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與普列漢諾夫關於俄國革命道路的爭論及其啟示
06-10
內容提要:俄國是否具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革命的道路到底該怎麼走?圍繞著這一問題,列寧與普列漢諾夫在十月革命前後展開激烈的爭論。這場爭論,不僅反映了兩人對俄國革命道路的不同看法,同時也體現了兩人對待馬克思主義的不同態度。透過這場爭論,我們在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如何對待革命隊伍內部犯了錯誤的同志、如何處理尊重歷史客觀規律與發揮主觀能動性的關係以及如何對待落後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困難等方面,可以獲取寶貴的啟示。 關鍵詞:列寧;普列漢諾夫;俄國革命道路;爭論;科學態度 在十月革命發生前後,列寧與普列漢諾夫在俄國是否具備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條件,能否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存在重大分歧,兩人的論爭一直延續到1918年普列漢諾夫去世。在他們之後,圍繞著十月革命的爭論仍不時發生,尤其是在蘇東劇變之後,相關的爭論更加激烈。然而,研讀存留下來的有關材料,我們發現,在很大程度上,人們似乎只是在重複列寧與普列漢諾夫的爭論,思想的深度與廣度並未超過他們。重溫列寧與普列漢諾夫之爭,並從中獲取教益,從而堅定社會主義信念,既是必要的,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一 在1903年以前,普列漢諾夫與列寧在政治和理論上是一致的。在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普列漢諾夫還堅決支持列寧,並以其聲望幫助列寧贏得了多數代表的支持。但此後不久,普列漢諾夫為了調和黨內矛盾,開始轉向孟什維克。從這時起,兩人開始出現政治分歧和理論分歧,而分歧的焦點恰恰就是俄國革命道路問題。普列漢諾夫先後給列寧扣上多頂帽子,如「民意黨人」、「民粹派」、「空想主義者」等。在他看來,以列寧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主張用暴力革命使俄國跳過資產階級革命階段,這實際上「繼承了民粹派衣缽」,「同我們俄國的布朗基主義即已經不存在的『民意主義』是根本沒有任何區別的:同樣的『陰謀』,同樣的『武裝起義』(民意派分子說:造反),同樣的革命者『奪取政權』」1。對於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普列漢諾夫更是極力反對。眾所周知,列寧正是以其對民粹主義的理論批判開始為俄國革命者所熟悉的,他對民粹主義的理論批判深度也遠非一般人能及。普列漢諾夫這位俄國和第二國際的權威理論家,為什麼恰恰給列寧扣上民粹派的帽子並大加反對呢?歸結起來,其理由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俄國生產力水平落後,尚不具備社會主義革命的物質前提。在普列漢諾夫看來,列寧的社會主義革命主張是在重複民粹派的錯誤,會妨礙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1917年4月,他撰文批駁列寧的「四月提綱」。他先引證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關於「兩個決不會」的論述,接著寫道:「現在試問,資本主義在俄國的情況如何?我們有沒有根據斷言,我國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也就是說,它達到了這樣一個高級階段,在這個階段上它不再促進本國生產力的發展,相反,而是阻礙它的發展呢?」他的回答是:「以馬克思的學說為依據的社會主義政策當然有自己的邏輯。如果一國的資本主義尚未達到阻礙本國生產力發展的那個高級階段,那麼號召城鄉工人和最貧苦的農民推翻資本主義就是荒謬的。」因此,他認為,列寧關於奪取政權的號召「乃是在俄國土地上散播無政府主義混亂狀態的一種極其有害的瘋狂企圖。」2 第二,俄國無產階級人數少,勞動群眾覺悟不高,不具備社會主義革命的階級基礎。普列漢諾夫在1906年就指責布爾什維克「狂熱地急於超過革命的發展過程;他們發現必須預先實現自己的政治『口號』。他們根本沒有想到,實現這些口號要以實現一系列的先決條件為前提,在這些條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組織無產階級的力量和使它的有組織的——因之也就是多少有覺悟的——力量去影響還處於黑幫鼓動家影響下的沒有覺悟的無產階級階層。」31917年5月,他又說:「社會主義制度至少要以兩個必不可少的條件為前提:(一)生產力(所謂技術)高度發展;(二)國內勞動居民具有極高的覺悟水平。在不具備這兩個必要條件的地方,根本談不上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4隨後,他進一步強調:「我國勞動群眾還沒有實行這種專政的準備。正像恩格斯指出過的,對於任何一個特定的階級說來,最大的不幸莫過於在它還沒有充分發展而不能適當的利用政權的時候就得到政權: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它一定要遭到慘重的失敗。至於我國勞動群眾,那麼,如果它奪取政權,它的失敗也會是必然的」,因為「俄國歷史還沒有磨好將來要用它烤成社會主義餡餅的那種麵粉」5。在普列漢諾夫看來,列寧等人想依靠尚未覺悟的工農群眾搞革命,這與民粹派將希望寄托在落後的農民身上一樣,乃是知識分子劣根性的表現。 第三,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得不到歐美國家的響應,必將歸於失敗。普列漢諾夫在十月革命後針對列寧的有關觀點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說:俄國工人所開始的事業將由德國人來完成。不過,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不容爭辯,就經濟意義上說來,德國比俄國要發達得多。德國人的『社會革命』比俄國人的要更加逼近一些。不過,就是在德國人那裡它也不是當前的問題。」「現在,在德國,不僅沒有發生『社會』革命的希望,也沒有發生政治革命的希望。」「這就是說,德國人不可能完成將由俄國人開始的事業。無論法國人、英國人、美國人都不可能完成這一事業。俄國無產階級不適時宜地奪取政權之後,決不能完成社會革命,而只會引起內戰」。6 第四,基於以上認識,普列漢諾夫認為,俄國革命只能是資產階級革命而不能是社會主義革命。1917年6月,他在《錯誤的邏輯》中寫道:「我國那些反對列寧的革命派分子的根本錯誤就在於他們不徹底:他們認為俄國還沒有跨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因此他們發現資產階級參加國家管理是必要的,但同時,他們自己又用一種促進和幫助群眾接受『打倒資本家部長』這個口號的語言談論『資產者』。」71917年8月,他還堅持認為:「我們現在正經歷著資產階級革命。只有不可救藥的空想主義者,只有失去任何理論思維和任何實踐嗅覺的人,才敢斷言,俄國目前可以達到社會主義運動的最終目的。」8他多次指責列寧及其領導的布爾什維克「製造革命」,試圖使俄國跨過資產階級革命階段。直到十月革命已經發生並取得勝利,他還在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開信中說,十月革命推翻聯合政府的事變「使我痛心」,「我之所以痛心,不是因為我不希望工人階級取得勝利,相反,而是因為我要竭盡全部心力促其實現。」9但是,「我國工人階級為了自己和國家的利益還遠遠不能把全部政權奪到自己手中來。把這樣的政權強加它,就意味著把它推上最大的歷史災難的二 在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下,資本主義不發達的俄國是否具備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針對普列漢諾夫等人的詰難,列寧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從理論上予以了系統的回答。 第一,俄國在一定程度上具備社會主義革命所需要的經濟條件,並將通過革命創造出先進的社會生產力。列寧指出:「如果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尚未成熟,任何起義也創造不出社會主義來」11。俄國是一個落後國家,它僅是帝國主義國家中的落後國家,並非世界範圍內的落後國家,它既苦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又苦於資本主義的不發展。在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影響下,俄國資本主義「也成了壟斷資本主義」,而戰爭又「異常地加速了壟斷資本主義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轉變」12,從而形成了社會調解生產和分配的機制,為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創造了一定的經濟條件。當然,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得還很不夠,特別是生產力不夠發達,列寧對此毫不否認。但是,他認為俄國並不一定要等到生產力高度發展了才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如果說我們既然承認我國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稱,『因而』就不應該奪取政權,那就犯了不可救藥的錯誤。所謂的『套中人』就是這樣推論的,他們忘記了,『相稱』是永遠不會有的」13。面對著特殊的形勢提出的問題,即「既然毫無出路的處境十倍地增強了工農的力量,使我們能夠用與西歐其他一切國家不同的方法來創造發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該怎麼辦呢?」列寧提出了首先奪取政權,然後利用先進的上層建築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思路——「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麼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14第二,俄國的無產階級人數不多,但是它具有自己獨特的優勢。傳統觀念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在工人階級佔總人口多數的西方發達國家才能首先取得勝利。普列漢諾夫無疑是堅持這一觀點的。列寧根據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運動發展的狀況和俄國工人運動的實際,得出了不同的結論:「與各先進國家相比,俄國人開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是比較容易的」,因為俄國具備有利的階級條件:其一,「沙皇君主國在政治上的非常落後(就20世紀的歐洲來說)使得群眾的革命衝擊力量異常強大」15;其二,「俄國的落後使得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與農民反對地主的革命獨特地結合了起來」,而「無產階級同農民的特殊關係便利了從資產階級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便利了從城市無產者去影響農村半無產的貧苦勞動階層」16;其三,戰爭十倍地增強了工農的力量;其四,工人階級有一個完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具有豐富鬥爭經驗的布爾什維克黨的正確領導17。因此,列寧得出結論:「現在的形勢與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預料的不同了,它把國際社會主義革命先鋒隊的光榮使命交給了我們——俄國的被剝削勞動階級」18。 第三,蘇俄革命必將取得人口眾多的東方國家的國際支持,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是完全有保證的。普列漢諾夫提出的俄國社會主義革命能否得到西方無產階級的響應和支持問題,列寧也非常關心。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列寧的思路是:以俄國革命的勝利去促進和引發西方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從而爭取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他在十月革命勝利後不久曾說:「毫無疑問,歐洲的社會主義革命應該到來,而且一定會到來。我們對社會主義取得最終勝利的一切希望,都是以這種信心和科學預見為基礎的。」19但是,西方社會主義革命遲遲沒有到來,這就給列寧提出了兩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其一,沒有取得革命勝利的西方無產階級的國際支持,蘇俄如何與資本主義世界對抗並堅持到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其二,沒有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西方先進國家的物質幫助,蘇俄如何獲得建設社會主義所必需的物質基礎?20列寧晚年對這兩個問題進行了著重思考,並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對於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物質基礎,俄國必須依靠自己,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社會主義的「自救」政策;對於俄國堅持社會主義革命勝利所需要的國際支持,列寧寄希望於東方國家。他說:「鬥爭的結局歸根到底取決於如下這一點:俄國、印度、中國等等構成世界人口的絕大多數。正是這個人口的大多數,最近幾年來非常迅速地捲入了爭取自身解放的鬥爭,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世界鬥爭的最終解決將會如何,是不可能有絲毫懷疑的。在這個意義上說,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是完全和絕對有保證的。」21 第四,俄國必須實現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不採取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就不能前進。1917年二月革命後,面對動蕩不定的局勢,特別是面對科爾尼洛夫發動的旨在把俄國重新拖回到專制主義深淵的反革命叛亂,資產階級臨時政府軟弱無力,其首腦人物克倫斯基甚至充當了叛亂的同謀。列寧由此指出:形勢十分危急,「要求各族人民立即作出選擇:是死亡,還是馬上採取走向社會主義的堅決步驟。」22俄國在取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以後,不走向社會主義,不採取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就不能前進。23在十月革命勝利後,列寧還針對考茨基的責難作了進一步闡述:「企圖在這兩個革命中間築起一道人為的萬里長城,企圖不用無產階級的準備程度、無產階級同貧苦農民聯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麼東西來分開這兩個革命,就是極大地歪曲馬克思主義」24。他後來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還說:普列漢諾夫和考茨基等人不理解兩種革命的關係,不懂得「前一革命可以轉變為後一革命。後一革命可以順便解決前一革命的問題。後一革命可以鞏固前一革命的事業。鬥爭,只有鬥爭,才能決定後一革命能比前一革命超出多遠。」25 總之,在列寧看來,十月革命不是少數人密謀的結果,不是布爾什維克人為製造出來的,而是俄國革命形勢發展的必然產物。普列漢諾夫等人將俄國「還沒有成長到實行社會主義的地步」當作金科玉律,是他們不懂得「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26列寧甚至大膽預言,俄國革命所體現出的特殊性到了東方國家又會產生某些局部的新東西,「在東方那些人口無比眾多、社會情況無比複雜的國家裡,今後的革命無疑會比俄國革命帶有更多的特殊性。」27三 列寧、普列漢諾夫同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最有影響的思想家,同為當時萬眾矚目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兩人對俄國革命道路問題卻存在如此重大的意見分歧,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一再深思。儘管十月革命的勝利以及由此開創的社會主義實踐運動已經給這場爭論作了歷史評判,儘管蘇東劇變以後人們又從不同角度對這場爭論做出不同評價,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場關乎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嚴肅而認真的爭論,透過這場爭論,並聯繫當前的現實,我們可以從中獲取不少有益啟示。 啟示之一:對待馬克思主義有一個態度問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要結合新的實際不斷發展馬克思主義。 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般設想,社會主義革命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激化的產物,首先要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才能取得勝利。這一設想,是馬克思、恩格斯根據自由資本主義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矛盾提出來的。但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以後,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成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絕對規律。俄國在特殊的情況下被捲入到帝國主義體系之中,並成為當時帝國主義鏈條上的薄弱環節。面對新的形勢,俄國革命者對馬克思、恩格斯的前述設想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呢?是用他們的結論來苛求現實,要求現實去適應理論,還是理論主動去適應現實,並根據新的現實得出新的結論?馬克思主義的答案其實非常明確。恩格斯曾說:「結論如果變成一種故步自封的東西,不再成為繼續發展的前提,它就毫無用處。」28他以毋庸置疑的態度宣布:「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並機械地加以重複的教條。」29 普列漢諾夫無疑是通曉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理論大家,並且對馬克思主義懷著真誠的信仰,但由於受其思維方式的影響,加之常年旅居國外、習慣於埋首書齋等原因,他未能及時準確地把握俄國革命形勢的急劇變化,因而對俄國革命的認識還停留在舊時的水平;此外,他常常將馬克思、恩格斯的話當作一成不變的金科玉律,習慣於引用他們關於另一歷史時代的某些論述來論證和設計俄國革命道路。如此對待理論,不管他怎樣熟悉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其結果必然「只會抓住書中的一些引文,像一個腦袋裡似乎裝著引文卡抽屜的學者一樣,隨時可以把引文抽出來,可是一旦遇到書中沒有談到的新情況,就束手無策,從抽屜里抽出恰恰不該抽出的引文來。」30正因為如此,像普列漢諾夫這樣一位曾經反對過教條主義的理論家,最終卻成為教條主義者的典型,其經歷可以而且應當作為無產階級的「有益的教訓」31。 列寧堅定地信仰馬克思主義,但他忠於的是它的精神而不是它的字句。十月革命前幾個月,俄國的局勢複雜多變,階級鬥爭異常激烈。列寧反對削足適履地拿狹隘了解的「理論」來硬套現實,指出:「我們不是學理主義者。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我們並不苛求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者知道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的一切具體情況。」32他審時度勢,運籌帷幄,及時制定適應新形勢的鬥爭方針和策略,最終領導人民奪取了十月革命的勝利,為我們樹立了理論聯繫實際、在實踐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光輝典範。鄧小平評價說:「列寧之所以是一個真正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就在於他不是從書本里,而是從實際、邏輯、哲學思想、共產主義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個落後的國家干成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33鄧小平還說,毛澤東也不是在馬克思、列寧的書本里尋求在落後的中國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途徑,而是在實踐中追尋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是這樣,建設也是這樣。「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34這是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態度,也是我們從列寧與普列漢諾夫之爭中得到的寶貴啟示。 啟示之二:對待革命隊伍內部犯了錯誤的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既要堅持無產階級的黨性原則,又要堅持辯證的、歷史的評價態度。 作為俄國馬克思主義的先行者和宣傳家,普列漢諾夫的著作培養了一整代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對列寧的思想也發生過重要的影響。普列漢諾夫在晚年犯了嚴重的教條主義錯誤,尤其是在俄國革命道路問題上,他對列寧大加指責。那麼,列寧對普列漢諾夫這位複雜而重要的人物採取了何種態度和做法呢? 列寧也有常人一樣的感情。在與普列漢諾夫發生爭論之前,列寧也曾批判過一些人,這些人當中有許多原先是革命隊伍內部的人,其中不少人與他有交情。與這些人進行論戰,列寧心裡並不好受。他說:「在自己人中間展開論戰是不愉快的,所以我盡量緩和語氣,但是,如果閉口不談分歧,那就不僅僅是不愉快的,而簡直是有害的了」35。列寧立黨為公,戰鬥為公。為了捍衛馬克思主義不受曲解,他義無反顧,毅然拋棄一切個人的好惡。為此可能要犧牲友誼,要忍受痛苦。1924年4月,克魯普斯卡婭曾生動地描述了列寧為了堅持原則,與普列漢諾夫等人斷絕政治關係時,心靈上所經歷的痛苦。她寫道,普列漢諾夫在列寧思想的發展上起過巨大的作用,幫助他找到了正確的革命道路,因此,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對他來說,普列漢諾夫身上是帶有光環的,同普列漢諾夫發生任何最微小的分歧,都使他感到萬分痛心。36儘管如此,列寧在黨性原則與私人感情兩者發生衝突必須做出抉擇時,他都是毫不猶疑地選擇黨性原則,在自己的政治判斷和政治行動中拋棄一切個人的好惡。他說:「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37 但是,對於普列漢諾夫為俄國革命所作的貢獻,列寧總是給予充分肯定,他毫不隱晦地承認自己「曾從普列漢諾夫那裡學到很多東西」38。即使在普列漢諾夫後來犯了許多錯誤、對自己進行了尖銳指責的情況下,列寧也從不否認這一點。十月革命期間,針對一些群眾包圍、搜查普列漢諾夫住所的事件,列寧及時予以制止,並指示屬下要確保普列漢諾夫的安全。在十月革命勝利後,他結合自己的切身體會,鄭重地向年輕黨員推薦普列漢諾夫的著作。他說:「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漢諾夫所寫的全部哲學著作,就不能成為一個自覺的、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因為這些著作是整個國際馬克思主義文獻中的優秀作品。」39列寧對待普列漢諾夫的這些態度和做法,充分體現了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修養和胸襟,永遠值得後人學習。 啟示之三:社會歷史發展既有決定性又有選擇性,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既要尊重歷史的客觀規律,又要主動發揮自己的革命能動性。 恩格斯說:「社會發展史卻有一點是和自然發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們把人對自然界的反作用撇開不談)全是沒有意識的、盲目的動力……相反,在社會歷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40這表明,社會發展不僅具有決定性,而且具有選擇性。正因為社會歷史的主體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所以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主體可以在社會發展的多種可能性中做出自己的能動選擇。 誠如列寧所論,在特殊的國際國內局勢下,俄國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所必需的經濟的、階級的和國際的條件。正是這些條件,體現了俄國十月革命的歷史決定性。當然,從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社會主義革命一般條件來看,相比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言,俄國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確實不高,俄國革命的條件也面臨不完全成熟的一面。但是,如果等客觀條件完全成熟再去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不僅會痛失有利的革命時機,而且連民主革命的成果也難保。在歷史發展的緊要關頭,在俄國民眾的革命熱情高漲的情況下,是借口客觀條件不充分,給行動起來的革命群眾潑上一瓢冷水,還是積极參加併科學引導群眾的革命行動,帶領他們走向勝利呢?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充分利用特殊的革命形勢,順應歷史發展的要求,將廣大人民群眾爭取「和平、土地、麵包」的鬥爭巧妙地引向了社會主義革命,從而挽救了俄國和俄國民主革命。在俄國處於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布爾什維克採取斷然措施發動十月革命,充分體現了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能動性。「社會主義革命對俄國來說不是徒勞的『布爾什維克實驗』,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很多『社會主義前提』不成熟的情況下被迫邁出的一步,是在經濟崩潰、國土淪喪、地主—資本家執政集團完全失去活動能力的狀況下使民族—國家得以生存的唯一現實機遇。正因為如此,廣大人民接受並捍衛了十月革命。」41前蘇聯解體以後,俄羅斯學者弗羅洛夫所說的這段話比較公正地評說了歷史。 如何把握歷史的決定性與選擇性,長期以來存在著不同看法。針對普列漢諾夫等人的責難,列寧以其十月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告訴我們,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要將尊重客觀規律性與發揮自覺能動性結合起來,既要做歷史規律的自覺遵守者,又要做歷史發展的積極促進派。啟示之四:落後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確實面臨著巨大的困難,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既要敢於直面困難,經得住曲折的考驗,又要敢於戰勝困難,始終對前途充滿信心。 在俄國革命道路問題上,普列漢諾夫晚年確實犯了嚴重的教條主義錯誤,但是,他的意見也從側面反映出落後國家走社會主義道路必將遇到前所未有的難題。普列漢諾夫的深刻之處就在於他提出了問題,他的失誤之處就在於他的思考停留在對馬克思主義字句的理解上,並且被問題所嚇倒。 相對於普列漢諾夫而言,列寧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對難題的深刻思考和無畏探索,在於他堅持馬克思主義而又不受已有理論的束縛,把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實際緊密結合,開創了落後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道路。對於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困難,列寧毫不迴避。他說:「與各先進國家相比,俄國人開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是比較容易的,但是把它繼續到獲得最終勝利,即完全組織起社會主義社會,就比較困難了。」42他將俄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形象地比喻為攀登一座人跡罕至、未經勘探的高山,其中要經歷無法想像的困難和曲折。但是,列寧並沒有被困難所嚇倒。十月革命勝利以後,他就領導俄國開始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列寧開始曾試圖利用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但遭到了挫折。經過摸索,他領導制定並實施了新經濟政策,採取了一系列向社會主義迂迴過渡的有效辦法,找到了一條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通向社會主義的可行道路。 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包括中國在內的一批東方落後國家先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掀起了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高潮。這些國家社會主義實踐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初步向世人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 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不僅有凱歌高奏,也有重大麴折,既有高潮,也有低潮。應該說,這符合新生事物的發展規律。但是,蘇聯劇變以後,一些人祭出普列漢諾夫的大旗,動輒引證他的某些言論。在這些人看來,蘇聯劇變的原罪在於十月革命,歷史「驗證」了普列漢諾夫的「天才預言」。在我們看來,這種觀點的錯誤是很明顯的。蘇聯劇變的原因是複雜的、多方面的,但戈爾巴喬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改革路線是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蘇聯劇變並沒有驗證普列漢諾夫的預言,而是從反面以慘痛的結果證明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正確性。43 社會主義制度是一種全新的社會制度,它又建立在經濟、文化基礎比較落後的國家,這就決定了它在前進的過程中必然要經歷許多曲折,其中發生暫時的回復也是可能的,甚至是難免的。列寧早就告誡人們:「設想世界歷史會一帆風順、按部就班地向前發展,不會有時出現大幅度的躍退,那是不辯證的,不科學的,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44鄧小平在蘇東劇變之後指出:「從一定意義上說,某種暫時復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收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因此,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45 經濟文化落後國家搞社會主義,確實有許多先天不足,存在著巨大困難。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向列寧和鄧小平學習,既要敢於直面困難,經得住曲折的考驗,又要敢於戰勝困難,始終對前途充滿信心。(作者:孫來斌,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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