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茂：封建社會新辨

葉茂："封建社會"新辨--關於近年來中國秦漢以後是否屬於"封建社會"爭論的述評（2012-02-07）　　曾經在中國史壇占居中心地位的古史分期及相關問題的討論，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出現落潮，進入了反思和轉型的階段。在這過程中有些學者對以前的某些"定論"提出質疑，從而引起新的討論。這些問題主要有：中國歷史上是否存在奴隸社會，是否存在封建社會、是否存在資本主義萌芽？與此相聯繫的是：作為討論的理論基礎的"五種生產方式"理論能否成立？這些問題牽涉到對古史分期及相關問題討論的評價，牽涉到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評價，對中國史學的發展具有全局性的意義，需要認真加以研究和討論。本文只就中國是否存在"封建社會"的問題的討論進行簡要的述評。一　　在中國古史分期的討論中，所謂封建社會是指馬克思主義社會經濟形態演替理論中的一種生產方式。新中國建立以來，儘管學界對中國封建社會始於何時存在諸多分歧，但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屬於封建社會的認識是一致的。質疑這一"定論"的觀點包括兩種：一種是根本否定中國存在任何類似西歐中世紀的封建社會；另一種是承認先秦時代存在過封建社會，否定秦以後屬於封建社會。所以，問題主要聚焦在對秦以後社會性質的認定上。　　最早提出質疑的，據筆者所知是何新，他在1986年《中國古代社會史的重新認識--從近年出版的兩部史著看當代中國史學理論的危機》一文中，認為原始共產主義-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制-社會（共產）主義制的"五階段社會發展公式"歪曲了馬克思的原意，是"單線演化模式"和"歐洲中心主義"的產物。中國史學界稱秦漢以後為"封建"時代，是硬套歐洲歷史模式所造成的"概念和術語的錯亂"（4a）。1990年出版的馮天瑜的《中華文明史》（6d）中有"中國"封建"制度辨析"一節，也對秦以後封建社會說提出質疑。李慎之對何新和馮天瑜的觀點表示讚賞。他在1993年的一封信中說："濫用"封建"這個詞原來正是政治勢力壓倒"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結果。因為時下所說的"封建"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封建迷信"、"封建落後"、"封建反動"、"封建頑固"......等等並不合乎中國歷史上"封建"的本義，不合乎從feudal，feudalism這樣的西文字翻譯過來的"封建主義"的本義，也不合乎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封建主義"的本義，它完全是中國近代政治中為宣傳方便而無限擴大使用的一個政治術語。"並提出"循名責實、正本清源，是所望於後生"（8a）。這封信產生了頗大的影響。　　在這以後，陸續出現了一些質疑中國"封建社會"的文章，黃敏蘭曾經作過介紹（2a、5a、12a、15a、19a、21abc、23a）。其中，侯建新《"封建主義"概念辨析》影響較大（18a）。美籍華裔學者趙岡自八十年代後期以來，也針對秦以後屬封建社會說和封建地主制理論撰寫了一系列的批評文章。（14abcd）　　使這種質疑達到高潮的是馮天瑜最近推出的《"封建"考論》。它把秦以後屬於封建社會的觀點稱為"泛封建觀"，批評它既不符合"封建"的"古義"和"西義"，亦"與馬克思封建社會的原論相悖"，實乃概念之誤植。該書出版後，頗有學者和媒體為之叫好的。或譽為"今年學術書界最重大的創穫"（24a），"概念史跨文化研究的成功嘗試"（25a），或稱其"破解一則現代寓言"（26a），等等。武漢大學召開專門會議，黨委書記親自出馬"高度讚揚"馮氏，一些著名學者也為之站台。與此同時，馮著的一些內容也被抽出，以論文形式分別在《史學月刊》、《學術月刊》、《社會科學戰線》等刊物發表，一時頗造成點"聲勢"。　　另一方面，眾多學者仍然堅持原來的理論觀點進行研究，也有些學者撰文對上述"質疑"表示不同的意見。例如，近年出版的由林甘泉、方行、寧可牽頭的《中國經濟通史》、寧可主編的《中國經濟發展史》、田昌五、漆俠主編的《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趙德馨主編的《中國經濟通史》，都是在承認中國歷史上經歷過封建社會的前提下編纂的。"中國經濟史論壇"於1998年6月舉辦了"中國古代地主制經濟的發展機制和歷史作用"學術研討會，於1999年6月舉辦了""中國封建地主制經濟"暨慶賀李文治先生九十壽辰學術研討會"（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主辦，《中國經濟史研究》還為此出版了增刊），與會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戰國秦漢以後的封建地主制進行了論述。李文治、江太新發表了《中國地主制經濟論》（9a），對中國封建地主制的特點進行了系統的論述。馬克垚在《中西封建社會比較研究》一書和《關於封建社會的一些新認識》等一系列文章中，通過中外對比說明中國和西歐一樣經歷了封建社會，並論述了封建社會歷史及其概念的發展（1abcdef）。林甘泉《世紀之交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幾個熱點問題》一文專題討論了"五種生產方式與中國歷史分期"問題，指出社會經濟形態的概念最能反映社會的本質；"五種生產方式"理論來自馬恩；不能因為我們現在使用的"封建"概念與古代文獻中的"封建"不同而否定它（11a）。李根蟠《中國"封建"概念的演變及封建地主制理論的形成》一文則系統回顧了從古代到近現代中國"封建"概念的演變，論述了中國共產黨人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對戰國秦漢以後到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所經歷的從現實到歷史的逆向發展過程，指出把戰國秦漢以後的中國定性為"封建地主制"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的豐碩成果（10a）。李根蟠的另一篇文章《"封建"名實析義》批評馮天瑜《"封建"考論》用"凝固"和"外鑠"的觀點看待"封建"概念的演變和傳播，並著重指出所謂"泛封建觀""與馬克思封建社會的原論相悖"的指責是站不住腳的（10b）。　　以上兩類觀點姑稱之為"否定論"和"肯定論"。分歧表現在一系列問題上，大體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理論層面，如何看待經典作家的有關論述，如何看待"封建"概念及其演變；二是史實層面，如何認識中國和西歐歷史的異同，中國秦漢以後和西歐中世紀社會有無共同性，能否用同一生產方式概括它們？這兩個方面是密不可分的，但為了敘述方便，下文分別予以介紹。二　　對經典作家的有關論述，否定論者一般是"肯定"馬恩而否定斯大林，但在具體論述上又各有不同。　　馮天瑜的特點把馬恩的"正確"封建觀和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不正確"的"泛封建論"對立起來。根據他的理解，"馬克思、恩格斯立足於西歐歷史實際，遵循西歐研討封建制的歷史傳統，視西歐封建製為特例"；他們認為"封土封臣"是封建生產關係的前提，政權分散、土地"不可讓渡"是區分是否封建制的重要標準，故"非貴族式土地所有制"、"中央集權君主專制"與封建主義不相兼容的，等等。列寧對封建主義的認識則大別於馬恩，不強調"封土封臣"、"采邑領主"，而把封建制度的特徵歸結為農業生活方式、自然經濟的統治地位、地主大土地佔有制、農奴制等，還把東方國家以地租剝削為主要形態的君主制納入"封建主義"。馮氏謂列寧1912年《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奠定了泛封建觀的基礎，是泛封建觀的"祖義"，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封建觀均受其影響。（6ab）　　認為"封建"與專制、集權相對立的觀點淵源甚早，近年首倡此說者可能是李慎之（8a），而和者頗不乏人。如葉文憲說："封建的本質是貴族分權。""與貴族分權相對立的是君主集權。""把封建和專制聯繫在一起稱為"封建專制"是一種誤解"（5a）。中國秦以後實行專制集權，當然就不可能是封建社會了。這種認識在否定論者中具有普遍性。　　馮氏還認為馬恩是"多線論"者，反對把歐洲的封建主義作為普世性模型套用其他地區。根據之一是馬克思在《前資本主義生產諸形式》中把亞細亞所有制和古代所有制、日耳曼所有制並列，形成多線的網路結構；根據之二是馬克思自己表示反對把他"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這裡所牽涉的已經不止是如何看待經典作家的封建觀，而且牽涉到如何看待"五種生產方式"的理論。否定"五種生產方式"理論的學者，其主要論據就是說它反映了一種單線進化觀。馬恩的社會發展觀是多線的而不是單線的。斯大林把五種生產方式搞成單線的發展圖式，是違反馬恩原意的。其中羅榮渠的文章是最值得重視的（13a）。由於評述五種生產方式理論的之爭不是本文的中心，有關介紹從略。　　侯建新的說法稍有不同，他認為馬恩的思想有兩種傾向：一種是受古典進化論的影響，有單線論的傾向，表現在《德意志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起源論》諸書中；另一種晚期思想比較成熟的時期，具有多線論的傾向，主要表現在《前資本主義生產諸形式》和人類學讀書筆記中。前者是錯誤的，後者是正確的；作者還對馬恩的這種"錯誤"表示了寬容。（18a）　　黃敏蘭則把矛頭直接指向唯物史觀：她說："唯物史觀是用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認識社會的，具有經濟決定論的性質，同時也具有極高的抽象性和單一性的特點。唯物史觀只從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來考察社會，而忽略社會中多種多樣的要素及其之間的關係，並把社會中種種複雜的結構和關係僅僅歸結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這兩對矛盾。從這種認識社會歷史的角度和原則來考察中世紀的歐洲，領主對農民的剝削必然就成為了理論核心，並以此來確定社會的性質即封建社會，而不能看到和區分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同時也具有重要意義的非封建性制度。"（21ab）　　對嚴復以"封建"對譯西歐的"feudalism"，否定論者中有兩種不同意見。馮天瑜是肯定的，他認為"嚴譯......並未與舊名本義（封土建國）脫鉤而是沿著舊名本義指示的方向作合理引申。這種引申義又與對譯詞feudalism的含義彼此契合。"顯然，這是從與西義封建相似的意義上予以肯定的。在馮氏的心目中，西義封建才是根本，連馬克思的封建觀，也被鎖定為西義封建。凡是不符合西義封建的，均視為異端。認為秦以後屬於封建社會的觀點，不符合西義封建，因而也是與"馬克思封建社會原論相悖"。（6a）侯建新則更為徹底，全盤否定嚴譯，視之為在中國宣揚西方中心論的始作俑者。他認為：西歐feudalism是歐洲歷史發展的產物，只屬於歐洲；中國的先秦是封建制，而且惟其符合中文"封建"之本義；秦代至清代是皇權專制制度。它們本是三個不同的概念，誰也不能涵蓋誰，就中西中古社會而言則屬於前近代時期不同的社會形式，不應該貼上同一個標籤。詹克斯（按即嚴譯的甄克思）在西方古典進化論的影響下，將西歐feudalism抽象化，將西歐歷史發展圖式化。嚴復全盤接受了詹克斯的思想，"在社會進化圖式不可顛覆的大背景下，嚴復將feudalism與"封建"對譯，相當於將西歐中世紀與中國傳統社會等同劃一，......實際上將中國的歷史納入西方的模式，按照西歐的邏輯進行演繹，並且標榜為人類社會的普遍性"五種生產方式理論亦植根於此。（18a）　　李根蟠《"封建"名實析議》一文，主要針對馮天瑜的觀點提出以下幾點批評：1、"封建"概念是歷史地變化著、並在實踐中向前的。近代中國封建概念發生了兩次"飛躍"：一是嚴復以"封建"對譯歐洲的feudalism，從此封建被視為一種社會形態；二是馬克思的傳入，從此封建被視為一種生產方式。馬克思主義的封建觀也是不斷發展的，列寧的封建觀是馬恩封建觀的發展，中國共產黨人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封建觀是馬列封建觀的發展。不應該試圖用凝固化的老概念去"匡正"人們鮮活的歷史認識。2、馬恩的封建觀雖然是從西義封建演化出來的，但他並不把封建社會局限於西歐一隅，他們不但研究了西歐以外許多地方的封建農奴制度，而且把封建社會當作人類歷史上主要社會經濟形態之一，使之帶有普遍性。作為社會經濟形態，馬克思著重從剩餘勞動攫取方式分析了封建制與奴隸制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區別，指出地租是封建社會剩餘勞動的正常的普遍的表現形式，為拓寬封建概念奠定了基礎。所謂"中央集權君主專制與封建主義不相兼容"等等，根本不是馬克思的觀點3、馬恩關於人類歷史上幾個主要的社會經濟形態有序演進的思想是一貫的，馬恩並沒有否認人類歷史發展具有共同性。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經濟形態有規律演進的學說，是統一性與多樣性的統一，常規性與變異性的統一，共性與個性的統一，不應把這兩方面對立起來。把馬克思主義說成"單線論"，或者把它說成"多線論"，都是片面的。4、列寧對封建制度的特點作了新的概括，拓寬了封建的概念，使之更具普遍性。但這種新的概括完全是與馬恩的有關論述為基礎的。5、中國人對秦以後屬於封建社會的認識，經歷了一個從現實到歷史的逆向發展過程。這一認識過程，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前即已開始，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從中國實際出發，進一步論定戰國秦漢以後屬於封建社會，並提出"封建地主制"理論。這種認識的正確性，被新民主主義命的勝利所證實，是對馬克思主義封建觀的繼承和發展。把它貶為"泛封建觀"，指責它"與馬克思封建社會的原論相悖"，是站不住腳的。（10a）　　馬克垚強調了對西歐封建有重新加以考察的必要，並揭示了"西義"封建概念的狹隘性。他指出："西方學者把封建作為一個社會中的政治、法律制度概括時，所依據的主要是狹小的羅亞爾河，萊茵河地區，9-13世紀（甚或l0-12世紀）的材料，用這些有限的材料作出過分簡單化的封建主義的理想典型。......後來封建漸被賦於一個社會一個經濟形態的意義，這種短期的特徵，如依附關係的統治，莊園制，農奴制，自然經濟，中央權力衰落甚或無國家等便被當做一個社會、一個時代的特徵，所以與廣大的西歐地區情況有時也不相適應，更不要說放之四海了。"（1c）其實，西歐的封建社會，不應截止於15世紀，也不應截止於17世紀，而應該截止於18世紀。他提出"擺脫單純從西方的封建主義概念出發來看中古世界"，"要擺脫關於西方封建主義的權勢話語，也要從東方，從其他方面來認識一下中古世界"。也就是應該拿一個擴大的中世紀來和東方社會比較，從而獲得對封建主義的更全面的理解。他認為。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產的結合是封建主義的本質特徵，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應該以此為出發來討論全世界的封建制度的問題。（1abcef）　　黃春生指出，馬克垚的研究與西方學者蘇珊的研究不期而遇。蘇珊在《封土與封臣》一書中對西方以封土、封臣為基石的狹義封建主義概念提出了挑戰。蘇珊認為，"語詞"（word）、"概念"（concept）和"現象"（phenomenon）彼此關聯但決非等同。12世紀之前雖有"封土"、"封臣"的詞語，但沒有形成"封土"、"封臣"的概念，即"封建主義"（狹義）的概念。在12世紀倫巴第《封土之律》中，封臣才有了"封土持有者"的意思，封臣與封土的結合才算完成。"封土封臣"制度的形成並非早期王權弱小和無政府狀態的產物，恰恰相反，它是12世紀之後官僚政府和職業法律不斷發展的產物。因此，16、17世紀的法學家在這"封土"、"封臣"基石之上構建的封建主義的大廈，其實是"建立在沙堆之上"的。（22a）黃春生認為，馬克思主義者早就與狹義的封建主義概念分道揚鑣，他們從地主與農民的對立或者大土地所有制與小生產的結合來理解封建主義，將其視為一個社會形態和生產方式；但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在許多方面與非馬克思主義者有著共同的知識背景，不同程度接受了狹義封建主義所描述的那些封建主義的特徵。因此，蘇珊的研究對狹義封建主義概念的挑戰，對馬克思主義者的封建觀既是一種支持，也提出了需要回答的一些問題。（22a）三　　這裡已牽涉"封建"是否具有普遍性，中古的西歐社會與東方社會是否有共同性的問題。　　否定論者認為中國秦漢以後的社會與西歐中世紀社會完全不同，不能用"封建"的概念來涵蓋它們。　　侯建新的論述可以作為代表。侯氏認為："西歐feudalism是歐洲歷史發展的產物，只屬於歐洲；中國的先秦是封建制，而且惟其符合中文"封建"之本義；秦代至清代是皇權專制制度。它們本是三個不同的概念，誰也不能涵蓋誰，就中西中古社會而言則屬於前近代時期不同的社會形式，不應該貼上同一個標籤。"他根據布洛赫《封建社會》中《作為一種社會類型的封建主義》一章，概括歐洲封建主義的特徵，並與中國的歷史進行對比。其結論是：西歐"feudalism"的基本特徵--國家統治權力的分散，莊園制度和武士等級制，領主附庸制及其包含著的原始契約因素等幾個方面--是西歐社會歷史的產物，不具有普遍性，對中國傳統社會尤其秦代至清代社會而言，恰好是陌生的，難以用同一個概念涵蓋之。（18a）　　方競也認為秦漢以後中國社會與西歐中世紀完全不同。西周"封建制"與歐洲的封建制（feudalism）形同實異；秦以後中國社會無論在表面上，還是在實質上，無論是在經濟關係方面，還是在政治體系、法律制度、文化觀念、社會結構、家族關係等方面，都與歐洲中世紀毫無相似之處。因此，中國不存在與歐洲中世紀相同的封建社會。（2a）　　肯定論者認為中國與西歐中古時代具有共同性，是可以比較的，可以劃歸同一種社會形態。馬克垚的論述可以作為代表。　　馬克垚指出：如果拿一個擴大的中世紀來和東方封建社會來比較，則我們會看到，在主要方面，它們是相同的，可比的。經濟方面，農業是主要的生產部門，人力、畜力為主要動力，也有簡單的機械。生產力水平低下，經濟發展是緩慢的。無論西方或東方，都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二元經濟，而以自然經濟為主；工商業有相當的發展，而且是越來越發展。在生產關係方面，則普遍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產的結合。封建的農業生產主要是由農民進行的小生產，認為西歐的封建農業是由農奴耕作的莊園組成的大生產，實際上是一種誤解。西歐和中國的封建社會都存在莊園和租佃兩種經營形式，只是各有不同特點。馬克垚不同意說"東方城市是政治中心，而西方城市是工商業中心"，指出封建西歐的城市既有經濟中心，也有政治中心，宗教中心等，而中國封建社會也興起了大批工商業城市。東西方封建時代城市的區別不在經濟方面，而在政治方面；西歐的許多城市在封建時代曾取得過自治權。馬克垚說："較長的西歐的封建時代，在經濟制度方面，究竟有哪些不同於東方（廣義的東方）的特徵，以至使得有人認為東方沒有封建呢？我實在還看不出來。"在政治方面，無論中國和西方，封建時代國家形態主要是君主制的統治，其發展的趨向也是君主的力量越來越強大，官僚機構越來越健全。分裂割據的勢力時有出現，但不能說封建國家是主權分割的國家。西歐的封君封臣制只是當時西歐社會內部的一種支離破碎的政治結構，不足以成為組成國家的框架。馬克垚認為：東方有專制王權，西方也有專制王權；西方的專制王權公認是有限的，東方的專制王權其實也受到種種限制，並不是無限的。馬克垚承認依附關係之較普遍、長期存在，是西歐封建制的一個特點，但不同意把依附關係和超經濟強製作為封建生產關係的組成部分。（1bcd）　　對於秦以後中國社會性質的認定，國內學者的主流觀點是封建地主制或地主制經濟。對這種觀點的挑戰來自"權力經濟"論者和"市場經濟論者"。　　最初從權力經濟論的視角挑戰"封建社會論"範式的是秦暉。他先後提出"關中無封建"、"大共同體"等理論（20ab），最近又撰文批評"租佃關係決定論"，認為傳統中國土地並不那麼集中，租佃制並不那麼發達。小農自由交易導致嚴重分化的說法不成立。社會不公與社會危機另有原因，與租佃制關係不大。把地權問題說成是中國傳統社會的首要問題、把地權不均說成是傳統中國社會弊病、社會衝突和社會危機的主因，從而把平均地權說成是解決這些問題的主要手段，都是沒有根據的。（20c）　　持否定論的學者一般認為秦以後社會的主要特點或主要特點之一是"專制"，而專制是與封建不相容的。但具體論述又各不相同。馮天瑜主張秦以後命名為"宗法地主專制社會"，他仍然承認地主制是秦以後社會的主要特點之一。黃敏蘭則完全否定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是秦以後社會的基本矛盾。她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有自己獨特的發展規律，與歐洲中世紀社會的性質和特點完全不相同。如果用以出租土地來佔有勞動者剩餘勞動這個最抽象的政治經濟學問題作為標準來衡量，這種關係同歐洲封建制下領主與農奴的關係的確是相同的。但並不能就此認定有這種關係的社會就是封建社會。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並不是能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解釋的，不能用單純的剝削與被剝削關係來解釋具體的社會現象。中國古代的社會基本結構，是以權力為核心的等級制，與財產佔有、經濟行為和階級屬性都沒有直接的關係。中國古代地主對農民的經濟剝削關係，在整個中國古代社會的經濟活動中是次要的、非本質的；皇帝和官僚依靠強權剝奪皇帝官僚集團之外的全體社會成員財富，才是中國古代社會的本質性。她認為官僚地主和庶民地主並不構成統一的地主階級，又引馮爾康的研究，認為農民也不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因為數量很大的自耕農與佃農不是一個階級，自耕農與地主不構成生產關係，基本上也不處於對立的地位。自耕農主要與國家發生關係，與國家處於對立狀態。（21bcd、7a）葉文憲主張稱秦以後為"專制社會"、"帝國時代"。他表示反對"把"封建"當作屎盆子卡在地主頭上。""地主"這個詞表達的是土地之主，自耕農實質上是"微型地主"；"農民"這個詞表達的是務農之民，地主實質上是"大農"。"地主"和"農民"都不是政治概念，它們與"封建"都毫無關係。（5a）　　從市場經濟論的立場攻擊地主制經濟理論的是趙岡。他斷言地主制經濟理論是西歐中心論的產物，把中國經濟史研究帶入了"嚴重的誤區"。他說地主經濟理論漏洞百出：一是始終沒有給出什麼是地主的明確而統一的定義，無論以佔有土地數量或是否出租土地作為判定地主的標準都是矛盾和謬誤的；二是地主的田產不是固定的，隨時在增減變化，又沒有行政、司法權，地主這個圈子也不是固定的，人們可以自由加入和退出，所以不能形成定製（14d）。趙岡認為戰國以後的中國經濟視為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不但存在商品市場，而且存在要素市場--土地市場；不但存在土地所有權買賣的市場，而且存在土地使用權買賣的市場--租佃市場。由於他把土地租佃看成是土地使用權的交易，也算到市場交易總量中去，所以把市場交易量算得很大。他最初是借用章有義先生重新估算地主土地佔有量的文章（27a）發難，認為既然地主土地佔有量不是原來所說的70-80%，就不成其為地主制經濟（14a）。後來則集中論證地主不具備"主導力"。他從農地的零細化、農村"找價"的慣例和永佃制等方面說明，地主不但不能主導傳統租佃制的實際運作，甚至也沒有力量來消極防阻不利於他們經濟利益的演變趨勢。（14bc）　　封建地主制理論不擬在這裡細說。需要指出的是這種理論在不斷發展，並非凝固不變的。李根蟠曾經提出在堅持地主制經濟理論的同時對它進行必要的補充和修正，可以把封建地主制經濟看作是由地主、農民、國家三大成分組成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鬥爭的一個體系。（10cd）這種觀點尚待論證和展開。又，多數學者所說的封建地主制是相對於西歐的封建領主制或中國先秦的封建領主制而言的，馬克垚則從擴大的中世紀出發考察中西封建社會的同異，認為領主經濟也是一種地主經濟。他較多強調中西封建社會的共同性。如中西封建社會同是莊園制和租佃制兩種經營方式並存，同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二元結構，等。馬克垚還提出，既然是二元經濟結構，就有一個如何看待封建經濟條件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等問題，他根據中國和英國的有關資料探索了封建社會中的利潤與投資問題。（1d）這些反映了地主經濟理論發展的新動向。四　　秦以後是否屬於封建社會，曾經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中的焦點。抗戰以來，尤其是新中國建立以來，"肯定論"被絕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在"安流"了半個世紀以後，再起波瀾，有可能成為學界討論的新熱點。這是好事。因為討論中提出的新問題將迫使人們去思考和研究，從而深化或匤正自己的認識。人類的認識總是在曲折中前進的。　　在社會史論戰中，人們雖然有不同的認識，但都信奉（起碼是表面上信奉）唯物史觀關於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理論。從二十世紀末開始的這次這次爭論則不同，由於有的學者對原來為大家共同接受的理論前提提出質疑和挑戰，唯物史觀關於社會經濟形態理論本身已經成為討論的對象。因此，如何正確認識和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有關論述，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十分嚴肅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是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也是一個在實踐中不斷向前發展的思想體系。有的學者摘引馬恩的某些論述，脫離具體的歷史背景，脫離他們的整個思想體系，將其凝固化和絕對化。有的學者想當然地把馬恩的思想說成是正確傾向和錯誤傾向的集合體。有的學者把不同經典作家的有關論述割裂和對立起來，揚此抑彼，輕薄為文。這些做法都是不妥當的，不嚴肅的。附錄一：泛封建觀"祖義"說的來源考　　把經典作家的有關論述割裂和對立起來，最常見的做法是不直接否定馬恩，而以斯大林為"替罪羊"，說五種生產方式的理論是斯大林搞的，違背了馬恩的原意，云云。但是，社會史論戰時斯大林提出五種生產方式理論的小冊子《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尚未問世，人們討論中國歷史上的奴隸制和封建制主要是以馬恩的有關論述為指導的。因此，學術史的事實本身就駁斥了這種論調。有的學者已經指出了這一點（10e）。晩近否定論者又有了新的發明。例如，馮天瑜就認定列寧是違背馬恩的"泛封建觀"的始作俑者。馮氏的觀點源自胡鍾達。胡鍾達認為，馬克思是嚴格按照"封建主義"的傳統含義來理解"封建主義"並使用這一概念和範疇的，所以他不承認古代東方是封建社會或某一階段即進入封建社會。甚至對農奴改革前的俄國社會，馬克思也未使用過"封建主義"一詞。又說：列寧早在1894年就在《什麼"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這一著作中肯定俄國的農奴制即"封建的生產方式"，於1912年的《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一文中肯定中國存在"封建制度"，1920年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中"把東方以地租剝削為主要內容的各種壓迫和剝削制度，都以"封建主義"一詞來概括。從此，"封建主義"的含義和它的使用範圍，就大大地擴大了。"（28a）馮氏摘抄胡氏這一段話時，把它改為："列寧還把東方國家以地租剝削為主要形態的君主制的壓迫制度和剝削制度，都納入"封建主義"。"按，列寧《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的第11條談到："對於封建關係或宗法關係、宗法農民關係佔優勢的比較落後的國家和民族，......必須特別援助落後國家中反對地主、反對大土地佔有制、反對各種封建主義現象或封建主義殘餘的農民運動，竭力使農民運動具有最大的革命性，使西歐共產主義無產階級與東方各殖民地以至一切落後國家的農民革命運動結成儘可能密切的聯盟。"在列寧看來，這些東方殖民地及其他落後國家的確是封建關係佔優勢，但它們當時（1920年）並非都是實行"君主制"的。列寧的這篇文章收錄在《列寧全集》第39卷，胡氏在注釋中誤作"第31卷"，這是筆誤，因為篇名是正確的。馮氏卻把胡氏錯誤的注釋照抄到他的書中去，略去篇名，又自作聰明添加上與原著相忤的"君主制"（6aP232-234）。看來，馮氏轉抄胡氏時，並沒有核對原文，又不註明轉引的出處，以致弄巧成拙。這雖然反映了馮氏治學之欠嚴謹，但對論證的主旨來說，畢竟是小節。問題的關鍵是，列寧是否偏離了馬克思？在馬克思的封建觀中，的確可以看到西義封建概念的影響，但胡氏說馬克思嚴格按照"封建主義"的傳統意義去理解它，不承認古代東方是封建社會，則是片面的。列寧拓寬了"封建"概念之說則是基本正確的，胡氏對此也是肯定的，他並不認為列寧偏離了馬克思，反之，他提出前資本主義的階級社會都可以用廣義的"封建"來概括。馮氏一方面把胡氏的片面性推向極端，說馬克思"視西歐封建製為特例"，另一方面又將胡氏對列寧拓寬封建概念的論證反其意而用之，稱列寧創立了"泛封建觀"異端的"祖義"。列寧對"封建"內涵的認識比較集中地反映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對"徭役經濟"的實質與前提的概括中，只要把它和馬克思《資本論》中對前資本主義地租的分析認真對照一下，不難發現兩者是一脈相承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認識不可能與馬恩完全一致，但基本上是繼承和發展的關係，把他們割裂和對立起來，是沒有道理的，也是不符合實際的。附錄二：對嚴譯"feudalism"的批評能否作為否定封建普遍性的論據？　　馮天瑜引用晁褔林的意見肯定了嚴復以"封建"對譯"feudalism"，在一定意義上就是肯定了"封建"的普遍性，從而使自己的論證在邏輯上陷於混亂。因為，即使按馮氏自己承認的，西周有封建、日本有封建、印度在突厥人入侵前有封建，那麼，所謂封建是"西歐特例"說就不攻自破了。倒是侯建新來得徹底，他斬釘截鐵地說："西歐feudalism是歐洲歷史發展的產物，只屬於歐洲。"他否定了嚴復以"封建"對譯"feudalism"，也就是否認西周的"封建"與西歐feudalism相類，因而他避免了馮天瑜那樣的邏輯尷尬。　　侯氏的論據來自日知對嚴譯的批評。日知認為，中國固有的"封建"，是指殖民建邦，這是屬於"古代"的事，中國有，西歐也有。feudalism是歐洲中世紀的事，無關於歐洲古代，也無關於中國古代。嚴復受甄克思的誤導，用古典中國很少見的"封建"與feudalism對譯，不對[1]。由此可見，日知是反對用屬於"古代"的"封建"對譯屬於"中世紀"的feudalism，但他承認中國和歐洲一樣有"古典"（奴隸制時代），有"中世紀"（封建時代）。（3a）因此，即使肯定了"封建"與"feudalism"的對譯為誤譯，也不能因此否定中國歷史上存在生產方式或社會形態意義上的"封建社會"。　　其實，對嚴復的對譯歷來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肯定觀點。凡是肯定西周為封建社會的學者，大抵對嚴氏的對譯是肯定的或是部分肯定的，正面論述的唯新世紀之初的晁福林而已（17a）。另一種是否定。凡是不同意西周為封建社會的學者，大抵持否定觀點。最尖銳的是侯外廬40年代"語亂天下"的批評。但不管是持肯定觀點或持否定觀點的學者，都毫不含糊地主張中國秦漢以後經歷過封建社會。企圖從批評嚴復對譯的意見找尋否定秦漢以後屬於封建社會的證據，豈不是走錯了房間？最滑稽的是馮天瑜，既表示贊成晁福林的意見，又引用侯外廬"語亂天下"的批評為論據。殊不知最早對嚴譯提出批評的正是被馮氏視作"泛封建論"帶頭羊的郭沫若。郭沫若在社會史論戰時期即已指出：中國古義"封建"的"封"，是原始社會的境界林，"建"是建立"社稷"，"和我們現在所用的"封建"，字義上正大有徑庭。這種字面上的混淆，極初步的錯誤，我們是應該警戒的。"　　嚴復以"封建"對譯"feudalism"，雖然對我國近世封建觀的發展起了巨大作用，但把他的觀點說成是五種生產方式論的肇始、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封建觀的肇始，是過分抬舉了嚴復了。再者，聲稱"封建"只屬於西歐中世紀確實痛快，但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對世界各地封建社會的諸多論述，蘇聯、中國等國史學家對世界各地封建社會的諸多論述，恐怕不是簡單的"不承認"所抹殺得了的！參考文獻：　　1、馬克垚：　　a中西封建社會比較研究，學林出版社1997年　　b關於封建社會的一些新認識，歷史研究1997年第1期　　c論封建主義，載《中國前近代史理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d論地主經濟，世界歷史2002年第1期　　e說封建社會形態，歷史研究2000年第2期　　f馬克·布洛赫《封建社會》中文版序言，商務印書館2004年　　2、方兢：　　a走出史學研究的樊籬--論中國歷史上沒有封建社會，文化中國1998年第2期　　3、日知：　　a"封建主義"問題──論FEUDALISM百年來的誤譯，世界歷史1991年第6期　　4、何新：　　a中國古代社會史的重新認識《讀書》1986年第11期　　5、葉文憲：　　a重新解讀中國，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　　6、馮天瑜：　　a"封建"考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　　b史學術語"封建"誤植考辨，學術月刊2005年第3期　　c中國歷史分期與秦至清社會形態命名，學術月刊2006年第4期　　d中華文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7、馮爾康：　　a從農民地主的構成觀察中國古代社會形態，歷史研究2000年第2期　　8、李慎之：　　a"封建"二字不可濫用（1993），載《中國的道路》，南方日報出版社2000年　　9、李文治江太新：　　a中國地主制經濟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　　10、李根蟠：　　a中國"封建"概念的演變與封建地主制理論的形成，歷史研究2004年第2期　　b"封建"名實析議，史學理論研究2007年第2期　　c中國封建經濟史若干理論觀點的邏輯關係及得失淺議，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3期　　d關於地主制經濟發展機制和歷史作用的思考，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3期　　11、林甘泉：　　a世紀之交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幾個熱點問題，雲南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　　12、周東啟：　　a中國有封建社會嗎？求是學刊1993年第5期　　13、羅榮渠：　　a現代化新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14、趙岡：　　a地主經濟制質疑，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2期　　b從另一個角度看明清時期的土地租佃，中國農史2002年第2期　　c試論地主的主導力，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3年第2期　　d經濟史研究上的一個誤區，錄自《中國傳統農村的地權分配》，聯經，2005　　15、趙利棟：　　a近代中國的封建與封建主義，浙江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　　16、經君健：　　a"地主制經濟"是研究中國封建社會的"牛鼻子"，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增刊　　17、晁褔林：　　a論封建，社會科學戰線2000年第2期　　18、侯建新：　　a"封建主義"概念辨析，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3期　　b"封建主義"--概念錯位的原委及應對　　19、袁林：　　a兩周土地制度新論，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　　20、秦暉：　　a田園狂想曲，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　　b"大共同體本位"與傳統中國社會--兼論中國走向公民社會之路　　c關於傳統租佃制若干問題的商榷，學術月刊2006年第9期　　21、黃敏蘭：　　a論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與非封建性制度，西北大學學報1999年第3期　　b近年來學術界對"封建"及"封建社會"問題的反思，史學月刊2002年第4期　　c評農戰史專題中的嚴重失實現象，史學理論研究1995年第4期　　d中國中古社會形態並非只能有"秦以後封建論"一說，探索與爭鳴2006年第4期　　22、黃春生：　　a有關封建主義研究的新動向，世界歷史1999年第5期　　23、樊樹志：　　a說濫了的"封建"，經濟觀察報2006年2月6日　　24、胡曉明：　　a《封建考論》書後，學術中國2006年9月20日　　25、方維規:：　　a一個概念一本書--讀馮天瑜先生新作《"封建"考論》，中國圖書評論網2006年10月8日　　26、張廣智：　　a《"封建"考論》：破解一則現代寓言，中國青年報2006年6月5日　　27、章有義：　　a本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國地權分配的再估計，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2期　　28、胡鍾達：　　a試論亞細亞生產方式兼論五種生產方式，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第2期，收入胡鍾達史學論文集，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7年注釋：　　[1]日知認為，由於這種對譯時代的錯位，馬上產生一個大問題，為什麼歐洲"封建"那麼短，為什麼中國"封建"那麼長，"四千數百載而有餘"。嚴復翻譯時為此數度"擲筆太息"，"繞室疾走"。侯建新在此基礎上予以發揮，謂嚴復陷於甄克思的發展圖式中不能自抜，只得承認秦以後也是封建社會，而又不能自圓其說，陷於"似是而非""削足適履"的痛苦之中。事實上，嚴復視"封建"為從"宗法"社會到"軍國"社會的過渡階段，把中國封建時代定位在"自唐虞以迄於周"，但封建時代結束後並沒有完成向"軍國"社會的過渡，又拖了兩千年。嚴復苦不得其解者為此，而不是為了"封建"時代太長。日知文章的表述不確切。而侯建新的推衍更多臆測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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