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光緒決裂之謎：慈禧最初並不反對變法

題目：《慈禧光緒母子決裂之謎》 介紹 公元1895年，清朝政府與日本簽訂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喪權最多、損失最大的不平等條約———《馬關條約》。 這一條約直接導致了大清王朝史無前例的大變法，史稱戊戌變法或「百日維新」。在這一變法的103天里，光緒下發了184道諭旨，它們像雪片一樣飛向了社會。這其中，慈禧與光緒各自扮演著怎樣的角色？本來對慈禧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光緒為何會站出來與慈禧一派針鋒相對？慈禧又為何會容忍光緒一次又一次的挑釁？又是什麼最終導致了慈禧向自己的兒子下手…… 遼寧省社會科學院特邀研究員徐徹教授將帶你走進慈禧與光緒的母子世界，揭開圍繞變法帶來的母子決裂之謎。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總理衙門西花廳，五位大清王朝的當朝一二品大臣共聚一堂，而他們要召見的卻是一個六品小吏，這耐人尋味的一幕背後到底暗示著什麼？又是誰在幕後導演著這次召見？ 感謝大家今天來聽由我主講的這堂講座，我們今天的故事將從光緒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898年講起。 在這一年的正月初三日，京師已是深冬，但陽光微熏，天氣晴和。41歲的康有為乘著馬車興緻勃勃地直奔總理衙門。這一天，總理大臣特意約見他。跨進總署的西花廳，康有為看到五位大臣，一字兒排開，各個神態莊重地坐在上面。 這五位大臣是李鴻章、翁同龢、榮祿、廖壽恆和張蔭桓。其中翁和廖又兼軍機大臣。五位大臣清一色都是朝廷的一二品重臣，相當於現在的部級以上高官，而康有為只不過是小小的六品工部主事的處級小吏。 五大臣陣容嚴整，說明對這次約見的重視，因為幕後導演這次會見的正是光緒帝本人，他想在召見康有為之前，對康的變法思想做更為系統的了解。 在五大臣中，協辦大學士榮祿是慈禧的親信，他眯縫著小眼，似看未看地冷冷地脫口而出：「祖宗之法不可變！」榮祿欲為變法先定一個基調。 康有為不卑不亢地從容反駁說：「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又怎麼可以一味墨守成規遵循祖宗之法？比如今天的這個地方是用來辦理外交事務的，祖宗之法里就沒有這一項。因時制宜，變法是不得已必須做的。」 軍機大臣廖壽恆不失時機地追問：「那麼，應該怎樣進行變法呢？」把問話巧妙引入了正題。 康有為畫龍點睛地答道：「宜變法律，官製為先。」 大學士李鴻章略一沉吟，故作驚訝地問：「可是如果把六部都撤了，朝廷現有的體例不就都沒了嗎？」對國內外大事都十分清楚的著名政治家竟然提出如此幼稚可笑的問題，說明李鴻章是在這裡故意裝聾作啞，不願過早表明自己的態度，他還想進一步摸摸光緒的態度，而更主要的是觀察慈禧對變法的態度。 這次約見，從午後3時直到黃昏。時間之長，探索之微，追問之詳，幾乎前所未有。 第二天，光緒帝迫不及待地召見了軍機大臣和總署大臣，焦急地垂詢五大臣約見康有為的詳細情況。翁同龢上奏了約見的全過程。光緒帝聽罷，很感欣慰，長長出了一口氣，「不負所望，總算找到了一個理想的變法人才。」 光緒帝極想立即召見康有為，但恭親王奕訢認為不妥，加以阻攔。光緒帝面對資深權重的奕訢的反對，無可奈何，只得同意，便下諭命康有為條陳所見，並進呈康有為自撰的《日本變政考》和《俄大彼得變政記》。 光緒終於見到了康有為，也終於得到了慈禧的首肯可以開始推行他的變法，這中間發生過怎樣的故事？慈禧真的完全放權給光緒讓他變法嗎？光緒拿到《日本變政考》和《俄大彼得變政記》後如獲至寶。他連夜捧讀，反覆品味，由衷地感到必須立即著手變法，如再遲延，社稷難保。 然而，光緒帝並不擁有真正的皇權。他處處受制於慈禧。像實行變法這樣關係國家前途命運的頭等大事，當然必須首先徵得慈禧的同意。 光緒帝怕碰釘子，不得已，向慶親王奕劻表露心跡：「太后若仍不給我事權，我願退讓此位，不甘作亡國之君。」奕劻把這話轉呈慈禧，慈禧一聽，勃然大努：「他不願坐此位，我早已經不願讓他坐了。」當然這是說的氣話，後來經過奕劻耐心解勸，慈禧心氣漸平，才答應說：「由他去辦，如果辦不出模樣再說。」這話看起來有股秋後算賬的味道，然而總算得到了慈禧的首肯。 奕劻把慈禧同意變法的話轉告光緒。光緒帝心中有了底，便興沖衝來到頤和園面見慈禧。慈禧直視著光緒帝，嚴肅地說：「你要搞的新政，只要不違背祖宗大法，無損滿洲權勢，我就不阻止。」這是慈禧在國家政治改革方面的重大許諾。 但是，政治經驗豐富的慈禧對光緒帝的變法仍然採取了嚴密的防範措施。她脅迫光緒發布了四道上諭：第一道諭旨是罷免翁同龢；第二道諭旨是重申收回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權，慈禧要讓大小臣工知道，用人權還是掌握在她的手裡；第三道諭旨是慈禧準備秋天到天津閱兵，這是通過光緒的口告知朝廷內外，她雖然已歸政光緒，但兵權卻仍操縱在我慈禧手中；第四道諭旨是任命榮祿為署直隸總督。這四道諭旨是慈禧給光緒套上的四條枷鎖。光緒的變法一開始就舉步維艱。 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八日，光緒終於如願以償地召見了康有為。這次召見是光緒對康有為的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召見。這次召見為變法奠定了基調。 在這次召見中還發生了幾個插曲，就是在朝房等候召見的康有為恰好與榮祿不期而遇。時任正一品大學士的榮祿，「架子十足」，對六品小官康有為懷有極深的政治偏見。 榮祿輕蔑地看了看康有為，傲慢而挑釁地說：「都說你足智多謀，大概一定會有補救時局的好招兒吧？」 康有為面對榮祿的無禮舉動，斬釘截鐵地答：「非變法不可。」 榮祿以為康有為軟弱可欺，進一步逼問：「我本來知道法是應當變的，但本朝一二百年之成法，一下子能改變嗎?」 康有為知來者不善，忍無可忍，憤然說道：「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就能變了。」 這次召見後，百日維新便大張旗鼓地開展起來了。 「百日維新」終於拉開了大幕，但守舊派們對於光緒的上諭或是陽奉陰違，避重就輕；或是造謠阻攔。忍無可忍的光緒終於孤注一擲，向慈禧發起了挑戰———他究竟做了些什麼呢？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十九日，光緒下發了「百日維新」以來的一個最重要的上諭：罷免禮部六堂官。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七月十六日，光緒帝收到了禮部主事，相當於如今的處級幹部，王照的奏摺。王照是個很敢說話的人。他在奏摺中，建議光緒帝親自東遊日本，並痛斥大臣守舊。 禮部六品主事王照的奏摺，依照慣例必須經禮部從一品尚書懷塔布、許應騤先行審看。但許、懷二人閱後十分氣惱，讓光緒移九五之尊，蹈兇惡險地，這不是明明要加害於皇上嗎？這是可以擺在明面的理由。 深一層的原因則是，尚書許應騤歷來反對康有為的維新主張，曾上書彈劾康有為。康有為又指使人彈劾許應騤，兩人讎隙甚深。現在看到王照奏摺內容，「大多維新之道」，正觸到了他的痛處。 基於此，懷塔布、許應騤將王照原折擲還，不予代遞。王照不願咽下這口氣。他揣著奏本，直奔禮部大堂，滿懷希望地親自遞了上去。不料，奏本反被扔了出來，備受羞辱的王照，氣憤已極，不顧一切地闖入大堂，時禮部侍郎堃岫、溥頲在座。面對翎頂輝煌的兩位正二品大員，這位六品小官絲毫沒有退縮的表示，他堂堂正正地說道：「皇上特許我遞奏摺，你們為什麼阻攔？你們如果不給我遞，我就親自遞了！」 這無疑是最後通牒。 最後經過商議，這些重臣答應替王照呈遞奏摺，但是在王照正折外，又加上了許應騤的附片。附片惡意攻擊王照，說他「用心不軌，登堂咆哮。」 這是欲置王照於死地。照通常慣例，禮部尚書奏劾本部小官，一劾一個準，最輕也要降職降級的。 但此次卻出乎人們意料。 因為光緒帝深知，這不是一個王照的問題，實質上這是維新與守舊之爭的一個具體表現。 光緒決心抓住這個典型事件，教訓守舊派，鼓舞維新派。同時，也作為一個探測氣球，看看慈禧太后的真實態度，並藉以顯示一下自己皇帝的權威。 七月十九日，光緒下發上諭，罷免禮部六堂官。被罷免的六位堂官是：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左侍郎堃岫、右侍郎溥頲、署左侍郎徐會澧、署右侍郎曾廣漢。與此相反，王照「不畏強御，勇猛可嘉」，賞給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破格擢升。 一次性地罷免一個部級單位的全部部級幹部，原因只是因為阻止了本部一個處級小官的一次未必全部正確的上書。這無疑引起了整個官僚階層的震動。看起來，不能再為這樣的小事引火燒身了。 正當光緒為變法改革一事興奮勞作之時，慈禧已暗中布置政變的準備，年輕的光緒是如何應對，老辣的慈禧又是如何化解，這對母子究竟如何走到了決裂的邊緣？ 近在咫尺的濃霧散去，更大範圍的烏雲隨即壓來。光緒的這些舉動嚴重觸犯了慈禧在四月二十七日所作的「二品以上高級官員到其面前謝恩」的懿旨。這是慈禧太后不允許光緒帝觸動的一個底線。 七月二十二日，慈禧開始進入政變前的準備階段。在這之前，慈禧是在冷靜地默觀光緒的變法。她在伺機尋找更為恰當的理由。 七月二十六日發生了兩件非同尋常的事，一是光緒帝明發上諭召見袁世凱，二是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抵達天津。這兩件事榮祿都是當事者。前者榮祿是負責轉達諭令，後者是榮祿曾宴請伊藤。榮祿為慈禧的親信。他把所掌握的有關情報完全電告慈禧。從這一天起，慈禧態度大變。 光緒帝敏感地注意到了這一點。二十八日，光緒赴頤和園請安，但當他向慈禧請安時，慈禧沒有像往常一樣答話，而是一言不發，把個光緒嚇得沒敢說話。光緒自頤和園回宮便於當日召見楊銳，授以密諭：「……我皇帝的位置恐怕保不住了，你趕緊聯繫康有為、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人，商量對策，想辦法挽回局面。」楊銳接讀密詔，因沒有任何思想準備，十分「震恐」，亂了方寸，不知道要幹什麼，竟迷迷糊糊把十萬火急的密詔壓了下來。 自七月二十八日給楊銳一密詔，至八月初二日，已是六天了，但遲遲沒見迴音。光緒焦急異常。他擔心康有為的安危，又無法取得聯繫，只得冒險明發上諭，告訴康有為迅速離京，否則凶多吉少。 同時，光緒又急召林旭，由他帶出另一密詔，給康有為，一明諭，一密詔，都是敦促康有為儘快出京。但是當天康有為沒有見到密詔，只於晚間回家時看到了明諭。但是，他們這幫文人不是積極想辦法，而是在宋伯魯家飲酒唱曲，「曲終哀動，談事變之急，相與憂嘆」。唉聲嘆氣，束手無策。 八月初三日早林旭持密詔來，康有為跪誦後才感到事態極其嚴重。林旭不僅帶來了促康出京之密詔，還帶來了在楊銳手中擱了六天的密詔，也交給了康有為。康有為急找來譚嗣同一起讀研密詔，「跪讀痛哭」。他們從密詔中分明清晰地聽到了光緒帝垂危的呼救聲。於是，急找來梁啟超、康廣仁等商量對策。大家想到了袁世凱，決定由譚嗣同去找袁世凱，將他拉攏到維新一派之中。 但此時的袁世凱已決定把寶押在慈禧身上。他找到榮祿，迫不及待地盡泄內情，將康有為等的「圍園劫後」的密謀和盤托出，出賣了維新派。 榮祿不敢怠慢，當夜電告慈禧。慈禧勃然大怒，於翌晨匆匆返宮。召光緒憤怒地斥責道：「我撫養你二十多年，你竟敢聽信小人的話謀害我？」光緒帝嚇得渾身戰慄，說不出話來，良久囁嚅道：「我沒有這個意思。」慈禧高聲地罵道：「傻小子，今天沒有我，明天怎麼能有你呢？」這一天，即八月初六。 八月初七，慈禧又單獨審問光緒一次。八月初八，光緒率百官在勤政殿恭賀慈禧訓政。同時，慈禧禁皇帝於瀛台。光緒除了每天被拉去早朝外，便不得自由出入了。慈禧把原來皇帝身邊的太監一律撤走看押，另派其心腹太監20餘名監視皇帝。皇帝成了被軟禁的囚徒。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慈禧下令殺害了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康廣仁。史稱「六君子」。 自戊戌政變後，慈禧實行第二次訓政，實則是第三次垂簾，直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駕崩。 堂主小傳 徐徹，1939年生，選擇大學專業時，曾對中文動心，但轉念一想中文靠自己看書也可以學到，遂轉投歷史，從此開始了與歷史朝夕相對的人生。 1967年畢業於吉林大學歷史系，1996年被國務院任命為國家級有特殊貢獻專家。退休以後，儘管患有糖尿病、高血壓等疾病，但是筆耕不輟，每日堅持電腦寫作至凌晨，著有《徐徹晚清史論》《慈禧大傳》《光緒帝本傳》《正說慈禧》等10餘部。 雖年近七旬仍喜「超女」、「好男兒」等綜藝節目，執著於歷史研究的他從來沒有走在時代之後。 現場問答 問：慈禧允許光緒實行變法是企圖廢掉光緒的一個「陰謀」嗎？ 答：這個觀點曾被史學界普遍接受。但我不認為是這樣。慈禧對西方的新法並不是一開始就拒絕。她有引進來試一試的想法。這和早年她支持奕訢、曾國藩、李鴻章的洋務運動是一脈相承的。 當然，她允許的變法是有限度的變法，她退居後台，處於有利的裁決地位。為了免於失控，她才連發四道上諭。慈禧雖然同意光緒進行不違背祖制的有限度的變法，但這個變法必須有利於她的統治。如果危及到她的乾坤獨攬的太上皇后的地位，她會毫不留情地把包括新法在內的一切都打翻在地。 問：慈禧到天津閱兵的目的是為了廢掉光緒嗎？ 答：實際上，到天津閱兵是榮祿為了迎合慈禧喜歡遊玩的心理而上的奏摺。但是，隨著「百日維新」的深化，帝後兩黨矛盾的加劇，到天津閱兵之舉卻逐漸變得複雜化了。先是後黨官僚有意放風，說到天津閱兵之時對光緒帝如何如何。帝黨的一些年輕的維新派們聽到信號，十分驚惶，便千方百計為光緒帝出謀劃策，以擺脫迥境。幼稚的維新派落入了老辣的守舊派設置的圈套。 直到此時，維新派們才感到有抓軍權的必要。他們把目光移向了袁世凱。可書生氣十足的康有為們根本不是袁世凱的對手。光緒七月二十六日發出上諭：「電寄榮祿，著傳知袁世凱，即行來京陛見。」 堂語錄 年輕的維新派空有熱情，卻沒有經驗。他們握有的權力太小，變法的組織太弱，變法的目標太高，變法的項目太多，求變的心情太急，實施的步伐太快。 ———徐徹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