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簡化，時機欠佳

（「車」字，甲骨文中，先是從非常複雜的圖形簡化為相對清晰的符號，然後又經過了五六次簡化，去掉表示車軾、車廂等的部分，減去一個車輪，最後成為「車」字。圖片源自網路）

漢字簡化現象古已有之，古老得幾乎跟漢字的歷史一樣久遠。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就已經出現了不少簡化字。其中有些字，甚至在一直不停地簡化著。例如「車」字，甲骨文中，先是從非常複雜的圖形簡化為相對清晰的符號，然後又經過了五六次簡化，去掉表示車軾、車廂等的部分，減去一個車輪，最後成為「車」字。在甲骨文金文時代，已經使用過不少簡化字的方法。有學者歸納出：變圖形為符號、刪減多餘和重複的偏旁、用形體簡單的偏旁替換形體複雜的偏旁、截取原字的一部分代替本字、用筆畫簡單的字體更代比劃複雜的字體等五種簡化方法（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159—16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從具體字例看，簡化的幅度並不小於上世紀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發布的簡化字表。

不難想像，每一次簡化，意見分歧總是難以避免的：有人或因為懷舊，或因為慣性，或因為觀念，不願意接受簡化字。當有人要對文字進行簡化時，他們會站出來表示反對，甚至進行抗爭。

但是，從歷文獻載看，歷史上似乎並沒有發生過強烈的反對，有力的抗爭。否則，一定會留下痕迹的。之所以沒有留下痕迹，那是因為那些反對與抗爭，規模與幅度都太小了，不足以激發起歷史學家將其載之史籍的興趣與熱情。

今天，簡化漢字頒布、使用半個多世紀之後，還有包括普通百姓、文化學者和演藝明星在內的許多人，不時地發出反對、抗爭的聲音。而且，簡化字一統華人世界的那一天，看樣子還相當遙遠。這些情況，似乎都是前所未有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古今差異呢？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這裡我試著提出一種解釋：是因為，現代漢字簡化的時機並不成熟。我說的時機，指的是政治時機。直白地說，就是：國家沒有完全統一。

國家沒有統一，簡化字方案出來之後，只能在局部（大陸）地區推行，台港澳地區，鞭長莫及，只好任由其繼續使用繁體字。於是，便出現了「一國兩字」或曰「同種同語不同字」的怪現象。

眾所周知，語言文字是人類須臾不可或缺的交際工具。「一國兩字」現象的存在，勢必造成交際的困難。因此，摩擦難免，口角不斷。

由於漢字除了工具屬性外，還有社會屬性。因此，摩擦、口角並不限於技術分歧，還常常會上升至觀念、思想、政治等層面的分歧。反過來，政治分歧、體制不同，也常常會借文字繁簡差異的話題，進行政治上的攻訐。繁簡字被說成正俗之別，算是一種較為溫和含蓄的表達。

設想一下，如果是國家統一的情況下進行漢字簡化，即使有爭論，也主要集中在漢字的技術屬性上，社會屬性的爭論會小很多。技術上的問題，是比較容易解決的。比如，主張恢復繁體字的論者攻擊簡化字時所列舉的那些簡化字的缺點，「愛」字無「心」、「親」字無「見」，一個簡化字對應多個繁體字的過度簡化，等等，解決起來都並不困難。而國家沒有統一，不同政體、制度分別使用繁體字和簡化字，情形就類似春秋戰國時代，「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漢字很容易被相對弱小的一方當作政權、制度的象徵符號，儘力捍衛。而相對強大的一方，則可能為了表示友好、寬柔，也不惜違背自己一方制定的語文政策，乃至違背有關語言文字法，做出一些讓步的姿態。比如說，有幾位喜歡到處題字的前國家領導人，筆下經常出現繁簡字混用的現象。多年前，有一位領導人，在參觀圖書展覽會時，表示為了更好地服務港澳台民眾，大陸地區出版機構不妨多出版一些繁體字版的圖書。

統一的國度推行簡化字，開始的時候，可能也會有人反對。但是，反對的時間不會太長久。隨著民眾漸漸習慣使用簡化字，反對的聲音終將消失。而像如今這樣，台港澳地區繼續使用繁體字，繁體字就有生存的空間。星火猶在，燎原未必，撲滅亦非易事。尤其是，台港澳地區經濟、體制上的某些優勢，也會成為繁體字擁躉者攻擊簡體字的理由。

歷史上的每一次字形變化，都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他們都是在統一的帝國內部進行的。秦國的小篆取代六國古文，是很好的例子。秦始皇在統一天下後，因不滿戰國時期七個國家「文字異形」的現象，立即著手進行「書同文」的工作。「秦始皇初兼并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許慎《說文解字·敘》），即廢除六國古文，統一到秦國使用的小篆上。須知，秦朝在消滅六國之後，只存在了十餘年。也就是說，廢六國文字、用秦小篆的時間不過十餘年。短短的十餘年時間，卻確立了秦小篆的正體字地位，除了取而代之的漢朝的最初幾位統治者願意繼續推行小篆這一原因外，還跟秦朝推行小篆的時機，即統一天下之後，不無關係。如果沒有統一天下，小篆的推行，決不可能迅速在全國範圍開花結果。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台灣尚未統一、港澳尚未「回歸」的情況下，單方面進行漢字簡化，某種意義上，成為一種反向推動力：促使台港澳地區在文字上採取了保守的立場，繼續使用繁體字。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顯示它們在政治上制度上有別於大陸地區。

實際上，簡化漢字並非共產黨獨有的主張。早在宋朝，就有人認識到漢字的繁難，造成了中國人辦事遲緩的後果。「外國之巧，在文書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故遲。」（鄧肅語）清朝末期，文化界的志士仁人們都做著「法師西洋，自求富強」的夢，普遍認為，中國之所以在科學技術上落後於西方，淪為遭受列強欺凌的弱國，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的文字繁難，兒童需要花費數年時間專門學習，不像西方兒童那樣，很快就能掌握拼寫閱讀技能，進入學習數學物理化學等課程的階段。因此，在文化界，人們普遍對「異於萬國」的漢字感到不滿，主張文字改革，支持文字改革。事實上，1949年追隨國民政府去了台灣和去了港澳的學者，也有不少是主張文字需要改革，支持文字改革的。順其自然，他們完全可能成為簡化字的研究者，推行者，使用者。

或許有人會說，漢字頻繁的變革、簡化，基本上發生在漢朝以前。漢朝以降，漢字系統即繁體字基本上已經定型了，漢朝迄今兩千年左右的漢字使用情況，表明繁體字系統已經無需更改，更改只會徒增紛擾。這種論調，不能不說是迂腐之極。他們沒有看到：二十世紀以來，社會生產和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西方科學技術和教育制度傳入我國，使得追求科技強國和讓大眾接受文化教育，成為有識之士的普遍願望。寫字不再是上流社會的特權了，普羅大眾也要寫字。普羅大眾寫字，不同於悠閑的貴族老爺，他們需要講速度，講效率，因而渴望有便捷的書寫符號。1956年1月28日國務院公布的「漢字簡化方案」，515個簡體字，在沒有簡化以前，每字平均16.08畫；簡化以後，每字平均8.16畫。每個字差不多節省一半筆畫。這樣的字，對於普羅大眾而言，無疑是極大的福祉。

必須說明，簡化字筆畫的減少，決非不講道理的任意妄為。雖然有若干不盡完善之處，但總體而言，是慎重的。簡化方案中的簡體字，大多已經在民間流傳，經過了實踐的檢驗。簡化字的四個來源：古字、俗字、草書楷化、新字，除了少數新造字外，大部分有約定俗成的基礎（周有光《漢字改革概論》339—340頁，文字改革出版社1961年11月版）。

明清時期，在漢字認識上出現了保守主義傾向。正字法趨向復古，科舉制度成為正字法的堡壘，辨正點畫，排斥「俗體」。《康熙字典》、《字學舉隅》之類文字著作，是這方面的代表。但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里，若干有識之士也已經認識到簡化漢字的好處，對簡體字表現出了很大的興趣。例如明末清初學者黃宗羲（1610—1695）、清代學者江永（1681—1762）、孔廣森（1752—1786）等都表示過，自己喜歡寫簡體字。其中黃宗羲曾說：「喜用俗字抄書，雲可省功夫一半」。黃宗羲寫給親友的書信中，已經出現了「議」寫作「議」，「當」寫作「當」，「難」寫作「難」等實例。

如果說，六十年前公布簡化字表，時機尚未成熟，失之匆忙；那麼，倘若如今因為有人反對簡化字，便罔顧簡化字的確有書寫便捷辨認容易、已經為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台港澳居民）熟練掌握、有了比較成熟規範的通用字型檔、大量歷史文獻有了簡化字版本的圖書、圖書館中簡化字書籍的數量已經遠遠超過繁體字書籍的數量等等事實，放棄簡化字，將是更大的錯誤，錯上加錯！

簡化字尚未完全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責任編輯：代金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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