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以泰 臨終關懷，讓死亡如秋葉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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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張西蒙

攝影_張立潔 白 帆

八十多歲的老人石玉斌安然入睡，老伴甘大娘邊治療邊陪護，兩人已經在臨終關懷病區住了幾個年頭。

編者按：臨終病區病床周轉率低、治癒率低、病死率高，對比國內考察醫療質量的八條標準，這三項是恰恰相反的。這樣一來，直接限制了臨終關懷的發展。

「滴，滴??」心電儀伴隨著呼吸機的運轉聲，在寂靜的病房裡迴響。枯瘦如柴的老人半眯著雙眼，喉結中發出輕微的哼聲。護工起身俯耳，想要努力聽出老人的用意。這時敲門聲響起，醫生和護士走了進來，「大爺，我們又來看你了，今天怎麼樣？」雖然明知無法得到回應，醫生仍然嘗試著與老人溝通，並進行了每天的例行檢查；護士熟練地為老人翻身、蓋好被子，老人這才沉沉睡去，如同初生的嬰兒。

這樣的場景，每天都出現在天津醫科大學第二醫院中西結合科。這裡的醫護人員更願意稱其為「臨終關懷科」。作為醫院一個獨特的病區，這裡有三十多張病床，每張床上躺著的都是身患絕症或是行將就木的病人。

崔以泰

1935年生，中共黨員,原籍山東省茌平縣。中國性學會副理事長、中國臨終關懷學新學科創始人。先後發表論文30餘篇，獨著和主編專著15本。被譽為「中國臨終關懷之父」。

Dr.Cui，你是中國臨終關懷之父

臨終關懷醫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上世紀80年代由崔以泰逐步引入中國，其英文「Hospice」一詞源於中世紀，意為「朝聖者暫歇的驛站」，後來引申為臨終關懷的醫護方案。目前最常見的用法「Hospice Care」以及譯文「臨終關懷」，都是中國臨終關懷之父崔以泰提出並推廣的。

少年時的崔以泰因為目睹著母親和妹妹患病卻因為貧窮而無法得到及時救治，萌生了學醫的想法。隨父親崔兆文闖關東留在了天津，崔以泰就讀於天津醫學院醫學專業，畢業後如願成了一名濟世醫者。

1988年5月的一天，崔以泰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外賓：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副校長黃天中博士。黃天中是德瑞克大學喬治·萊爾教授的臨終心理輔導專業的研究生。當時崔以泰正研究高級神經活動，打算籌備心理衛生機構，與黃天中相見恨晚。兩人一拍即合，準備在天津籌建臨終關懷機構。

在黃天中和崔以泰的努力下，兩人的申請得到批准，於1988年7月15日宣告成立天津醫學院臨終關懷研究中心，《天津衛生史料》、《人民日報》、《文匯報》等刊物都報道了中心成立的消息。

因為自負盈虧，崔黃二人的籌建過程十分艱苦，「很長一段時間都在租房子，還需要內科、外科養臨終關懷科，因為我們的收入不如其他科室。」在缺錢的時候，崔以泰以「化緣」度過，「市財政局、總醫院維修中心、醫大二院各支持一部分，湊了80萬元，把中醫科改成臨終關懷科，重新裝修後開始接收病人。」

人們在面對死亡時究竟是害怕？是遺憾？抑或安詳？崔以泰給出了答案。臨終關懷研究中心成立後，崔以泰想到了第一個研究課題：國人在面對死亡時的態度。

為了調查，崔以泰帶領12名教師和幹部成立調查研究小組，耗時三年，走遍了中國的大江南北，對不同的人進行死亡態度問卷調查。有宗教信仰的人對死亡的恐懼更為輕微；我國對死亡的重視程度高於其他國家；孩子和成人的死亡態度也是大相徑庭??諸多有趣且意義重大的成果，都在日後收錄進崔以泰的論文《國人對死亡和瀕死態度的研究》中。

美國臨終關懷學專家萊爾教授在1990年來訪中國，進行為期一年的講學，在各地考察之後對崔以泰說：「Dr. Cui，你是中國臨終關懷之父！」央視記者寒冰為崔以泰拍攝紀錄片，為了證明真實性，特地遠赴美國向萊爾教授求證，最終得到了肯定的結果。

萊爾教授的贈書題詞：「書贈中國臨終關懷之父崔以泰博士。」

東西方臨終關懷國際研討會上交流的萊爾教授與崔以泰。

藥物與費用的悖論

88歲的張懷明在天津醫科大學第二醫院臨終關懷科一個單人病房裡住了兩年多，身上插著胃管、吸痰器等等生命維持設備。老人失語，無法說話和吞咽，為免起褥瘡，每三個小時就要翻身。因為是老幹部，張懷明一個月七八萬元的治療費用都能得到解決。

「在醫院裡因為沒錢繼續住院而選擇回家的太多了。」張懷明的護工已經連續陪同了他兩年多的時間，「有時老人的醫藥費一天最高六七千元。」

由於人員的稀缺，護士只能顧及治療，基本沒有時間參與護理。有時醫護人員會進行心理輔導，「多安慰、多溝通、多鼓勵。」醫生劉煒說，一個護士要監護四個病房，很多時候是忙不過來的，因此每個病人必須要有親屬陪同或者找一個護工。

護工的價格一般為一天100到150元不等，如果是長期24小時陪護，還會更高一些。加之高昂的治療費用，能享受臨終關懷服務的病人，似乎都是家境殷實的人。

剛從重症病房搶救回來的老人石玉斌，與愛人甘大娘也在臨終關懷科住了兩三年的時間。「你們陪我樂樂呵呵的我都不願意走了。」大娘除了自己要接受治療，更多的是想陪丈夫，劉醫生曾經想讓她回去，大娘看著病床上的老伴說：「我們活在一起活，死也要一起死，一分鐘都不能分離。我在家不放心他，我得看著他。」

並不是每個病人都像甘大娘一樣開朗樂觀，在病區最靠里的一間病房裡，住著一名29歲的空姐，因為骨癌惡性轉移入院。「她的理論剩餘時間還有半年，心情很壓抑，同事想來看她都被拒絕。」劉醫生說，這名空姐在網上參與了一個90後腫瘤病人群，除了在網路平台與人溝通，平時她基本不與人交流。

「住在臨終關懷病房裡的病人有三大部分，慢性疾病、腫瘤、肺氣腫。發展到現在除了外科系統疾病，基本上其他病都可以入院。」劉醫生說，現在國內臨終關懷的界定範圍很模糊。因為對於「臨終」的判別標準和疾病種類及程度沒有明確的劃分。

由於沒有有效的醫療手段，臨終病人大多只能依靠藥物來緩解痛苦，然而高昂的醫藥費用和並未涉及這一領域的醫療保障制度，使得很多人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條件差一些的「老人院」。

國外高水準發展，國內三項指標限制

「以前在舊的住院樓里，我們科還掛著崔老師的頭像。」劉煒醫生口中的「崔老師」，便是臨終關懷科的創始人，崔以泰。

崔以泰引進臨終關懷後，除了做研究，還要給醫護人員教學。由於國內臨終關懷沒有先例，缺乏經驗，所以他需要經常出國學習考察。

有一次崔以泰在加拿大跟隨一個當地大夫出診，一天去了六七個病人家裡，大夫的車上準備了每個人的病曆本和藥物。「第一個病人尿儲留很厲害，導尿管也無法置入。醫生打了個電話，我們剛下樓，救護車就來了，還沒等看完最後一家，醫院來電話說已經解決了，把橡皮導尿管換成了金屬的，並且把病人送回家裡。」國外的先進手段和服務態度，讓崔以泰銘記於心。

在看過香港的白普理寧養中心和台灣臨終關懷法之後，崔以泰說：「國內的臨終關懷處於一個比較尷尬的地步。臨終關懷病人，必須和其他病人區分開才行。」由於醫院的考核標準和醫保體系不同，臨終關懷在國內的發展困難重重。

臨終病區病床周轉率低、治癒率低、病死率高，對比國內考察醫療質量的八條標準，這三項是恰恰相反的。這樣一來，直接限制了臨終關懷的發展。

臨終病人住院，有的幾天就會去世，有的一住就是幾年。這樣一來，造成了病床周轉率偏低。既然劃入「臨終」範圍，必然伴隨著高的病死率和低的治癒率。在諸多醫療利益衝突下與國家指標背道而馳，使得臨終關懷始終難以得到官方認可。

「很多醫院對臨終病人的處理方式是如果快去世就轉入急診室，因為急診室不計入病死率。國家規定住院用藥花費不許超過總花費的一半，並且在醫院裡不許住院超過一個月。」說起三項指標，崔以泰也十分煩惱。因為臨終病人只能用藥物緩解痛苦，所以藥物花費佔去大部分比重。而是否會住院超過一個月，是一個未知之數。

「我的想法是人人享有臨終關懷。」崔以泰說，媒體怎麼宣傳都不為過，因為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香港富豪李嘉誠在天津斥資建立了臨終關懷寧養院，並聘請崔以泰做院長，相聲演員馬三立也曾是寧養院的病人。李嘉誠說：「我是拋磚引玉，建二十幾家寧養院雖然是杯水車薪，但是我想引起國家的重視，把臨終關懷搞起來。」

病人在無法吞咽的情況下，只能由護士調配好營養劑，注入體內。或是在吊瓶的液體里注入營養液。

鮮花總是醫院裡最常見的擺設，有可能等不到花敗，病房就迎來新的病人。

安樂死：罪惡抑或解脫

早在1986年，陝西漢中人王明成為身患絕症的母親實施「安樂死」，因此被公訴機關以故意殺人罪提起公訴，後被法院宣布無罪釋放。2003年，王明成胃癌晚期，向醫院要求「安樂死」，但被拒絕。

「王明成和那個醫生被關了6年，雖然它是不合法的，但是它是合理的，後來是『合理』戰勝了『合法』，是在全社會人民的支持下戰勝的。」崔以泰說：「其實安樂死就等於在法律認可、醫生協助的情況下病人進行的自殺行為，算是自殺的一種。我們的觀念大大滯後於世界的先進思潮。」

根據2002年底的統計，中國每年有28.7萬人自殺，其中三分之一的自殺原因是無法忍受病痛的折磨。

曾經有一個病人，是多發性骨髓癌，身體多處萎縮、潰爛，忍受著難以想像的疼痛。「我請求組織上給我痛快。」崔以泰陪同市委書記探望病人，他說了一個觸及人心的要求：希望能夠安樂死。

「我要求給病人馬上用嗎啡陣痛。他愛人也跪到書記面前哭著請求讓丈夫安樂死。」崔以泰只等書記一聲令下，書記也很無奈：「法律沒有規定，我下令也沒用。」這一幕場景崔以泰始終難以忘懷。

安樂死包含於臨終關懷，是崔以泰一直以來的想法。「如果是癌症晚期，承受無法忍受的痛苦，又沒有救治的希望，這種情況下是可以實施安樂死的。」崔以泰說，在美國俄勒岡州，安樂死也叫尊嚴死。

「舒適無痛苦，安詳有尊嚴」是崔以泰提出的口號，他認為臨終關懷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幫助臨終病人減輕痛苦，「既要善始也要善終，給人生畫上完美的句號。」

然而國內對於安樂死遲遲未能立法，並且民眾對臨終關懷的態度也是褒貶不一。「我要安樂活，不要安樂死。」「總用嗎啡止痛，上癮怎麼辦？」「健康的人關懷還不夠，還搞什麼臨終關懷！」崔以泰說：「人們對臨終關懷存在很大的誤區：有很多人認為臨終關懷機構就是等死的地方。」北京松堂醫院也是一家知名的臨終關懷醫院，因為附近居民覺得「晦氣」，建院14年，搬了6次家。

「國內沒有成功的安樂死案例，即便有也是私下做，不公開的。」與崔以泰同校的外語女教師，因為沒法實施安樂死，最後疼痛導致昏迷，在昏迷中去世。

臨終關懷在國內最主要的醫學手段還是除痛，而除痛是三階梯治療法，輕度、中度、重度疼痛分別要用到不同的藥物，「比如重度就是嗎啡為主。再解決不了的就是用電極刺激疼痛中樞來治療了，我們用的很少。」崔以泰說，除了止痛，心理開導也是不可缺失的良藥。

「根本的問題是觀念的轉變，荷蘭安樂死都納入法律了，因為多數民眾有這個先進的想法。」崔以泰說：「其實我的工作，就是讓臨終患者，在人生的最後一段旅程，生活得舒適、安詳。就像泰戈爾所說：『生如夏花之燦爛，死如秋葉之靜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