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延中：解讀晚年毛澤東的悖論情境2

「大躍進」不能僅僅怪毛澤東一個人

主持人:您自己認同毛澤東有時候是有一些失誤評論？

蕭延中:當然，失誤是很大的，毛澤東的有時失誤是很嚴重的。

主持人:比如？

蕭延中:比如像「大躍進」的失誤，其歷史後果是很嚴重的。當然，「大躍進」的失誤不能僅僅怪毛澤東一個人。我看到的材料，毛澤東本身的願望、他真實的想法和後來歷史發展的結果是不完全相同的。這時我就想，什麼叫「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究竟是什麼意思？今天我們對「人民公社」談得很少，其實我總覺得毛澤東是不是有一種想法，即社會共同體的規模應該進行控制和重新分配。孟德斯鳩曾講過一句名言:「小共和國面臨的危險是被別人所吃掉，大共和國面臨的危機則是自身的腐敗」。如何避免大共和國自身的腐敗？在西方的理論界和政治實踐中是找到了一條出路的，那就是美國的聯邦制。所謂聯邦制，在本質上就是把一個大共同體切割成小共同體。那時中國成立那麼多「人民公社」，每個「人民公社」以一個鄉為基礎，能不能說在某種意義上一個「人民公社」就是一個獨立的共同體？毛澤東是不是有這樣的想法？值得去研究。當然受那時所謂的「共產風」思想的影響，一定意義上當時希望用計劃體制來替代商品經濟的發展，這肯定是錯的。但是，「人民公社」體制是不是有一種縮小共同體規模的想法或者意圖？這個還得深究。

主持人:毛澤東表露過你所說的這種意圖嗎？

蕭延中:毛澤東說過，每個「人民公社」要有自己的醫院，有自己的學校，有自己的幼兒園，有自己的養老院等等。這樣一種提法已經清楚地表明，實際上一個「公社」就是一個比較完整和獨立的共同體。但是「大躍進」的後果我們知道，由於吃大鍋飯，加上自然災害，結果一個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國家三年之內非正常死亡達到兩千多萬，這絕不是一個小數字，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

「文革」是權力之爭的說法過於簡單化

主持人:每個人對毛澤東的看法都融入了他自己的人生體驗，您是50年代出生的人，肯定迴避不了「文革」，您也是經歷過文革的人。融入這樣的人生體驗之後您怎麼看待這段歷史？

蕭延中:我們現在也在反思，尤其我1988年編過一本書《晚年毛澤東》，在這本書的後記中我提到，「在本質的意義上講，毛澤東研究的目的並不是追究毛澤東個人的歷史責任，也不是在正確與錯誤之間做簡單的選擇和劃分。……毛澤東研究的最終落腳點，應當是超越混沌的文化圈，反思那個支撐著愚昧時代的『自我』」。現在我們活著的人的歷史責任不是去指責和追究什麼人應該對歷史負什麼責任，而是更重要的反思我們自己，反思當年我們那混沌不清晰的意識和過程。

我總認為，那個年代我們是親身參加文化大革命，我們是抱著一種很純潔的理想，認為官僚主義階層就是應該批判，人民群眾的地位應當在一種真實的意義上得到提升。中國社會幾千年來，從來沒有過工農兵可以直接上大學這樣的事情發生，那是不可想像的。在西方社會有沒有發生過我不太清楚。那真是一種顛覆。

當人們面對這種一種顛覆的時候，會覺得非常新奇，甚至覺得很怪異。當時作為一個年輕人，還是一個孩子，就積極地去參與，但這其中沒有一種惡意。我們也打過資本家，也打過「走資派」，拿皮帶抽，用腳踹，都干過，覺得這就是「階級敵人」，都是些壞人。真誠地認為我們的暴力行為是在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們的骨子裡面有一種烏托邦的影子，我們追求的是一種純粹的革命。大家知道，「烏托邦」這個詞由兩部分組成，一個是「沒有的」，一個是「美好的」。正因為它是「沒有的」因而才是「美好的」。由於我們所能預想到的東西，它再美好也是有限度的，但是烏托邦是沒有限度的，你想像有多好它就有多好。比如20年前我們不可能想到網路有多好，但是烏托邦可以容納這樣一些東西。我們當時是一個個強烈的烏托邦主義者。

主持人:你們參與這段歷史的時候是懷著這樣的烏托邦信念，那麼為一位政治領袖，毛澤東發動這場革命是抱有什麼樣的信念呢？

蕭延中:這也可以分成兩方面來分析。第一方面，我們的學術界的一部分研究以及大部分西方社會的研究認為，爆發「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是中央高層政治權力的一種重新分配，更直接地說，是劉少奇的權力過大了，已經威脅到毛澤東本人的政治威望了。因此「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是一種權力之爭。對於這個現象，從「文化大革命」剛剛爆發的時候，西方社會就一直在研究。應當說，這是有充分資料依據的。毛、劉他們兩位在權力的分配上，尤其在1964年以後，確實出現過很多的不愉快和緊張。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又認為，這樣的說法過於簡單化。就目前我們所知道的資料，在當時中國的社會，沒有任何人的權威可以與毛澤東相抗衡。毛澤東為什麼要動用如此的方式打倒劉少奇？他搞幾個小小的政治運動就完全可以解決問題。為什麼他要發動了一場涉及中國上上下下幾億人，持續長達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按照權力之爭的說法，這是不可思議的。因為作為政治家是要計算政治成本的，要替換一個劉少奇至於花費如此昂貴的政治成本嗎？所以，這種簡單的邏輯就可以表明，權力之爭的說法過於簡單化。應當說，毛澤東除了要奪回他自己失去的一部分權威以外，更深層原因是他的一種政治關懷，是毛澤東對自己設想的一種理想社會的執著追求。他認為對手與他的理想過於異樣，所以他發動「文革」是一箭雙鵰:一方面既把自己的對手排除出政治舞台，另外一方面又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奠定了一條出路。所以，「文化大革命」爆發的原因是複雜的，是雙重的。

我不主張說毛澤東只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沒有權力之爭這麼一種因素，但我也不主張單純認同權力之爭的說法。我寫過一篇「毛澤東晚年思想的倫理基礎」的文章，之後收到一個網友的質疑，其中提到，「毛澤東這種人還有倫理？」言外之意，毛澤東是個陰謀家，一個策略家，沒有資格談倫理。但是我不這麼看，毛澤東是個非常有信念有理想的人，無論這種信念的性質是什麼，但是他絕對不是一個沒有理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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