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我眼中的內地與香港高等教育

06-10

是好是壞，只能等時間鑒定，但頻頻的政策驅動教育轉型，必定讓一代學子成為試驗品

我眼中的內地與香港高等教育

文| 陳平原

一、從大學史到大學評論

為什麼是香港？二十年前，也許我們會說那是一塊「彈丸之地」；可是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必須承認：對中國內地的高等教育而言，香港的大學已經既構成了挑戰，同時又提供了借鑒。那裡的大學也許不像各式各樣的排行榜中的數字那麼耀眼，但卻值得我們重視。

從1998年28名內地學生進入香港接受高等教育開始，到去年一年已經達到了1590名。今年，這一數字可能超過2000名，這無疑將改變香港的高等教育結構。如果我們站在內地的立場來看，香港的大學師資不錯，教育體制也可圈可點，但他們的生源卻不是很理想。因為香港的人口有限，除去中學畢業後直接申請到海外讀書的，剩下的高質量的中學生其實並不是很多。

而香港的大學卻不少，其中有三所研究型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與香港科技大學，還有五所教學型大學，以及大量的私立大學。這麼多大學來「瓜分」這些學生，就導致生源成為了突出的問題。內地學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開始陸續進入香港的大學。

中國政府給予香港的高等教育的最大幫助，是在政策上允許他們零批次錄取。這樣一來，香港的大學生源很快就發生了變化。我在港中大教學，明顯能夠感受到近些年來學生的水平在不斷提高。在香港的大學中，有10%的本科生來自內地；在研究生中，這一比例更是超過60%到70%。換句話說，今天討論香港的大學問題，已經必須把如此龐大的內地生源包括在內了。同樣，談大陸的高等教育，香港也已經成為了一個重要參照。

這些年來，香港各所大學的校長都雄心勃勃。此前，通常只有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與香港科技大學被認為是可以參與國際競爭的好大學，但現在其他大學的排名也都在陸續上升。6月13日，《文匯報》發表了一篇報道，題目是《缺乏特色讓上海的大學落後於香港》。文中依據新公布的《2013年QS亞洲大學排名（QS Asian University Rankings）》對亞洲近300所大學的最新排名，指出上海的大學普遍落後於香港。

比如，香港科技大學是第1名、香港大學是第2名、香港中文大學是第5名、香港城市大學是第12名，而上海最好的大學——復旦大學只是第23名。此外，還有香港理工大學高於上海交通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高於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落後於嶺南大學，等等。上海交通大學與華東師範大學都是所謂的985大學。

香港主要的大學幾乎排名都比內地的985大學要靠前。我在香港教書，深知這樣的排名是有問題的。如果說香港理工大學、嶺南大學的水平高於上海交通大學、華東師範大學，肯定是不可信的。

那麼，明知不可信，上海——或者中國內地的大學為何還會如此焦慮？這與香港的大學進入內地以後影響生源的選擇有關。以前，對於大陸學生來說，北大、清華毫無疑問是第一選擇；但現在不是了，還有香港的大學可以考慮。

我寫過一則《排名的困惑》，其中引用了一段軼事，說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原北大校長丁石孫訪問香港，有記者問他北大和中大哪一個更優秀，他毫不猶豫地回答：當然是我們北大。」丁校長的態度，代表了我們二十年前的思路：中大怎麼能跟北大相提並論呢？但是二十年後的今天，再看各種排名，我們發現中大的確已經超過了很多內地的大學。

當然，這其中有排名本身的問題，不過卻也說明了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香港的大學在最近二十年間已經大踏步發展。可我想反過來追問的是：我們內地的大學呢？

二、中國大學的獨立與自信

我與港中大一直保持著比較密切的聯繫。在這一過程中，我發現：香港的大學越來越自信，內地的大學越來越不自信。

自信與不自信，並不簡單地等同於大學辦得好還是不好，而是意味著內地的大學現在換了一個跑道。此前，內地與香港的高等教育可以說是各走各的路，所以我們很容易判斷，哪些大學辦得好，好在什麼地方。但今天，我們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遊戲場。對於內地大學而言，這套遊戲規則是全新的。討論這個問題，就必須回到1998年——我相信日後的教育史會記得這個年份。

那一年有兩件事情對於此後的內地高等教育的發展影響深遠。一是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提出了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口號。由此也就產生了一個我們今天都熟悉的辭彙——985大學。此前，教育部已經發布過211計劃，即面向21世紀重點建設的100所大學。所有這些——「985」、「2+7」、「211」，對內地大學發展的影響都是決定性的。

二是1998年經濟危機以後，中國政府決定擴大高等教育的規模，從次年開始擴招。所以，近二十年的內地高等教育基本都是在兩條道路上賽跑，一方面強調世界一流，另一方面又拚命擴招。

那些在211之外的大學的處境卻越來越艱難。現在的內地高等教育，就像金字塔一樣層累起來，我們關心的都是頂端的大學，而很少討論那些底層的大學。目前中國的高等教育，其實是舉國辦奧運的思路。換句話說，既然暫時沒辦法讓全民都身體康健，那就先把一小部分人集中起來加強訓練，等拿了金牌再說。但不能忽視的是，就像中國足球一樣，底層的水平上不來，頂端肯定也會出問題。

除去制度設計的問題，大學排名也是影響當下高等教育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今天，你見到任何一所大學的校長書記，幾乎都會跟你說他們學校的排名問題。記得香港中文大學的校長沈祖堯教授曾經宣布港中文不參加排名，所以次年馬上就在排行榜中跌了下來。校友們紛紛關心為什麼跌得這麼快，校長沒辦法，只好又重新回到這套遊戲規則中來。

三、改革太急與期待太高的中國大學

單就國際排名而言，香港的大學無疑比內地更佔優勢，因為他們的整個高等教育制度都是以歐美大學為參照，大多數的教授也都在歐美大學接受教育，而歐美在某種程度上正是今天中國教育國際化的標準。所以，香港的大學的排名比內地高，並不意味著實際的水平比內地高。

內地的大學現在都面臨轉軌的問題，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與國際接軌」。我想追問的是：究竟是哪個「軌」？又應當如何「接」？國外的大學並非同一模式，每個在海外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學者，都有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大學范型。

有人認為是德國的，有人認為是日本的，也有人認為是美國的——而美國的東部與西部又具有不同的高等教育傳統，公立與私立大學的發展道路也不一樣。在我看來，「接軌說」誤盡蒼生。

所有的大學都在轉軌。比如，今天的歐美大學與二戰以前已經有很大不同，但他們的轉軌基本都是大學自己在「摸著石頭過河」。而中國的情況卻比較特殊，是在政府的號令下急轉彎的。

從1998年到現在，中國大學改革太急。辦教育的人需要明白，教育是一項長期工程。所以，才會有「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說法。整天強調「世界一流」，不是好的狀態。

到過國外大學的人都明白，那裡很安靜。可是回到中國內地，彷彿任何一所大學都是一派熱火朝天的景象。校長不斷在制定計劃，系主任也是躊躇滿志，甚至每位教授也都熱血沸騰。這樣的畫面令人感動，但我必須說，這樣的狀態也讓人擔憂。大學改革，應當稍安勿躁。一個錯誤的決定必須用十個很好的主意才能彌補過來。學生不應成為小白鼠，大學也不應成為小白鼠。一道政策出台，一代學生的命運就與之直接相關。

改革太急源於期望太高。今天討論教育問題的人，主要有兩種思路：一是「向外看」，即關注哈佛如何、耶魯怎樣；一是「向後看」，也就是表彰民國大學的故事與精神。

現在有一種通行的說法是民國大學多好多好，可是持論者應當知道，今天的大學同樣需要一種「了解之同情」。民國的大學教育基本是一種精英教育，這與今天我們的高等教育模式很不一樣。整個民國年間的社會動蕩姑且不論，即便是在局勢相對穩定的1930至1937年間，在校的大學生也只有四萬人左右。待到抗戰勝利，這一數字有所增加，但也不過八萬人。

我經常說，西南聯大八年一共才畢業了一百個研究生，而現在北大中文系一年招收的研究生就有一百四十多個。再如，當我們追懷民國大學的獨立精神時，既要看到校長與教授爭取自由的努力，同時也得承認這與民國年間教育部的管理不細與無力直接相關。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全民關注大學問題。「五四運動」的時候，蔡元培在把被捕的北大學生營救出來以後，留下過一句話——「殺君馬者道旁兒」。這裡是化用了漢代的《風俗通》中的「殺君馬者路傍兒也」的典故。意思是說，對於騎快馬的人而言，道旁的觀眾越是喝彩，馬就跑得越起勁越快，一路快馬加鞭，最後就很容易氣絕身亡。

對待大學，同樣是這個道理，今天被希望得諾貝爾獎，明天被期待就「世界一流」，很可能會導致中國高等教育的步伐無法走得穩健，產生一系列的問題。

在《大學何為》的序言中，我曾談到：「並非不曉得報章文體傾向於『語不驚人死不休』，只因為我更欣賞胡適創辦《獨立評論》時所說的，作為專家而在公共媒體上發言，要說負責任的話，既不屈從於權威，也不屈從於輿論。」

本文來自搜狐教育沙龍主題演講，限於篇幅，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