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特徵

.當一個地方或民族的思維方式經過代代流傳而基本穩定下來成為習慣，並具有自己獨特的形式，地方或民族的傳統思維方式便形成了。西方近代的地理大發現，和隨之而來的殖民征服，特別是1840年開始的中國的殖民化，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中華文明之外，看到了一種全新的文化――（西方文化）。西方人的服飾、飲食、習俗無一樣同於中華，中西文化的分裂，不同文化的異質逐漸成為了一種公認。東西方在哲學思想源流上各自有不同的來源。東方體系（特別是中國）深受儒家、道家等傳統文化的熏陶，歷史悠久豐富，較注重情感的變化，因此東方諸　民族觀察事物有時是憑直覺、非理性、綜合的，他們注重情感訴求。相對而言，西方的邏輯學承襲自蘇格拉底以來的「三段論法」，因此西方的思維方式傾向理性主義、善用邏輯、推理的思考，他們習慣有系統、有秩序地掌握事物的性質。因此，東方的思維方式通常特點是精神的、感性的、內向的、綜合的、主觀的;而西方的思維方式通常特點是物質的、理性的、外向的、分析的、客觀的。西方是分析式思維的傳統，中國是直覺思維的傳統。什麼是分析呢？整體分解為部分或者不同情況來事物。用邏輯分析的方法為進行研究。用三斷論的方法。講求大前提小前提，還有前項後項等。論證時還要不犯邏輯錯誤。什麼是邏輯？就是採取一種直覺的方式，多從整體上來待事物，停留在描述的層面。可以這樣說，中國人的實踐問題理論前面。直覺是中國人最常用的思維方式。而直覺是經驗的產物，但不一定是邏輯的結果。而西方呢？對於規律的總結，理論之於實踐，是西方慣有的思維方式。正是這種差異性，使中國人極具創造力，卻沒有西方的推廣性應用。故而有人感嘆：中國有改變歐洲及至現代世界的四大「技術發明」，但沒有能說明其原理和用途的理論科學。例如，在食物的調味上，中國靠直覺和經驗放調味料。而西方就會認真地寫下多少分量的食物要放多少調味料。西方式的思維多告訴我們事情的來龍去脈，中國思維則告訴我們如何接受。例如：在教育上，中國會用很肯定的語氣告訴我們不能做，但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我們是弱於分析的。告訴我去做，但是為什麼這樣去做呢？沒有理由，只是去做。而在西方則會告訴我們為什麼不能做這件事。西方式思維是具象，中國式思維是抽象的。舉個例子：在繪畫里，前者為了說明天使在飛，就在他們背後加一雙翅膀；後者為了說明仙女在飛，會以仙女旁邊加幾朵白雲。西方人善用局部的、解剖的、分析的方法；中國人善於採用整體的、全息的、系統的方法。比如：中醫的「腎」就不是專指腎器官，而是與腎相聯的很多方面，就像是一個單位的一個大的部門一樣。彼此相通，彼此關聯，講究陰陽平衡，感性的成分大一些。而西醫則是很實在，很理性的東西，他們把身體組織切開，看看裡邊究竟是怎樣的，甚至藉助顯微鏡，將人體的里里外外、微觀宏觀都看個真真切切。中西方思維還有很多差異，這些是客觀形成，不能說誰優誰劣，應該相互學習，取長補短。一．直覺和悟性──認識世界的基礎.這裡，「直覺」一詞，很多人會說，但又說不出其究竟是什麼，（「第六感覺」、畫展、晉代詩人陶淵明、日本女刑警抓扒手——「眼神」）。文字的解釋：直覺是針對某種事物的直接的、大致的想法。由於這種想法比較籠統，不精確，以致不知從何說起。直覺有時會帶有一種突發性： 「靈感」——古人的「神助」。其實，（接以上解釋）「直覺來自於自己過去的經驗、知識的積累和重組，以及自己所受過的思維訓練。」因此，人們的直覺基本上與自己過去的經歷或自己熟悉的東西有關：文學家的「超導」、物理學家的朦朧詩，證實直覺是過去經驗的積累。古代世界，特別是古代中國，直覺發展而來的悟性在成果研究中的作用就更突出了。首先，古代世界的語言並不如近、現代發達，有時，很難用一句話解釋清楚一些東西。因此，對於古代中國人來說，只能「意會」的東西，用於「言傳」，可能會失真，因為，語言是有限的，用有限的語言概括無限的事物，往往不能解釋清楚。如此，倒不如不去解釋。這反而加深了中國文化的悟性。此外，古代世界的科學手段並不發達，對古代人來說，並沒有很多的試驗手段可以資取，更多的只有觀察和記載。特別是中國傳統文化，在古代技術水平較落後的情況下，常常只能依靠悟性去認識未知的世界。古代中國的研究成果（智慧經驗）產生的系列（表例）總之，中國人對經驗的積累和記載，使中國人的智慧和思維方式更偏重於悟性。例：中醫的辨證施治是一種悟性思維。中國的語言、文字言簡意賅。例：《雍正皇朝》的年羹堯征討青海時劫營設伏。總結上面所講的內容，我們可以看到，直覺思維和悟性思維的優點，是可以利用過去和前人積累的經驗，對事物的大致方向、發展趨勢和整體效果做出預見和選擇，還可以通過觸類旁通去認識未能接觸到的事物，尤其是在科學尚未能完全反映真理的時候，悟性思維做為一種科學的補充，還是很有作用的。有的學者甚至將悟性思維看作是科學的源泉之一。（笛卡爾。達．芬奇的「經驗之女」。）但這種思維也有它的缺點，那就是太重視經驗，甚至陷入經驗的泥淖里不能自拔。這種習慣多少對近現代中國產生一些負面影響。新加坡的《聯合早報》曾登載了一篇文章，提到在包括中國在內的現代東方，注重經驗留下了不少後遺症，如文理分家，搞社會科學的人似乎只會咬文嚼字，不懂科學方法、量性分析和採證取樣；從領導者到普通人都抱有很多靠經驗、靠偶然和靠權威，以及反實踐、反邏輯和反科學的成分。而搞自然科學的人又多限於把專業當門技術職業，滿足於操作層次上的成功，很少能進行科學哲學思考，跨學科行業貫通，並有超越性的研究突破。（參見《信息時代與東西方文明發展比較》載《參考消息》1998.2.4.③）這篇文章講的也是一種事實，中國近現代遇到不少難解之謎，如一個問題：「中國近、現代以來為何沒有形成自己的哲學系統？」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剛才提到的那份報紙所講到的事實。此外，注重悟性也常使人偏重不確定性、模稜兩可和過多地使用暗示，雖然可以提供多角度理解的機會，但也常使人一頭霧水，不知所以然。二．整體和辯證──治國和管理文化的基本點中國人傳統的思維方式往往帶有「整體辯證」的特點，是一種「整體辯證思維」。那麼，中國整體辯證思維的特點包含了哪些內容？（一）帶有生命發展色彩的過程性思維（時間關係）在古代，科學系統還沒有形成，因此，古人只能看到自己身邊的東西。他們發現這些「東西」似乎都有一個生長改變的過程——例：銅鐘、一段木頭、四季更替。這種認識固定下來，久而久之成為習慣，這種習慣就是一種「過程性思維方式」。過程性思維方式的定義：「將事物及其規律看成是動態的，承認其中的矛盾〈古人稱之為『兩』〉和轉化。因此，它注重考慮現象的全面圖景，審視發展過程中的一系列狀態，以此預測始終，掌握本末」。通俗的解釋：是一種關注事物發展和變化過程的思維習慣。比方，中國人特別關心一件事的「過程」，有的時候反而不是特別看重「結果」。中國人的過程性思維帶來三個結果：⑴抵消了絕對的悲觀主義，產生「樂感文化」。例：「居安思危」、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傳·繫辭下》「樂感文化」的來源與解釋。本尼迪克特的「集團主義」、「恥辱文化」、 「罪感文化」。「樂感文化」的特點。例：中國古典悲喜劇《灰闌記》、《陳州糶米》、《倩女離魂》、《竇娥冤》、《趙氏孤兒》、《琵琶記》等等。明末清初的文學評論家金聖嘆。圖3.2.1 元戲曲作家關漢卿畫像(李斛作於1958年,中國歷史博物館藏。——引自北京東風鼎電子有限公司製作《中國大百科全書》PM-6。）圖3.2.2 關漢卿的《竇娥冤》（河北梆子改演）(劉玉玲飾竇娥，陳桂蘭飾蔡婆。吳鵬攝——引自北京東風鼎電子有限公司製作《中國大百科全書》PM-6。）圖3.2.3 元戲曲作家紀君詳的《趙氏孤兒》（京劇改演）(馬連良飾程嬰，張君飾庄姬公主，小王玉蓉飾卜鳳。劉玉茗攝——引自北京東風鼎電子有限公司製作《中國大百科全書》PM-6。）⑵培養出濃厚的歷史感──預測的手段之一關心一件事的發展過程，也使得中國人培養出一種歷史觀。「學史使人智」。⑶導致形成「應變」習慣。「適應時事變化，應付事態變化」、「應變」。《周易》。中國古代兵法的「正兵、奇兵」之分。「奇中有奇」。什麼是「奇中有奇」？唐太宗李世民曾談奇兵和正兵的變化。成語「背水一戰」。另一個例子結果剛剛相反。這就是《三國演義》中的馬謖失街亭。總之，變而存，不變只有死路一條，這已成為中國傳統兵法思維的一個重要原則。不獨如此，在傳統文學、藝術里，這個原則也依然存在，而且比比皆是。圖3.2.4 仿黃鶴山樵山水圖軸傳統繪畫若滿紙都是直樹，則要在適當位置上畫一棵曲樹。直代表正，代表規則；曲代表奇，代表變（二）注重關係的結構性思維（空間關係──「宇」）日月相伴、日夜更替、天地相襯、雌雄相配→ 「陰陽」。 「二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萬物。」→《易》。為了向同學們講清楚易中所包含的關係思維，我先給大家略略介紹一下《周易》這本書。《周易》「關係」：「潛龍勿用」（《易．乾．象傳》）、「見龍在田」（同上）、「亢(kàng)龍有悔」（《易．乾．上九》。《易?乾?文言傳》：「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陰陽」「四象」。「八卦」。「重卦」。（附：各類圖解）「重重卦」。（附：宇宙生成圖）以上可見中國人傳統思維方式的一部分。這種思維方式的特點就是：漣漪式發散。這種思維方式為世界科學帶來一些成果，比方中國人建立的古代代數演算法體系，就是注重組合、分配、變化的，這為數學科學系統做出了一定的貢獻。比較近代西方的思維方式。例：西方數學的公理體系：科學化、先假設結果。對現實的影響：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奠基人威廉．詹姆士（Willan James,1842-1910）關於松鼠的故事。上面，我們比較了中西之間的思維特點，當然，現代中國和西方因為長期的文化衝突和融合，這些特點之間的界限，有些已不太明顯，即中國人有的，有的歐美人也有了，歐美人有的，有的中國人也有了。但思維方式之間的區別還是存在著的，這種區別使中國人與西方人在解決同一個問題時，可能會採取不同的方法或角度。中國傳統思維方式注重關係，而在《周易》里揭示的「關係」是多種多樣的，比方，它提到事物間的「矛盾」關係，以及這種關係的轉變。舉個例子：《易》有６４個重卦，其中矛盾關係，見解與我們現代人有些不同。比方，兩種情況：《易》對矛盾關係的反映：(1) 正反卦表現的矛盾關係，不同場合有不同性質。解：泰卦 。坤上乾下，天地錯位，陰陽對流，發生交流、吸引和交合。這是有利於萬物的生化。比較 「既濟」卦。解：「否」卦 。天地各歸其位，天地隔絕。天地不能交感，陰陽不能貫通，不利於萬物的生化。《易.否.上九》：「傾（顛倒）否，先否後喜」。(2) 卦象本身不矛盾，但與事實矛盾，這常被看成是不正常的。例：夬 卦 。兌上乾下。 「有厲」、「不利」、「不勝」、「終有凶」， 「不利即戎」。《易》是一本宗教經書，本是為了宗教活動用的，但通過它對卦象的解釋，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人的思維方式。圖3.2.5 位於巴黎的美國文化中心美國結構主義大師弗蘭克·蓋里1994年設計的巴黎美國文化中心是解構主義代表作。中國傳統文化則是將被「解構」的特徵重新建立起來，在「建構」各種特徵的過程中，追求一種合情合理的美。例：張藝謀的電影。圖3.2.5 位於巴黎的美國文化中心美國結構主義大師弗蘭克·蓋里1994年設計的巴黎美國文化中心是解構主義代表作。中國傳統文化則是將被「解構」的特徵重新建立起來，在「建構」各種特徵的過程中，追求一種合情合理的美。例：張藝謀的電影。（三）帶有普遍聯繫特點的「月令圖式」思維（時空關係──「宇宙」觀）《禮記?月令》結構圖。例：「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相應的政治特徵。否則國家會出現一些小的兵禍，妨礙國家的穩固。《禮記．月令》里包藏一種全息系統。當然，我們以上講的是用了現代資訊理論的術語，中國古代人其實並不懂什麼是「全息系統」，但他們在長期的農耕和觀察天象中，多少領悟了關於「系統」的道理，並將其用在實踐中。在他們運用的過程中，不管是不是巧合，他們確實獲得了一些他們曾預測到的結果，也就是說，他們的預測有時確實是有道理的。例： 「貓冬」的習慣。漢儒董仲舒的「天──地──人」（「天人合一」）宇宙大系統觀念。預測人事： 「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這在人事管理、經濟管理中也有同樣道理。（位於河北省棗強縣。河北省景縣文化館文物組提供。——引自北京東風鼎電子有限公司製作《中國大百科全書》）「月令圖」式結構是一個三體結構。像這樣一種藉助自然規律和關係原則來指導人事的思維方式，後來成為中國傳統管理思想的基礎之一。這種思維方式的影響是很大的。例：中國傳統音樂理論中的「心樂相感」——《失空斬》（失街亭—空城計—斬馬謖）。但這種思維方式也有缺點，就是不夠具體和清晰。（四）缺乏嚴密論證的非知性思維思維方式如果是從哲學的角度劃分，可大致分為兩大類：辯證型思維──注重整體* ──屬理性思維──研究事物的「功能」（有什麼用）分析型思維──注重具體** ──屬知性思維──研究事物的「實質」（是什麼）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偏向辯證思維，因此，在文學、宗教、藝術上的研究，往往偏重研究它們的功能，即它們有什麼用，很少窮追「木頭→木屑→分子→原子→原子核→中子、質子......」這樣一種序列。我講這門課十幾年了，幾乎年年有學生問我：我們學這門課「有什麼用？」而不是問：我既然來了，該學點什麼？或，為什麼中國人的思維是偏向辯證型的？這種思維方式有許多長處，但也有缺點，最大的病處就是容易產生「經驗主義」，即一切聽從經驗，一切服從經驗，限制了人的批判性，也往往成為「盲目從眾」和「迷信」的根源。三．比類和運籌──商戰和兵戰謀略在中國傳統的商戰謀略里，有許多不同的計策和招式，但許多都是從兩種推理方法演化出來的，這就是「比類」和「運籌」，如：*《三十六計》與《孫子兵法》不同，後者由春秋時吳國兵法謀略家孫武的《孫武兵法》（吳孫子）和戰國時兵法謀略家孫臏的《孫臏兵法》（齊孫子）組成。例：「備周則意怠，常見則不疑。陰在陽之內，不在陽之對。太陽，太陰。」——《三十六計·勝戰計·瞞天過海》現代兵戰實例：第四次中東戰爭。現代商戰實例：皮鞋的銷售量。（一）「取象比類」和「合理外推」「取象比類」，指的是「將雜亂無章的事物分門別類，用以比較某種規律或秩序，以此了解這些事物間的關係」。① 用「取象比類」的方法了解「未知」的事物。古人已經研究出的關係模式有：「陰陽」模式。↓「八卦」模式。↓「月令」模式。↓「五行」模式。以上模式的現代運用：如國際關係中的「均勢」、現代的管理理論和組織理論。② 用「取象比類」在人群中建立溝通渠道和管理秩序。例：東漢汴渠；隋代開挖的幾條著名的河；秦長城。「治眾如治寡。」（《孫子兵法．勢篇》）曹操解釋：「部曲為分，什伍為數。」「旌旗曰形，金鼓曰名。」（《十一家注孫子》）。「合理外推」這種推理方法，是對取象比類的一種補充，指的是「將對一類事物的理解整理出來，形成模式，用來對尚不可知的事物進行符合規律的推理」。例：「小宇宙」、 「河圖洛書」。（二）運籌和博弈「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博弈論，「對策論」、「遊戲理論（game theory ）。「博弈」：博，六博；弈，圍棋。博弈被看成是一種策略。「零和博弈」；「非零和博弈」。例：演示算盤遊戲。零和博弈的核心：統籌全局！例：田忌賽馬。《田忌賽馬》對策：對策一 對策二────────────────齊王 ＋３ －２，＋１────────────────田忌 －３ ＋２，－１────────────────結果 齊王贏３ 田忌嬴２輸１可見，博弈論是教你設置條件，運籌學則是教你搬運原有條件而致勝。中國人思維的五大邏輯缺陷以文找文如何對文章標記，添加批註？如果問：中國人會思維嗎？這個提問本身看上去似乎就是挑釁性和污辱性的。敢懷疑中國人是否會思維，本身就是對民族的極大污辱。誰敢說咱中國人不會思維？咱們不是世界上最聰明、最優秀的人種麽？而且，你說中國人不會思維，你自己是不是中國人？如果是，你不也照樣不會思維麽？還配寫什麽文章！你這不是自打耳光麽？然而無奈的事實是，咱們似乎就是一個不怎麽聰明的民族。老蘆下海之初，在《楓華園》上了篇《論閉著眼睛嚷》(此文至今還在被人換了作者名字反覆轉貼，甚至把題目改成了《精神手淫》，似乎是指導讀者如何「意淫」的)。在其中我說∶「一個民族只要干出"大躍進』、"文革』這兩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該民族就能進入"恥辱吉斯尼大全』而永垂青史。可我們幹了這兩件事還嫌不夠，如今，又正是這淺薄的民族虛榮心亦即廉價愛國主義席捲風靡了海內外大多數華人知識分子，讓他們在人民剛剛脫出饑寒之後又開始仇外鼓噪，號召內戰！」就是最狂熱的愛國志士，恐怕也不能否認以下事實∶第一，無論是「大躍進」還是「文革」，都是史無前例的舉世無雙的蠢事。第二，這兩件無比壯觀的蠢事都得到全民族的狂熱擁護與全身心參與。第三，在幹了這兩件蠢事後，竟沒有幾個人痛感我們是何等的蠢笨愚昧，納悶當初是什麽糊塗油蒙了我們的心，去認真找一下我們腦子裡的毛病，讓我們今後變得聰明一些，反而欣欣然地去重犯以前犯了一百次的錯誤，甚至越活越聰明，巴不得老美把核武庫扔到咱們腦袋上來，以成全咱們「寧為玉碎」的骨氣，更從此一勞永逸地治好咱們的蠢病。這當然也有道理──不管是什麽頑症，「人死病斷根」的話總是不會錯的。所以，任何一個良心未泯的人，無論如何愛國，恐怕也不得不沮喪地得出結論∶咱們確乎是不那麽聰明。至少，沒見過別的民族干出咱們那些聰明事來。而所謂不聰明，其實是說咱們不會邏輯思維，情緒過剩，理智不足。用這八個字來考量從義和團到今天的愛國壯士，那的確是度身定做的。該用腦袋的時候，我們用上了熱血。就是這滿腔沸騰的熱血驅使三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的「知識」分子走上街頭，干出了一樁又一樁事與願違的蠢事，在使國家民族蒙受深重災難的同時，還使得全民的智力和道德一天天爛下去。這當然也不完全是現代中國人的錯，從咱們的老祖宗起就不懂邏輯思維。除了墨子有點萌芽觀念，諸子百家拿手的只是模糊思維。從《老子》開始直到鬼子們打進來，祖宗們就沒有給我們留下一本象教科書那樣編寫得有條有理的學術書籍。《老子》、《莊子》和《四書》，其編寫之混亂重複令人咋舌。直到鬼子進村了，咱們這才知道天下原來還有「邏輯思維」這玩意兒。連「邏輯」二字都得音譯， 「以字造詞」都造不出來，可見國學中不但沒有等價物，連個稍微沾得上邊的東西都沒有。當初嚴復譯這個詞，把它譯成莫名其妙的「名學」，可見其捉襟見肘。進口來的東西當然難養馴，何況咱們還沒有日本人的學習能力，所以直到今天，咱們這些肖子孫還是沒有多少長進。中國到現在也沒有一本《福爾摩斯探案集》式的推理小說。而你若問一般人(哪怕是大學教授也罷)什麽是邏輯思維，恐怕他只會說∶「那就是不要自相矛盾」。如果韓非子沒給咱們留下 「賣矛又賣盾」的寓言，恐怕咱們連這點認識都沒有。一、概念不清.其實，邏輯涉及的是概念、判斷和推理。一個人要會正確地思維，第一步就是要弄清腦子裡的各種概念，而咱們的拿手好戲，便是把概念弄得如同夢中仙女一般模糊，這就是咱們思維的第一個毛病。從老祖宗起，咱們就從不知道給出概念的邏輯定義，從來不會準確界定所討論的概念的外延，使概念變成了一堆邊界不明的氣團。「道」、 「仁」、「聖人」、「君子」、「小人」乃至後世的「理」、「氣」等等重大概念，從來不曾明確地嚴格地定義過。凡國學和中醫中出現的貌似「定義」的東西，如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胃為水谷之海」、「頭為諸陽之會」、「舌乃心之苗」等等，在邏輯學上都是一錢不值的。概念不清的第一個後果，是我們不但熱衷於奢談某些連自己都莫名其妙的東西，而且還會為它們而激動，而瘋狂，而大打出手。百家爭鳴時，老子、孔子、莊子、孟子、墨子、荀子無不談「道」，吵得沸反盈天，卻從未想到他們心中的「道」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到了偉大領袖，他老人家將此傳統發揚光大，教導我們∶「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研究問題不應該從定義出發」。因此他發動了文革來「反修防修」，直到十多年後中央《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才發現「對什麼是"修正主義』沒有作出明確的定義」。為了莫名其妙的「反修防修」和「打倒走資派」，竟然有那麽多的熱血青年在武鬥中送命，這恐怕是有史以來最大的黑色幽默。然而事實證明我們就是專演此類幽默大品的大師。老蘆自上網來經歷了三大圍剿，每次都是常識和愚昧的混戰。壯士們不論打的是什麽旗子，一律都是混「帳」(按∶此非罵人話，而是說他們心中的那本賬太混亂)，既不想想什麽是「國家」、什麽是「民族」、什麽是「政府」，這些概念之間有無重合之處與重大區別，也不想想什麽是「民主」和「民主運動」，更做夢也不曾夢見這「愛國主義」究竟是一種感情宣洩，還是一種理性行為。我說∶「所謂"蘆笛現象』的出現，是這個民族的恥辱和悲哀」，決非危言聳聽。咱們這種毛病已經深入骨髓，有時連我自己也會奮不顧身，跳進泥坑。前兩天和人亂吵「文理優劣」，直到某先生出來大喝一聲，才意識到所謂「文理之分」的模糊，可見問題之嚴重。概念混亂的第二個惡果，是使得中國無法產生大思想家，既有的學問也無法深化。在這方面中醫就是最好的例子。由於不懂給概念作精確的邏輯定義，使「臟」、「腑」、「陰」、「陽」、「寒」、「熱」、「虛」、「實」、「表」、「里」這些最基本的觀念全成了不確定的無從捉摸的東西。概念混亂更使得起碼的邏輯分類都無法進行。「三焦」既包括五臟六腑在內，本身卻又是六腑之一就是證明。因為沒有明確的邏輯概念，邏輯學的基本規律都沒法應用到其中去，於是一門應該是科學的東西卻成了可以意會、不可言傳的禪理，變成任由實踐者個人憑悟性和靈感發揮的藝術。這就是中醫永遠無法用邏輯方法整理、從而學術化、現代化的根本原因。概念混亂的最後一個惡果，是即使遵循正確的思路也會導出錯誤的結論。為了說明這一點，我這裡「借頭示眾」，把前兩天和某網友的爭論拿來作個示範，請務必不要介意。他的基本思路是∶文學只是文字的藝術，因而是不能翻譯、無從比較的，所以外國人無法欣賞中國文學，誰是中國最傑出的作家只能由中國人自己決定。而作品的文學價值就是它的市場價值，所以誰擁有最多的讀者，誰就是中國最好的作家。因為金庸擁有最多的讀者，所以金是中國最大的文豪。外國人不欣賞他並不證明他不行。這裡的推理過程是縝密的，沒有什麽毛病，問題出在「文學只是文字的藝術」和「作品的文學價值即市場價值」這兩個錯誤概念上。概念錯了，便不免南轅北轍，車再好，馬再快，離開楚國卻只會越遠。可見清晰、準確、正確的概念是正確思維的第一步，而我們中間似乎沒有多少人意識到這一點。二、不證而論.咱們的第二個常見的思維毛病，是不懂邏輯學上的「充足理由律」，給出論點來往往不證而論，只有論點，沒有論據。這裡隨便引兩句《老子》∶「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這裡的三句話，每句都是論點，毫無論據，實際上是三個彼此毫無相干的結論。翻成白話就更一目了然了∶「古代善於實行"道』的人，是去愚弄百姓，不是教育他們明白事理。聰明的人民是難以統治的。所以，用開發民智去治國只會坑害國家；反過來就會給國家造福。」請看，這裡哪一句話不是先入為主，強加於人？最後那句話用「所以」(「故」)引出，看上去貌似基於前面的論證的結論，其實只是與前兩個結論並立的另一結論。比起西方那些「難治之民」來，中國百姓是最易治理的馴服工具，然而西方卻不會象中國那樣周期性地發生暴亂，可見「智民難治」的結論並不自動導出「以智治國是禍國」的結論。就算勉強把最後這個結論說成是由前面的論點引伸而來的，它仍然只不過是建築在未經證明的兩個論點上。愚民如果是暴民，又何嘗「易治」？這種「不證而論」的傳統在近代得到空前的發揚光大，偉大領袖在內部講話中就斷然表示過他不相信有什麽「充足理由律」，因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公婆各有理」。而人民似乎也毫未感到世上有講道理的必要。於是中國便成了一個世上獨一無二的實行「口號治國」的國家。我每次回國，都要震駭於國外見不到的那些巨幅標語，它們以上帝般的權威口氣，不容置辯地命令或教育人民應該怎麽去過日子。我們早已習慣於不加思索地接受這些毫無根據的命令，如同敬愛的林副統帥說的∶「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古代，咱們埋頭做忠臣孝子，在現代，咱們埋頭「鬥私批修」，同樣的毫不躊躇，同樣的無怨無悔，卻沒人問一聲∶「什麼算"忠』？什麼算"孝』？為什麼"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為什麼要"痛打落水狗』？提出這些口號的根據是什麼？難道它們是《摩西十戒》，不必說出理由何在？」三、亂用類比推理.咱們第三個常見的思維毛病，是亂用類比推理，從毫不相干的事物或自然現象中推導出人生大道理。這裡再隨便引《老子》作例證∶「江海所以能為百穀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穀王。是以聖人慾上民(按，此據馬王堆帛書，下不注)，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為之爭。」這裡由一連串的「是以」連接起來的連鎖推論方式，本來在邏輯上就是毫無價值的。然而這一切推論，竟是從「水往低處流」這個自然現象中導出來的！因為江海位置低下，能納百川，所以聖人為了爬上去統治百姓，就必須先伏低做小，這算是什麼推理？就算「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道理成立，它與促使水流動的地心引力又有什麼鬼相干？類似地，中醫「理論」中的那些「天人感應觀」也令人哭笑不得。自然界有的東西，體內似乎全有，「風寒暑濕燥火」無一不備。老蘆是個「肝火旺」的人，哪怕泡在游泳池裡也淹不滅這「三昧真火」。如果它一直這樣熊熊地旺下去，恐怕到了六十歲那天就要「中風」，讓手腳象風中的樹葉那樣抖個不停。而本人的「舌苔」其實就跟牆角長的青苔一樣，只是顏色不同而已。如果體內「濕度」大了，舌頭就長出厚厚的白苔來；如果體內「熱」了，苔就給烤乾了，如同青苔無法長在墨西哥沙漠中似的。我有時不免納悶∶黃帝、張仲景、孫思邈他們當年怎麼就沒想出個體內的日月星辰來？這種病態聯想，使我們象尼采筆下的「超人」那樣，從此山的山巔一步就跨到彼山的山巔，在概念之間作狂野的「飛躍」。美國漢學家費正清早就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的例子指出過這種「連鎖推論」的荒唐。該「理論」從「個人」到「天下」層層放大，連續飛躍，毫無邏輯上的聯繫，卻被讀書人奉行了兩千年，其間竟沒有多少人想想∶一個人就算是修身修到活佛的境界，難道就會自動具備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能力不成？兩千年下來，似乎只有一個曹孟德敢於公開承認他願意使用象陳平那樣的「盜嫂受金」者來治國。這個亂用類比推理乃至文學比喻的傳統，至今仍在讓咱們每時每刻發揚光大。這方面的問題，我在《明月何處圓？把酒問青天》已經痛駁過了，此處不贅。四、以「經典」作為論據.第四個常見的思維毛病，是以「經典」作為論據甚至論點的來源。中國的古代「思想家」，似乎離開了權威的話就寫不了文章。老子沒有權威可引用，便捏造個「古之聖人」出來。到了莊子，便虛構了一個「仲尼」，一會兒把他當神靈附身的巫師，借他的口來假傳聖旨，一會兒又把他當批判嘲笑對象。孔子離了文王周公，孟子離了孔子，似乎都要害失語症。到了後世，讀書人的全部智能都用來「代聖賢立言」，全國人民兩千年如一日地靠三四個死人的智慧討生活。就連弄點閒情逸緻的詩文歌賦，也要把它們變成王愷與石崇式的鬥富，比賽誰家囤積的典故多。宋儒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如果孔子不生出來，古往今來的幾十億甚至幾百億人便統統沒了腦袋。這種「吃死人大戶」的千年「人民戰爭」，蔚為文明史上的奇觀！哪怕是鬼子的大炮，也沒能轟垮咱們這種吃祖產的敗家子家風。敬愛的林副統帥真是吃透了中華文明的一位好同志。他仿照《論語》的方式，下令編篡了小紅書，用「一句頂一萬句」的格言治國。該同志雖然不幸魂斷大漠，卻忘了把這種「三八作風」隨身帶走。只要看看網上那些稍微認真一點的文章，不是引古聖人，便是引洋權威，這其中理由何在卻忘了說。五、以偏概全.最後一個常見的思維毛病，是以偏概全，亂作歸納推理，把個別的、一時的現象當作普遍的和永恆的。這樣的例子，翻開《四書》比比皆是∶「巧言令色，鮮矣仁。」此話當然適用於敬愛的林副統帥和「星宿派」(注∶見金庸《天龍八部》)，但似乎並不放之四海而皆準，因為倘如此，西方從推銷員到政治家就沒有一個好東西，因為他們推銷或競選時沒誰不巧言令色的，而國內那些晚娘臉售貨員似乎可以據此堅持她們的「豐矣仁」了。「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話不知根據什麽歸納而來。要讓它成立，首先得定義何謂「禎祥」而何謂「妖孽」，在老蘆理解，後者似乎是指那些氣功大師們。然而此輩在漢武和明嘉靖之時極多，也沒見人家亡國。孔子晚年，有人打到了麒麟，據說那是禎祥的象徵，他老人家原該高興才是，卻嚇得從此絕筆，不久便死了，也不知是什麽原因。「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這是我在《四書》里能找到的最好的歸納，適用於大多數情況。錯是錯在那個「凡」字上，把話說死了，說得沒有例外了。老蘆天天開車去上班，這也算「凡事」之一吧。然而這種事我哪怕在夢遊狀態中也不會「廢」，並不需要預先計劃安排一番。相反，一場科研實驗，無論事先計劃的何等周密，卻也不一定「立」，完全可能慘敗。這亂歸納的傳統，到了偉大領袖便登峰造極∶「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敵人反對嫖娼，我們就要嫖娼，敵人擁護民主，我們就要反對民主。「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在某些情況下，這個歸納是成立的。不破了邪的、壞的，好的、善的確乎立不起來。然而如果把它推廣到 「破舊立新」上便大錯特錯了，因為第一，新和舊並不一定是水火不相容的，不破舊，不一定便不能立新。第二，舊的不一定就是壞的，新的也不一定是好的。「諸矛盾中必有一個是主要矛盾，解決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便迎刃而解了。」在微觀上，辦事自有輕重緩急，此論作為一種策略尚有參考價值，雖然解決了急事、大事不一定導致「緩」事、小事的順利解決。例如我現在有吃飯和寫文章這兩件事要做。如果我餓得眼冒金星，文章顯然是寫不出來的，所以必須先去吃飯。然而胃裡充足的食物只提供能量，並不提供靈感。「吃飯」和「寫文章」這兩個「矛盾」在本質上毫無聯繫。我就是吃了山珍海味也未必就能「綱舉目張」而「一飯詩(矢)百篇」。在宏觀上，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此論也確實成立。例如打仗，一旦突破了敵人防線的最薄弱處，對方也就潰不成軍了。然而將此上升為國策，提出什麽「以鋼為綱」、「以糧為綱」就是笑話。試問國民經濟中什麽是綱，什麽是目？有哪一個行業是可以忽略、哪一個行當又是重中之重？科學中又有誰是「萬王之王」，必須優先發展？以上五種重大邏輯缺陷，使諸子之書成了格言集錦，而不是思想家的理論著述。它們當然是古老智慧和人生經驗的結晶，但卻不是邏輯上井然有序的思索推理結果。然而兩千年下來我們卻只為其中的智慧閃光而迷醉，看不到其思維方法的缺陷。「先天不足」(傳統)加上「後天失調」(現代教育)，便害得中國人成了不會邏輯思維的民族。咱們的教育，實質上和當年八股文開科取士的應試教育沒有什麽不同。無論學哪一科，都是教你一套繁複的規矩，讓你把這套東西操演得精熟，彷佛是教八十四式(？)武當長拳似的，而一個高材生的本事，就是拳來足擋，刀來棍迎，按師傅教會的套路「打出少林寺山門」。西方的教育是教你「萬人敵」的本事，強調的是教會學生「the way of thinking」(思維方式)，去想前人之未想，立前人之未立，而咱們卻是教學生一套好拳腳，去應付考官想得出來的一切招數。這種教育的結果，便是連數理化的高材生也不一定會邏輯思維。許多人學會的是本行里那套嚴謹的規矩，卻不會融匯貫通，看出其中具有普遍性的思維方法，把它應用到別的領域中去，一進了社會人文領域便如同白痴，偏偏還要「挾理自重」，以為方程式便是洛書河圖一般的東西。小蘆在初中時即已攻讀了蘇聯出的邏輯學教科書，而且是學校的平面幾何狀元，然而並未真正掌握邏輯思維的要旨。所以後來給「辯證法」風魔得迷迷登登的，成天琢磨「否定之否定」，死也不明白為什麽一個數乘上零被「否定」了，再乘上一個零還是零，並不會「螺旋式地上升」，向原來那個數回歸。後來又短暫地狂熱投入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文革，根本不去想想一個中國從未有過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又如何談「復辟」。甚至在啟蒙後，剛聽到「基本路線」的「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時也並不覺得滑稽，沒想起這「五十年內外」其實是個包括「一百年內外」的「開區間」。因為不會邏輯思維，我們便成了「什麽都懂，什麽都會，什麽都敢信，什麽都敢說」的愚昧、幼稚、狂熱的民族。不管是何等荒謬的名堂，一出籠便能風靡億萬人民，人人如痴如醉，個個似癲似狂。「大躍進」、「文革」不必說，什麽「雞血療法」、「針灸治聾啞」、「飲水療法」、「甩手療法」、 「磁療」、「紅茶菌」、「氣功熱」、「風水熱」、「易經熱」……實在是琳琅滿目，蠢不勝收！至今我一閉眼，就想起當年某好友清晨起來愣灌下幾升白開水，而未來的蘆娘子在竹林中如中風魔，每日數千次地來回猛甩纖纖玉手。當然，比起後來那些在北海里抱著大樹親嘴「吸樹精」、躺在地下「接地氣」、參加張大師香玉的語言短訓班學習「宇宙語」、「宇宙歌」的瘋子們來，這實在也算不得什麽。為了使本民族稍微有些理智，我們的教育制度必須作根本的改革，廢除那種製造工匠的應試教育，採取西方那種旨在培養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想像力、創造力的教育方法。為此首先必須將邏輯學開為所有學科的必修課。雖然西方現在已經停止教授邏輯，然而那是因為邏輯思維已經成了人家的深厚傳統，不必再多此一舉。但在中國這卻是非補不可的一課。此外更要停止將學生造成解題機，以徹底摧毀他們的想像力、創造力的野蠻作法。其實在這方面，偉大領袖早有合理的教導∶「啟發式，廢止注入式」。要引進西方那種讓學生在課堂上自由討論，由集體或個人搜集資料，在教師指導下主動研究，完成課題的教育方式。說到底，治療愚蠢的良藥是合理的教育，我覺得這是國家應作最大投資的項目，是咱們學習西方的重點。象數思維方式是易學的基本思維方式，是中華思維方式的元點和代表，它不僅決定了中華傳統文化的面貌、特性和走向，而且決定了中華民族特有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審美意識及風俗習慣；不僅滲透到最深層面的民族心理結構，而且滲透到外顯層面的實用操作技術；不僅影響了中國傳統的哲學社會科學，而且影響了中國傳統的自然科學各學科。象數思維方式具有以下特徵，並在各自層面影響著中華傳統文化。一、整體性特徵——重整體和合，輕個體分析 整體觀念是《周易》最重要的觀念之一。《周易》卦爻是一個整體，八卦、六十四卦為兩級全息系統。八卦是陰陽二爻三維組合體，六十四卦是陰陽二爻六維組合體。後者六個爻位上二爻為天道、下二爻為地道、中二爻為人道，天地人三才融為一體。卦爻符號模型是事物呈現運動模式，筮法數字模型是事物潛在運動模式，對天地的推演、時間的發展、宇宙陰陽規律的變化作整體模擬，對萬事萬物的生成、分類、變化、運動作系統描述。六十四卦模式以「六爻」、「六位」關係為基礎，以時、位、中、比、應、乘等為原則和標準，給人們提供一個從時間、空間、條件、關係全方位分析問題、認識事物的思維方法。易道的「一陰一陽」既說明人與自然具有對立性，也說明其具有和諧性、統一性。「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表示對立面的相互推移、相互轉化與相互依存。《易傳》提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認為不同事物只要同類就可相互感應、相互吸引，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反映了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繫的整體觀念。《易傳》將「保合太和」看成是「易」的最高理想境界。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的相互對立與和諧、感應與交流被《周易》有機地統一起來，成為《周易》的基本思維理念，開創了中華文化「天人合一」的整體思維特徵。歷代象數學家通過取象思維大大強化了這一特徵。漢易象數學家發明的卦氣說、爻辰說將天文、物候、節氣、時令等要素納入卦中，組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八宮說、納甲說將陰陽五行、天干地支、人倫等級、月體盈虧等視為一體；乾坤升降、卦變說以卦為本位，通過卦的化生變化，建立起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繫。宋易象數派通過河洛圖式、先天易圖式構建世界的整體模式，將天時、地理、動植物、人體、器官、道德倫理、社會制度、歷史演變等等統統納入其中，以說明宇宙萬事萬物之間是一個相互影響、普遍聯繫的整體；周敦頤的太極圖式將宇宙「太極」與人倫「人極」相聯繫，從太極—陰陽—五行—萬物的宇宙生成論角度，把天地人有機地統一起來，組成一個「太極」整體和諧系統。象數學家在解《易》中，所採用的取象、取數的方法，正是反映整體思維的特徵。卦象、物象作為獨立的個體，看似互不關連的，《說卦傳》及象數學家把它們有機地聯繫在一起，建立起卦象與物象、物象與物象之間的普遍聯繫，把原本複雜紛繁、互不連貫的宇宙萬物加以整合，使之簡約化、系統化。象數學家還對整體觀思想作過深刻的闡述。如邵雍在《觀物外篇》中以「萬」與「一」說明萬物合則為一體，分則為萬物：十分為百，百分為千，千為分萬，猶根之有干，干之有枝，枝之有葉，愈大則愈少，愈細則愈繁，合之斯為一，衍之斯為萬。認為萬事萬物是逐層分化而來，個體事物的發展是從單純到複雜，沒有止境的，它們之間是一個互相聯繫的整體，猶如根—干—枝—葉，只是「合」與「衍」的區別，所謂「合一衍萬」，即是整體思維的反映。清代方以智提出「細統」說，認為整個宇宙是一個大系統：有質者皆地，而所以然者皆天，同時皆備，同時渾淪，此統本末也，幽明大小皆交汁為一者也。五行七曜，五方六矩，兩端交攝，相制相生，定盤推盤，有幾可研，此細本末也。統在細中，有統統，有細統，有統細，有細細，差別不明，則無以開物成務，而釋疑辨惑者無從征焉。（《周易時論合編·繫辭上》）認為天地是一個「同時皆備，同時渾淪」的整體，一切大小本末事物都在它的統攝之下，即「統本末」；這一整體的各部分存在差別，又存在相交、相生、相制、相轉換的聯繫，此即「細本末」。整體不脫離個體部分而存在，整體有「統統」和「細統」之別，部分又有「統細」、「細細」之別。在統一的整體中，事物的層次總是統中有細，細中有統，「統」與「細」相互蘊涵。整體的思想對中國文化各層面影響極為深遠。就《周易》整體太和觀與儒道兩家的整體和諧觀相比而言，儒家強調「中庸」，偏向於將自然人化；道家強調「混沌」、「素樸」，偏向於將人自然化。而《易》則強調人與自然的對等感應、對等交流，又不抹煞各自的對立、獨立的特性。《周易》「太極」是陰陽整體對待和諧的最高概念，也是象數思維的理性提煉(宋明以後的陰陽魚「太極圖」是太極觀的形象寫照)。只是在後世的發展中，《易》整體和諧的一面被強化，而獨立、對待的一面被弱化。董仲舒強調「大一統」思想，經後代統治者的大力宣傳，「大一統」思維方式成了中華民族的精神主幹。隨著大一統思維的不斷深化，「太極」被視為至尊的「一」，世界萬物起源於「一」，全國定於一尊，就是皇帝，這種思維方式在調和矛盾、鞏固民族團結、穩定國家政治、增強民族凝聚力、維護並促進統一、防止並結束分裂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同時民眾的鬥爭性、獨立性被遏制，迎合或促成了封建君主專制，形成了一元化政治結構。整體、求同的思維偏向，重視主體作用，對問題的探討往往從內因、主體出發，只求內部世界與外部世界的適應、協調、缺乏對外部世界的改造、發展。形成內向、忍讓、依賴的民族性格，如安分守己，逆來順受、保守退讓、模稜兩可，缺乏獨立、競爭、果斷、直率。只求「隨大流」，個性、主體意志被削弱甚至泯滅。就對傳統科技的影響而言，在中醫學中表現最為突出。中醫素有「人體小宇宙，宇宙大人體」之認識。作為中醫理論圭臬的《黃帝內經》不僅將人體內臟看成是一個有機的整體，而且將人與宇宙自然看成是一個相互感應、相互影響的大系統。其「五運六氣」說認為氣候的變化及人所處的地理環境對人體的健康和疾病有重大影響。《內經》提出的藏象學說、病因病機學說、診斷辨證學說等無一不是建立在以陰陽五行為代表的整體思維模式基礎之上。另如王充《論衡》依整體觀感應論解釋磁石引針，張衡在易學感應論啟發下發明候風地動儀，等等。當然整體性思維也給科技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那就是在關注整體、關係的同時、往往忽視對個體、局部、構成元素的細節、深層的研究，致使分析科學不夠發達。上述影響雖不僅僅是《周易》及其象數學派所造成的，但象數整體思維尤其是陰陽五行觀念卻是其重要的深層原因之一。二、功能性特徵——重功能關係，輕形體結構所謂「功能」，指物體外部表現出來的性能和作用。功能原則是《易傳》提出來的。《繫辭傳》在論爻位的功能時用了「功」字，（《繫辭傳下》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三與五同功而異位」。）又稱為「德行」。《說卦傳》從功能原則出發，論述八卦所象徵的八大自然物，乾天為剛健不息，坤地為順天而行，震雷為振動，巽風為散入，坎水為陷險，離火為灼麗，艮山為靜止，兌澤為喜悅。義理學派依此闡發義理，一般不論及物理。象數學派依此研究事物之理、研究事物動態屬性及其相互關係。漢代象數學派將五行引入易學，以五行解說卦爻象與卦爻辭。「五行」亦由一個實體概念轉變為一個功能概念，水、火、木、金、土分別表示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五種功能群。五行之間的生克、乘侮法則也就是功能群之間的關係原則。漢象數學家一經將卦爻與五行相結合，則使戰國鄒衍陰陽五行學說得以發展，也使功能性原則更加系統地得以貫徹。功能是可以感知的、外現的，象數學派的取象即是依此原則。如離有炎上、外照的功能，所以火、日、電等皆歸為離「類」，離即是這一組功能群(「類」)的代稱。八卦可視為八組功能群。如虞翻解釋蒙卦象辭「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曰：「艮為山，震為出，坎泉流出，故山下出泉。君子謂二，艮為果，震為行，育養也。二至上有頤養象，故以果行育德也。蒙卦為上艮下坎，下互卦為震，虞氏以艮為山，又為果；以震為出，又為行，為育養。主要是從功能出發的，艮有靜止功能，故為山、為果；震有運動功能，故為出，為行，為育養。歷代象數學派所依據的象數模型實際上是一種動態功能模型，無論是取象方法還是取數方法，都是以動態、功能的一致性為條件的。只要功能相同，即使是結構不同、形態不同也可歸為同類。這種思維觀念對中國文化尤其是科學技術影響深遠。中國傳統醫學以表示行為功能的動態形象為本位，以形體器官和物質結構為輔從，將人體生理、病理的一切「象」都歸屬為陰陽兩大類。中醫五臟六腑、十二經絡都是依據功能、動態思想建構的。如「左肝右肺」，顯然與實體結構不符，但卻與肝主升、肺主降的屬性相符，也與河洛八卦左為震木為肝、右為兌金為肺的功能模型相符。中國古天文四象二十八宿的排列、星移斗轉的周期，古地理分野坐標系統，曆法物候陰陽變化節律，古樂律律呂損益的法則，等等，都是遵循易學象數的動態、功能模型。象數功能模型的代表是陰陽五行模型。陰陽五行不僅是中國古代自然觀的核心，也是傳統科技的理論基礎和理想框架。從漢代開始的哲學家和科學家都以陰陽五行之氣為七大元素（「陰陽五行」被周敦頤《太極圖說》稱為「二五之精」。）並以此解釋世界的形成及其物質結構。古代天文學、氣象學、化學、物理學、地質學、醫學等均受其影響。如開古化學先河的煉丹術典籍《周易參同契》即依鉛汞和水火的性能說明丹藥的煉養與形成，稱汞性為陽，鉛性為陰，汞遇火而升華，鉛遇火流為液體，二物融合為一體，即「覆冒陰陽之道」。說明陰陽五行七種元素各有自己的功能，天地萬物因稟受其性能的程度不同而顯現為千差萬別的事物。鉛稟受陰水的性能而為鉛，汞稟受陽火的性能而為汞。兩者的化合又產生新的物體即丹藥，此為「性情自然」。中醫對人體的考查則完全是建構在陰陽五行功能模型之上的（拙文《論中醫思維及其走向》、《生命的「二體三用」模型》對此作了探討，分別載《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誌》1996年第4期，《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就臟象學說而言，五臟為陰，六腑為陽。五臟中肝為木、肺為金、心為火、腎為水、脾為土，其中心肺為陽，脾腎為陰，心為陽中之陽，腎為陰中之陰。（《內經》對五臟配陰陽說法不一，主要記載見《素問》的《金匱真言論》、《六節藏象論》，《靈樞·九針十二原》以及《甲乙經》、《太素》、《類經》等。）依據五行功能建立了五臟六腑之間的生克、制化、乘侮、勝復的聯繫，以反映人體的生理、病理狀況，並決定藥物和針灸治療。從某種意義上說，中醫生命科學就是以陰陽五行為基礎的人體功能學。作為物理學家的方以智依據陰陽五行功能原則研究物質現象及變化規律。認為天地萬物由陰陽五行之氣所構成，物質現象的變化是由於各自所稟受的五行之氣所構成 ,物質現象的變化是由於各自秉受的五氣功能相互作用的結果，並指出中國的五行說優於西方氣、土、水、火的「四大」說。（參見方以智《周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兩間質約》、《物理小識》中的《氣論》、《四行五行》等篇。）功能性原則是我國古代自然觀核心，由於象數學家、科學家 (不少象數學家又是著名的科學家)的努力，終於形成了我國以功能論、氣論為特徵的傳統科學體系。從而與西方原子結構論科學傳統大有異趣象數思維重動態、重功能的傾向，又導致輕結構、輕靜態的偏差，致使中華文化形成重道輕器、重神輕形的基本格局。對中國科技造成的負面影響則是實證、實測科學不發達，分析科學不發達。三、形象性特徵——重感性形象，輕抽象本質《周易·繫辭傳》提出「設卦觀象」「立象盡意」的原則，並說明「觀象制器」的方法。「象」是《周易》最重要的範疇，它既指卦象，又指物象，物象中既有有形狀可見的「形」 (或稱為「器」——「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有無形狀可見但卻可以感受的「象」。卦象、可見之物象與可感之物象，可統稱為「形象」。如上文所述，此形象不同於藝術活動中的形象，不帶情感色彩；此形象思維也不同於藝術形象思維，不是以事物形象為思維放射源。如「觀象制器」即認為古代聖人發明器物是依據卦象的結果，卦象成了思維的放射源。卦象還是「盡意」、「類情」的出發點。《說卦傳》在八卦之形象下類推出各種相關的物象。在象數學家看來，卦象、物象是統一的雙重形象。在解《易》過程中，首先從形象出發，企圖建立起卦爻象與物象之間的必然聯繫，以證明卦爻辭完全是從物象出發的，是對卦爻象的說明。如象數學家解釋謙卦象辭「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為謙」：艮，山；坤，地。山至高，地至卑，以至高下至卑，故曰謙也。 (《九家易》注)乾來之坤，故下濟。陰去為離，陽來成坎，日月之象，故光明也。 (荀爽注)若日中則昊，月滿則虧。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 (崔憬注)坤為鬼害，乾為神福，故鬼神害盈而福謙也……乾為好，為人，坤為惡也，故人道惡盈。從上之三，故好謙矣。 (虞翻注)以上注釋均見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謙》。從這些解釋中可看出「象」的重要作用。謙卦由下坤下艮組成，象數學家從該卦中分化出乾卦 (坤的旁通卦)、坎卦(謙的下互卦)、離卦(坎的旁通卦)，這樣一共就得到五個卦象，然後從這五個卦象中得到了山、地、天、日、月、水、鬼、神等物象，再從這些物象中引申出高卑，下濟、光明、盈虧、好惡等功能意義。這樣一來經傳文就得到解釋了。宋代象數學家同樣也是從「象」出發，但此時的「象」主要指河圖洛書、先天圖、太極圖等「圖象」。這些「圖象」被用來闡述宇宙萬物發展變化的規律。「象」是一種直觀的、感性的、經驗的綜合體。從現象出發、從現象出發探討事物規律、重視現象，也是中國文化及科技的特色之一。古代科學家提出了觀察、測驗自然現象的方法。如沈括在《夢溪筆談·象數》中提出「測驗」說，李時珍《本草綱目》提出「采視」、「試驗」說，張介賓《類經附翼·醫易義》提出「驗象」說，方以智《物理小識》提出「質測」、「通幾」說。可見「象」是中國科技思維的出發點和研究對象。《黃帝內經》不僅有《六節藏象論》、《陰陽應象大論》等以「象」命名的專論，而且最重要的是「象」是其反映內臟本質的外部徵象和建構人體生命理論的重要方法。中醫理論的核心是「藏象」學說，「象」即現象，「藏」即藏於胸腔內的內在器官，「藏居於內，形見於外，故曰藏象」（張介賓《類經·藏象第二》）。藏象學說即是基於內在形質而通過觀察外部徵象來研究人體的生理、病理活動規律及其內外環境相互聯繫的理論。此外中醫的診斷學說、辨證學說、病因病機學說等均離不開「象」，以至有人稱中醫為「唯象醫學」。由於過分強調形象、現象的作用，因而在漢、宋時代對事物本質及結構的研究就顯得相對薄弱。這種局面到了明代才開始有所改觀。明代科學家將程朱的「格物窮理」引向探討「物理」的道路。以觀察物象為「窮理」的前提，以探求物理為「格物」的目的。開始注重探求事物的本質特徵、構成方式和變化規律。以形象作為思維過程媒介的形象思維，由於它不脫離整體形象去認識事物，關注事物與事物之間的橫向的聯繫，因而展現的是宇宙萬物的整體。雖然不能說中國傳統科學是不研究本質規律的直觀、經驗科學，但重視形象經驗，重視橫向聯繫，忽略形體結構，忽略縱向探討，卻是中國傳統科學的總體特色。這與功能性、整體性特徵又是一致的。「形象」往往是功能的、動態的、整體的表象。綜合地看，中國傳統科學是一種重視形象、功能、整體而輕視本質、結構、分析的科學。四、變易性特徵——重循環變易，輕創新求異變易是《周易》的最基本觀念。「周」、「易」二字可理解為「周環、循環」與「變化、運動」。《周易》可看成是專論宇宙萬物周環變易規律的著作。六十四卦是一個從乾、坤開始到既濟、未濟結束的變易周期。「未濟」表示下一個變易周期的開始。如此運動變化，循環不已。《周易》文字系統在對卦爻符號的解釋中，明確提出周環變易的觀點，如《易經》泰卦九三爻辭：「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復卦卦辭：「反覆其道，七日來複。」《易傳》則反覆強調：「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變動不居，周流六虛。」《繫辭傳》還列舉日月往來、寒暑往來的例子，說明「往者屈也，來者信 (伸)也。屈信(伸)相感而利生焉」。《易傳》將六十四卦的變易規律歸結為陰陽二元相反、相對、相摩、相盪的交互作用，提出「一陰一陽之謂道」的命題。象數學派通過「卦變」說強化了這一觀念。漢易象數學發明了之卦、升降、旁通、往來消息、互體等卦變體例。如虞翻卦變說，以乾坤父母卦變為六子卦，以十二消息卦變為五十二雜卦。後者分為一陰一陽、二陰二陽、三陰三陽、四陰四陽各類，每類的其他卦皆是該類消息卦爻象互易的結果，其體例皆以陰陽兩爻互易，主變動者止於一爻。就卦變圖而言，有代表性的還有李之才卦變圖、朱熹卦變圖、俞琰卦變圖，而以俞氏卦變圖最為合理，此圖以乾、坤、離、坎四卦居中，由乾坤兩卦上下升降而變出其餘六十卦。乾卦一陰生至五陰生的過程即是坤卦一陽生至五陽生的過程。一卦六爻，一陽則五陰，五陰則一陽，余可類推。卦變說將卦象看成一個相互變化、相互生成的序列，啟發人們從變化角度掌握事物發展的總體過程。卦變說還告訴人們物極則反、循環往複的道理。在十二消息卦中，陽爻生長 (陰爻消退)到極點時就會走向反面，即陰爻開始生長(陽爻消退)，而到陰爻生長到極點時，又轉向陽爻的生長。如此循環不已。變易觀及循環周期觀對中國科技影響重大。僅就象數學家的科學成就而言，漢易中的卦氣說，以六十四卦陰陽爻象的相互變易過程說明一年節氣、物候的變化周期。其中以十二消息卦代表十二個月，從復卦十一月陽生，到乾卦四月陽氣極盛，轉為卦五月一陰生，至坤卦十月陰氣全盛。說明一年寒暖 (陰陽)二氣的交相推移過程。邵雍反對天體永恆不變說，依先天六十四卦運行規律，表達天體運行的周期觀念進而描述宇宙萬物生滅成毀的循環周期。張介賓以易學變易觀解釋中醫原理，認為人體臟腑經絡功能按五行生剋法則構成一循環過程，而且生克互相包涵，構成各器官的動態平衡。方以智《物理小識》認為氣、聲、風、光、形，都可以轉化。氣是本原，「氣」本身是「不壞」的，氣旋轉則為風、振動則為聲、聚發則為光、凝固則為形，彼此之間「相互轉應」，無始無終。循環變易觀將物質看成是動態可變的，變化的形式是盈虛消長循環往複的，變化的根源是陰陽兩種對立性能的相互作用。這種觀點對整個宇宙宏觀世界來說是基本合理的，整個宇宙存在永恆的大循環，而各種物體也存在暫時的小循環。這種循環是以陰陽象數的對立轉化為基礎的，包含著不斷變化、「革故鼎新」的進步思想。同時也增強了中華文化前後承接的親和力和穩定性。其負面影響是過分強調了循環，輕視創新發展，將循環看成是運動的唯一形式而看不見其他形式 (如直線形式、非升降形式等)。缺乏歷史進化發展觀念，從某種程度上維持了封建社會的統治秩序(如三綱、五常的永恆性)。致使中化民族沿襲因循、模仿、重複的習慣思路，缺乏創造、創新精神，缺乏應有的活力，缺乏否定意識，造成了社會發展的緩慢，甚至倒退。易學象數思維對中化文化的影響是深層次的，也是複雜的。如何整飭、修正象數思維的偏差，是中華文化「現代化」的一個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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