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黨是如何治理鴉片煙毒的？

95年的歷程，黨在革命與建設中，出現過各種各樣的錯誤，也積累了寶貴豐富的經驗。本著歷史主義的態度，我們應該正確認識這些歷史的經驗與教訓，對於不符合時代潮流者，可以批評；對於適合時代的進步作法，也不吝惜肯定。

文| 韓郁文

來源 | 韓郁文的法律博客

在1937年中共領導下的陝甘寧邊區政府正式成立之前，陝甘寧邊區所屬的陝北、甘肅東部、寧夏東南等地，因地處黃土高原腹地，不僅農業生產十分落後，社會文化也未趨進步，民眾生活困苦，各種陋習沿襲不絕，吸食鴉片煙就是較為普遍的陋習之一。齊禮編著的《陝甘寧邊區實錄》記載了當地有賭博吸毒的情形：由於經濟文化的落後，人民中吸食鴉片，嗜好賭博的現象也很普遍。蓬頭垢面，終身不洗澡的是很多的。

這一點，在更早期的一些著述中也得以印證，如近年翻譯出版的英國傳教士史密斯先生撰寫的《辛亥革命前後的延安》一書中，同樣有吸食鴉片的記述：「延安府的鴉片毒癮必普遍流行狀況更為嚴重的地區之一，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城鎮居民的百分之九十都是或輕或重的鴉片受害者。就延安府而言，進入了幾乎每一個家庭。也許任何人都無法完全描繪鴉片帶來的各種各樣的惡劣影響。」可以看出，吸食鴉片在當時，不只是土豪劣紳、軍官士兵，而幾乎滲入每一個普通家庭中，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問題。

陝甘寧邊區的鴉片煙毒來源，缺乏完整的史料印證，從零星的記載看，應該是輸入和「自種」兩種情形均有。如有資料記載，陝甘兩省的罌粟種植面積分別占農田面積的90%和75%。（梁星亮等《陝甘寧邊區史綱》，391頁）陝甘寧邊區政府1943年接到的「快郵代電」中描述，「各縣偏僻地方仍有不少偷種鴉片煙苗者」，似乎不像是突然出現的現象。陝北土地貧瘠，物產匱乏，民生艱難，鴉片煙苗價值高昂，農民出於利益考慮「偷種」，並不難理解。

然而，邊區政府對鴉片煙苗的態度卻是一貫鮮明的，對於偷種鴉片煙苗予以「嚴禁」，早在1937年，邊區的前身中華蘇維埃西北辦事處就頒布了《關於禁止鴉片的布告》，其中嚴禁種植、吸食和買賣鴉片，「種了鴉片的，由各級政府督促剷除，改種其他糧食」（《陝甘寧邊區政府查禁煙毒史料選》，《歷史檔案》1993年第1期）。1943年邊區接到「快電」報告後，立即發布「查禁鴉片煙苗的命令」，其中寫道：鴉片煙苗為本府歷來所嚴禁，際此早春正宜農作開始之時，為發展邊區人民生產事業，完成政府第一重大任務，重申前令，嚴厲查禁，如仍有私種鴉片煙苗者，經查出定依法嚴懲不貸。對於已經種植的，「嚴令徹底剷除，改種良田」（《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七輯，27頁）。

不久之後，邊區政府即第三次修正了「查獲鴉片毒品辦法」，對舉報、查緝煙毒犯罪予以獎勵，「本人查獲送交禁煙督查機關，或當地政府者，給以獎金之全部」，「向禁煙督查機關，或當地政府報告，因而查獲者，報告人得獎金全部二分之一」（選編第七輯，245頁）。為了查禁外來鴉片煙毒，邊區政府專門於1942年成立了禁煙督查處，在必要地區設立督查分處，負責「查禁及處理邊區境內之鴉片毒品」。

1942年，在新修訂的《刑法總、分則草案》中，單列妨害公共衛生罪一節，詳細規定了涉及鴉片煙毒的各種犯罪及處罰，對「吸食栽種鴉片煙者」，「開設煙館供人吸食鴉片煙」，「製造運輸販賣鴉片煙」，「意圖營利持有鴉片煙」等等行為，均需處以一至五年不等的徒刑，併科以罰金，最高者罰金五千元。（《陝甘寧邊區法律法規彙編》，490頁）1943年9月，邊區政府就「禁止吸食鴉片煙」專門給各專員公署、縣政府發布指示信，其中要求各鄉、市政府一個月內將境內煙民分別煙癮大小、年齡大小予以登記，之後各地政府及衛生機關應幫助煙民找戒煙丸藥按癮發給，如期戒斷。

為了提高戒煙效果，指示信還要求讓煙癮者參與生產勞動，組織群眾運動，以村民大會、市民大會等形式，甚至發動婦女、兒童等做勸戒運動。各鄉、市制定鄉市公約中加上「戒大煙」一條。發動煙民之間的戒煙競賽，戒絕了的要給予獎勵，並廣為宣傳，對經過勸導鼓勵仍不願戒煙的，還要由區鄉政府或司法機關罰辦，罰辦分「罰金、罰禁團」，「重的送司法機關」（選編第七輯，308頁）。

從之後發生的種種事件看，邊區政府對鴉片煙苗「歷來嚴禁」的宣稱，並不只是政策性的表達，而是落實在具體的行政中。1943年1月，邊區所屬子長縣政府查獲煙犯李起發、高光富案件，由山西而來的李起發等煙販四人共攜帶煙土六件，其中李起發的二件凈重三十九兩，高光富的凈重二十八兩，換得騾子二頭，馬一匹，令同夥劉俊生趕回家中，其煙土每兩售法幣145元。因該案煙土之存放，涉及七一八團之大光商店，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銘以審判委員會名義發函問詢，時任司令的賀龍、副司令的肖勁光等回信，明確已經「轉飭該店將存貨如數交出，給予懲處」（文件選編第七輯，5頁）。這一回信，表明了八路軍方面對於鴉片煙毒的態度。

邊區對於鴉片煙毒的一系列政策及具體措施，起到了很大成效，不僅有效遏制了外來鴉片煙毒的輸入，較為徹底地剷除了鴉片的種植，還很好地改善了邊區部分民眾吸食煙毒的舊習，至抗戰結束，吸食鴉片在邊區近乎絕跡，1944年，隨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邊區的美國記者福爾曼在《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中說，「我在共產黨區遊歷了五個月，沒有發現任何一點鴉片的痕迹」。

從近代史這一長的時間段看，以陝甘寧為代表的西北地區，由於特殊的地理社會環境，不能說絕不存在鴉片煙毒的現象，並且這一問題延續到中共領導的延安時期。但正是在中共的領導下，這些地區的鴉片煙毒的蔓延得到了遏制，民眾吸食鴉片的舊習得以改變。並且，邊區政府通過政府、社會、法律等多種方式治理吸毒、「種毒」的歷史經驗，尚值得當下認真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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