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德志：新舊個人主義

摘要：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進入壟斷的資本主義階段，美國的個人主義也由傳統個人主義轉變為新個人主義。個人主義內涵的變化帶動了美國民主政治的一系列變化，為美國的社會合作與政治改革提供了理論基礎，對美國的政治意識、政治制度以及人們的政治行為產生了重要影響。

　　 美國是個人主義的大本營。在美國，個人主義意味著"自然權利的哲學，自由企業的信念和美國之路"。 (p26)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社會生活的變遷深刻地影響了個人主義，從而使其內涵發生了重要變化，形成了新個人主義。新個人主義的形成深刻地影響了美國的政治文化：它不但佔據了美國政治意識的核心，而且，由於新個人主義重新定位了作為民主主體的個人，美國人對民主的認識亦發生了變化，為美國民主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理論基礎。本文即考察美國改革時代 個人主義的這一變化，從而對美國傳統政治文化中體現出來的個人與國家、個人與社會關係的認識。

　　 一、傳統個人主義的危機與進步主義的挑戰

　　 在古代希臘，民主主體論基本上是整體主義的。柏拉圖的《理想國》貫穿了整體主義的精神，亞里士多德更是堅定不移地認為，"活人由於本性或由於偶然而不歸屬於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個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 ]( p7)這種整體主義的個人觀把城邦視為個人的福祉，認為個人只有在國家中才能實現自身的價值。隨著城邦的沒落，這種個人觀念亦逐漸發生了變化；到了近代，西方社會出現了個人主義的觀念。史蒂芬·盧克斯（Steven Lukes）將這一轉變歸於宗教個人主義（religious individualism），認為宗教改革推動了個人精神的興起。[1] ( pp.94-98.)從基督教個人主義（christian individualism）到原子個人主義（atomic individualism），個人主義形成了一整套與自由競爭階段的資本主義相適應的政治價值，甚至出現了絕對個人主義（absolute individualism）的表現形式。

　　 19世紀，美國的個人主義深受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理論的影響。1860年到1903年間，斯賓塞的著作在美國發行達368,755冊。[ ](p41)約翰·菲斯克（John Fiske）和威廉·薩姆那（William Graham Summner）不謀而合地結成聯盟，用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征服了美國。 社會達爾文主義將生物進化論引入人類社會，用生存鬥爭、自然選擇理論解釋人類社會現象，在經濟上重彈"自由放任"的老調；在政治上強烈反對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在個人與社會、國家關係上，社會達爾文主義強調"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將傳統個人主義推向了頂峰。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個人主義是個人主義的一種極端形式。薩姆那成為其中最為狂熱的一個，他將斯賓塞視為"個人主義和進化的萬丈光輝"。[ ](p34)薩姆那公開宣稱，是"自由、不平等、適者生存……推動了社會進步。"[4](, p.34.)

　　 事實上，隨著美國社會的不斷發展，傳統的個人主義已經給西方社會帶來一系列問題，尤其是貧富分化、社會公平等問題已經嚴重地威脅著美國的社會秩序和民主制度。即使是極力主張自由放任的斯賓塞在1882年訪問美國時，也曾告誡美國人，認為美國的自由正處於危險之中。

　　 進步主義知識分子開始將矛頭指向社會達爾文主義，尤其是這一理論關於個人與社會關係的認識。萊斯特·沃德（Lester Ward）在《動態社會學》一書中指出，"適者生存"的信條"不是毫無意義的就是罪惡的"，[ ]( pp. 206-7.)首先向社會達爾文主義開戰。在進步主義知識分子中，西蒙·派頓（Simon Patten）、喬治·麥德（Geoge Herbert Mead）和赫伯特·克羅利（Herbert Croly）等人都強調個人與社會之間關係的重要性。其中，克羅利猛烈批判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主張，成為新個人主義的典範。

　　 克羅利的新個人主義主張帶有一種集體主義的趨向，甚至被稱為"民主集體主義"。[ ](p.4)克羅利認為，傳統的"個人機會"、"小型企業"以及"極端的個人自由"已經變得不合時宜了，人們需要一種全新的意識形態、政治秩序和價值體系以應付美國社會、經濟、政治結構的變化。過時的思想意識不能適應新的社會狀況，從而引發劇烈的衝突，成為美國危機的實質。克羅利的思考並非只限於經濟和政治，事實上，他還密切關注心理的和道德的內容。克羅利將新型個體的形成寄託於"親密聯合的本能、認同的溝通、融洽的友誼"。[ ]( (p.62)克羅利描繪了個人和集體和諧一致的社會。在這一社會裡，"個人成為國家的縮影，為個人的獨特目的而努力；國家成為一個放大的個人，它的目的就是關心人們生活的改善，在國家生活中，每個人都會找到自己的位置。"[7] (p.414)以這種合作的個人主義（corporative individualism）為基礎，克羅利主張改革政府，加強政府對社會生活的積極干預。克羅利斷言："財富集中於少數不負責任的人手中正是政治經濟組織中一踏糊塗的個人主義所造成的必然結果"。[7] (p.23)美國人民的希望在於"實現某種程度的紀律而不是經濟自由的最大化；個人的服從和自製而不是個人難填的慾望之壑。"[7](p.22)克羅利認為，政治經濟集中化是現代社會最有效的組織方式，他主張加強政府權力，調節大企業，利用稅收的方法對財富進行重新分配。我們看到，克羅利實際上是要將私人資本主義和國家所有制揉和在一起以解決美國生活中的矛盾，發展一種混合經濟，從而協調個人權利與社會公益之間的矛盾。

　　 二、傳統個人主義的轉型與現代個人主義的確立

　　 雖然進步運動在一定程度上衝擊了傳統個人主義，但是，傳統個人主義還是以其頑強的韌性保持著主流地位。進步運動後，美國又進入了持續的繁榮，傳統個人主義的地位再度得以加強。然而，人們還是對傳統個人主義感到擔心。1922年，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胡佛（Herbert Hoover）曾寫過《美國的個人主義》的小冊子。在這本書中，胡佛在嚴格的"機會均等"意義上理解個人主義。他認為，美國個人主義的偉大理想就是：

　　 "雖然我們的社會建立在個人所獲得的成就之上，但我們保證使每一個人有平等機會享有他的才智、性格、能力和願望使他有資格佔有的社會地位；我們使社會問題的解決不依仗固定的社會階層；我們鼓勵每一個人努力取得成就；通過加強責任感和理解協助他實現這一目的；但與此同時他必須經受得信競爭這塊金剛砂輪的磨鍊。"[ ](p295)胡佛多次強調社會對個人的約束，並對傳統的自由放任政策做了重要調整，但1929年經濟危機還是使這位從礦工干起，不到40歲就成為百萬富翁的美國總統四面楚歌，名譽掃地。在大蕭條期間，美國傳統的個人主義受到了自其產生以來最為嚴重的挑戰，成為眾矢之的。胡佛本人亦開始號召以"不屈不撓的個人主義"（rugged individualism）來代替傳統個人主義，應對形形色色的對個人主義的挑戰，試圖通過改革渡過危機。然而，與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果斷相比，胡佛的轉變還是顯得慢了一些。羅斯福將這個國家憲政與民主制度的張力拉伸到最大限度，卻沒有過火地使它走向崩潰。新個人主義依舊是個人主義正證明了這一點。

　　 適應美國社會的變化，約翰·杜威（John Dewey）先後發表了《新舊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行動》等著作，為美國新舊個人主義的轉型提供了理論基礎，成為美國新個人主義的代表。

　　 杜威認為，極端的個人主義正在造成一場嚴重的文化分裂和社會道德危機，它反過來又推動了個人主義向新個人主義的轉變。杜威指出，傳統自由主義對個人與自由的關懷並沒有改變，然而，其內涵卻發生了變化， 它推動個人主義的含義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原來處於孤立狀態的個人開始傾向於通過合作追求共同的利益。杜威宣布，美國已從其早期的"拓荒者的個人主義"的時代發展到"合作占統治地位"的時代。他試圖說明，由於傳統個人主義死抱著機會平等的觀念越走越遠，完全無視現存經濟、法律、政治制度造成的不平等，從而破壞了民主的原義，背離了民主的要旨。

　　 儘管如此，杜威並不認為進行改革的方法是拋棄個人主義，而是"培養一種新型個人--其思想與慾望的模式與他人具有持久的一致性，其社交性表現在所有常規的人類聯繫中的合作性。" 在杜威看來，新的個人主義仍然是"一種主張，它認為每個人的心智是獨立於其它一切事物的，是自身完全的。"[ ](p320)多種多樣的個人在一個進步的社會中形成了個體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對於整個社會的發展是必要的。然而，在強調個性的同時，杜威又進一步認為，進步的社會既需要個體的差異性，同時，又需要對個體進行某種程度的指導。這就需要民主制度擔負起整合差異的責任。我們看到，杜威話語中的人已經不是那種"固定的、現成的、給予的"的個人，而是社會中的個人，達成的個人。因此，杜威的理論明顯地對"有益的法律、政治與經濟制度的正面建設抱有興趣。"[ ](p48)

　　 杜威批判傳統的個人主義，但卻不想根本改變它，在骨子裡，他對這個世界的認識依然是實用的、多元的、自由演進的，他仍然相信改革的最終目標是挽救神聖的個人主義，對他來講，集體主義意味著盡頭。大蕭條使學者們更關注群體的目標、階級和有組織的運動，在某種程度上加強了社會、國家對個人的指導，而他所珍視的仍然是自由、實用和個人機會。

　　 杜威曾應邀訪問當時的蘇聯，他認為當時蘇共領導人正在為個人主義的心理尋找一個集體主義狀態的替代物，[ ]（p66）他不相信民主會在一個集體主義的國家中生根發芽，他寧願"親眼見到這種試驗在蘇聯而不是自己的國家發生。"[13] (p67)這表明，杜威的個人主義無論多麼激進都沒有超出個人主義的範圍，他的主張是在個人主義的根本原則上進行修正。

　　 新舊個人主義的轉型對美國社會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以新個人主義的形成為契機，美國學術界實現了一系列理論創新。建立在新個人主義基礎上的個人權利理論更注重社會範圍內的公正，為打破孤立的個人，倡導社會合作提供了空間；建立在新個人主義基礎上的政治意識更注重積極的自由，為新自由主義的形成提供了理論基礎；建立在新個人主義基礎上的政府政策也相應地拋棄了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的放任，為國家干預政策的施行提供了理論論證。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建立在新個人主義基礎上的政治權力理論更注意發揮民主的作用，為美國的政治改革與政府創新提供了基礎。

　　 參考文獻：

　　 [1] Steven Lukes, Individu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3.

　　 [2]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

　　 [3] Sidney Fine, Laissez Faire and the General-welfare State: a Study of Conflict in American Thought, 1865-1901, Ann Arbor: Un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4.

[4] Richard Hofstadter,(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