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瓦斯·根奇、法提赫·阿吉：中東精英如何認知土耳其外交

06-10

關鍵詞：輿情，「阿拉伯覺醒」，土耳其對外政策，中東精英

導言

土耳其經濟主要以出口和旅遊為依託，而在圖爾古特·厄扎爾[①]（Turgutzal）時期，土耳其在開拓海外市場的同時，在外交方面也嘗試做出了一些改變。拉近與阿拉伯國家的距離、加強與中亞地區國家的聯繫、申請加入歐盟等，都是厄扎爾總統邁出的勇敢步伐。在此舉措下，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視野得到了擴展，其國際角色與地位也得到了提升。然而在20世紀90年代經濟危機爆發之時，安卡拉政府又將注意力聚焦於應對「二·二八」軍事政變[②]，在內政上採取針對異見人士的抓捕行動，而在外交上選擇了與以色列進行戰略合作。

在正義與發展黨（簡稱「正發黨」，英文縮寫為「AKP」）執政的前兩個任期，土耳其在外交方面提到和出台過一些具有土耳其特色的新概念和讓人激動的新政策，如「與鄰國零問題」、「與其他國相互免簽政策」、「軟實力」、「模式國家」、「多邊外交」、「建立秩序的國家」等。然而，自「阿拉伯覺醒」[③]以來，土耳其並沒有完全把握好該運動的趨勢以及阿拉伯國家的需求，同時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潛力的邊界。因此，不久前還在支持阿拉伯國家舉行集會的安卡拉政府，如今卻連向那些國家派遣大使都不能實現。「阿拉伯覺醒」發生後，土耳其對該運動不僅做出了錯誤的預測，還在外交上突出了理想主義與地緣文化。土耳其的這種外交政策在令人失望的「阿拉伯覺醒」後，面臨著外交方向模糊的危機。在中東地區發生「阿拉伯覺醒」和其他問題之前，土耳其在中東地區是具有一定影響力的重要國家，但地區形勢的變化以及對該地區所推行的失當政策，導致土耳其失去了該地區主導性國家的身份。

正發黨的外交政策可分為兩個時期進行分析：在「阿拉伯覺醒」之前，土耳其與鄰國關係的問題解決得很好，不但可以互免簽證，而且安卡拉政府申請加入歐盟的行動也在積極進行。然而，當人們開始進行大規模街頭抗議之時，土耳其卻放棄了原有的政策，試圖變成為穆斯林兄弟們挺身而出的「帶頭大哥」，還在外交中凸顯「新奧斯曼帝國」思想。以前在周邊國家扮演調解員的角色，能和伊朗、以色列和敘利亞同時進行對話的土耳其，卻在突尼西亞政變發生後，放棄了平和而有控制的外交政策，中心國家的思想在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中開始展現。在與以色列的衝突中，中東國家的人們舉著埃爾多安的大照片，在遊行過程中發生摩擦，其中尤以馬爾馬拉號事件[④]最有代表性。土耳其國民在國際上的地位受到打擊，巴沙爾政府毫無徵兆地將土耳其飛機擊落，兩名飛行員身亡。緊接著，在雷伊漢勒（Reyhanli）鎮[⑤]發生的爆炸襲擊，開始使安卡拉試圖成為中東地區拯救者的想法落空。以戲謔埃爾多安和土耳其為主題的漫畫開始在阿拉伯媒體上刊載，伴隨著突尼西亞變局的發生，埃及也發生了政權更迭。

正如20世紀90年代土耳其在中亞地區熱衷於建造「新奧斯曼帝國」的思想卻又被迫在短時間內收回了一樣，埃爾多安也在中東地區經歷了一次慘痛的教訓。在訪問日本的過程中，埃爾多安曾說：「毫無疑問，土耳其沒有主張成為地區性或全球性的國家」。[⑥]如果考慮這句話背後的深層含義，我們可以看出土耳其相關政策倒退的跡象。在土耳其的周邊，除了希臘、保加利亞和伊朗以外，其他國家諸如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之間有矛盾，而烏克蘭、喬治亞、伊拉克、敘利亞甚至塞普勒斯或者自身已經分裂，或者存在嚴重衝突。奧斯曼帝國時代的大區域合作式的國家、形成大聯邦制國家的形式已經不能適應現在中東的政治形勢，甚至還為土耳其的政治安全問題帶來了隱患。

與土耳其對外政策相關的人士已經就「土耳其對外政策有明顯變化」這一論題達成一致，同時也重新開始討論土耳其對外政策的「真正目標」。在這些討論當中，不僅有關於「阿拉伯覺醒」中土耳其進行的比較平衡與積極的對外政策的觀點，還有隨著「阿拉伯覺醒」安卡拉超出自身的能力制定對外政策目標的觀點。與此同時，土耳其本土有關學者和決策者卻對此言之甚少。土耳其外交將許多時間花費在中東地區，而該地區的精英又如何關注土耳其，如何通過對外政策來評定土耳其的選擇呢？對「阿拉伯覺醒」過程中的埃及政變與敘利亞問題而言，中東精英認為土耳其扮演了何種角色，他們又對這些問題有什麼看法？

法提赫大學（FatihUniversity）國際關係與伊斯坦布爾研究院（IstanbulInstitute）從「中東精英對土耳其對外政策有什麼看法」這一問題出發，決定進行針對土耳其對外政策的實際調查，該調查的目標是試圖給決策者與政治學家提供可參考的數據。本次調查沒有把普通老百姓(603883,股吧)作為調查對象，而是把能夠直接或間接影響決策過程的人物選擇為調查對象。這些人群的教育水平、經濟能力與社會地位相對較高，我們姑且把他們稱為精英。考慮到調查的效果，該研究選擇了面對面調查方式。在法提赫大學的資金支持下，通過在巴勒斯坦、摩洛哥、以色列、伊拉克、利比亞、埃及、敘利亞、突尼西亞和伊朗做的調查研究，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也是有趣的結果。精英調查與一般的輿論調查不同之處在於，如果能夠在精英中得到30至100人的調查樣本，就可以得到良好結果。在調查中，除了伊朗，在每個國家大約收集了50份問卷調查，總共有500多位中東國家的學者、媒體人、商人和作家參與完成了問卷調查。分析調查的結果後得出了對土耳其和區域內國家發展方向的一些分析。有關參加調查對象的細節，調查者分別根據行業、人口或民族的區別，附於調查報告中。[⑦]

中東國家精英如何看待土耳其對外政策？

在有關調查結果與公眾輿論的這份報告里，我們試圖調查土耳其對外政策的首要目標和中東國家精英對土耳其的認知。有關中東國家如何看待土耳其所主張的地區性國家的口號，這對於土耳其學者和對外關係的決策者有很大幫助。按照慣例，我們還將2014年的研究結果同前一年的進行比較，以提供更多的思考和幫助。在研究當中，與2013年比較最突出、也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像國內有關土耳其對外政策的爭論一樣，土耳其的對外政策有很大的變化。針對「土耳其在國際政治中是否增加了自己的話語權」這個問題，有734％的人回答了「是」，表明中東國家的精英們在國際政治中還是把土耳其看作很重要的國家之一。但對於同樣的問題，在2013年的受訪者有高達85％的人回答了「是」。這說明，雖然土耳其在中東精英眼裡是重要的地區國家，但對中東「精英」的吸引力卻沒有達到2013年的水平。

（一）土耳其對外政策的目標超出自身的能力

在「土耳其是否採取了超出自身經濟和軍事能力的對外政策」這個問題上（參見圖1），49%受訪者的答案是肯定的，2013年同樣選項的受訪者人數比例則是45%。中東地區的受訪者用不成功來定義「阿拉伯覺醒」時期的土耳其外交政策。並且，他們趨向於認為土耳其制定的對外政策目標沒有太高成功率，這是因為：無論是敘利亞危機，還是埃及和伊拉克動亂，都波及土耳其，且對土耳其帶來非常大的負面影響。僅有275％的受訪者認為，土耳其對外政策與其能力是相匹配的。

（二）中東民眾對土耳其的同情日益減少

對於「如果將與貴國的關係程度由好至差（即第一至第五）分別排名，您把土耳其排在第幾位」的問題，2013年受訪者答案是「1」的人數比例為18%，而2014年的比例僅為8%；答案是「2」的比例則從23%下降到了116%。根據受訪者的描述，土耳其與受訪者所在國家的關係，正是從2013年開始走向下坡路的，其中尤以阿拉伯人對土耳其的同情度最少。從這個問題研究得出的另一個重要的結論是，土耳其的鄰國在提及地區大國時，排在第一位的國家不再是土耳其。而2013年的受訪者中，32%的人都認可土耳其是該地區第一大國，但在2014年的研究中，伊朗已經取代了了土耳其的位置而排位第一（參見圖2）。2014年的結果中，土耳其以20%比例位居伊朗之後。值得注意的是，儘管2014年土耳其將地區第一大國的位置拱手讓給伊朗，但受訪者還是把土耳其看作是地區大國，不過排名降至第二。與2013年相比，土耳其的地位有所下降。

但對「未來十年里在中東地區哪國會成為地區大國」的問題（參見圖3），36％的受訪者回答為土耳其。儘管這一問題回答者的比例從2013年的60％下降到36％，但這依然表明中東「精英」對土耳其的未來抱有希望。如果土耳其能夠從錯誤中吸取教訓，並執行更靈活的對外政策，依然會為成為地區大國鋪平道路。尤其是在同一個調查問題上，伊朗僅僅得到了20％的支持，這一點值得我們作更多思考。

近些年，國際社會討論最多的一個問題是，土耳其是不是中東國家制度的現代榜樣？在調查中，2013年有67%的肯定回答比率；但是到了2014年，這一比率則降至60.9%。因而，對於這一問題，即調查的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分析得出結論。第一，土耳其仍然被中東受訪者們認為是「模式國家」；第二，即便在中東地區整體環境的民主標準很低、安全問題嚴重的大環境下，中東國家將土耳其看作「模式國家」的意向還是有明顯的下降。與2013年的調查相比，雖然土耳其的「模式國家」地位有下降，但是土耳其憑藉其民主制度，並不妨礙其繼續成為中東精英所關注的「模式國家」。

作為具有穆斯林背景的政黨，正發黨扮演了土耳其民主化的領導角色。它在對外關係上宣稱土耳其是現代主權國家，對內卻違背「哥本哈根標準」[⑧]，將國家的情報局置於自身系統的中心，使得國家與腐敗問題、獨裁問題愈發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樣一來，土耳其政府的腐化反過來也成為「民主化」與伊斯蘭無法共生的證據。筆者認為，土耳其是伊斯蘭世界中最民主、最世俗化的國家之一，但在這樣的國家裡，一旦帶有伊斯蘭背景的政黨執政，就會使其中的民主成分逐漸被抵消，最後帶領土耳其一步步走向獨裁國家，這就給始自2010年底以來處於「阿拉伯覺醒」運動中的國家留下了負面印象。埃及發生政變的時候，得到了來自中東和地區外的大量支持，其中的一個源頭可能就是來自土耳其的有伊斯蘭背景的寡頭集團。然而，此舉對埃及乃至整個地區的戰略太過於積極，導致地區內外的國家想要極力避免使埃及成為下一個土耳其。

（三）土耳其是否支持邊緣化的組織？

在「伊斯蘭國」（ISIS）出現後，西方國家與中東國家都認為，土耳其支持或默許「伊斯蘭國」的發展。針對中東精英提出的一個調查問題是：「你認為土耳其在中東地區內是否支持邊緣化的組織[⑨]（參見圖4），有25.20%的受訪者回答了「是」，43%回答了「不是」，22.6%選擇了「無力判斷」，9%則選擇「不願回答」。

如果土耳其政府主張無需對比就足以認定「伊斯蘭國」為恐怖組織，那麼，它在類似問題上的態度也應當有相應的轉變。在這些改變中，首當其衝的就是重新思考其境內的庫爾德問題。土耳其既然在伊拉克問題上承認庫爾德自治區，那麼在敘利亞問題上也應該做好準備，因為這也是在所難免的。庫爾德人在敘利亞試圖建立自治區，無論敘利亞的政治體制是聯邦制還是邦聯形式，都需要與敘利亞的政治體制相匹配，這一點對於地區的和平是不可或缺的。在伊拉克問題上，土耳其出於對自身分裂的擔憂，支持伊拉克的領土完整，但對敘利亞庫爾德人問題來說，則必須用及早和靈活的方式來對待。敘利亞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土耳其政府沒有像與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PKK）那樣較早地與當地庫爾德人取得聯繫，基於巴爾扎尼（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政府總理）和安卡拉政府在態度上的原因，該地區的控制權完全被民主統一黨（PYD）掌握。如果土耳其在國內與庫爾德人達成和平協議，並且庫爾德工人黨效仿西方國家範例（例如愛爾蘭共和軍），願意放下武器，通過談判的方式與土耳其實現政治一體化，則敘利亞庫爾德人即便被民主統一黨控制，也不足以被視為大的問題。但實際的情況並沒有設想中樂觀，安卡拉政府必須全面分析庫爾德問題；而且，當提及科巴尼與迪亞巴克爾關係[⑩]的時候，我們需要進行多角度思考，因為其中的問題極其複雜。

如果說「伊斯蘭國」問題對美國來說是一個小的災難，那麼該問題對土耳其而言，則可能如同世界末日一般。當美國在遠離其領土的地方進行軍事行動的時候，土耳其卻在面對國內敘利亞難民和「伊斯蘭國」同情者的選擇上難以判斷。一旦發生戰爭，土耳其國內的敘利亞難民總數還將繼續增加。已經接納了約200萬敘利亞難民的土耳其，如果不解決「伊斯蘭國」問題，可能還會面臨更多即將湧入土耳其的難民，而且在戰爭狀態下，也無法將他們全部遣返回敘利亞。

（四）土耳其在解決敘利亞問題上扮演何種角色？

針對中東地區最熱議的敘利亞問題，即前文提到的「土耳其在解決敘利亞問題上應該扮演怎樣角色」這一問題（參見圖5），65%的中東精英建議「敘利亞應先實現停火併通過回到談判桌解決敘利亞問題」；同時，35%的中東精英堅定支持敘利亞反對派，25%的人則認為安卡拉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應該保持中立；只有10%的人要求土耳其政府支持巴沙爾政權。

土耳其在敘利亞問題上一直被孤立，它與卡達所進行的聯合給敘利亞帶來民主的承諾也是無法實現的，但安卡拉政府不願直面這一現實。敘利亞自由軍在短時間內一度被政府軍壓制，不僅由此產生了大量難民，也隨之帶來了「伊斯蘭國」問題。當時，既然巴沙爾沒有被趕下台，土耳其政府為何不能支持以雙方停火併進行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問題呢？難道這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嗎？如果兩年前成功運作了這種解決方案，那麼「伊斯蘭國」也就不可能成為如現在一般的重要地區角色了。恰恰相反，這個機會已經被錯過了。為了國內和平而選擇與恐怖分子談判的土耳其政府，在敘利亞問題上卻堅持將巴沙爾視為殺人犯而拒絕與之和談。現在，為了解決「伊斯蘭國」的問題，土耳其政府可能仍然需要承認巴沙爾政權並與其實現停火。在此之前，美國在襲擊位於敘利亞的「伊斯蘭國」基地時，都曾知會大馬士革政府。這就表明，美國政府已經在事實上承認巴沙爾的地位。

（五）土耳其與埃及外交關係走向

關於「埃及發生政權更迭以後，安卡拉政府與開羅政府應該在何種程度上發展關係」這道題的回答中（參見圖6），33.4%的中東精英都建議兩國實現關係正常化，11%的受訪者則建議兩國應像合作夥伴一樣開展關係，所以總的來說，有高達44.4%的受訪者都認為兩國應該擁有正常關係，甚至開展更為密切的合作。此外，有23.5%的受訪者選擇「土耳其政府應當與埃及的塞西政府保持距離」，還有15.2%的受訪者認為「安卡拉政府應當凍結與開羅政府之間的聯繫」。當然，此處需要說明的是，「伊斯蘭國」襲擊土耳其駐摩蘇爾領事館事件[11]，發生在本次調查完全結束之後。

（六）「阿拉伯覺醒」後的「新中東」是否實現了民主化目標？

2014年本次調查新增了一個問題，即「阿拉伯覺醒是否達到了預期願望與目標」（參見圖7）。對於這個問題，得到的答案是所有問題中最明確、也是得到否定最多的一個。867%的受訪者認為，以民主化和自由化為名義的「阿拉伯覺醒」已經失敗了，而認為「阿拉伯覺醒」獲得成功的比例卻只有可憐的6%。

對於「阿拉伯覺醒」失敗原因的總結，有40%的受訪者認為首要原因是在地區內沒有足夠的民主文化基礎，還有35%的人選擇了另一個原因，即地區大國對「阿拉伯覺醒」沒有提供有力的支持，而且也沒有充分的經濟資源保證民主化的推動。另外，33%的人認為派別衝突是使「阿拉伯覺醒」中止的一個重要原因；25％的受訪者將「阿拉伯覺醒」的失敗歸咎於其所涉及國家中的獨裁者及其支持者對該運動進行的抵制。相應地，面對「以失敗而告終的『阿拉伯覺醒』中，哪些國家的決策是積極的」這一問題，土耳其、伊朗、卡達得到了幾乎相同的25%的選擇，沙烏地阿拉伯的影響力則相對於以上三國要小得多。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依照1916年《賽克斯–皮科協定》進行劃分並在1918年基本成型的中東地區，隨著「阿拉伯覺醒」而進行的嘗試，得到了不如預期的結果和經驗。「潘多拉魔盒」就此被打開，已經沒有辦法再將這些國家的政治制度恢復到原來以西方為中心的獨裁製度，也沒有辦法建立民主和多方參與的政治制度。在中東地區所存在的景象，在政治學中只有一個稱謂，即「混亂」。在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已經不存在一個有強大控制力的政府，突尼西亞仍在試圖建立穩定的政治制度。「基地」組織、努斯拉（Al-Nusra）、「伊斯蘭國」這些恐怖組織，都在試圖成為「新中東」不可忽略的參與者。此時此刻，中東研究專家已經無法預見地區的未來走勢；相反，現在是屬於占卜師的時間。在如此複雜的環境下，除了預測未來的苦難，其他具體的事務都很難預料。

經歷了「阿拉伯覺醒」後的「新中東」，民族國家的邊界已經失去了意義。現在，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派別都在共享同一個國家。但由於這些主體間的矛盾和衝突，國家這個概念也逐漸失去了其本來意義。當下，這個問題日益嚴重，同時也愈發深刻。以前在地區問題中最為重要的巴勒斯坦問題，似乎也失去了其重要性。一個世紀前簽訂的《賽克斯–皮科協定》帶來的秩序正在告別歷史，卻沒有新的秩序替代它的位置。

中東地區頻繁發生的衝突，已經使該地區疲於應對，此時需要在該地區出現更多的國家間合作，以實現平衡。同時，我們必須承認的是，「阿拉伯覺醒」已經以失敗而告終。以推翻權威政府為出發點的行為者，在當前這一階段是失敗的；即便它們恢復到原點，也需要很多年時間。通過過去4年多的事實，我們可以覺察到，在中東地區什麼是不應該發生的。沒有民主文化、多元化、不同媒體和個人自由保護的中東地區，還沒有準備好迎接民主制度，甚至還無法面對混合的民主制度。3年前，把民主制度解釋為投票箱的國家，在經過了「阿拉伯覺醒」的教訓後，將民主化的標準重新定義為：在有安全、有經濟發展和有未來的國家生活。

土耳其在這些失敗的場景中，由於對外政策的選擇和國內獨裁化的行為，在「阿拉伯覺醒」中也承受了相應的損失。首先，安卡拉政府沒有解決庫爾德問題。其次，它們也沒有滿足阿拉維派（Alevi）[12]的要求，而是繼續製造社會的對立，也就無法實現使土耳其成為中東地區模板國家的主張。土耳其無法脫離在該地區發生的派別和民族衝突，因此在國內首先需要建立一個相當穩定與和平的社會，這可能是土耳其實現大國目標的第一步。土耳其的經濟主要依靠出口和旅遊，也就意味著土耳其的經濟依賴於整個地區的穩定，因此土耳其沒有絕對的機會與能源大國或有影響力的國家（如伊朗）進行全面的競爭。安卡拉政府無論是在內政方面實行減少社會對立的政策，還是在對外關係上重新定位其首要目標，都需要再次回歸原定的加入歐盟的條件中，這也許是土耳其在中東地區令人崩潰的冒險隧道前的最後一個出口。

結語

通過對上述調查結果進行總體評價，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如果土耳其繼續保持比其他中東國家更民主、更穩定的狀態，那麼它將是中東地區的重要角色。然而，一旦土耳其出現走向獨裁的跡象，將會導致土耳其失去其所獲得的收益（收益指的是民主、經濟發展、地區大國身份等）。中東地區精英期許的土耳其是能夠解決問題的土耳其，而不是製造問題的土耳其。雖然在2014年的調查中，中東精英仍然保持了對土耳其較高水平的評價，但是與2013年的結果進行對比，我們可以發現中東精英對土耳其的好感在幾乎所有方面都有下行的變化。考慮到2013年中東國家在民主、自由、安全等方面的退步，我們可以認為中東地區精英對土耳其的認知在某種程度上保持了原有水平。但是，在地區政策方面，如果與伊朗進行對比，可以發現伊朗在地區層面日益崛起，而土耳其卻在明顯地退步，尤其考慮到土耳其的地區政策是無法選擇和不可持續的，這就使得本項研究的結論尤為重要和突出。土耳其在與埃及的關係，以及對敘利亞問題的態度方面，我們可以從中東地區精英在調查中的反映里，獲取如何重新制定地區政策的線索。中東地區在社會不穩定、發生內戰、政變和派別衝突等問題十分突出的這段時間，作為地區「模式國家」的土耳其失去的地位，以及與2013年相比退步的土耳其形象，對安卡拉政府而言都是應該嚴肅思考的一個問題。

未來十年里仍然被看作「模式國家」或地區大國的土耳其，如果能保持自身的穩定、民主和自由性，那麼還有很大的機會影響中東精英。但是，假如土耳其像中東國家一樣發生內部衝突，甚至都無法保持目前中東精英對土耳其的好感。

2011至2014年，眾多中東專家伴隨著「阿拉伯覺醒」的激動所判斷和撰寫的預測幾乎都沒有實現。在這些錯誤的預測當中，土耳其外交也受到一定的影響。現在，土耳其在中東地區政策上沒有一個可選擇的「B」計劃，甚至提到「土耳其與哪一個中東國家關係比較好」的問題時候，都難以找到正確的答案。近年來，「阿拉伯覺醒」和地區其他的問題導致土耳其周邊出現了不同的邊緣化組織。在如此環境下，除了伊朗、希臘、保加利亞之外，其他國家要麼有內戰，要麼有民族或派別衝突，要麼有邊界問題。對土耳其而言，目前的中東地區已經成了其失去的最大經濟市場，該地區存在如此多的問題，在歷史上也尚屬首次。

今日的敘利亞，可能會成為總結未來中東形勢的現實範例，而這幅景象對經濟主要以出口和旅遊為依託的土耳其而言是個「災難」。土耳其與伊拉克的對外貿易規模已經縮小60%（2010至2014年），未來土耳其與埃及、利比亞、突尼西亞，甚至伊朗，也都可能會發生類似的情況。如果這些雙邊關係帶來的問題，再加上由於地區發生的衝突對土耳其旅遊業帶來的影響，可能會使土耳其經濟陷入僵局。

原本在地區問題上設想建立奧斯曼聯邦的安卡拉政府，現在連與地區國家的雙邊關係政策都很難執行，而與安卡拉政府維持了較好關係的國家，其數字甚至不會超過5個。在可以預見的時期內，正發黨政府對埃及、利比亞和敘利亞的對外政策不會發生變化。把「阿拉伯覺醒」解讀為革命的「正發黨化」的正發黨政府，對民主和普世價值觀與地區的融合產生了負面影響。正發黨主張用特定價值觀解讀「阿拉伯覺醒」的過程,但現在看來，正發黨很明顯是誤讀了埃及和敘利亞人民的選擇。

雖然在中東地區，敘利亞問題是正發黨對外政策進入的一條絕路，但實際上其崩潰的原因是土耳其外交的身份問題和決策者的優先事項問題。在「阿拉伯覺醒」之前，安卡拉政府實行比較平衡的現實政治，隨著阿拉伯人民開始暴動，它卻失去了理智，從此與傳統的同盟分離，並開始制定超出自身能力的對外目標，甚至對外部世界多次宣示自己的霸權選擇[13]。正發黨通過與自身接近的代理人，試圖控制地區所發生的變化，並且試圖以秩序建立者的身份，主張引導和治理這一過程，該願望使得世界大國和發生變化的國家對土耳其產生擔憂。

土耳其對「伊斯蘭國」政策中所提到「寶貴的孤獨」（PreciousLoneliness）理論[14]，也不能解釋其所面對的無可選擇的情況。當中東地區形勢發生變化時，土耳其與地區內國家試圖簽訂數量龐大的合約，如今卻只能在地緣政治優勢帶來的機會框架內進行合作。5年前被選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非常任理事國的土耳其，最新一次的得票數僅是5年前得票數的30%。安卡拉政府日益失去的同情與同盟，已經不是地區性的，而是全球性的。土耳其在外交上已經沒有具體行動的空間，安卡拉政府在外交上所再次倡導的加入歐盟的意圖，想要像當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候選國那樣「令人鼓舞」，也是不可實現的目標。由於土耳其政府的互聯網禁令、把司法置於法務部之下、限制媒體自由、滋生腐敗、禁止經濟市場競爭力的行為，以及考慮到歐盟報告中有關土耳其的悲觀看法，安卡拉政府在外交上倡導的加入歐盟計劃也是完全不現實的。在內政與外交上表現出的不一致性，使得土耳其成為一個不可預見的國家。

很多民主的發達國家出於對「伊斯蘭國」、烏克蘭、伊拉克和敘利亞問題的擔心，考慮到土耳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由此而來的地緣政治重要性，才不得不與土耳其在某種程度上保持著關係。除了這些必要的關係，安卡拉在外交上沒有其他可以行動的空間。土耳其現在的景象就像冷戰時期因地理優勢而推行的外交政策一樣，也沒有為另一選擇所做的準備和努力。土耳其外交需要新的觀念：為了打開新的外交空間，首先應該向全世界重新展示出土耳其是一個可預見的和可靠的民主國家；否則，離開民主和自由的土耳其，無法實現在全球層面上的吸引力。形象地說，目前的土耳其正穿著以地緣政治布料做的「緊身衣」，卻試圖在一個頂級舞會上翩翩起舞；然而，現實景象比想像中的還要悲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