映的是唐人唐詩對於北宋詩人的深刻影響，以及其不斷向唐詩這座寶庫汲取藝術養份的歷史真實。北宋詩人學唐，其形式不僅多種多樣，而且也別具一格，綜而言之，則重點表現在五個方面，下面分而述之。

（一）別集整理。大凡認真研讀過唐詩的讀者都不難獲知，唐代詩人雖然大都不是為了想成為詩人而寫詩，但他們卻幾乎都有著極為強烈的「立言」願望，即都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將自己的詩稿編成一部或者幾部詩集以傳世。典型者如李白一生曾將詩稿三次託人編集，漂泊湖湘時的杜甫隨身攜帶最重要的物件就是他的詩稿，而元稹與白居易則都是在生前就為自己的詩稿編好了集子的兩位詩人，凡此種種，均表明了唐代詩人對於自己詩集鏤版梓行的特別看重。但儘管如此，當歷史行進到趙宋王朝時，由於長期的戰爭等方面的原因，已編成的唐人詩文集在當時流傳者卻甚微。於是，一場以詩人、學者為主的對唐人詩文集進行編輯與整理的文化之戰，即因此而在北宋初期拉開了序幕，聞名於學術史上的「千家注杜」，也即因此而肇始。北宋時期對唐人詩文集的編輯與整理，現可考者，主要有杜審言、李白、杜甫、韋應物、顏真卿、韓愈、柳宗元、孟郊、盧仝、元稹等人的集子，而參與編輯整理的重要詩人與學者，則有柳開、穆修、曾鞏、歐陽修、孫僅、蘇舜欽、劉敞、王安石、樂史、宋敏求、留元剛、沈侯、王欽臣、王琪、韓琮、王洙、王彥輔、沈晦、趙顏清、洪适、胡如塤等人。[19]其中，對李白集（即《李翰林集》）進行編輯整理者，有樂史、宋敏求、曾鞏三人；對杜甫集（即《杜工部集》）進行編輯整理者，有孫僅、蘇舜欽、王洙、劉敞、王安石、王琪、王彥輔六人；對顏真卿集（即《顏魯公集》）進行整理者，有沈侯、宋敏求、留元剛三人；對韓愈集（即《昌黎先生集》）進行編輯整理者，有柳開、穆修、歐陽修三人；對柳宗元集（即《柳河東集》）進行編輯整理者，有穆修、沈晦二人；對韋應物集（即《韋蘇州集》）進行編輯整理者，有韓欽臣、韓綜二人。而以一人之力編輯整理唐人詩文集最多者，則有宋敏求（李白集、顏真卿集、劉禹錫集、孟郊集）、穆修（韓愈集、柳宗元集）等人，僅此，即可窺知北宋一代編輯整理唐人詩文集之大概。蘇舜欽、曾鞏等人對李白、杜甫等唐人詩文集進行編輯整理史況的存在，既是整理者雅好李白等唐代詩人詩歌的一種具體反映，又為當時的文學遺產搶救工作作出了應有的貢獻，而或此或彼，都是值得肯定與稱道的。

（二）選集編選。 宋人編選唐人詩文總集，從宗唐的角度講，其作用與功能大致有三：一是藉以體現各自的詩學主張與審美傾向；二是標榜對「文選學」優良傳統的繼承；三是儘可能滿足宗唐者的唐人讀本之要求。正因此，故自五代入宋的姚鉉編《唐文粹》始，選編、刻印唐人詩文總集便成為一時之風氣，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即為宋昉等人編纂的大型文學總集《文苑英華》。《唐文粹》與《文苑英華》在當時雖然頗具影響，但其卻均為詩、文合刊本，此於專門雅好唐詩的北宋詩人來說，顯然是有所不便的。所以，王安石在「為三司判官」時，即據宋敏求「家藏唐詩百餘編」之實際，而編成了北宋的第一部唐詩選集，這就是規模為整二十卷的《唐百家詩選》。該書共選取唐詩人一百零四家，詩一千二百餘首 ，以詩人的時代先後為次序進行編次。由於此書對李白、杜甫等大詩人的詩一首未收，未久王安石又編選了《四家詩選》一書，其中的「四家」之所指，依序為杜甫、歐陽修、韓愈、李白四人。從宗唐的角度言，此書在編選上表現出了兩個值得注意的特點，其一是重點突出了杜甫在唐詩史上的地位，其二是將歐陽修的詩歌編入其內，開後人將唐宋詩合選並刊之先河。王安石這兩種「詩選」的問世，給當時的文學家以極大影響，於是，編選唐詩選本即因此而在北宋中後期形成了一種高潮，如《唐五言詩》、《唐七言詩》、《唐賢詩苑》、《唐詩主客集》、《唐名僧詩》、《唐詩該》、《唐雜詩》、《唐省試詩集》、《唐詩續選》，以及楊潘《唐百家詩選》等，即皆問世於這一時期。當這些唐詩選本以寫本或刊本的形式流向社會時，就等於是為那些宗唐的詩人們提供了一份優秀的唐詩讀本，這對於促進與推動當時詩人們的宗唐，顯然是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的。

（三）唐集校注。北宋對唐人作品集的校注，一般來說，校與注大都是分開進行的，這一實況表明，此期的校注，尚未能步入校注的成熟階段。但儘管如此，校注者所取的態度卻是極值稱道的，如歐陽修於韓愈《昌黎集》的校勘即為其例。據《記舊本韓文後》一文的記載，可知歐陽修校勘《昌黎集》，乃始於他24歲進士及第後「官於洛陽」之時，此後「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20]。以三十年的時間和精力對韓愈集進行「求而改正之」者，這在韓愈研究史上也是並不多見的。僅此，即可見出歐陽修校勘《昌黎集》的謹嚴態度之一斑。另據仇兆贅《杜詩詳註》引《吳郡志》之載可知，王琪於杜甫集乃是「讎校素精」（一說「精校」者為王洙，見《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六《杜工部集》二十卷之「案」語），待牧守吳郡之時，即將其刊刻成《杜工部集》二十卷行世。王琪「俾公使庫鏤版」的這一《杜工部集》二十卷本，大約由於「讎校素精」的原因，而「成為以後一切杜集的祖本」[21]。而為後人所稱道的「千家注杜」，即是以這一「祖本」為底本進行各種形式、各種內容之注釋的。「千家注杜」之所以能興起於北宋，究其原因，主要是與當時「學者爭言杜詩」的實況密切相關。據現有資料，北宋時期可考的杜詩注本，主要有託名為王洙注的《杜工部集》三十六卷本，「鮑慎由欽止注」本（俱見元好問《中州集》卷二），王彥輔《增注杜工部集》四十六卷本（見《集注杜工部詩姓氏》），偽「東坡注杜詩」（《西塘集耆舊續聞》卷九）等數種。這些注釋本的鏤版行世，既滿足了當時「爭言杜詩」的「學者」關於杜詩讀本的要求，又豐富了「杜詩學」的具體內容，一石二鳥，作用大焉。

（四）詩話評說。宋代是詩話勃興與繁榮的時代。詩話類著作的特點，主要在於能「辨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22]，所以，當時的詩人、學者大都喜歡以這種形式去品評詩人，談論詩藝，探討源流，以至於比較優劣高下等。北宋詩人的詩話著作，今存見者有歐陽修《六一詩話》、蘇軾《東坡詩話》、司馬光《續詩話》[23]等少許幾種。歐陽修與司馬光，如上所述，都以「善學唐」而著稱，故二人在這兩種詩話著作中，共言及了唐五代近30位詩人之多，其中如王之渙、王維、李白、杜甫、劉長卿、元稹、白居易、韓愈、孟郊、賈島、姚合、李賀、溫庭筠、王建、、韓偓、李煜等人，不僅均為唐代成就各具、影響深遠的詩人，而且大都屬於北宋詩人的師學對象。二人對這些唐代詩人詩作的品評，或「辨句法」，或「備古今」，或「正訛誤」，等等，雖然認識不盡相同，但於當時詩人們的宗唐來說，無疑是會起到一種指導性或者引領性的作用的。

（五）序跋品評。北宋詩人以序跋等小品文品評唐人的詩歌，並從中總結其創作經驗，是其表現在宗唐方面的又一種形式。北宋詩人究竟寫了多少這方面的序跋，這雖然是迄今為止誰也不曾弄清楚、且誰也難以弄清楚的，但以《宋金元文選》一書的「北宋」部分所收與此相關的34篇序、書文度之（該書「北宋」共收序、書71篇），則北宋詩人多喜歡在這類文章中言談、品評唐人詩歌者，即可肯定。其中如田錫《貽陳季和書》、柳開《昌黎集後序》、姚鉉《唐文粹序》、范仲淹《唐異詩序》、石介《上趙先生書》、晁補之《海陵集序》等文，即先後對元結、李白、杜甫、張謂、元稹、白居易、韓愈、柳宗元、呂溫、孟郊等人進行了不同程度之品評。而黃庭堅《答洪駒父書》一文中的「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云云，即成為了北宋詩人於序跋中品評唐人之作的經典性認識。其他如蘇軾在《王定國詩序》中對杜甫的評價，田錫在《貽宋小著書》中以「豪健」評李白、「雅麗」評張謂、「高深」評韓愈、「精博」評柳宗元等，其認識不僅頗具特點，而且甚為中的。這類品評，所面對的雖然都是品評者的友人等，然而從傳播學的角度進行審視，其於當時的宗唐者而言，也是不無影響的。

三、宗唐在北宋詩歌中的表現

北宋詩人通過上述之種種舉措與努力，不僅從唐詩這座藝術高峰中學習到了許多有關唐人的創作經驗，而且還將其具體落實到了各自的詩歌創作之中，於是，與唐詩特別是盛、中、晚三唐詩歌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宋詩，即因此而興盛於整個北宋詩壇。正因此，如蘇舜欽、梅堯臣、王安石、歐陽修、蘇軾、黃庭堅等一批卓有成就的大家與名家，在他們的詩歌中也能看到一些極為明顯的唐詩影子。至於其他詩人，則其詩歌中的唐詩影子就更為清晰與明顯了。而這些清晰明顯的影子，儘管多停留於詩歌的形式與技巧方面，但其所反映的卻是北宋詩人因「善學唐」而獲得的一種藝術成就。這一實況表明，北宋詩歌在詩歌史上雖然有著其獨特的地位，然而其卻是在唐詩的影響之中逐漸發展與繁榮的。而此，即涉及到了宗唐在北宋詩人創作之中的具體表現。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於潘閬《逍遙集》所撰的「提要」之中，曾經這樣寫道云：「王禹偁、柳開、寇準、宋白、林逋諸人皆與贈答，蓋宋人絕重一時也。」[24]這說明，北宋之初詩人們的互為唱和乃是甚為普遍。而歐陽修《借觀五老詩次韻為謝》的「聞說優遊多唱和，新篇何時盡看傳」兩句之所寫，又可為之佐證。正是由於這一風氣的使然，才使得蘇軾集中「次韻者幾三之一」[25]。綜觀北宋詩人的唱和詩，可知其既有一般性的「和韻」詩，又有特色獨具的「步韻」（「次韻」）詩，更有如《西崑酬唱集》這樣的「唱和」專集，真可稱得上是形式多樣。作為詩歌的品類之一，「和韻」詩在初唐雖已出現，但「步韻」詩則肇始於中唐元和時期，並因元稹、白居易等人的酬唱而名動一時，至晚唐皮日休、陸龜蒙與韓偓、吳融時期，乃形成高潮，「於是天下翕然，順下風而趍」。對此，辛文房《唐才子傳》卷八之《皮日休》已曾言及。北宋詩人的宗唐，如上所言，主要是以盛、中、晚三唐詩人為師學對象的，所以其唱和詩「順」這一時期「下風而趍」者，則是無可懷疑的。而值得注意的是，詩人們在互為唱和之時，又因「慕唐白樂天九老會」而舉行種種詩酒盛會，如著名的「洛陽耆英會」即為其代表。據王關之《澠水燕談錄》的記載，當時參加「洛陽耆英會」的詩人共有十三人之多，其中，作為「名臣派」詩人代表的司馬光，不僅將這些詩人所賦詩編為《洛陽耆英會詩》一集，而且還為之寫了一篇序文。在北宋詩人中類此者，尚有以韓維為代表的「八老會」等。由《西崑酬唱集》到「林逋諸人皆與（潘閬）贈答」，再由韓維《八老會》詩到司馬光之《洛陽耆英會詩》等，北宋詩人們對於唱和詩的雅好與創作，僅此即可見其一斑。其雖源於唐人唐詩，卻又是有甚於唐人唐詩的。

對唐詩中眾多創作經驗的師法，是北宋詩人於詩歌藝術實踐中宗唐的又一具體表現。唐代詩人通過不斷藝術實踐所總結出來的種種創作經驗，對於北宋詩人來說，其無疑是一座既豐富而又致用的藝術寶庫，因此，他們即根據各自的創作個性而從中各取所需，如句法、章法、聲律、典故、詩眼、體式，乃至詩風、意象等，不一而足，對此，時人與後人均多有記載。如《宋史·文苑傳》之「國初，楊憶、劉筠猶襲唐人聲律之體」，吳之振《宋詩鈔·歐陽文忠詩鈔》之歐陽修學韓愈詩是「以氣格為主」，《唐子西語錄》之王安石「得子美句法」，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五之黃庭堅「學老杜所謂拗字吳體格」，以及黃庭堅於《答王子飛書》中稱道陳師道「作詩淵源得老杜句法」，等等 ，即有助於我們對此之認識。此則表明，北宋詩人在唐詩這座寶庫中，無不是在盡情地汲取其藝術養分以為己用的。不僅如此，當北宋詩人們從唐詩中獲取了種種作詩之法後，還曾指點後學也一如他們那樣去師法唐代詩人，如黃庭堅在《與徐師川書》中就曾這樣寫道：「詩正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經術未深，讀老杜、李白、韓退之詩不熟耳。」[26]這既是黃庭堅宗唐的夫子自道，又以之為後學者指明了一條如何作詩的路途：即「探經書」要「深」，而使之「深」的唯一法門，就是熟「讀老杜、李白、韓退之詩」。類此者，無論是北宋詩人的詩文還是後人的詩話類著作，所載者亦均甚多。黃庭堅這種具有「言傳身教」性質的作詩指導之法，對於後學者而言，顯然是可以獲得收益良多之效果的。而此，僅為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以黃庭堅《與徐師川書》之所載，合勘蘇軾與「蘇門四學士」之關係，可知北宋詩人之宗唐，乃是代有傳人的。

北宋詩人宗唐的另一值得注意的具體表現，就是繼中唐元稹、白易居之後，創作了一批數量可觀的樂府詩，從而為樂府詩史的續寫作出了重要貢獻。不僅如此，詩人們還曾自覺地學習白居易新樂府的憂國憂民精神，創作了不少直面社會現實的詩篇，如曾主盟「白體」於一時的王禹偁，其現存的樂府詩即大都具有這一特點，而《宋史》本傳載其「為文著書，多涉規諷」[27]者，亦正與此互為扣合。被歐陽修在《梅對俞墓志銘》中稱為「辭非一體」的梅堯臣，也與王禹偁一樣創作了不少樂府詩，且在類別上既有如《田家》、《田家語》等新題樂府，又有如《猛虎行》之類的舊題樂府。梅堯臣的這兩類樂府詩，就其思想內容而言，誠如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所評價的那樣，乃是對「白居易新樂府精神」的一種繼承。其他如孔武仲《車家行》、《高台歌》、蘇軾《吳中田婦嘆》、文同《織婦怨》等樂府詩，亦多與「白居易新樂府精神」相關聯。而北宋詩人的另一類樂府詩，如歐陽修《紫石屏歌》、《吳學士石屏歌》、《送張屯田歸洛歌》、《答謝景山遺古瓦硯歌》等，主是師法李白樂府詩的結果。這兩類師法有別、風格各異的樂府詩之存在，所反映的是北宋詩人們的樂府詩，在其發展史的王國里，乃是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的。

注釋：

[1]王輝斌《唐宋詞史論稿》，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

[2]方回此文，載《桐江續集》卷三十二，其中的「魯三江」、「趙清獻之祖」，原作「三交」、「趙清獻之祖」，此據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第1頁第2條注釋之考證所改。具體可參見該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次印刷本。

[3]方回《送羅壽可詩序》，陶秋英《宋金元文論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499頁。

[4]紀昀《四庫總目提要》卷一五二，中華書局1965影印本。第1307頁。

[5]郭紹虞《宋詩話輯佚》卷下，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399頁。

[6]對於以上詩人的創作分期，許總《宋詩史》將王安石歸入北宋後期，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則將王安石、曾鞏等人歸入北宋中，二者異。又，孫望、常國武主編《宋代文學史》雖然也曾將王安石與曾鞏、司馬光歸入北宋後期，但於第十一章的開首卻又認為蘇洵、曾鞏、司馬光三人都是北宋中期「業績卓然的詩文名家」。此外，是書既曾於《目錄》中將王安石、蘇軾、黃庭堅三人排列於北宋後期，又曾在第一章《總論》中將這三人歸類於北宋中期，使之前後矛盾。本文從《兩宋文學史》。

[7]梅堯臣《和永叔澄心堂紙答劉原甫》，《宋詩鈔·宛陵詩鈔》，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71頁。

[8]蘇軾《居士集敘》，《蘇東坡全集》卷二十四，北京中國書店1986影印本。第314頁。

[9]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歷代詩話續編》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452頁。

[10]蘇舜欽《石曼卿詩集序》，《蘇舜欽集》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165頁。

[11]歐陽修《哭曼卿》，《宋詩鈔·歐陽文忠詩鈔），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18頁。

[12]紀昀《四庫總目提要》卷一五三，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本。第1325頁。

[13]吳之振《宋詩鈔·臨川詩鈔》，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64頁。

[14]司馬光《溫公續詩話》，《歷代詩話》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78頁。

[15]周紫芝《竹坡詩話》，《歷代詩話》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54頁。

[16]此據許總《宋詩史》第三編第三章第三節轉載，《歷代詩話》本之葉少蘊《石林詩話》卷上所載，與此稍異。

[17]具體參見王輝斌《秦觀詞並非少故實》一文，載《淮南師範學院學報》2001年4期。第62頁—第64頁。

[18]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六，北京中國書店，1990影印本。第5頁。

[19]具體參見傅明善《宋代唐詩學》，北京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頁—第45頁。

[20]歐陽修《記舊本韓文後》，陶秋英《宋金元文論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頁。

[21]萬曼《唐集敘錄·杜工部集》，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11頁。

[22]許顗《彥周詩話》，《歷代詩話》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78頁。

[23]託名為尤袤的《全唐詩話》，一說為北宋人著作，一說為南宋人著作，因未有定論，故本文不予言之。

[24]紀昀《四庫總目提要》卷一五二，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306頁。

[25]王若虛《滹南詩話》，《歷代詩話續編》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15頁。

[26]轉引自傅明善《宋代唐詩學》，北京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頁。

[27]脫脫《宋史》卷二九三《王禹偁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9799頁。

（本文原載黃山書社2011年版《宋金元詩通論》第一章第一節，第2—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