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志異》和《閱微草堂筆記》主要區別

《聊齋志異》和《閱微草堂筆記》同為清代文言小說，二者在文學上的區別主要是在那些方面？《聊齋》(《聊齋志異》以下簡稱為《聊齋》)是中國古代文言短篇小說發展到清代產生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小說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都達到了中國古典小說發展的高峰，在中國文學史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以致《聊齋》青柯亭刊本一出，就風行天下，出現了注釋本、評點本，並引起不少作者競相追隨仿作，文言小說出現了再度蔚興的局面。有仿效《聊齋》手法寫作的，如《子不語》和《夜譚隨錄》等，同時，也有對《聊齋》文體提出異議進行抗衡的，當時最有成就的是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以下簡稱為《閱微》)。　　紀昀，字曉嵐，清直隸河間府獻縣(今河北滄縣)人。生於清雍正年間，官至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紀昀知識淵博，文名著世，是清代有名的大學者、大才子。他主持編撰了《四庫全書》，並親自撰寫二百卷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為傳統文化的保存，後世的治學和研究做出了傑出貢獻。《閱微》是他晚年創作的筆記小說，筆記分為《灤陽消夏錄》、《如是我聞》、《槐西雜誌》、《姑妄聽之》、《灤陽續錄》五個部分，每個部分都單獨成書。在對待《聊齋》文體上紀昀持反對態度，曾經直接做《聊齋》中《狐夢》的反面文章。曾經對《聊齋》敘事提出質疑：「然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小說既述見聞，即屬敘事，不比戲場關目，隨意裝點；……今燕呢之詞，媒狎之態，細微曲折，摹繪如生，使出自言，似無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則何從而聞之?又所未解也。」批評《聊齋》「一書而兼二體」，認為作敘事之文，應「不失忠厚之意，稍存勸懲之旨」，「不顛倒是非」，「不摹寫才子佳人」，「不繪畫橫陳」。盛偉在《清代諸家批點<聊齋志異>述評》中提到清代點評家馮鎮巒對紀曉嵐等對《聊齋》敘事的非議非常不滿，寫了《讀(聊齋>雜記》一文，憤然指出：「柳泉《誌異》一書，風行天下，萬口傳誦，而袁簡齋議其繁衍，紀曉嵐稱為才子之筆，而非著述之體，皆昔言也。」又說「較之《水滸》、《西廂》。體大思精，文奇義正，為當世不易見之筆墨，深足寶貴。」…不但否定了紀昀的觀點，反而對《聊齋》高度肯定和讚揚，由此可見，《聊齋》在文言短篇小說中的地位。這兩部小說在敘事功能、效果方面存在諸多不同，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表現形式不同。從表現形式上看古代文言短篇小說主要分筆記、傳奇兩種藝術形式。《閱微》是典型的筆記小說，採用的是筆記體小說的表現形式。有人曾這樣形容筆記小說：筆記體小說出於稗官，以簡短的筆記體來記錄百姓的「街談巷語」和「道聽途說」，它們「既是些殘叢小語，篇幅短小，所講的又是小道理，是形式和內容兩見其小」。所以總結筆記小說的特點是：情節簡單，篇幅短小，語言簡約，注重說理。作為筆記體的代表，《閱微》充分顯示了筆記體小說的鮮明特點：一是敘事簡要；二是注重說理。而《聊齋》是「一書而兼二體」的志怪小說，並且成功借鑒了史傳文學的許多敘事方法。《聊齋》中的大約三百篇小說，從藝術形式方面看包含了傳奇志怪兩種題材，並且作為志怪典型得到人們的讚譽，魯迅先生《中國小說史略》云：　　「明末志怪群書，大抵簡略，又多荒怪，誕而不情，《聊齋志異》獨於詳盡之外，　　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親，忘為異類，而又偶見鶻突，知復非人」。　　《聊齋》的成功不單是具有傳奇小說的敘述委曲、文辭多彩，而且具有志怪　　小說的浪漫色彩，可以避免筆記小說在篇幅方面和語言方面的限制，魯迅讚揚傳奇小說不僅文筆精細、曲折，而且「所敘的事，也大抵具有首尾和波瀾，不止一點斷片的談柄；而且作者往往故意顯示著這事迹的虛構，以見他想像的才能了」。李宗為在《唐人傳奇》中也說：「傳奇小說在內容上則擴大到可以聳動聽聞而令讀者留下較強烈印象的一切奇人奇事，文筆力求優美動人，不避虛飾，尤注意於形容描寫以見作者敘事有方、想像之瑰奇」。另外，從兩類小說的發展來看雖然魏晉南北朝時期，筆記小說雖已成熟，但傳奇小說和筆記體小說相比較，在語言、結構等諸多方面都存在的優勢。《閱微》有明顯的筆記特徵，敘事簡、重說理的特點致使作品丟棄了如《聊齋》作品豐富的文學精神和藝術境界，文字表達得不太盡致，讀來感受不如《聊齋》豐富；雖然《閱微》中的說理使它的敘事達到「文字簡明」、「說理透徹」，並且《閱微》開創了說理體，或夾敘夾議，或先敘後議，但由於不長於文學的描寫，這就使他的《閱微》缺少了生動形象，也即缺少了文學性，在作品預期達到的敘事效果上和《聊齋》是迥然不同的。紀昀等非議風氣文人認為清代崇尚「著書者之筆」的筆記小說，而排斥「才子之筆」的傳奇小說，所以批評《聊齋志異》雖為筆記小說，卻「隨意裝點」，「細微曲折，摹繪如生」，「一書而兼二體，所未解也」，即紀昀不理解《聊齋志異》既有筆記小說記述見聞之簡潔，又有傳奇小說隨意渲染和細緻描寫的跨文體現象。兩部作品採用不同的敘事藝術形式，所以作品敘事功能隨之不同，作品達到的效果也不同。　　其次，思想內容不同。兩部作品以不同的敘事方式反映的思想內容有很大差別：《閱微》從思想內容來說，主要是「勸懲」，其次是宣揚「因果報應」。紀昀本人不避諱作品的勸誡主旨，在卷一開篇明確提出作品主題：「有益於勸懲「，在兩篇序文中也加以強調，盛時彥序說：「欲使人知所勸懲。」鄭開禧序說：「大旨悉歸勸懲。」。可見，《閱微》的勸懲功能。蒲松齡之孫蒲立德認為《聊齋》思想內容「其事多涉於神怪；其體仿歷代志傳；其論贊或觸時感事，《聊齋志異》敘事研究而以勸以懲。」雖然《聊齋》敘事也有勸懲之意，但卻是以直接抨擊當時社會的黑暗政治，廣泛揭露科舉考試的弊端，熱情歌頌青年男女的愛情，反映當時重大的時代主題的思想內容為主。《閱微》為「使人知所勸懲」，因而極力宣揚封建道德與因果報應。如《唐西勞氏女》篇，寫勞氏女前生誣一婦私孕而致其死，今生鬼來索命，報應不爽。但在《聊齋》中蒲松齡對待愛情的態度和紀昀是有本質的不同的。如《聶小倩》等作品蒲松齡是熱情歌頌青年男女的愛情的。可見，兩部作品思想內容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別。　　再次，形象創新不同。《聊齋》藝術形象的創新主要表現在人物、情節和語言三個方面。盛偉在《蒲松齡全集》中這樣分析作者的情感心理：「一方面一生科舉磋砣使作者產生了懷才不遇的苦悶和不被人知的孤獨，另一方面長期寄人籬下的教書生涯使他拋妻別子，不由不產生「數卷殘書，半窗寒燭；冷落荒齋里」的慨嘆，因此，孤憤與渴望「知己」便成了他的情感主調。」蒲松齡懷著滿懷的「孤憤」之情來塑造形象，表現在作品中作者以幻化的浪漫主義狐形象來慰藉自己的情感世界。在狐鬼花妖的世界中作者把狐狸作為生命存在的人來描述，用狐寫人，以狐寫事，賦予狐以人的思想性格，並完全按照人的生活方式進行故事的描述，給予狐人性化的情感。使其作品中狐的妖氣弱化，人情味增加。把人們憎惡的兇殘狡猾奸詐的狐狸，描繪成具有人情世故的常人，這種心靈的寄託使狐形象得到根本改變，使《聊齋》中的狐形象突破了傳統小說觀念的束縛。使狐形象「多具人情，和藹可親」。在狐仙題材的文學作品創作上具有創建性意義，讓狐具有人們喜愛的品性和形象。對傳統狐仙題材的拓展與超越，為同類題材的小說創作開創了嶄新的境界。在語言方面，蒲松齡用的是「才子之筆」，側重寫人，長於描繪，文筆曲折細膩，文學性較強，塑造了一系列具有人性、人情色彩的狐仙形象，提升了藝術形象的思想價值和審美價值。並且《聊齋》的語言特色是能把新鮮活潑的口語溶入深奧的文言中。象《阿纖》中的鼠精，美貌善良，溫順勤勞，鍾情而又自尊，除「日建倉凜」，「年余倉盈」的「非常」之外，完全是一個勞動婦女的形象，這是蒲松齡的傑出創造。紀昀是大學問家，閱歷豐富，又有文學才華，但思想保守，記神鬼物怪之事往往寓有宣揚綱常名教偏向，又強調「著書者之筆」，所以紀昀《閱微》在這幾方面則缺乏藝術創新，魯迅《三閑集·怎麼寫》這樣評價《閱微》：　　「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揭力只寫事狀，而避去心思和密語。」　　從兩部小說在敘事中體現的審美和教化作用看，蒲松齡在寫作時是將自己對人生、對社會的真切感受和情感融入到了小說里，雖然作品也有勸誡之意，但力爭讓事實來發揮懲惡勸善的作用，更多的是讚美理想，抨擊黑暗，弘揚善良，懲戒醜惡，把強烈的愛憎感情寄寓在敘事之中，有時直接以「異史氏日」的形式抒發自己的感受，以美的、有靈性的狐意象來實現對形象的審美和對讀者的教化，借作品實現自我。而《閱微》因受作者思想的影響，作品主題的思想性和批判性無法和《聊齋》比擬，另外《閱微》不注重語言的靈活運用，只注重事實的勸懲和因果報應作用，用僵硬的古板的敘事完成作品使其強制人們去維護統治階級的立場。由此可見，兩部作品在實現審美和教化作用方面的差距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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