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汪國真逝世 曾坦言「我是一個幸運的人」

原標題:汪國真,人民說你是詩人你就是詩人

  又見汪國真。國字臉,大眼鏡。除了歲月略有痕迹,似乎和十幾年前正當紅的他,並無多大改變。只是他的身份作了大轉折,由詩人變成了書畫家、作曲家。

  甫一落座,他就掏出2003年出版的《又見汪國真》、舞曲專輯《幸福的名字叫永遠》、古詩詞配樂專輯《小學生必修80首古詩詞》、發表有他書畫作品的報紙及枱曆,最後是一幅字,4平方尺。「據說你的字是2000元一平方尺?」「那是以前的價錢。」「現在呢?」汪國真不答。

  1990年春天,某中學老師在上課的時候發現,學生們不在聽講,而在傳抄著一個叫做汪國真的人寫的詩。老師回家後,與在學苑出版社任編輯室主任的愛人孟光聊起,孟光敏銳地感覺這是一次出版商機。

  輾轉周折,學苑出版社找到汪國真,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稿酬、最好的裝幀」為承諾,在23天內,出版了汪國真首部詩集《年輕的潮》。汪國真一炮走紅。

  18年後,汪國真在音樂輕柔的咖啡廳給我們講述了這樣的故事。北京的冬天灰濛濛一片,狂風亂作。他駕著一輛別克君威,闊談人生之隱忍和意氣。他重複了數次「天上掉餡餅」,相較於苦心經營、出頭無望的當代詩人,他驚喜,志得意滿,卻依然告訴人們必須「從容,淡定」。他對自己頗為自信,也不認為自己已經淡出公眾視野。十幾年來,他依然供職於中國藝術研究院創作部,與同事們關係良好。他大部分時間不坐班,時常在外地遊走。他不失時機地對領導的呵護和理解,表達了自己的謝意。

  「《中國青年報》發你的詩了」

  汪國真祖籍廈門,父母自廈門大學畢業後被分配至勞動部。1956年,汪國真在北京出生。機關大院長大的汪國真,在父母的影響下,八九歲時接觸《三國》、《水滸》、古詩詞,又通過大院間的互相借書,讀了《復活》和《安娜·卡列尼娜》。

  1971年,15歲的汪國真初中畢業。「我們班40多個人,四五個能夠上高中,主要工農兵子女。一部分去插隊,還有一部分進工廠。我的幸運呢,就在這裡——我被分到工廠了,開X51立式銑床。」「那不是童工嗎?」「就是童工啊!」汪國真說,「才15歲,最怕上晚班,總打瞌睡。」

  就在北京第三光學儀器廠,汪國真度過了7年「三班倒、開銑床」的工人生活,荒廢時間在打撲克與乒乓球上,「要說學習吧,也就偶爾看看小說。我以為自己要一輩子當工人了。」心有不甘。他認為自己的領悟能力還可以,因為曾經獲得北京儀錶局銑工比賽第一名。

  1977年恢復高考的消息突然傳來,他憑直覺感到「要在很短時間,改變命運」。他早知道暨南大學各方面條件比較好,「還有游泳池」。1978年9月,汪國真考入暨南大學中文系,時年22歲。他感到他的好日子來了。

  「考文科有點違背我的初衷。」他說。他本來是打算考理科的。大學期間汪國真成績一般,「我做事憑興趣,對分數歷來看得不是很重,特立獨行,但並非性格古怪的。」他開始寫作,形式是詩歌。從實用角度看,那是所有文學體裁中字數最少的。他自有「謀略」:「我的字差到連畢業論文都是找人謄寫,編輯要看我的字會非常費勁。我這個人比較善解人意,我就要替人家考慮。你寫得長,編輯沒人認真看,即使寫得不錯,也是白寫。詩歌字數少,可以讓他在厭煩前看完。」汪國真表示他看過朦朧詩派北島、顧城、舒婷等人的詩,但是受影響很小。他的同班同學張潤森則表示,「他寫得很多,但寫得很差。」

  1979年4月13日,汪國真在食堂吃午飯,同學陳建平說,《中國青年報》發你的詩了。他有點半信半疑。飯後他去圖書館,知道《學校的一天》發表了。幾天後,他收到了編輯寄來的鼓勵信,以及稿費2元。

  這極大地鼓舞了汪國真。從此,他常去閱覽室,記下地市級以上刊物的地址,「把作品像撒網一樣撒向全國各地的報刊」。90%是退稿,3個月後換信封再投往另一家。「我當時寫和投都很隨意,對自己要求不是很高。」也有人認為他有極強的「發表欲」,但他認為自己是「有事業心」的人。1986年,已是而立之年,自覺一事無成,他有緊迫感。

  《熱愛生命》先後寄往北京、四川兩家報刊均未採用,第三次投稿後才中,發表後被1988年第10期《讀者》收為卷首作品。他開始收到讀者來信,詢問哪裡有他的書。

  「汪國真年」

  1990年是汪國真年。

  《年輕的潮》首印15萬冊,此後數次再版,達到60多萬冊。「年輕」系列印數總計超過100萬。他收集了40多本他的盜版書,「加上盜版,我的書總數超過一兩千萬。」

  《年輕的潮》在北京王府井書店一個月內賣出5000本。在上海,汪國真的詩集曾有一個上午賣掉4000多本的紀錄。庫存賣光了,還有很多人在排隊。

  「自己當時也沒有怎麼樣,忽然就火起來了。命不錯。」

  他所在的中國藝術研究院為應付每天給汪國真的幾百封來信,將收發室人員由1個增至3個。「什麼樣的人都有,什麼樣的內容都有,訴苦的,要求指正的,求愛的。後者一般會很含蓄,夾朵花,疊個什麼東西,也有寄照片的。」也有女軍官來信告知,她生日時,「收到8本汪國真的詩集」。

  他受邀去全國40多所院校講學,其中北京30餘所。「這個跟經濟收入沒有聯繫。」由於演講後學生紛紛衝上來要求籤名,校方不得不組織人員拉成人牆護送其通過。

  談及詩歌的「傳承」,汪國真自認為汲取了「李商隱的警策、李清照的清麗、普希金的抒情、狄金森的凝練」,「當然,我儘可能做到汲取百家之長,融會貫通」。雖然當時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議上的講話仍在中文系有所提及,但汪國真自認「我的詩離政治比較遠」,「根據我的創作經驗,詩歌就是從生活中來」。都是一些類似於真理的大白話。

  36歲才結婚。當時寫詩的時候,「感情生活還是一片空白」,但他擅長於把一件事情進行概括和總結。比如他與浙江團省委的朋友游西湖,友人自然覺得景色每日看慣,惘然不覺有詩意,而汪國真則「心有所動」,寫得出詩來。他依靠「感悟」寫詩,講求「詩眼」,把「感悟」分了行,如格言體,「既然選擇了遠方,便只顧風雨兼程」,印在明信片上,工整的龐中華字體,中學生畢業了贈送同學,勵情勵志,著實應景。

  「生命總是美麗的」,不管汪國真是否真的這麼認為,但是他依然把自己的人生過得「很美麗」。「要是大家都去審丑,我覺得會很無聊。」對於人生,他是樂觀,自信,逍遙,不愁前程的。

  汪國真的詩大紅後,似乎後無來者,前無古人。但是拜互聯網之賜,格言體作家層出不窮,後來者有安妮寶貝、郭敬明等。只是現代人的口味與風氣大為轉向,當時以樂觀,積極,促人深省為美,現在多為傷感,孤獨,旖旎之作。汪國真表示,他沒趕上好時候,雖然書賣了很多,但他那時是稿費制,一般人10行詩無非40元,出版社給他80元,他已經感覺是天上掉餡餅。

  「河南18個市我只剩下兩個沒去過了」

  成名後,應酬眾多,不僅是簽名,還常被人索要題字。盛情難卻,字又拿不出手,1993年,汪國真開始練習書法。練了1年,每天1小時,「後來沒時間練,但已有了很大改觀了。」他用毛筆寫信,時代文藝出版社的章桂徵收到,便約他出書法集。「我出什麼書都暢銷。」他還是覺得能拿得出手的不多,於是將詩、文、書法結集在一起。

  此後一發不可收。至今,汪國真的墨跡已遍布南北,尤以河南、山西為盛,「河南18個市我只剩下兩個沒去過了」,並深入各領域。他常舉的例子是香格里拉酒店,主管們有人讀過他的詩歌,經過商討,一致認同請他寫一種紅酒的酒標。

  汪國真信奉「與人為善」,為人隨和,因此人緣不錯,朋友眾多,「有新聞文化界、書畫界、音樂界的,也有很多政界的朋友。很多地方邀請我去給他們寫歌、題字,往往是政府出面。為什麼很多事情會找到我呢?因為這批人往往是我當年的讀者,雖然事過多年,他們現在在商界和政界開始掌權,但這個情結還在。」

  河南焦作的青天河風景區,已請人題好字,卻因汪國真蒞臨,領導表示,請汪老師重新再題。「領導希望寫得更漂亮一點,找一個知名度比較高的人來寫。」也常有地方官員出書請他寫序,他概不拒絕,前陣子便接受了開封市委組織部長和駐馬店檢察院檢察長的邀請,「他們給我帶來很多機會。」他說。

  大眾文化工業鏈上的汪國真走的是這樣一條平穩而顯赫的路,與外地官員聯繫,京城詩人汪國真榮耀且矜持;與商界要人配合,文化名人汪國真平和而清遠。他無需炒作,只是不妨推波助瀾,因為他堅信大眾對他一如既往地支持。前幾年,四川某報爆出汪國真做火鍋店窮困潦倒,汪大為生氣,狀告該社,獲賠2萬元。

  「我的盜版書是大陸詩人中最多的」

  近年來,汪國真自學作曲。徐沛東還給汪國真的一首詩《擋不住的青春》譜了曲,作為電視劇《萬歲高三(2)》的主題歌,演唱者是蔡國慶。2003年10月,汪國真與山西北武當山風景區合作,舞曲專輯《幸福的名字叫永遠》發行1萬張。2006年,雙方再度合作,《名家歌頌北武當》DVD專輯推出,歌詞相當直白。

  此後,汪國真開始給古詩詞配曲,計劃完成400首,現已完成300餘首。「你看我現在在很多領域都達到了一定的高度:寫詩,書法,音樂。可能以後我會花點時間,在畫畫這塊鑽研一下。」他已有了他的大眾傳媒計劃。

  他的大學同學,有人從政,有人經商。有人是新華社廣西分社社長,有人是華夏銀行深圳分行行長,有人是暨南大學副校長,甚至有人是香港特首的特別助理。「倒是像我這樣人文藝術領域裡的少。」

  汪國真仍舊寫一點詩,數量不多;天天看報紙,關注國際大事,比如前些年的「9·11」和不久前的貝·布托遇刺;事務繁忙,除了出席各類頒獎活動,還在籌備春季的畫展;與地市官員聯繫密切,「1年12個月有8個月在外面」(汪的朋友張寶瑞語);接受採訪頻繁,早已「觸電」;利益往來之間,有經紀人為他打點;相信「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並自認在這方面「雖然我有一點名氣,但跟一般普通人沒什麼太大差別」。

  他回想不起有過什麼重大挫折,也不會像通常人們印象中的詩人那樣理想主義到了癲狂之境,他幾乎沒有做過什麼「冒傻氣」的事;他的很多同學在政壇上有所為,他也不排除自己從政的可能,「我做事相對來說比較嚴謹,也比較適應機關那一套」;五十知天命,他注重保養,「順其自然」這個詞被他無數次使用。當然,還有「幸運」。說到這些的時候,他的笑容和十幾年前印在詩集上的照片一模一樣。

  人物周刊:你的同學張潤森曾說你是個有出版欲、不甘寂寞、不甘人後的人,你對此認可嗎?

  汪國真:我覺得我是一個有追求有理想的人,不甘人後。我要順其自然,並非一個愛鑽營的人。鑽營太累,效果也不一定好。你想出書,你詩寫得不好,誰給你出啊?

  人物周刊:你的詩歌曾經受到大眾的歡迎,也遭到不少批評,你如何看待?

  汪國真:對於詩人來講,人民說你是詩人你就是詩人,不被人民承認你就什麼都不是。人民是什麼?人民是由一個一個的人組成的,它是一個整體。如果你否定了大眾,那你的人民如何談起?當然,除了人民的看法,還需要時間的檢驗。

  人物周刊:你覺得你的作品經得住時間的檢驗嗎?

  汪國真:我這麼跟你說吧,昨天廣東旅遊出版社來跟我談《汪國真詩文集》再版的問題。你也可以去新華書店,我的書還是很容易找到,從來沒有斷過檔。你可以了解一下這將近20年來,中國詩人的詩集擺在書店不斷檔的,有多少人?我的盜版書是大陸詩人中最多的, 我自己就收集了40多本。我沒有聽說大陸其他詩人有盜版,而且一直盜版到現在。

  人物周刊:你這樣有名,給一些比較小的地方官員寫序,有沒有覺得放低了自己的身份?

  汪國真:一方面,你不能說官員寫的詩水平就不高,蘇軾是官員,辛棄疾是官員,白居易、元稹也是官員,他們寫的詩不一定不好,甚至很多官員寫的詩很好;另一方面,我這個人是重感情的,就算不是官員,我也會平等地跟人交往。比如我的一個朋友,他喜歡我的詩,常常給我打電話,當時他還在看倉庫,我就請他吃飯,雖然後來他給我介紹了一個編輯,這個編輯又約了我的書稿,但是在我跟他交往的時候,沒有任何想法。一個人怎麼能那麼勢利呢?要平等地去對待別人,他是善良的,真誠的,這就夠了。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一個男人的成功?

  汪國真:成功就是在他喜歡的事業中被人們承認。金錢美女?在當前這個社會,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標誌。我想一個異性她不太可能欣賞一個不成功的男人。連孩子學費都需要女人去奔波籌措的,這樣的男人能有多少女人欣賞呢?完全不考慮經濟因素的感情有嗎?肯定有,但不是非常多。

  人物周刊:你已屆知天命之年,如何總結?

  汪國真:總的來說我是一個幸運的人,我的朋友說我總是能很快到達一個境界,比如寫詩,寫成了一個現象,也寫到了課本里;寫書法,居然寫成了國禮;作曲,作品被收入中國音樂學院的教材。我相信性格決定命運,順其自然,從容面對。有人說我的詩不好,我就要證明,我不僅詩寫得好,在其他領域我也是可以的。(吳虹飛 實習記者 張瑩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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