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個世界強國的復興-古老中國：王朝的崩潰-帝王朝代周期輪迴的末日

1793年：最後的一次機會

　　 1793年9月8日，在距離北京150公里的東北熱河，皇帝行宮裡正在舉行一場盛大的外國使團活動。在百名中國陪同的護送下，大英帝國國王喬治三世的全權代表羅德·馬戈爾尼在近百名使團成員的簇擁下進入了下榻的府邸。乾隆皇帝把英國使團看作歸順的使團，感到自己道德感召力之大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足以感召遙遠西方的蠻人，吸引他們前來自己的皇宮朝拜。33英國人宣布是以祝壽使團的名義前往中國，而且帶著大英帝國國王喬治三世給83歲的乾隆皇帝的祝壽信。但是馬戈爾尼真正想要到達的目標，也就是中國人眼裡的革命性目標，與中國簽署一個貿易協定，達成在北京和倫敦相設使館的協議。所有這些內容都寫在他要面呈乾隆皇帝的英王親筆信中。

　　 當時在歐洲，英國已屬中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英國人不僅購買了中國市場上1/7的茶葉，而且還大量進口中國的瓷器、絲綢、漆器、大黃藥物等。可是只允許在一個地方進行貿易，那就是廣州，一座遠在大清王朝南部的城市。前往廣州的英國貨船無不經常受到貪得無厭的海關人員敲詐勒索，而且英國人的貿易業務還得經過壟斷專賣的「十三家貿易商家」，即所謂的「十三行」。這樣，英國所有的貿易船隻，才能暢通無阻。在十月到來年一月的貿易期間，英國商人住在珠江的一個名為沙門的小島上，這個小島遠在廣州城牆之外。他們的生活與中國人完全隔離，而且他們的行動自由實際上被局限在這個貿易點。馬戈爾尼的任務就是要想方設法解決這一問題，他們認為，這是一個誤會，清朝皇帝肯定對此一無所知。他尤其是要嘗試著，讓中國儘可能自己向英國敞開進出口的大門，至少能讓皇帝答應給英國再開放幾個貿易港口。

　　 對於中國人來說，與這些未開化的民族進行貿易原本是一種惠顧，旨在讓他們學習中國文明。按照中國人的觀點，他們擁有自己所需要的一切，根本不需要外國商品。英國人在與中國貿易方面所提出的那些要求，簡直是可笑至極，根本不值得予以答覆。特別是他們那雙方互派使團的建議更是荒唐，似乎他們的英王和大清天子之間有什麼平等可言。早在皇帝接見英使團的禮儀問題上，就發生了一系列的爭執。馬戈爾尼不願在拜見皇帝時行磕頭禮，不願在皇帝面前三跪九拜。大清皇帝對於無知的蠻人表示了「寬容」，最後允許馬戈爾尼採用英國公爵們的禮儀，以單膝跪拜禮代替中國的三跪九拜。馬戈爾尼自認為這是外交上的勝利，可是他實際上卻是失掉了面子：他不願意給天子磕頭證明了英國還屬於尚未開化的國度；而他拒絕磕頭之舉不僅僅是冒犯了乾隆皇帝，而且破壞了宇宙秩序的和諧。

　　 9月14日早上6點鐘，晉見正式開始，而外交使團必須提前三個小時到達，等待皇帝的接見。馬戈爾尼屈膝致禮，並把一個盛放著喬治三世親筆信的金盒子面呈乾隆皇帝。作為親自帶來的禮物，他還面呈了一對搪瓷燒制並鑲嵌有寶石的時鐘。作為回贈給喬治三世的禮物，乾隆交給這位英國使節一個象徵著和平與繁榮的玉如意，並且補充說，他祝願英國國王像他一樣長壽。隨之，乾隆宴請了使節代表團。乾隆所顯示出來的尊嚴給馬戈爾尼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他把這些在回憶錄中讚譽為「靈光閃爍的英明國王」。

　　 英國人帶來600大箱、價值1.56萬英鎊的禮物。這些禮物並非是按照中國人的口味挑選的，而是作為顯示大英帝國現代高超知識和技術，並為英國手工業製品作廣告而精心挑選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個按照太陽系運行而製作的天體運行儀，此外還有一些科學儀器，一架望遠鏡、一個氣筒、一隻透視鏡、出自伯明翰和舍菲爾德的鋼鐵產品以及韋奇伍德瓷器等等。中國回贈的禮物有綠色玉如意、景泰藍花瓶、珍珠編串的絲綢錢袋以及其他貴重禮品。雙方所挑選的禮物形象地顯示了各自的文化特徵。白髮蒼蒼的乾隆大帝並未注意到英國禮物中所展示出來的現代化特點，他為自己的大臣們所誤導，因為他們告訴他，這些禮物已經被擺放到北京皇宮的收藏室了。

　　 這些英國人所遇到的問題是，中國政府沒有興趣與他們會談。正像馬戈爾尼所惋惜的那樣，這個使團只有純粹禮節上的涵義，當參加完皇帝的祝壽活動之後，使團的任務便結束了。

　　 回到北京後，馬戈爾尼於10月3日早上再一次被召到皇宮，為的是與總理大臣和紳會面。他在太和殿照舊等了3個多小時後，和紳才和他的隨員們出來，並隨之有一場令人驚奇的禮數。大殿中央放著一把扶手椅，上面陳放著大清皇帝的親筆信。對著皇帝的信札，中國的大臣們施以磕頭大禮，馬戈爾尼和他的隨員們則施單膝跪拜禮。下午，也就是在馬戈爾尼回到他們下榻之處後，皇帝的這封信才通過隆重的禮儀方式正式交給他。這封信是以詔書的方式寫給英國國王的，乾隆以此向英國國王應諾，允許他們以附屬國的方式加入中國文明圈。「奉天承運，我皇昭英王曰」，這封信就這樣開頭了。而英王關於互派使團和開放中國市場的要求尚未提及就被否定了。互派使團沒有必要，貿易對於中國同樣是不需要的，「我們瞧不起技術戲耍，我們也不需要你們國家的手工業產品」，乾隆的信就這麼寫著，而且是以這樣的要求結束他的信的：「國王，你當順我意願行事，增強你的忠心並永保服從，以保你國共享神聖的和平」。

　　 喬治三世以及馬戈爾尼自己從未真正閱讀過這封信的內容。那位把這封信翻譯成拉丁語的使團翻譯，在翻譯過程中已經弱化了乾隆的口氣，譬如，他省略了開頭的那句話。而馬戈爾尼自己則刪掉了所有有損於英國尊嚴的句子。34

　　 兩個完全陌生的世界在此相逢，各自都想向對方顯示，自己是何等的進步和文明。他們相逢然而卻錯過了接軌的機會。二者中的任何一種文明都沒有權力取代另外的一種。

　　 英國人使團遭當頭一棒便終結使命。代表團成員回國後所寫的報道在歐洲迅速傳開，它們實際上是向昔日歐洲推崇中國情結潑了一盆冷水。就中國方面而言，坐失了與工業革命和現代化的歐洲接軌的最後一次機會。面對歐洲的快速發展，中國卻一無所知地停滯在那裡。中國停著不動就足夠了，馬戈爾尼的副手喬治·施濤彤評述說，「這個國家的人們以為，他們是最傑出的，認為任何改進都是多餘的，要麼就是雞蛋裡挑骨頭」。35

　　 那在皇帝眼裡對中國沒有意義的外貿，事實上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都極大的推動著中國經濟發展。茶葉、瓷器的出口創造了許多就業崗位，它還支撐了中國的白銀貨幣政策。也許在中國人看來，外貿會削弱中國作為世界中心的影響力，因為從外貿中人們就能會想像到，中國也離不開其他民族。也正是因此，當喬治三世邀請乾隆作為始創成員加入新建起來的世界貿易行列時，乾隆馬上拒絕了。也許中國有此方面的能力，也許乾隆和他的儒家大臣們已經知道，發展與歐洲的貿易肯定會改變中國的社會結構和文化，故此他們拒絕加入。英國人用戰艦、大炮強迫中國向西方打開了大門，那是至少50年後的事情了，是加入作為一個置身於「不平等條約」之下、被掠奪與剝削的貿易合作者。

　　 帝國在沒落中

　　 在乾隆寬容地拒絕英國國王提出的建立平等關係的要求時，中國在亞洲的權威正如日中天。蒙古、東突厥以及西藏等，都屬於大清軍事保護下的、由原統治者管理的附屬國。乾隆時期的中國疆土大於以往的任何朝代，而且兩倍於明朝。以其1250萬平方公里的面積遠遠超過了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土（960萬平方公里）。在這規模巨大的疆土開拓方面，乾隆自己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他通過血戰征服了遠在西北的蒙古後裔，並且把天山山脈以北的草原與沙漠以及南部的伊斯蘭教的世外桃源統一成為中國的「新區」，即新疆。

兩千多年來，中國作為農業國一直受到北部游牧民族的威脅。游牧民族征服或者佔領部分或者整個中國的事情時有發生。此刻，來自北部的威脅被徹底的消除了；一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目標終於實現了，中國和亞洲內部圈終於成為一個龐大的帝國。從深層的象徵性意義上講，這種中國與亞洲內圈的水乳交融般連接的價值就在於，這個新的王國是由滿族游牧民族建立的，這個民族不僅接受了漢民族文化，而且產生了三位儒家思想的皇帝。

　　 新王朝的權力覆蓋了近乎整個周邊的亞洲國家：朝鮮、整個印度支那、不丹、尼泊爾、阿富汗、中亞的可汗國，譬如可坎德或者布卡阿、卡薩克國等，都向北京派出進貢的使團。從北部的外蒙到南部的馬萊半島，從東部的朝鮮到遙遠西部的中亞地區，大清王朝的影響力輻射整個地區，在亞洲擁有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權力，此後中國歷史上還沒有哪一個王室是如此的光耀奪目！乾隆時期的藝術風格影響到歐洲，以中國化的形式滲透到洛可可藝術中。

　　 在英國大使馬戈爾尼1793年「抵達皇宮」時，中國就有3.3億人口，這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比擬的。其人口數目相當於歐洲人口總和的2.5倍，是世界人口的1/3。中國距離成為世界國民經濟大國及世界手工業的中心確實還相當遙遠，但是皇家的景德鎮瓷器廠在17世紀80年代時已經有10萬工人。家庭作坊織出的南京棉紡織品在價格和質量上要比1930年時來自英國蘭卡夏的機器紡織的產品還要好。

　　 乍看起來，乾隆回絕英王平等交往要求時那種高高在上的盛氣令人不解，但是乾隆王朝時期的中國，確實上升到了亞洲霸主的地位，儘管這是最後的一站。自宋末（1279年）以來，中國文明實質上處在停滯狀態。有關在歐洲最近所發生的發展與變化，也就是不久就將對中國未來產生影響的變化，中國方面顯然一無所知。中國對歐洲17世紀的科學革命一無所知；對開始的工業革命一無所知。就外部的光環而言，帝制的中國早在1793年就已經遠遠落後於英國。儘管它憑藉武力奪得了絲綢之路的控制權，但是卻沒有發揮其對貿易應有的作用。而英國人卻奪得了海上的控制權。

　　 第一次與英國交戰，真正拉開序幕的是在1840年，即鴉片戰爭。然而這個王朝的內部已經開始走向沒落，這一點早在乾隆末期的幾十年中就顯示出來了。清朝的輝煌時期已經過去，它開始走下坡路了。對於儒家史學家來說，歷史的發展並非直線向前，而是如同自然萬物一樣，處在永恆的起和落、生與死的更迭之中。更迭的法則也適合於所有王朝。

　　 ——一個王朝失去天賦之命也就到了這一輪的終點，一場農民起義，或者來自北部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就推翻了這個王朝。隨之，新的一輪就又開始了。勝利者通過其勝利就證明，他已獲得了天賦之命。戰爭使田園荒蕪、人口減少，而新的王朝也就以此恢復到和平與秩序上，農業和手工業生產也得以發展，人口也就隨之增長。

　　 ——這個王朝此刻就進入了第二個階段：經濟和文化的繁榮時期。儘管這僅僅是開始，而且進度很慢，但隨之就加速度，然後就走下坡路。一個強大而開明的皇帝之後常常跟著一位軟弱的繼位者，他無力也無興趣使自己的道德感召力普照臣民。政府管理的質量下降，腐敗之風俱增。與此同時，國民人口數量持續增長，人均農業收成下降，貧窮和饑荒四處蔓延。而國家就陷入更加巨大的經濟困境之中，只能設法通過增加稅收來擺脫困境。對農民的剝削加劇，貪官污吏更使小民們雪上加霜。農民的生活到了無法承受的地步。他們棄家出逃，被逼上梁山。自然災害，如旱災或者黃河泛濫，就將沖毀原本缺乏維護的壩堤，這就給小民們以這樣的意識，當朝的統治者失去了天賦之命。

　　 ——此刻，那些一直處於地下的宗教反抗力量就獲得了信號。他們的使命就是喚起民眾的信任並鼓勵他們為了特定的信念去鬥爭，這個信念就是：經過艱苦卓絕的最後鬥爭，一個公平的新時代就會來臨。那些佔山為王的叛民們聽從號召組建成軍隊，並且追隨那聲稱獲得天賦之命的旗手。那些腐敗、缺乏訓練而又懦弱的官兵面對農民起義軍節節敗退。部分農村的紳士們也歸屬到贏者旗下。於是原王朝被推翻，起義軍首領建立起一個新王朝，獲得了政權，之後，他就成為了一個儒家君主。這個王朝揭開了新的一頁。

　　 按照這種改朝換代理論的說法，在一個朝代的沒落過程中，有三種變化在相互發生作用：王朝德行能力在衰退；人口在巨增，加劇了農民的貧困程度，使他們難以維持生活；外部的入侵，而且與王朝內部相呼應。這個說法完全適合於清朝的沒落史。

　　 清朝內部的沒落當開始於1775年。讓我們回顧一下這一年的乾隆，一位65歲而且感到力不從心的老人。他偏愛一位25歲的滿族出身的宮廷衛士。這位名為和紳的滿族年輕人因此一舉成名，一年內上升為皇帝的內務府總管，隨之又負責財政和人事的監管。這就是前面所提及的馬戈爾尼與那位傲慢自大的官員。在當時的滿清王朝中，和紳可謂大權在握，為了他那填不滿的私慾，肆無忌憚地利用手中的權力和皇帝的信任。在乾隆死後的1799年，當他被新登基的嘉慶皇帝處死時，他所收斂的家財達到八億餘兩白銀（約十五億美金），相當於清朝過去20年財政總收入的一半。像和紳這樣一個在大清遍布爪牙、權位顯赫的人，還向其他官吏索要貴重「禮物」，於是中央政府官員便向各省索要「禮物」，省級的又向區、縣的要，逐級而下。可見腐敗之風已經席捲朝野上下到何種程度。隨之對農民、手工業者以及商人的盤剝也越來越重。

　　 在這層層盤剝下，那原本由於人口膨脹而引起的農民貧困化猶如雪上加霜。從1700年到1800年，大清的人口從1.38億上升到3.42億，到1850年太平天國革命爆發，清朝總人口已達到4.12億。36此刻中國的人口與150年前相比，整整增加了三倍，可是農業耕種面積僅增加了50%。多虧引進了美洲的土豆，它可以在貧瘠的田梗地邊種植。儘管產量提高了許多，可很難繼續增加。也就是說，農產量的增長無法與人口的增長幅度保持同步，人均農產品數量下降，而此時，政府通過那些貪得無厭的官吏們以惡劣殘暴的手段想方設法不斷對農民敲詐勒索。絕望的農民們紛紛逃離田園，結伴去作了強盜。在皇家道德蛻化、各級官吏腐化墮落的環境中，越來越多的人感到，上天已收回了賦予清王朝的天命。地下的反清教派便浮出水面，組織發動小民們反抗。

　　 第一個舉起大規模反抗火炬的就是「白蓮教」，是一個把道教、佛教以及魔術混合在一起的迷信教派。該教派在推翻蒙古人執政的元朝時曾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朱元璋這位獲勝的農民起義領袖、明朝開國皇帝，就屬於白蓮教成員，而他在登基之後即刻下令取締該教。可是該教此時重新浮出水面，並且宣稱佛祖預示，一個新的公正的王朝將要出現。1796年，起義爆發。起因是抗議地方小官吏強行徵稅，起義猶如一把烈火，迅速在整個中國燃燒起來。直到1804年，起義9年後，才被嘉慶皇帝鎮壓。

　　 嘉慶繼承了其父的王朝，一個表面光耀奪目，而內部卻已在衰落的王朝。國內人口在繼續增長，農民生活日益貧困；憑藉誅殺和紳並不能扭轉腐敗之風，而平息白蓮教之亂耗資白銀兩億兩，也就是五年的國庫總收入。入不敷出的財政危機迫使政府增加農民稅收。與此同時，政府還不斷地出售官爵，而這些新官們則通過在其管轄區巧取豪奪來彌補買官時所付出的銀兩。清朝的沒落日趨加劇，垮台是不可避免的，於是出現了一個世界史上從未有過的分崩離析：這個世界上最大、最進步的王朝在短短的數百年中變成了地球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儒家帝制的終結

　　 （1900～1911）

　　 義和團起義

　　 對外國人的仇恨在迅速增長、蔓延。義和團起義於1900年春夏之交在中國北部爆發。由於清政府在某些情況下誘導義和團義軍去攻擊帝國主義列強，從而使參加的群眾自然而然地轉向了外國人。39一位中國觀察家講述了1900年6月義和團起義者衝進北京時的情景，儘管他在此不乏理想主義的色彩：「在最後的一天，萬餘名義和團由四面八方進入北京。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是簡單的農民，既沒有領導者，也沒有武器。他們自己承擔途中的費用，而且自帶小米和玉米。他們不為名、不為利的去戰鬥，他們不怕犧牲並且隨時準備在拼殺中獻出生命。他們同仇敵愾彙集在這裡，萬眾一心要消滅外國人、清除基督教，但決不想傷害普通人。可以看出，他們是在為正義而戰鬥。」40

　　 義和團又稱義和拳，義和拳與我們常說的拳擊和拳擊手沒有多大關係。中文「拳」的含義是拼搏性體育運動，我們在武打電影中對此已經不陌生了。就其原意而言，這些拳手們在村的基礎上構成協會，經常在村子的「武術場」一起訓練拳腳和氣功，以便增強自衛和進攻的能力。

　　 義和團仇恨基督教的傳教士和中國的基督教團體。在兩次鴉片戰爭時期所簽署的那些「不平等條約」的規定中，外國傳教士有權在中國四處走動、傳教。他們在中國組建了基督教團體，並把它們置於清政府的保護下，而他們的帝國主義列強使團在北京監督中國政府，使其保證對這些基督教團體的保護。大清的各級政府、官員，從縣衙門到州府衙門，都戰戰兢兢，唯恐給傳教士們以進京抱怨之機，那就有可能毀了自己的前程。傳教士們藉助於自己的特殊身份也經常出格，在他們的教區扮演第二行政長官的角色。有的甚至像清朝官員那樣帶著表示品級的花翎，讓人用轎抬著，招搖過市。

　　 引起普通老百姓憎恨的原因，主要在於傳教士們說服人們皈依基督教的方式方法。那就是，他們以許諾人們在犯罪情況下不受懲罰、在地方爭鬥或者衝突時給予支持，以此贏得人們對基督教的信仰。這種許諾無疑刺激了人們加入基督教團體。有一次，數千名白蓮教的教徒一起要求接受天主教洗禮，以便逃脫清政府的追捕。批評傳教士們在基督教的旗幟下糾集了一些土匪和流氓，這也不無道理。

　　 基督教教徒在自己居住的村莊、城鎮發展成了享有特殊待遇的群體，長此以往就難免引起對立，而其他人為自衛就組建對立群體，從而這在各省迅速蔓延。這樣的群體自90年代中期就在山東省的西部地區，一個極為貧困的地區出現。這些團體最早攻擊傳教士和中國基督教團體是在1896年。1897年11月份，兩名德國傳教士被殺。德意志帝國以佔領膠州半島作為對此的反應，從而更加激發了這種仇恨。從1898年開始，義和團運動最終發展成了一場驅趕外國傳教士和他們的基督教團體的反抗運動。義和團在他們的旗幟上寫著這樣的口號：「扶清滅洋！」北京政府猶豫不決，究竟是否要對這個新的群體、運動採取鎮壓，故而保持靜觀。義和團運動因此而迅速地發展成為一場聲勢浩大的群眾性運動。

　　 1899年底到1900年初，義和團就像決堤的浪潮，衝出山東省界，淹沒了整個中國北部。到1900年5月，反對洋人和基督教團體的群眾戰爭進入了高潮。義和團燒毀教堂、砸毀火車站、殺死中國教友和外國傳教士。6月，發瘋般的群眾佔領了天津、北京。他們相信，只要以薩滿教的方法、讓神靈罩身，就會刀槍不入。6月11日，象徵性阻擊義和團的清軍在北京打死了日本使團的一名書記官。6月13日，義和團燒毀了北京南主教堂，並且殺死了數百名教友。6月17日，一名中國士兵射殺了前往清政府總理府各國事務衙門的德國駐華公使馮·凱特勒（中文名字克林德）。6月21日，慈禧太后和她的王室向帝國主義列強宣戰。清軍和義和團包圍了使館區，而指揮官顯然注意到，此舉並非真的要佔領使館。此時此刻，義和團在中國北部繼續擴大對基督教教友的攻擊。總計200餘名外國人和數千名中國教友喪生。

　　 帝國主義列強組織了一支國際聯軍。1900年8月14日，國際聯軍佔領了北京，解除了近兩個月的對使館區的包圍。慈禧喬裝成一名村婦倉皇逃往遠在西部的西安。這些「文明的世界」在北京大肆報復。他們把北京洗劫一空，而那些傳教士們也參加了洗劫活動，他們還殘忍的捕殺義和團成員。美軍指揮官這樣寫道：「可以肯定地說，每殺死一名真正的義和團成員，至少還有50名普通的農民和人力車夫被誤殺，其中不乏婦女和兒童。」

　　 聯軍總司令是德國「遠征軍」的指揮官阿勒夫德·馮·瓦德西伯爵。威廉二世在遠征軍出發前在布萊梅港口作為動員令時曾引述了一位著名的匈奴人的說法：「一千年前匈奴人在國王率領下贏得遠征軍稱號，此稱號至今依然鼓舞人心，德國的遠征軍稱號也要在中國響徹四方，要讓中國人再也不敢輕視任何一個德國人。」

　　 作為勝利者的列強們表示，不把中國分割成不同的殖民地，因為他們擔心殖民地的瓜分會導致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火拚。他們彼此商定，要讓中國實施「門戶開放政策」，正像後來孫中山所講的那樣，中國從此處在一個連「殖民地還不如」的地位，因為它不是受一個列強的控制，而是被所有列強共同所控制。清朝政府可以保留，因為留下一個軟弱而缺乏獨立性的北京政府更適合於列強的利益。在《辛丑條約》中，八國向中國提出了實現和平的條件：6名支持義和團的清朝高級官員被判處死刑；大沽炮台以及其他的要塞全部毀除；列強駐軍駐紮在使團區的周圍，並且在天津和北京之間建立軍事基地；中國必須為這場戰爭賠償白銀4.5億兩。如同以往的戰爭賠款一樣，中國必須為此向外國申請貸款。每年的本息使大清得拿出當時每年全國稅收的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