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關係】韓克敵：特朗普的對俄政策與美俄關係的四個維度

【內容提要】隨著美國新總統特朗普上台，美俄關係備受矚目。由於選舉期間的言行，特朗普及其團隊的對俄立場在國內備受質疑。上任後，特朗普的對俄政策逐漸清晰，在烏克蘭、敘利亞、北約等問題上，逐漸回歸傳統路線。美俄關係由四個維度所決定，即總統及其團隊的政治觀、美國的政治結構和社會輿論、俄羅斯的行為和中國的角色。其中，總統及其團隊的政治觀是短時期的影響因素，而美國的國家利益和民眾感情是長時期影響因素。俄羅斯的外交行為和美國對中國的判斷，也會對美俄關係造成影響。

【關鍵詞】美俄關係特朗普俄羅斯外交中俄美三角關係

【作者簡介】韓克敵，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副研究員。

隨著美國新總統特朗普上台，美俄關係備受矚目。迄今為止，美俄關係在國際政治中仍然是地球上最重要的一對雙邊關係，尤其是在政治和安全領域，而中美關係和美歐關係無疑在經濟層面更為重要。

奧巴馬政府時期美俄關係逐漸惡化，雙方衝突範圍不斷擴大，烈度不斷加劇。從克里米亞延伸到頓巴斯，從烏克蘭擴展到敘利亞，從國際舞台延伸到美國國內。2014年9月24日，奧巴馬在聯合國講話中將俄羅斯列為世界的「三大威脅之一」，與「埃博拉病毒」和「伊斯蘭國」並列。2016年年底，美國以俄羅斯「介入」美國大選為由，大規模驅逐俄羅斯外交官，美俄的對抗達到頂峰。2017年3月19日，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指出，當前的俄美關係處於「一種絕對是人為的、歇斯底里的狀態。」

2016年11月9日，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整個世界都處於驚詫之中，而俄羅斯可能是唯一一個對特朗普當選持歡迎態度的國家。在莫斯科，到處瀰漫著歡快的氣氛，從克里姆林宮到國家杜馬，從政治人物到專家學者。普京總統第一時間給特朗普發去賀電，特朗普也予以熱烈的回應，兩國領導人多次電話交流。美俄關係似乎要走出陰霾，迎來光明。

但特朗普上台伊始，迅速進行了人事調整，空襲敘利亞政府軍，宣示對克里米亞的立場，又讓人感到突然。美俄關係未來將如何發展，引起世界關注。從長時段來看，美俄關係的發展最終取決於四個維度：個人及團隊、組織與結構、對手（俄羅斯）、第三方（中國）。個人就是特朗普個人的對俄觀點和態度。組織與結構主要指美國國內的上層精英、政治結構和社會輿論。對手就是俄羅斯採取的對美政策，會對美國的對俄政策有反作用。這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兩者相互影響。第三方即中國。在「中美俄三角」環境中，第三方明確指向是中國。美國的對華政策和中國的對美政策，都會對美俄關係產生重大影響。

特朗普及其團隊的政治觀念

關注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是觀察外交的最重要的視角。對外交政策而言，領導人個人能夠起到巨大的作用，其知識、經驗、判斷和政策選擇非常重要。例如，1972年尼克松突然訪華，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的對華政策，影響了整個世界的格局。20世紀80年代末，美蘇緩和與冷戰的結束在很大程度上應歸於兩個國家的領導人，即里根和戈爾巴喬夫的個人選擇和判斷。

一般情況下，個人作為社會、階層的產物，其觀念和其所存在的階層和國民是基本一致的。然而，特朗普特殊的經歷（沒有從政的經歷）和古怪的性格，產生了一些不一樣的結果。特朗普不是一個國際問題專家，他的外交經驗和知識非常缺乏。作為一個商人，他對美國國內問題很了解，對國際問題了解有限。特朗普的國內政策主張，例如減稅、控制移民、振興國內製造業、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減少海外干預、專註國內發展等，很有見地，較得民心，特別是得到美國中西部白人中下層民眾的支持。特朗普的孤立主義傾向，需要緩和與俄羅斯的關係。特朗普的商人本質，決定了他希望打開俄羅斯市場。

在選舉期間，特朗普發表了一些言論，對俄羅斯非常溫和，對普京的評論異常友好。這種對普京個人公開的讚美，在西方國家領導人中是唯一的。特朗普多次強調，美俄關係的緩和對美國是有利的；特朗普暗示，可以接受克里米亞的現實，考慮取消對俄經濟制裁；特朗普指責希拉里的對俄強硬政策，例如在敘利亞上空設立禁飛區的想法會帶來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風險；他也表示，俄美可以在中東聯合反恐，共同打擊「伊斯蘭國」。

美國媒體發現，特朗普的競選和執政團隊中很多人與俄羅斯政府、企業或個人有或多或少的聯繫。特朗普的律師科恩會見過烏克蘭律師阿特緬科。前競選委員會主席馬納夫特（2016年5月至8月任特朗普競選委員會主席）與俄羅斯企業有商業往來。他曾任烏克蘭前總統亞努科維奇的顧問，在美國為其開展遊說活動。前外交政策顧問佩奇是一名投資銀行家，曾任美林銀行駐莫斯科代表。他和俄羅斯有商業往來，投資過俄羅斯天然氣，在不同場合與俄大使和其他俄特工見過面。2016年7月曾訪問莫斯科，並與俄羅斯石油公司總裁謝欽會面。前國家安全顧問戈登曾和俄羅斯大使會面。司法部長塞申斯、特朗普的女婿兼高級助理庫什納也曾和俄羅斯大使會面。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弗林曾和俄大使多次會面、通電話、發簡訊。塞申斯沒有因為和俄駐美大使接觸而辭職，但是廣受質疑。他聲明不參與對俄羅斯介入美國大選的調查，實質是對自己的一種矮化。

特朗普、國務卿蒂勒森、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弗林、白宮首席戰略顧問班農是一個奇怪的政治組合，這些人對俄羅斯的態度都相對友好。對蒂勒森的任命是一個非常意外的選擇。迄今為止，我們並不知道特朗普選擇他的真正原因。蒂勒森和俄羅斯曾經具有良好關係，參與過多個與俄石油的合作項目。20世紀90年代，他擔任過埃克森美孚駐俄代表，參與制定了「薩哈林-1號」項目，也曾參加俄北極大陸架石油開採項目。蒂勒森多次參加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在此期間結識了普京和謝欽。2013年，蒂勒森被俄羅斯政府授予友誼勳章。

班農曾在高盛銀行任職，後來擔任右翼的布賴特巴特新聞網執行主席。特朗普任命他為白宮首席戰略顧問（這是一個新設立的職位），同時罕見地兼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班農參加國家安全委員會，在美國引起巨大爭議），成為特朗普最信任的人之一。在很多美國媒體眼中，班農的思想屬於極右翼，推崇所謂的「猶太教和基督教的西方」，宣揚「傳統主義」和「白人民族主義」，反對伊斯蘭教，反對異質的文明，反對所謂的國際貿易中的國家資本主義（例如中國）。班農似乎把普京看作是反對伊斯蘭異質文明和全球主義的一個盟友。班農曾表示：「普京對傳統主義者有吸引力，原因在於，他們相信，普京至少堅持傳統制度，他儘力以一種民族主義的方式來做到這一點，我認為，特別是一些國家的人民，希望看到他們國家的主權，希望看到他們國家的民族主義。」雖然他也批評「普京和他的密友，是一種盜賊治國，實質上是一個奉行擴張的帝國主義的政權」，但是，相對於俄羅斯，他強調美國面臨更大的威脅，例如伊斯蘭恐怖主義。而在這方面，俄美可以聯合。

弗林曾任美國國防部情報局局長，2014年被奧巴馬解職。弗林發表了許多講話，強調搞好俄美關係的重要性。美國媒體披露，2015年12月，弗林曾經受邀訪問莫斯科，參加「今日俄羅斯（RT）」成立10周年紀念會，並和普京會面。他收取了俄羅斯相關企業巨額費用，包括從「今日俄羅斯」所獲得的33 750美元，在華盛頓為「伏爾加—第聶伯航空公司」和「卡巴斯基政府安全公司」（該公司為俄羅斯卡巴斯基實驗室的美國子公司）所作兩場演講所得的11 250美元，總金額達到67 000美元。弗林向政府隱瞞了來自外國的收入，違反了美國退休軍官不得接受外國政府禮物的法律條款。

客觀地說，和外國使館官員見面，其本身不是問題。但是，和外國官員見面是否得到批准，以及見面的頻率、見面的時機、見面談論的問題、對見面是否隱瞞，確實是個問題。特朗普及其團隊主要成員的俄羅斯觀念不是美國政治的主流。這其中不排除競選因素的影響。也許特朗普的邏輯很簡單，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俄羅斯是奧巴馬和希拉里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特朗普讚賞普京的強硬，更多是對奧巴馬軟弱的批評。在競選期間，特朗普發表了一些奇怪的觀點。例如，他曾經公開說：「俄羅斯，你在聽嗎？我希望你能夠找出那些被（希拉里）刪除的30 000封郵件。」因為這些原因，希拉里在大選辯論中公開抨擊特朗普是普京的「傀儡」。

當然，我們不能忽略特朗普身上的另一面。他以強人自居，重拾里根的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和「以實力求和平」。他強調振興軍隊，反對裁減軍費，發誓要保持美國在核武器領域的領先地位。而普京的所作所為，也可以歸結為「讓俄羅斯再次偉大」，其政策基礎也是軍事先行，尤其注重俄羅斯核武裝的現代化。強人會惺惺相惜，但是難以和平共處。一個偉大的美國和一個偉大的俄羅斯，從本質上是不相容的。

上任伊始，特朗普開始認識現實，逐漸回歸美國的政治主流，其對俄政策開始向中間派靠攏，向一個傳統的共和黨總統轉變。特朗普開始有意和俄羅斯拉開距離，在人事任命、烏克蘭和敘利亞問題上，他採取了三個標誌性的舉措。首先，他調整了人事布局。2017年2月13日，弗林被迫辭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職務。4月5日，班農被解除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位。這兩個人，在特朗普的內部圈子中親俄傾向最為明顯，受到美國輿論質疑最多。特朗普選擇的國防部長馬蒂斯和繼任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馬斯特出身為職業軍人，不具有親俄傾向。

其次，2017年3月16日，在克里米亞入俄三周年之際，美國國務院特別發布書面聲明，強調美國支持烏克蘭的獨立和完整，對俄相關經濟制裁不會取消。「3年前，俄羅斯奪取和佔領了克里米亞。當時，俄羅斯策划了一場非法的公民投票，在全副武裝的外國軍隊佔領領土的情況下，克里米亞的居民被迫前去投票。美國不承認俄羅斯策劃的2014年3月16日的公投，也不承認俄羅斯對克里米亞的吞併以及（此後）持續的違反國際法（的行為）。我們再一次確認，我們對於烏克蘭獨立和領土完整的承諾。」「克里米亞是烏克蘭的一部分。美國再次譴責俄羅斯對克里米亞的佔領，並要求迅速結束這種佔領。美國施加的和克里米亞相關的制裁將繼續維持，直到俄羅斯將半島的控制權還給烏克蘭。」

最後，2017年4月6日，華盛頓以敘利亞政府軍發動化學武器攻擊為理由，對敘利亞政府軍的機場發動了巡航導彈攻擊。這次攻擊是要和奧巴馬政府的敘利亞政策劃清界限，此前特朗普多次批評奧巴馬政府軟弱和優柔寡斷。這次攻擊也是對俄羅斯的一次公開回擊。它向世界宣示，即使敘利亞政府得到俄羅斯的支持，美國也敢於使用武力。俄羅斯和敘利亞政府都否認其發動了化學武器襲擊。通過這樣三個舉措，特朗普政府的對俄政策逐漸清晰。

美國的精英階層、政治結構和社會輿論

在當今西方國家中，美國的政治結構比較平衡，三權（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能夠相互制約，憲法地位崇高。美國總統雖然掌控著龐大的行政權力，但國會影響力巨大，兩黨政治比較成熟，司法相對獨立，社會輿論非常強大。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聯邦模仿美國，建立了美國式的三權分立制度和總統制。然而，由於2000年以後，普京總統長期執政，俄羅斯實際形成了一種超級總統制，總統不僅享有高度的行政權，還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基本控制了政權黨（「統一俄羅斯」黨）、議會（聯邦委員會及國家杜馬）、憲法法院及國家媒體。和俄羅斯相比，美國的國家政治結構、精英階層、社會輿論能夠對總統的行為進行有效的制約和平衡。特朗普總統控制不了共和黨、議會、法院和新聞媒體。特朗普頒布的兩份限制移民法令立刻被聯邦地方法院暫停便是明證。

在美國國內，對美俄關係的大幅改善缺乏政治和民意基礎。特朗普的普選票比希拉里少近300萬張，只是由於美國特殊的選舉人團制度，他才當選。所以，他的政治基礎並不牢固。美國不存在對俄友好的民意基礎，對俄羅斯懷疑和不信任普遍存在，不僅是精英階層，也包括普通民眾。主流媒體如《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等不斷報道俄羅斯對美的滲透和干預、俄羅斯對鄰國的欺壓和俄國內的專制。特朗普團隊成員以及特朗普本人和俄羅斯的關係，在美國社會引起廣泛的質疑。對於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及特朗普團隊成員和俄羅斯人的關係，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邦調查局都在開展相關的調查，這正在成為特朗普的「俄羅斯門事件」。5月9日，特朗普突然解除聯邦調查局局長科米的職務，引起美國朝野極大的質疑。

特朗普有關俄羅斯和普京的觀點，不僅不同於民主黨，也不同於共和黨。傳統上，在對外政策上民主黨沒有共和黨強硬。實際上，民主黨總統奧巴馬政府的對俄政策比較和緩。2012年，奧巴馬故意忽略2008年俄格戰爭的不快，提出了美俄「重啟」政策，希望緩和與莫斯科的關係。儘管烏克蘭戰事曾一度危急，但華盛頓一直拒絕向烏克蘭政府提供致命性武器。美對俄採取經濟制裁是非常和緩的反應，而且經濟制裁的面積和對象非常小。奧巴馬縮減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駐軍，減少了對中東的干預。在敘利亞，奧巴馬避免對阿薩德政府發動直接軍事行動，拒絕派出地面部隊，避免美俄在敘的直接對抗。為此，奧巴馬政府受到共和黨和民主黨強硬派的一致批評。

目前，共和黨在國會參眾兩院都占多數，但是特朗普控制不了國會。共和黨的頭面人物，例如眾議院議長瑞恩、參議院多數黨（共和黨）領袖麥康納爾、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麥凱恩、參議員格林漢姆，對俄態度強硬。許多卸任的美國高級官員，堅持反俄立場，反對妥協。前美國駐俄大使和副國務卿，現任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主席的伯恩斯的觀點有一定的代表性。「現實是，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和俄羅斯的關係是競爭性質的，（甚至）經常是對抗性質的。其核心是，對世界的前景和各自國家在這個世界的角色，美俄的看法完全不同。」他認為，想依靠領導人個人之間的密切關係，或者是外交技巧去彌合分歧是愚蠢的。普京干預美國大選有兩個動機：一是要恢復俄羅斯的大國地位，必須推翻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二是普京國內統治的合法性依賴於（強調）外部威脅的存在。他認為，美國應該採取的策略，一是維持甚至擴大奧巴馬政府對俄制裁措施；二是信守對北約的承諾，加強歐美同盟；三是維持烏克蘭的獨立，防止俄羅斯的顛覆；四是對「美俄共同反恐」或「美俄聯合制華」之類的建議保持警惕。美國軍方對俄羅斯同樣抱有很深的疑慮。2016年12月4日，美國空軍部長詹姆斯在加利福尼亞州舉行的里根國防論壇上向媒體表示：「俄羅斯是美國的頭號威脅。我們面臨很多威脅，我們正在處理它們，但由於核原因，俄羅斯可能是美國的真正威脅。」

在美俄關係中，烏克蘭和敘利亞問題無法迴避，其中烏克蘭是關鍵。烏克蘭不僅僅事關烏克蘭，也事關美國支持和倡導的國際規則和國際秩序，事關歐洲盟國對美國的信心，事關美國的聲望。敘利亞是烏克蘭問題的延伸，沒有烏克蘭危機，就不會有莫斯科在敘利亞的強勢干預。烏克蘭和敘利亞問題的疊加，使俄與美國的關係，變成一個雙重死結，雙方似乎都沒有退讓的餘地。俄羅斯領導人多次表態，克里米亞已經併入俄羅斯，這個問題不容討論。而要美國承認克里米亞為俄羅斯的一部分，幾乎是不可能的。1940年，蘇聯吞併波羅的海三國，美國沒有承認。這個政策維持了50年，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實際上，當今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公開承認克里米亞入俄。俄媒曾報道敘利亞承認，但並不正式。

俄羅斯多次指出，在反恐領域，例如打擊「伊斯蘭國」和「基地」相關組織，俄美可以合作。然而，美國軍方和情報機構反對與俄羅斯共享情報和採取共同軍事行動，因為有許多技術性問題難以跨越。首先，如何界定恐怖主義組織，敘利亞反政府武裝是不是恐怖主義組織。第二個問題，情報的交換和戰爭的策劃如何進行，進行到何種程度，會不會造成情報泄密。第三，責任的問題，美國軍方不願意承擔俄羅斯軍隊發動打擊的責任。他們指責俄羅斯借反恐清除異己，使用非精確性武器。第四個問題是，如何善後。在敘利亞，就是如何處置阿薩德政府的問題。許多美國人認為，俄羅斯在敘利亞主要是支持阿薩德政府而不是反恐。許多反對阿薩德政府的行為，美國不認為是恐怖主義，而俄羅斯認為是。

在競選期間和上台後，特朗普一直在批評奧巴馬的政策。但是，特朗普上台後，需要考慮共和黨的立場、美國民眾的態度，美國國家的立場。美國能否放棄烏克蘭，承認俄羅斯在原蘇聯地區的獨佔的影響力和排他的控制權，美國能否放棄北約和歐洲，美國能否放棄歐洲反導系統，美國能否承認敘利亞阿薩德政府的合法性，答案都是否定的。奧巴馬和普京的對抗，不是他們兩個人私人利益之間的對抗，而是兩個國家的利益對抗。作為總統，特朗普和奧巴馬面臨的問題是一樣的。在美國當前的政治環境下，特朗普個人的對俄緩和政策空間十分有限。

俄羅斯的行為方式

特朗普和普京有著類似的強人性格。但是，兩國政治體制結構的不同，決定了普京的個人裁量權遠遠大於特朗普。2012年普京重新當選總統後，明顯採取了一種相比以往更具進攻性甚至是冒險性的對外政策，作風大膽，行事突然。俄奪取克里米亞，控制頓巴斯，出兵敘利亞，「介入」美國大選（俄羅斯政府否認），展開大規模的宣傳攻勢，強化軍事力量，不斷試射洲際彈道導彈，部署陸基巡航導彈等。

近年普京的對美政策帶有越來越多的個人感情因素。2011年，普京尋求其第3個任期的關鍵時期，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希拉里稱俄羅斯國會選舉「既不自由也不公正」。俄羅斯認為是她煽動了2011年12月莫斯科發生的大規模抗議遊行。2012年，普京重新當選總統，遭到了巨大的民眾抗議浪潮，這讓普京震驚。普京認為所有這些是美國影響和干預的結果。2012年12月，希拉里稱普京「歐亞聯盟」計劃的實質就是「重新蘇聯化」，這個定義讓俄羅斯領導人憤憤不已。普京很快在當年的國情咨文中予以了駁斥。可以說，對奧巴馬和希拉里的恨將特朗普和普京連在了一起。對普京來說，也許對希拉里的恨超越了對特朗普的愛。對特朗普來說，對希拉里的恨鑄造了對普京的愛。俄羅斯人也許認為，作為一個造反者，特朗普將採取和奧巴馬完全不一樣的對俄政策。

俄羅斯渴望俄美關係的緩和。一個穩定的俄美關係，有利於重塑俄羅斯的國際威望，有利於俄國內經濟和政治的穩定。「普京先生現在渴望和特朗普先生達成一個協議，就像1945年的雅爾塔協定，勾畫出一個俄羅斯的勢力範圍。」俄羅斯的願望是清晰的：美國承認克里米亞歸屬俄羅斯或至少不再提它；取消對俄經濟制裁；將烏克蘭排除出北約東擴的目標；保證其在原蘇聯區域獨佔的控制權；承認阿薩德政府的合法性和在未來敘利亞政治架構中的地位。作為回報，美俄可以有三大合作領域：兩國核談判可以繼續；共同防範和打擊恐怖主義；共同制約第三國。

從短期看，俄羅斯外交取得了成功。莫斯科得到了一些實利，擴大了自己的影響。然而，俄羅斯的成功是戰術性的，而不是戰略性的；是局部性的，而不是全局性的；是暫時的，而不是永久的。烏克蘭東部的戰事連綿不絕，找不到有效的解決辦法。而敘利亞和烏克蘭一樣，正在變成一個無底洞，也看不到明確的前景。莫斯科完全清楚，徹底打敗敘利亞反對派和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重建阿薩德政府對全國的控制是不可能的。而俄介入美國大選的「傳言」，使得任何一個美國政府採取對俄友好政策成為不可能，即使這個總統本人具有某些親俄的理念。

從這次俄與特朗普團隊接觸情況看，克里姆林宮善於做個人或特定人群的工作。然而，克里姆林宮並不善於做民眾的工作。美國典型的選舉政治以及美國的政治結構，決定了其外交政策最終只能由美國選民決定。選民對於國內政策有分歧，而對於國際政策，特別是對俄政策意見較為統一。美國總統有嚴格的任期限制，面臨國會和反對黨的有效制衡，總統個人所起的作用相對有限，這和俄羅斯有著根本不同。俄羅斯近年在國際上的行為，在美國民眾中很難找到支持者和同情者。俄「干預」美國大選正在產生相反的效果，加深了美國民眾和政界人士對俄羅斯的猜忌。弗林的辭職表明了俄羅斯的勝利是多麼的脆弱。俄駐美大使基斯利亞克如今在美國成為一個不可觸碰者，美國媒體稱其為「頭號間諜和間諜招募者」。三場戰爭（俄格戰爭、烏東部戰爭、敘利亞戰爭）加上干預美國總統大選的「傳言」，嚴重惡化了俄羅斯在美國民眾心目中的形象。普京和俄羅斯的形象，在俄羅斯國內和國外形成一個明顯的反差，這是客觀的事實。美國和歐洲國家的「恐俄症」「厭俄症」，不是憑空產生的，其中有想像的成分，也有實際的依據。在波蘭、波羅的海三國，甚至瑞典和芬蘭，普通民眾對俄羅斯的恐懼是實實在在的。烏克蘭危機發生後，很多國家都在嚴肅地考慮俄羅斯滲透、顛覆、甚至入侵的可能。俄羅斯的行為間接地強化了大西洋聯盟的凝聚力。

很多美國人批評俄羅斯是「修正主義」的國家，力圖改變冷戰後格局。在2017年第53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俄外長拉夫羅夫批評現在的國際經濟和政治體制是「精英國傢俱樂部」的工具，提出建立「後西方」世界秩序。拉夫羅夫表示，「俄美關係應該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現實主義、相互尊重、和我們（俄美）對於全球安全具有特殊責任的理解」。他指責美國政府，「試圖奪佔俄羅斯周邊的地緣政治空間，根本不考慮俄羅斯的想法。」而在美國看來，烏克蘭事件是「俄羅斯通過武力重畫國際邊界的企圖」，其核心就是要美尊重俄的大國地位，尊重其在原蘇聯區域，在喬治亞、烏克蘭、摩爾多瓦、中亞、蒙古等地排他性的獨佔的影響力，尊重其勢力範圍。獨聯體、集體安全條約、歐亞經濟聯盟都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這是美國所不能接受的。

很多人把特朗普稱為民粹主義或民族主義。然而，我們不能忽略另一方，近年俄羅斯社會的極端保守化和極端民族化，或者用兩個流行詞來描述：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盛行。一些具有極端思想的學者特別流行，例如索爾仁尼琴和杜金。索爾仁尼琴崇尚帝國，推崇東正教，念念不忘「俄羅斯聯盟」。杜金稱烏克蘭戰爭是「重新統一斯拉夫民族的一場戰鬥」。其歐亞主義的理想，則是建立一個偉大的歐亞大陸帝國，這個帝國在西部包括整個歐洲，東部甚至包括滿洲、新疆、西藏和蒙古。1991年蘇聯解體至今，俄羅斯大致經歷了從社會主義到新自由主義再到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發展歷程。普京總統本人的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理念需要予以特別關注。普京自認是保守主義者，他對沙俄帝國的領袖人物有著特殊迷戀和推崇。2016年11月6日，普京專門為克里姆林宮旁的弗拉基米爾大公雕像揭幕。在莫斯科建立這個雕像引起巨大爭議。俄羅斯政府大力扶植東正教，大建教堂，鞏固東正教的地位，以東正教代替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共產主義價值觀，並大力向外推廣傳播。歷史已經證明，東正教不僅僅是宗教文化層面的東西，這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宗教，是俄羅斯對內和對外政策的工具，從沙皇俄國到蘇維埃俄國再到今天的俄羅斯，都是如此。俄羅斯一方面批評「美國例外論」，另一方面大力宣揚俄羅斯的偉大和文明的獨特，其實質是一種「俄羅斯例外論」。俄羅斯領導人不斷強調對海外俄羅斯裔的保護，引起許多俄羅斯鄰國的恐慌。

普京的威權實踐和保守理念，在美國和歐洲受到一些右翼的推崇。在種族觀念、宗教信仰、行事風格上，美歐右翼推崇普京的強人統治。在潛意識中，他們將俄羅斯看作是反伊斯蘭、反世俗化、反全球化的盟友。歐美的政治主流則將俄羅斯和普京看作威脅，威脅美國領導的自由世界，威脅美國所倡導的國際規則和制度，威脅歐洲的統一和繁榮。這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分野，思想的分野。

近年，俄羅斯和歐洲右翼運動關係密切。莫斯科把歐洲右翼作為一種抗衡歐洲現存的對俄不友好政府的工具，暗中資助反歐盟運動，特別是在2014年烏克蘭危機導致歐俄關係緊張之後。2017年3月24日，在法國總統大選的敏感時刻，普京在克里姆林宮接見法國極右翼總統候選人國民陣線的勒龐，清楚表明了對她的支持。勒龐對歐盟的一體化和全球化持激烈批評態度。勒龐主張，取消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承認克里米亞從屬於俄羅斯。有報道指出，2014年，勒龐曾經接受俄羅斯銀行的貸款，以籌集資金進行大選。歐洲保守的民粹主義政黨，除了法國的國民陣線，還包括英國獨立黨、德國選擇黨、荷蘭自由黨、奧地利自由黨。這些右翼政黨和俄羅斯政府或「統一俄羅斯」黨之間，都有或多或少的聯繫。這些政黨反移民，反伊斯蘭，反世俗化，反全球化，反歐洲一體化，和普京的理念高度重合。

特朗普的當選對俄羅斯國內政治的各種潛在影響還不確定。一方面，普京和特朗普的政治理念有一致的地方。如果俄美能夠緩和關係，特朗普的當政將是對普京的支持。另一方面，特朗普反權威、反體制、反精英的特點可能會鼓舞俄羅斯國內的反普京力量。同樣，俄羅斯對西方國家極端主義（左、右的極端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支持也有可能傷到自身。如果這種民粹主義的、尋求改變現狀的思潮傳導到俄羅斯，俄選民有可能在2018年俄羅斯總統選舉中給普京和「統一俄羅斯」黨造成巨大挑戰。2017年2月和3月，莫斯科接連發生的紀念涅姆佐夫和反腐敗遊行反映了俄羅斯民眾的這種情緒。

總的看來，莫斯科的對美政策是矛盾的。一方面，俄希望和美國和解，希望美國取消或緩和制裁，實現世界俄美共治，共同反對恐怖主義。俄羅斯人很清楚，俄羅斯的復興離不開美國的技術和資金。另一方面，俄羅斯仍然不斷抨擊美國，指責華盛頓的霸權政策是俄美關係惡化的根源。長期看，美俄合流的風險不能說不存在。對第三國的防範構成美俄合作的基礎。如果兩國各自的右翼勢力佔據完全主導，他們很可能在基督教聯盟、白人聯盟、抵禦異質文明等理念的基礎上走到一起。俄羅斯人和中國人不同，他們非常喜歡別人將俄美並列，滿意「兩極」或「G2」的提法。2016年的《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構想》特彆強調俄美對全球戰略穩定和國際安全負有特殊的責任。俄羅斯一直想維持其冷戰期間和美國平起平坐的地位。按照卡內基莫斯科中心主任特列寧的說法，「俄羅斯在敘利亞的行為，不是為了敘利亞，也不是為了中東，而是為了展示大國的力量，贏得（美國的）尊重。」當然，這有賴於主觀努力，也不能脫離客觀現實。

第三方（中國）的角色

當今世界，存在著三個獨立的力量中心，即美國、俄羅斯和中國。歐洲和日本同樣具有強大的力量，但是在軍事上和政治上對美國存在一定的依附性。「中美俄三角關係」是一個客觀存在。作為第三方，論綜合國力中國不如美國，論軍事實力中國不如俄羅斯。但中國的實力在上升，中國的角色日益重要，這是毋庸置疑的。美國政治精英群體一直在考慮一個根本問題：中國和俄國誰是美國第一位的敵人。對這個問題的思考結果將對美俄關係產生重大影響。而中國本身的政策選擇也會對美國的對俄政策和俄羅斯的對美政策產生不容忽視的反作用。

如何評估中國和俄國是一個老問題。2000年總統大選期間，小布希批評柯林頓的中國政策，稱中國不是美國的「戰略夥伴」，而是美國的「戰略對手」，後來（2005年），改稱中國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2012年總統大選期間，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則稱俄羅斯是美國「第一位的地緣政治敵人」。而奧巴馬的「轉向亞太」後來改為所謂的「亞太再平衡」政策，又明顯將中國當成主要對手。美國有許多「仇華派」或者說「疑華派」，宣揚「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必有一戰」。他們中很多人也承認俄羅斯威脅，但並不認為俄羅斯具有挑戰美國的潛力，中國才是上升的帝國，是美國未來真正的對手。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相對於中國威脅，俄羅斯威脅是第二位的，美國應該聯合俄羅斯反對中國。一些美國人認為，美俄關係的交惡將俄羅斯和中國推到了一起，限制了美國對付中方的槓桿。

美國有人提議「反尼克松戰略」，即借鑒和改變尼克松和基辛格「聯華抗蘇」的戰略，實行「聯俄制華」。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認為，美國應該努力改善與俄羅斯的關係，共同對付中國的崛起。他強調，美國試圖吸收喬治亞和烏克蘭加入西方是愚蠢的，應避免和俄羅斯產生危機。俄羅斯對美國的利益並不構成嚴重威脅，兩國應該成為盟友。兩國在反恐、結束敘利亞衝突、防止伊朗和其他國家獲得核武器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最重要的是，美國需要俄羅斯的幫助去遏制一個正在崛起的中國。考慮到俄中兩國相互競爭的歷史，以及雙方共有的漫長的邊界，一旦華盛頓放棄這個錯誤的推動俄羅斯倒向中國的外交政策，莫斯科很可能加入這種（遏制中國的）努力。」「特朗普政府必須下大力氣防止中國成為一個地區霸主。」在敘利亞，美國應該讓俄羅斯在結束衝突方面起帶頭作用，這意味著幫助阿薩德政府重建對全國大多數地區的控制。一個阿薩德統治下的敘利亞對美國不構成威脅。實際上，民主黨和共和黨的總統在和阿薩德政府打交道方面都有長期的經驗。如果內戰持續，這主要會成為莫斯科的問題。」美國很多人將俄羅斯和中國並列，稱之為「修正主義國家」。前美國國務院官員（1984~1988）布魯金斯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卡根認為，當今世界有兩個趨勢：一個是修正主義國家，即俄羅斯和中國及其日益上升的野心和行動能力；另一個是民主國家，特別是美國，對維持1945年以來它曾經擁有的那種國際體系統治地位的信心、能力和意願不斷下降。這將造成現存國際體系的崩塌和第三次世界大戰。北京想當東亞的霸主，俄羅斯想控制中東歐和中亞，他們都把美國當成是實現其野心的最大障礙，都想削弱美國所領導的國際安全秩序。

一個事實是，美國和俄羅斯對中國的疑慮都在上升。「聯俄制華」在美國和「聯美製華」在俄羅斯，都湧現出越來越多的支持者。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小布希總統任內副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和美國駐印度大使布萊克維爾呼籲對中國實施一種長期的政策：「接觸和遏制」。總的看來，美國普通民眾和上層精英階層對俄羅斯的敵視態度仍然超過中國。但是，美國的專家學者對中國的疑慮和敵意無疑正在上升。奧巴馬時期整個的海外軍事部署都在有意收縮，而亞太是唯一的例外。俄羅斯看到了這一點，莫斯科一直在利用中美的對抗，謀求自己的利益，提升自己的影響力。

在這屆美國政府中可以看到很多「親俄派」，但是幾乎找不到一個「親華派」。特朗普的顧問團隊中，最著名的「中國威脅論者」是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席納瓦羅。納瓦羅曾擔任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經濟學教授。他認為，當今中國正在挑戰美國的經濟霸權和軍事霸權，中國與美國不能夠通過談判實現和平，只有美國的軍事實力才能保證未來和平。這從側面證明了俄羅斯努力所獲得的「成功」。特朗普選舉期間的言論對俄羅斯明顯比對華友好，他似乎將伊斯蘭極端主義和中國視為兩個主要的威脅，「聯俄制華」似乎是其外交的大方向。特朗普競選期間多次談到，中美貿易不公平，中國造成美國工人失業，要對中國輸美產品徵收45%懲罰性關稅，將中國定為匯率操縱國。特朗普指責中國政府並沒有致力於解決朝鮮問題。他與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的通話是其中國觀的表現，表明了其對「一個中國政策」的蔑視和「敢於挑戰」中國的勇氣。

近年，美國對中國的疑慮和不滿與日俱增。華盛頓認為，中國在東海和南海維護主權的行為，特別是在南海島礁（永暑礁、美濟礁、渚碧礁）上修建機場，使南海軍事化。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在國會的提名聽證會上表示：「中國（在南海的）島礁建設及在這些島嶼上部署軍事裝備（的行為）和俄羅斯奪取克里米亞（的行為）類似。」美國指責中國加入俄羅斯一方，在敘利亞和烏克蘭問題上，特別是敘利亞，多次和俄羅斯一起投否決票，使聯合國安理會瀕臨癱瘓。在朝鮮核問題上，特朗普多次嚴厲地批評中國，「中國利用不公正的貿易從美國賺走了大量的錢和財富，但是卻不願意在北朝鮮問題上提供幫助。很好！」，「北朝鮮的行為很壞，多年來他們一直在玩弄美國。中國沒有給予任何幫助！」所有這些，加重了美國的疑慮，有人稱之為「中國系統性的對外破壞行為」。特朗普對中國的觀念是其多年形成的，根深蒂固。如果中美無法達成相關貨幣或貿易協議，那麼未來確定中國為匯率操縱國，對中國輸美商品徵收附加關稅，或者對某一種或幾種商品採取針對性的反補貼反傾銷措施是很可能的。

中國不是一些美國人所謂的和俄羅斯一樣的「修正主義」國家。北京希望國際體製作一些調整，「引導國際社會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引導國際社會共同維護國際安全」，但並不打算推翻現行國際體制。「改革和完善現行國際體系，不意味著另起爐灶，而是要推動它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東海和南海的爭端與烏克蘭和敘利亞的事件有著本質的不同。東海和南海的爭端是歷史的老問題，不是現在才出現的，也不是中國主動挑起來的。釣魚島爭端的激化源於日本要對其實施國有化，加強控制。而南海的軍事化，菲律賓和越南一直在推進。至於東海和南海爭端的烈度和規模，遠不能和烏克蘭、敘利亞相提並論。中國和南海相關國家都非常克制，沒有發生任何軍事衝突。中國並未採取一種擴張主義的政策，去試圖建立自己的緩衝區和勢力範圍。中國並不想把美國排除出亞洲。相反，即使籌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提出「一帶一路」計劃，北京也期待華盛頓的加入。在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維護世界貿易體系的繁榮和穩定方面，中美有許多的共同利益。

美國的對華政策以及俄國的對華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自身的政策選擇。當前中國面臨一個關鍵的問題，即在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和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間如何協調。中國需要重視中俄、中美關係，但不能「選邊站」，被一種雙邊關係所左右。中國外交政策不能簡單地把一國當朋友，把另一國當對手。固定把一國當朋友就容易被其所左右，喪失外交的獨立性；而把一國當對手，久而久之就會真的塑造一個敵人，徹底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將中美俄三角格局變為兩極對抗格局。

一項明智的外交政策可以將風險降到最低，可以將利益最大化。中國外交必須堅持兩個原則：一是堅持公理和正義，只有真正支持公理和正義，中國才能贏得國際威望，樹立起自己的國家形象；一是獨立自主，只有堅持獨立自主，才不會成為他國的附庸，最終吞下損害自己利益的苦果。歷史上中國多次結盟：1896年清政府聯俄抗日；20世紀50年代中國聯蘇抗美；20世紀70年代中國聯美抗蘇，最終的結果都非常被動。中國的發展需要和世界各國全方位的合作。中國不能把自己的命運押在一種雙邊關係之上，不能把自己的發展寄托在某一個外援之上，無論這種雙邊關係表面看起來多麼可靠，這個外援多麼信誓旦旦。採取和堅持一種獨立、正義、全方位的外交政策，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符合中國人民的願望。

結語

近年來就美俄關係來說，美國更為主動，俄羅斯更為被動。俄羅斯有求於美國的超過美國有求於俄羅斯的，這是國力所決定的，也是兩國各自策略選擇的結果。美國的國力和威望確實有所下降。然而，在普京總統的領導下，特別是2012年重新擔任總統以後，俄羅斯的國力和威望也沒有上升。克里姆林宮局部、短暫的外交成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俄羅斯在世界上總體的被動地位，沒有改善俄羅斯在世界上的國家形象。

在美俄關係上，俄羅斯政府的解釋是美國是加害方，而俄羅斯是受害方。而在美國和歐洲國家眼中，俄羅斯是加害方，美國和東歐國家是受害方。美國認為，烏克蘭和喬治亞等國家是獨立國家，有權利選擇加入歐盟和北約，俄羅斯沒有權利干預。而俄羅斯認為，北約和歐盟的東擴，是對俄羅斯利益和尊嚴的侵犯。這是認識上的根本不同。表面看，俄美之間是地緣政治的爭奪。而地緣政治的後面，是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的衝突。美俄的價值觀、意識形態、國家利益存在根本不同。俄羅斯把自己看成第三羅馬，是羅馬的繼承者。而美國同樣把自己看成古希臘古羅馬的繼承者。這是兩個羅馬之爭，歷史上東西羅馬對峙的再現。美國講「天定命運」，俄羅斯談「彌賽亞意識」，本質上都是一樣，覺得高人一等，唯我獨尊。

第一（美國總統及其團隊的政治觀）和第四個維度（對中國「威脅」上升的評估）決定了美俄有改善關係的可能。而第二（美國的國內政治狀況）和第三個維度（俄羅斯的外交政策）決定了美俄關係存在的困難。其中第二個維度是最主要的決定因素，即美國本身的國家利益和國民感情將最終主導美國的對俄政策。第一個維度是短期因素，因為政治結構、美國政府有嚴格的任期。而第二個維度是長期因素，因為政治結構、民眾的觀點和情緒存在慣性，難以急劇地改變。在這四個維度中，第二和第三維度是緊密相連的。也就是說，俄羅斯的外交行為和美國國內的民眾情感具有相關性。俄羅斯的對外政策攻擊性越強，美國民眾對俄羅斯的負面感情就會越深。而在美國的政治體系中民眾感情很難被政治人物所忽略。

俄羅斯政府對特朗普政府抱有期望，期望在保有現有成果的基礎上（例如烏克蘭和敘利亞）改善美俄關係，而不用作任何妥協或讓步。俄羅斯希望美國承認俄的大國地位，至少在原蘇聯地區具有排他的領導權。俄羅斯領導人對美國、對美國社會有一定的認識。然而，事實證明，以普京為首的俄羅斯精英們對美國政治的認識及對特朗普本人的認識是不完全真實的。特朗普是美國國家利益的代表者，個人感情和個人態度雖然很重要，然而，最終還是國家利益和國民情感，而不是個人好惡決定一國的外交政策。無論對美國還是俄羅斯都是如此。美國的制度設計、政黨政治和輿論氛圍對行政領導人有很強的制衡和糾偏的能力。社會和政治結構決定了美國不太可能會出現一個列寧或者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而從根本上顛覆國家的對外政策。美國總統能做的只能是有限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