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男女之大防 易中天

不過，對於封建宗法制的設計者和維護者來說，問題倒不在於邏輯的混賬（他們自己並不認為混賬），而在於執行的困難。我們知道，宗法制雖然繁瑣複雜，但核心卻只有一個，即「宗」；關鍵也只有一個，即「嫡」。確立了嫡（嫡子），就承繼了統（血統），也就保住了宗（宗族）。所以，對於宗法制社會而言，「立嫡」從來就是頭等大事。一般說來，「嫡」應該是父與其正妻所生的第一個兒子，即嫡長子。然而，嫡之貴，不但在「嫡配」，更在「嫡傳」。如果這位嫡妻所生的兒子，竟沒有其合法丈夫的血統，而是她在婚前與別人私通而生下的「野種」，那就不但不能立為「嫡」，還要逐出家門甚或殺掉才行。這種事並非沒有可能。在上古，性關係比較隨意，野合之事時有發生，不少新娘在出嫁之前便已懷孕，而且很可能曾與多個男人交往。腹中之子究竟是誰的，根本就弄不清楚。比如史書記載，禹娶塗山氏為妻，是在辛壬日。可是就在兩天之後（癸甲日），塗山氏便生下了兒子，即啟。所以，禹便不承認啟是自己的兒子（禹曰：「予不子。」），甚至不願傳位給啟。過去史學界總說，禹不傳位於啟，是因為要堅持堯舜的「禪讓制」。其實遠古時代是否真有「禪讓制」，原本就值得懷疑。即便有，到了禹的時代，也已無再堅持之必要和可能。依我看，禹之不願傳位於啟，根本的原因，還在於他從心底不喜歡啟這個「野種」，而被他指定為接班人的益，倒沒準是他的私生子。其實，禹是用不著那樣討厭和嫉恨啟的，因為他自己就是一個野種，是他母親有莘氏在砥山上玩耍時，與某個男人在長著薏苡的地方野合的結果。事實上，禹那個時代的人，可以說都是野種。因為那是一個從母系制向父系制轉化的時代。在那個時代，一個女人可以和許多男人做性夥伴，即所謂人盡可夫，生下的孩子五花八門，誰的種都有，根本弄不清，也無所謂。不過，圖騰制的建立，畢竟標誌著男性地位的提高，標誌著母系制向父系制的轉化。過去，孩子反正是女人的，男人既無責任，也無義務。現在不一樣了。孩子變成了父親的，則父親們便不能不來認真考察一下，那孩子究竟是不是「我的」。如不是，感情上就受不了。其次，財產的繼承也是一個問題。兒子是要繼承老子的財產的。如這兒子竟是野種，豈非將自己的血汗錢拱手相送？這當然也斷乎不可！然而，在這時，新娘大多並非處女，而親子鑒定的科學方法又尚未發明。所以，唯一的辦法，便只有拒不承認那些來歷不明的兒子，甚至將其遺棄。這個辦法，就叫「棄子」。更嚴重一點的，則可能還要將第一個孩子殺掉或吃掉。這種野蠻的習俗，就叫「殺首子」。顯然，棄子也好，殺首子也好，都是一種極不人道的、殘忍粗暴和大傷感情的做法，其不得人心，可想而知。更何況，宗法制重視的，恰恰正是嫡妻所生之首子。如果首子該殺，則嫡長子何由產生？如果所殺之子又是自己的，豈非自己給自己斷後，活生生斷送了血統的正宗傳人？顯然，棄首子或殺首子的政策，實不宜推廣發揚。但是，另一方面，嫡長子血統的純正，又無論如何是極其重要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它比不棄子不殺子還要重要。因為棄子殺子固然可能錯殺，不棄不殺則可能錯認。錯殺了不要緊，還可以再生；錯認了就很糟糕，可能永遠也改不過來。看來，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正本清源」。也就是說，只有絕禁婚前和婚外的性行為的好辦法。如果能夠保證新婚之時，夫是童男，妻是處女，則他們婚後生子，當然也就不會有什麼問題。否則，便難免有妻子從外面帶進的野種來「奪嫡」，也難免有丈夫在外面留下的情種來「爭長」。所以，婚前婚外的性禁忌，對男女雙方都很重要。不過這事也是說說容易，做起來很難的。因為一方面，「哪個男子不善鍾情，哪個女子不善懷春」，性的吸引乃是少男少女無法抵禦的誘惑；另一方面，當時的風俗，是對性關係看得很淡，野合之事，比比皆是。就連孔夫子他老先生本人，也是其父叔梁紇與其母顏氏在尼山祭神時野合而生，禱於尼丘而得。故孔子名「丘」，字「仲尼」，其來由便正是他父母做愛的那個地方——尼丘。現在看來，所謂野合之風，很可能是遠古時代群婚制度的一種遺存。至少在周代仍有這樣的習俗：一到春天，男男女女便都跑到春意盎然的野外，在春風楊柳之中自由戀愛，在和陽明月之下私相偷情，而社會和官方也予以允許。《周禮·地官·媒氏》云：「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其中，自然不乏童男處女，甚至已婚夫婦。如此看來，童男處女的純潔性，便不一定靠得住；已婚男女的偷情，也難保不會發生。嫡傳是否會「誤傳」，也仍是一個疑問。於是，宗法制的設計者和維護者們，便只好採取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把男人和女人嚴格地區分和隔離開來，讓他們不能交往，不能接觸，甚至不能見面。也就是說，不讓他們有淫亂的機會。這就是所謂「設男女之大防」。關於這一點，《禮記·曲禮》有詳盡的規定。按照《曲禮》說法，即便是一家人，男人和女人也不能坐在一起（不雜坐），不能將衣服掛在同一個竹竿衣架上（不同椸枷），不能用同一條毛巾洗臉，用同一把梳子梳頭（不同巾櫛），不能手遞手地直接傳遞某一件東西（不親授）；小叔子和嫂子之間不能說話（叔嫂不通問），不能讓父親的妾為自己洗衣服（諸母不漱裳）；別人家的男孩和女孩，除非是有媒人來說，不能知道他們的名字（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自己家的女子，許嫁以後，出嫁以前，沒有特殊情況不能到夫家去，也不能和未婚夫見面（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嫁出去的姑表姊妹和自己的女兒回娘家來，即便是親兄弟子侄，也不能和她們坐在一張席子上，吃一口鍋里的飯（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凡此種種，一言以蔽之曰：「男女授受不親。」由此可見，古人的「設男女之大防」，差不多已經到了神經質的程度。不但男人和女人的身體、目光和言語不能接觸，就連碰過的東西也不能接觸。似乎用了同一條毛巾，就會產生性衝動；衣服掛在同一根竹竿上，就等於有了性關係。這可真是神經過敏，莫名其妙。具體地實行起來，不但諸多不便，而且也有麻煩甚或危險。所以便有人去問孟子，說「男女授受不親」，是禮嗎？孟子說，當然是禮。又問，那麼嫂子掉進水裡去了，也不能用手去拉嗎？孟子說，嫂子快淹死了還不去拉一把，就是畜生，但這隻能算作是特殊情況下的權宜之計。幸虧還有孟子這句話，否則不知多少人會要死於不救。不過，雖然有孟子的權宜之計，也還是有不少人死於「男女之大防」。元代有個姓馬的寡婦，乳房生瘡，不治則死，人們便勸她去看醫生。她說，我是楊家的媳婦，寧願死，也不能讓男人看病。結果真的不治而亡。當然，她死後便被尊為「節婦」，被樹碑立傳，流「芳」千古。真不知制禮者聞之，又有何感想！應該承認，「設男女之大防」，至少對於那些「意志薄弱者」，還是很有一些作用的。我們知道，一男一女兩個人，要發生性關係，也並不那麼容易。首先，他們得見面，才可能產生性吸引。產生性吸引後，還要調情，然後是肌膚的接觸，最後才可能進入實質性階段。現在，男人和女人既不能見面，又不能說話，更不可能有身體的接觸，如何「淫」得起來？這樣的防範措施，真可謂堵泉眼、刨樹根，一開始就把可能發生的事端捏死在搖籃中，讓懷春者無春可懷，好色者無色可好，比事後去追究和懲罰，高明得多了。所以，歷代的統治者、道學家和一般良善人家，對於「男女之防」，都看得很重。不但嚴格執行《曲禮》的規定，後來還增加了一些條款，比如不共廁所、不共浴室、不共井水等等。不共廁所、浴室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條件，亦不妨多蓋幾間廁所、浴室，以免男男女女衣冠不整地從裡面走出來，雙方見了面「不好意思」。然而不共井水，便匪夷所思。一井之水，各用各的，又有什麼關係呢？更何況，地下水都連成一氣，雖從不同的井裡打出來，其實還是一回事。幸虧持此主張的司馬光先生不是現代人。否則，他就該主張建兩個自來水廠，一個男水廠，一個女水廠了。但不管怎麼說，「男女授受不親」的觀點，在中國是相當地深入人心。記得直到我上小學的時候，還認為和女孩子說話是相當可恥的事情，而老師也要經常進行「打破男女界限」的教育，並強制性地實行男女同學同桌同坐的制度。事實上，直到現在，中國人男女之間的交往，也還相當矜持，不可太隨便，否則便會有人說閑話。這種男女之間保持一定距離、界限的態度，已經成為一種民族心理習慣，無法加以簡單地評說了。我們還將在後面的篇章里，繼續討論這個問題。從「生殖崇拜」到「男女設防」，這就是中國古代兩性關係發展史大體上的一個走向。從總體上講，這是一個兩性關係從野蠻走向文明的過程，也是一個對人的自然屬性進行壓抑的過程。這也沒有什麼奇怪，因為文明原本就是對野蠻的鎮壓。既然是鎮壓，產生這樣兩種結果也就不足為奇了：一是在走向文明的過程中，同時毀滅了一些可貴的東西，比如原始時代兩性關係中那種熱情奔放的生命活力，也隨同其野蠻形式一併消失；再就是產生反彈，比如嫖妓和同性戀。所以，同性戀實際上是一種「文明病」。總之，在中國社會進入文明時代後，我們民族曾經下大力氣對兩性關係進行了一系列規範，以至於使性變成了一種談虎色變的東西。但性本身並未因此而消亡，也不會因此而消亡，而只不過被局限於一個很小的範圍罷了。這個為社會公認許可的範圍，就是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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