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國人狹隘國族主義滋長恰是民族振興之大礙

2011年10月18日 16:33來源：中國網

字型大小:T|T

42人參與3條評論列印轉發

《閑情記美》 資中筠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定價：36.00元

自序

本人忝列「學者」圈，以筆耕為業，實際上是半百以後才開始。前半生所寫文字都是奉命之作，多為「內部」報告，偶然以他人名義公開發表，也多為應景文章，不值得追認。我筆歸我有，迄今不過三十載。前期主要是專業研究的學術著作。在「正業」之外興之所至寫點東西始於上世紀80 年代，當然是與當時的開放形勢分不開的。對我這個半生為馴服工具的人來說，發現原來這支筆還能屬於自己，可以這樣來用，是一大解放。開始只是偶一為之，且多為讀書心得，後來逐漸欲罷不能，大量寫作始於90 年代，特別是正式退休之後。這些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諸筆端，沒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擺脫了命題作文之累。80 年代初的心情充滿了對未來的熱情和期待，自己似乎大夢初醒，從精神桎梏和迷失中走出來。儘管仍然感覺到舊的頑固勢力和種種太熟悉的思維習慣的羈絆，總的心態是樂觀而有信心。以後種種是那時未料及的，所以從文章時序來看，越到後來，所表達的心情越沉重。

我本無「倚馬才」，以產量論，留下的文字實在不算多。現在幾本集子告罄而有重版之議，我認為那些文字並非都有長遠價值，且興之所至，題材太雜。所以最後決定，選一些自以為還值得重印的舊文與尚未入集的新作放在一起，作為自選集，按題材分卷，共得五卷，呈現於讀者，取名為：《感時憂世》、《士人風骨》、《坐觀天下》、《不盡之思》、《閑情記美》。每卷中的篇章大體上按倒時序排列，無形中展現了這幾年的心路歷程。一些閑情記趣、述往懷人的文章，多寫於前期，以後似乎不大顧得上這種雅興了。這本非我所願。前一本集子名《讀書人的出世與入世》，原意是想退休後享受「出世」的情趣的。不知怎地，憂患意識日甚一日。後一本《斗室中的天下》， 扉頁上自題：「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如今縱觀多年來的作品，不論是談古論今，還是說中道西，其實也包括述往懷人，直接還是間接，總有揮不去的憂思。

在「思想改造」的年月，每當我寫自我批判時，總是說我受的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如今換一個說法，就是從家庭到學校，我自幼接受的是中西文化並重的熏陶。我本人雖然沒有趕上「五四」，但父母師長輩都是從那個時期過來的，他們不論是否參加過什麼「運動」，不論思想「左傾」還是「右傾」，不論是否出洋留過學，那些家喻戶曉的大名人無論矣，就是默默無聞的中小學教員，其文化底色都是那個時代中西交匯的產物，自然體現在學校教育中。那時的學制是統一的，而辦學是多元化的，私人辦學很發達，不少教育家都把自己的理念貫徹到辦學和教學中，小學、中學、大學都是如此，校訓也各具特色。在這百花齊放中，上述中西文化交匯的底色卻是共同的。例如，現在人們提起教會學校都以為很「洋」，其實至少在1928 年國民政府實行教育中國化政策後，洋人辦的學校，包括教會學校，大多很重視國文，學生的古文修養都能達到一定程度。同時，從小學起就有「公民」課，現代公民社會的一些基本觀念和行為規範貫穿其中。我一上小學，就學唱《禮記· 禮運》篇中「天下為公」的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謂大同」;中學英文課朗誦過美國《獨立宣言》。舉此例說明當時文化背景於一斑。這種傳統教育，「道德」和「文章」是結合在一起的。有許多事屬於「君子不為也」，是當然的底線。作為「五四」標誌的「德先生」、「賽先生」以及現在被稱為「普世價值」的那些原則也都化為「底色」，沒有爭論，也沒有感到與傳統的「君子」有什麼衝突。「科學」在心目中的地位至為崇高，而且自少年起在心目中就樹起幾尊高山仰止的榜樣，記得當年在中學女生中「粉絲」最多的人物之一就是居里夫人。她的名言「要用手去觸摸天上的星辰」傳誦一時。因是之故，我對種種全盤否定以「五四」為符號的新文化之論決難同意，多篇文章涉及此問題，是有針對性的。

馮友蘭先生的東床蔡仲德君曾對馮先生做過精闢的概括，說他一生有三個時期：「實現自我、失落自我、回歸自我」。這一概括可以適用於幾乎所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只不過不是所有人都像馮先生那樣完成了第三階段——或是不幸早逝，或是始終沒有迷途知返。這「三階段」對我本人也大體適用。所不同者，馮先生那一代學人在「失落」之前已經有所「實現」，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和學術體系，在著書育人方面已經做出了足以傳世的貢獻，後來回歸是從比較高的起點接著往前走;而餘生也晚，尚未來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實現」，就已經失落了，或者可以說是「迷失」了。後來回歸，主要是回歸本性，或者說回歸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學基礎上努力惡補，學而思、思而學，形諸文字，不敢自詡有多少價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誠的。

回顧自己幾十年來的文字，既有變化也有一以貫之的不變。第一個不變，是對人格獨立的珍惜和追求。事有巧合：2010 年我發表了《中國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承載與失落》一文，其中對中國古今的「頌聖文化」作了比較透徹的分析，發表後引起不少讀者的共鳴。文中引了韓愈「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之句。如今重讀舊文，忽然發現1980 年發表的第一篇隨筆《無韻之離騷——太史公筆法小議》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貴處在於沒有「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那種精神狀態，並欽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榮辱定是非」的寫史筆法。此文發表後偶然為楚老(圖南)讀到，大為讚賞，專門找我去談了一次，還反覆誦讀「不阿世……」這幾句話，為之擊節。若不是為出集子而重新翻出來，文與事早已淡忘了。現在回憶起來，我那時正處於對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撫今思昔、思緒萬端的狀態。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馬遷，於是重讀《史記》，甚至曾起意要為太史公寫一個舞台劇本，連序幕和主要情節都想好了，而且想像中舞台上的太史公是于是之扮演的(!)。後作罷，以我的才力當然是寫不成的。結果只寫了一篇讀後感。為什麼想起「臣罪當誅兮……」這句話呢?大約是為當時各種受迫害的人被「落實政策」後一片「感恩」之聲所觸發。由此可見反頌聖、惡迎俗是我的本性，開始並沒有那麼自覺，自己也沒有想到三十年後想明白了許多問題，卻與開初的朦朧狀態遙相呼應。《中國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承載與失落》一文所述中國「士」的精神軌跡，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遙望兩千年前，猶有太史公這樣的風骨，再看兩千年後的今天「頌聖」和「迎俗」的態勢，能不令人唏噓!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