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西之：十九世紀科學論的促逼

　　從年代學意義上講，十九世紀起於十八世紀的最後之年，終於二十世紀開始的前一天，它屬於歷史學時間中的某個具體的「之間」。歷史學意義上的歷史與年代是歷史學這門科學的「事質領域」得以標畫並保持的基本要件。在某種意義上說十九世紀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將歷史歸置於歷史學的「架座」之上，即歷史的意義只有依靠唯一的歷史學方能得到澄清。然而這裡的「某種意義」是何種意義呢？持有異議的觀點大可從十九世紀上半期得以聚集起來的德國觀念論的群山之中揀選一個峰頂來做出關於世界歷史乃至「救贖歷史」的思辨，以反駁我們上面所陳說的十九世紀歷史觀。

　　十九世紀的真正風格是什麼樣子的？伽達默爾在作於1962年的文章《20世紀的哲學基礎》中做了一個導源於「真正歷史的觀點」的決斷：「從一種真正歷史的觀點看，20世紀當然不是指一個按年代順序定義的時代——即從1900到2000年這麼一個時代。正如19世紀事實上是以歌德和黑格爾的去世為起點而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為終點，20世紀則是作為世界大戰的時代而開始的。」[1]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十九世紀的終結事件，「把19世紀牢牢地歸入過去的範圍之中」，是因為世界一戰帶著它特有的現代性特徵終結了十九世紀資產階級所抱有的美好信仰。這種信仰不獨屬於資產階級，它同時也被工人階級分享。[2]這種信仰將技術進步同「對有保證的自由、至善至美的文明的滿懷信心的期待統一起來。」從這個意義上講，十九世紀的風格是科學的（後面我們會把它深化為「科學論的」）、樂觀的、進步主義的。如此描述的十九世紀風格讓人回想到曾站在盧梭批評過的位置上的那個時代。另一方面，何以十九世紀的開端要以歌德和黑格爾的去世為起點？歌德與黑格爾是德國精神的兩大高峰，在他們之下聚集涌動著整個在當時佔主流地位的浪漫主義和觀念論哲學。雖然說歌德的精神世界與黑格爾的精神世界存在著一些不可通約的差異，[3]但面對十九世紀科學論的反對姿態，兩者則站在了同一條地平線上。他們的身份通過浪漫主義的、形而上學的、思辨的、唯心的等詞語得以標畫出來，並在科學論的激越聲討和繼之而來的遺忘中持續的現身和在場。以黑格爾為例，一般認為黑格爾主義是形而上學的，十九世紀的風格則是反形而上學的；[4]黑格爾主義是唯心主義的，十九世紀的風格則是唯物主義的；[5]最後，黑格爾主義是思辨的，十九世紀的風格則是實證的。這裡的實證當然首先指法國和英國分別以奧古斯特·孔德與約翰·密爾為代表的實證主義哲學、社會學、邏輯學等思想，在更加廣泛的意義上講，實證主義指的是在當時所有科學學科中流行並取得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實證主義不僅被理解成了具體研究的指南，而且還被理解成了關於一般認識和一般文化的理論。」

　　在對十九世紀的科學論特徵進行說明之前，我們還可以從胡塞爾的現象學勞作中對十九世紀的實證主義色彩得到進一步的概觀。胡塞爾的主要著作在年代學意義上屬於二十世紀，但就胡塞爾本人及其著作的精神風格而言，它毫無疑問的是前二十世紀的，是近代的。就其公開出版的著作看，其中某些主要的思想關涉在十九世紀均能找到鮮明的否定性呼應。1900年的作為「現象學開山之作」的《邏輯研究》，其第一卷主要是以當時流行的心理主義為批判對象的。而當時的心理主義早在十九世紀發展起來的作為科學的心理學那裡即有其根源。1911年的文章《作為嚴格科學的哲學》，則主要是批判在十九世紀復活的改頭換面的十八世紀的自然主義，在十九世紀，「隨著精密科學的進步，黑格爾派導致了許多反動，作為這些反動的結果之一的是十八世紀的自然主義獲得了一種壓倒一切的動力，由於其懷疑論否證了一切絕對觀念性與客觀性，它就廣泛的支配了其後的幾十年中的世界觀和哲學。」[6]1913年的《純粹現象學和現象學哲學的觀念》第一捲髮表，在這部著作中胡塞爾集中闡發了作為現象學根本原則的「直接被給與性」原則：

　　每一種直接的直觀都形成知識的正當來源；任何通過直接直觀向我們呈現自己的東西，可以說在其真正現實性上應當簡單地被當做它自身呈現的東西，而且僅僅在它自我呈現的限度內被接受。[7]

　　胡塞爾對這一原則的討論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休謨的古典經驗主義及其現代變種。然而本質不同的是，胡塞爾的「直接被給與性」在一開始就強調直接所予的一般本質、共相，而不是像經驗主義所認為的那樣經驗的所予只能所予經驗而非本質。這可以看作他對經驗主義的批判。

　　胡塞爾現象學所批判的心理主義、自然主義、經驗主義以及客觀主義（比如在先驗還原那裡），可以概括在廣義的實證主義名下。現在我們可以進一步的說，十九世紀的風格是實證的，實證主義的。

　　所謂十九世紀的科學論的促逼，實質就是實證主義的促逼。在這一轉渡過程中，有些特殊的細節需要具體地闡明。

　　在《時間概念史導論》中海德格爾寫道：

　　由這一變革，我們將可以理解：在十九世紀後半葉，人們以怎樣的方式重又嘗試讓科學的哲學獲得一種自身獨具的權利。這一嘗試是在這種趨向中進行的：首先，讓各具體的專門科學獲得其獨立的權利，與此同時又給相對於這些專門科學的哲學確保一個特有的領地。由此趨向出發，導向了一種帶有科學論、科學的邏輯學這種本質特徵的哲學。而這個特徵就成了十九世紀後半葉哲學革新的標識。[8]

　　在這裡，科學論與科學的邏輯學是作為哲學的「本質性特徵」出現的，而哲學在這裡指的就是十九世紀後半葉的哲學。哲學所獲得的科學論、科學的邏輯學這種特徵之成為「本質性」的，要靠十九世紀這一限制條件的在場。並且，哲學作為帶有科學論性質的哲學，是「重又嘗試」的結果，這種重又嘗試的本來目的是讓「科學的哲學獲得一種自身獨具的權利」。在該書第一章第四節論述新康德主義學派的部分，海德格爾寫道：「在維護具體科學自身權利的同時，確立哲學本身的獨立任務。這一科學論的課題喚醒了人們對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的回憶」，在這裡科學論不再作為哲學的一種屬性出現，而是成為使哲學確立自我意識的課題。科學的哲學是哲學自其從反智者運動中產生以後一直保有至今的普遍衝動，「哲學從最早開始就要成為嚴格的科學。不僅如此，它還要求成為能夠滿足最高的理論需求，並且能夠使得從倫理—宗教的觀點來看是受純粹理性的規範規整的生活成為可能的科學。這一主張時而強時而弱地被強調，但是從來沒有被放棄，甚至在對於純粹理論的興趣與能力處於萎縮的危險時代，或者在宗教壓力限制理論探討自由的時代，人們也未曾放棄過這種主張。」[9]這一衝動在十九世紀獲得了它的新的定在身份，即科學論的哲學，科學的哲學轉變成了科學式的哲學，哲學在十九世紀自識為科學式的是因為：首先，哲學通過追問科學本身的結構而贏得了自己的課題，並獲得了一套屬於自己的研究方法。其次，它欲求一種作為基礎科學的心理學和意識科學來為所有知識學奠立基礎。[10]前一種情況指涉新康德主義，後一種情況涉及胡塞爾大力批判的心理主義。新康德主義的科學論「成了一種完全處在康德眼界中的有關認識之結構的研究，成為了一種在關於意識的科學意義上的對認識的諸構成環節的清理……意識成了認識論的課題。」而心理主義同樣必然地將心理與意識活動作為其科學考察的對象。由此可以見出，十九世紀科學式的哲學、科學論的所有思潮在世紀末都聚集在了「意識」的山脈之下（海德格爾將這視為笛卡爾幽靈在十九世紀歐洲的遊盪）。對意識進行科學式的（運用自然科學的方法）探索，這本身就是廣義實證主義的風格和促逼。

　　根據上面的分析梳理，所謂「科學式哲學」指的乃是十九世紀哲學的定在身份和本質特徵，而這在根本上即是哲學的實證化、實證主義化。這是哲學的「嚴格科學」的衝動在十九世紀特有的但並不成功的變式。這一同樣的衝動曾支配了希臘鼎盛時期的哲學活動、近代的笛卡爾主義，並在康德的批判哲學中「以堅強的活力更新了自己」，但這一激情在康德以後的浪漫主義哲學那裡遭到了扭曲，因為整個浪漫主義哲學「活動在要麼削弱那種朝向嚴格的科學哲學的衝動，要麼給這種衝動摻假的年代中」。

　　胡塞爾的任務就是批評並解構十九世紀科學式哲學的「樸素的」「自明性」，還原出最高的明見性來重建作為嚴格科學的哲學。這一工作的實施，在《作為嚴格科學的哲學》一書中首先是從對自然主義的批判和清理入手的。接下來本文將十分簡要地概述胡塞爾在此書第一部分「自然主義哲學」中所做的自然主義批判。

　　胡塞爾所批判的自然主義，首先指他那個時代（二十世紀初）的自然主義，然而二十世紀初的自然主義其實就是十九世紀的自然主義，而十九世紀的自然主義同時是十八世紀自然主義的變種，這一變種是隨著精密科學對浪漫哲學尤其是黑格爾主義的反動和勝利而復活的。作為自然科學對哲學促逼的結果，自然主義是「作為人們發現自然之後的結果的一種現象，這個自然指的是被考慮為服從精密的自然法則的時間—空間存在的統一體的自然」。自然主義觀審下的自然不再是「冥頑的理智」，更不是荷爾德林及後來的海德格爾所謂的存在的活生生的湧現，這裡的自然只以實證的方式到場，而實證的方式，正如海德格爾所說，首先在特別限定了的實在性（Realilat）意義上得到理解，即實在性就是可計數性、可衡量性和可測定性。胡塞爾在某處將之稱為或者是以康德為基礎的自然主義化了的實證主義，或者是休謨的古典經驗主義。如此理解的自然主義其根本特徵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將意識自然化，即將純粹意識經驗化、心理學化，二是將絕對觀念性自然化，用《邏輯研究》中的術語說就是將邏輯內容判斷活動化、心理主義化。自然主義的這兩個基本特徵其實是盛行於十九世紀後半期的並不陌生的「還原熱」的一個突出表現。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還原熱」就開始盛行起來，它帶領人們從高山上和巨人的肩膀上走下來，「滿足已有的世界」，而已有的世界又是什麼樣的世界啊——按薩弗蘭斯基的隱喻：已有的世界無非是分子風暴和能量轉換的世界，是德謨克利特的原子統治的世界，這個世界排除了阿那克薩戈拉的努斯。一句話，這是個侏儒的世界。[11]

　　在明晰了自然主義的內涵之後，胡塞爾對自然主義的批判主要展開在上面所說的自然主義的兩個根本特徵上。首先是對第二個特徵即絕對觀念的自然化的初步批判，對於這一傾向的更深批判在通過對第一個特徵即將純粹意識經驗化進行批判而贏得必要的地基後得到進一步展開。初步批判實際上延續的是在《邏輯研究》中對懷疑論的批判方法和精神。[12]胡塞爾認為，自然主義在知識論上的背謬必然會在它的價值論與實踐論中體現出來。自然主義在知識論上預設自在的真善美，並且毫無反思地認信根據精密科學的方法就可以完全通達這些假定的客觀實在。在價值論和實踐哲學上同樣如此，同樣是毫無批判地預設價值判斷應當遵循的價值準則。對自然主義的知識論和實踐哲學上的唯心論與客觀論之批判，集中在它的不徹底上，而這種不徹底性其實就是自然主義的非批判性。自然主義作為懷疑論不可能達到徹底的批判性和批判的徹底性。正如胡塞爾所說，如果不實現絕對觀念的自然化，自然主義將自我崩潰，然而，即使實現了這種自然化，從批判的視角看，自然主義仍然不能自身持立，因為作為自然主義的基準的自然科學本身就處於危機之中。

　　自然主義的第一個特徵，對意識的自然化，顯示出更為根本的重要性，因為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對意識的自然化為觀念性的自然化奠立了根基。如果意識根本就不是什麼純粹意識、先驗意識，而只是一種經驗現象，是唯有實驗心理學才可以大肆過問和把捉的心理—生理現象，那與意識相關的觀念性內容也就絕不會再是高渺的和不可還原的了。實驗心理學強勢的認為，「通過科學心理學，邏輯學、認識論、美學、倫理學等就可以獲得科學性的基礎」，不僅如此，「嚴格的心理學甚至可以是形而上學的基礎」。胡塞爾在這裡對意識自然化的批判，實際就是對心理學—心理主義的批判。胡塞爾提到的反駁根據主要有兩點。第一點指出，實驗心理學本身就是一門事實性科學，而事實性科學是不能為哲學提供基礎的，因為哲學不是關於事實性的，它是關於超事實的「規範、純粹邏輯和純粹價值」的。如果心理學強要自識為哲學的基礎學科，那將導致與懷疑論同樣背謬的困境。第二點是反對認識論的自然主義的，進而反對心理主義。認識論的自然主義不承認認識論的權利。所有自然科學是一種直思的話，認識論就是一種反思和思出，它必然活動在對科學範圍的超越之中。科學之思是一種「素樸性」，這種素樸性不會對經驗所與者的存在問題進行焦點化。然而，正是這種使科學成其自身的自明性，卻為認識論的存在權利提供了空間。認識論的自然主義將認識論圈囿於心理學、意識科學領地，從根本上就取消了認識論的活動空間。從對認識論的自然主義的批判中升起的一個問題是：認識論何以可能？對這一問題的回應就是胡塞爾緊接著提出的「意識現象學」的概念。

　　意識現象學在胡塞爾看來就是那個「作為嚴格科學的哲學」，或至少是以這一目標為定向的正確道路。意識現象學的確是關於意識的科學，但它與自然主義的意識科學不同的地方在於：首先，自然主義的意識科學中的意識指的是經驗意識，而意識現象學中的意識則指純粹意識；其次，前者中的科學指的是實證主義科學方法與研究，強調的是自然科學的實證性、精密性，而後者中的科學指的是現象學觀審，強調的是徹底性、絕對確定性。

　　[1] 伽達默爾，《20世紀的哲學基礎》，見《哲學解釋學》。

　　[2] 海德格爾在《形而上學導論》中說美國主義和蘇聯主義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形而上學的技術虛無主義，只是海德格爾這一論斷的語境是二十世紀而非十九世紀。

　　[3] 可參見卡爾·洛維特的《從黑格爾到尼采》中的相關論述。

　　[4] 這裡的「反形而上學」並不等於非形而上學，非形而上學的思之可能與否這裡暫且不論，反形而上學意味著反對、拒斥、排棄形而上學，而這種反對、拒斥、排棄是行進在同一條形而上學的路上，還是出離了形而上學則還是懸而未決的。

　　[5] 這裡的唯物主義有兩種理解，其一專指產生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並在以後的年代裡發揚光大的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就其外部特徵而言是明顯的反對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然而在什麼意義上以及多大程度上它超越了德國古典哲學則是有待繼續深究的。其二唯物主義則首先泛指十九世紀中葉在反對德國唯心主義的進程中出現的粗俗的唯物主義群落，人物有卡爾·福科特、雅克布·莫來肖特、路德維希·畢希納等，其次指在反對黑格爾唯心主義的進程中具有家族相似性的眾成員，如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實在論、舶來實用主義等。

　　[6] 見《作為嚴格科學的哲學》，《胡塞爾選集》，譯名稍有改動，舊譯《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

　　[7] 胡塞爾《觀念》1

　　[8] 《時間概念史導論》，P13

　　[9] 胡塞爾 《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又譯《作為嚴格科學的哲學》，P83

　　[10] 參見海德格爾《時間概念史導論》P20

　　[11] 關於「還原熱」的精彩論述可參見呂福爾·薩弗蘭斯基的《來自德國的大師》第二章

　　[12] 《邏輯研究》第一卷第25—29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