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山水田園詩人的詠史詩創作

（一）王維的詠史詩創作　　王維不僅是出色的田園詩人，同時他的詠史詩也寫得很有特色，他的詠史詩可分為婦女題材、君臣題材、豪俠題材和隱士題材等幾類，約10餘首，主要代表作有《息夫人》《西施》《班婕妤》《過始皇墓》《李陵詠》《夷門歌》《偶然作》等。　　1.充滿理想的現實主義情懷　　王維詠史詩不多，但與其山水田園詩風貌完全不同。《李陵詠》之詠李陵、《偶然作六首》之詠楚狂與陶潛、《夷門歌》之詠俠士侯嬴，都寫得慷慨豪邁，既有士為知己者死的意氣，又有重個性、任天真的理想主義情懷。且看兩例，一是《李陵詠》：　　漢家李將軍，三代將門子。　　結髮有奇策，少年成壯士。　　長驅塞上兒，深入單于壘。　　旌旗列相向，簫鼓悲何已。　　日暮沙漠陲，戰聲煙塵里。　　將令驕虜滅，豈獨名王侍。　　既失大軍援，遂嬰穹廬恥。　　少小蒙漢恩，何堪坐思此。　　深衷欲有報，投軀未能死。　　引領望子卿，非君誰相理。　　這首詩主要是把李陵作為一個悲劇英雄，刻畫李陵的悲劇命運。詩人寫李陵的出身名門、少年壯氣、征戰沙場，都寫得飛揚壯大。而對於李陵的結局，又讓人不能釋懷。本為投軀報國之士，卻成為背恩忘恥的罪人，他的「深衷欲有報」，除了蘇武又有誰會相信？世間有甚於死者，莫過於背負一個千古不赦的惡名，與殺身成仁相比，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劇。詩人對李陵且嘆且憐，表現出根深蒂固的傳統價值觀。然而詩人雖感嘆卻並不哀傷，依然以頌詠英雄為主調，讀起來壯氣十足，呈現出特有的盛唐氣象。　　再來分析其《夷門歌》：　　七雄雄雌猶未分，攻城殺將何紛紛。　　秦兵益圍邯鄲急，魏王不救平原君。　　公子為贏停駟馬，執轡愈恭意愈下。　　亥為屠肆鼓刀人，贏乃夷門抱關者。　　非但慷慨獻良謀，意氣兼將身命酬。　　向風刎頸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這首詩吟詠的是「士為知己者死」的侯嬴和朱亥，主要突出一種豪俠意氣。以12句共84個字，敘述了魏無忌信陵君與京城大梁夷門小吏侯嬴之間的故事。一方是信陵君真誠的禮賢下士，一方是侯嬴輕生命、重義氣的高風相酬。在簡潔的詩句里，形象地塑造了歷史上這兩位人物的高大形象，其中也寄託了詩人的義氣豪情。參照前一首，可以看出王維詠史詩中激揚慷慨的現世情懷，與山水田園詩中寧靜淡泊、萬事不關心的詩人形象判若兩人。這些詠史詩多創作於詩人較關心社會現實之前期，由此可以看到王維作為封建士大夫更為真實的一面。　　2.融入個性化的議論　　王維詠史詩的另一個顯著變化就是融入了更多的議論。詩人個性化的敘述，有時就是個性化的議論，比較典型的是《西施詠》：　　艷色天下重，西施寧久微。　　朝為越溪女，暮作吳宮妃。　　賤日豈殊眾，貴來方悟稀。　　邀人傅香粉，不自著羅衣。　　君寵益嬌態，君憐無是非。　　當時浣紗伴，莫得同車歸。　　持謝鄰家子，效顰安可希。　　其中既有「賤日豈殊眾，貴來方悟稀」這樣精闢的議論語，又處處以敘為議，主體的情感態度蘊含在個性化的敘述之中。由於詩中議論的加強，真實體現了盛唐詩人對歷史獨立思考的自我意識。　　總之，王維詠史詩的藝術特色較為鮮明，敘事精要，氣韻流轉，而又具飛動之勢。在王維詩中，歷史人物的形象更加鮮明，審美意義更為突出。對於他所吟詠的歷史對象，王維有著深入親切的體察。他要表現的不是歷史人物的外在形跡，而是其個性、精神與內在的情感。因此他完全摒棄了初唐詠史詩「敘」、「贊」式的體例，不對人物事迹作直接的敘述，而是集中筆墨來突出歷史人物或事件的最本質，在敘述中融入了更多的審美創造。如其《夷門歌》中對朱亥、侯嬴豪俠意氣的刻畫，《西施詠》中對西施嬌驕之態的刻畫，《偶然作六首》之四中對陶淵明任性天真的形象刻畫，都形象生動，由外及內地表現了人物的精神境界，印象深刻。　　（二）孟浩然的詠史詩創作　　由於孟浩然多年隱居鹿門，故其詠史中多以漢末南郡襄陽人龐德公作為題材，在詩中對不肯屈就於劉表而願意攜妻子登山、採藥的隱士抒發崇敬之情。《題野人園廬》《題鹿門山》《登鹿門山懷古》《夜歸鹿門歌》等，都是在詠龐公中融入了詩人的志趣。如其《登鹿門山懷古》：「清曉因興來，乘流越江峴。沙禽近初識，浦樹遙莫辨。漸到鹿門山，山明翠微淺。岩潭多屈曲，舟楫屢迴轉。昔聞龐德公，採藥遂不返。金澗養芝術，石床卧苔蘚。紛吾感耆舊，結攬事攀踐。隱跡今尚存，高風邈已遠。白云何時去，丹桂空偃蹇。探討意未窮，回艇夕陽晚。」一改悲慨古人、賦寫滄桑的懷古模式，在清幽可人的山水描寫之中，緬懷東漢一代名士龐德，表達了追步前賢的隱逸情懷。沁人心脾的山水美景與發人幽思的歷史感懷有機地結合，展現出盛唐因地懷古詩的獨特風貌。　　借歷史人物以寄寓心志，是孟浩然一貫使用的手法。他寫阮籍的嗜酒能嘯和擅長彈琴，「竹林七賢」的相聚酣飲，俞伯牙、鍾子期的尋覓知音，都是為了流露自身之狂傲。他在送別詩中時刻忘不了以陶潛的醉酒自比。儘管他有時說話非常洒脫，但真實的一面卻是：林泉之隱並非可以一了百了，他在尋求一種「不得解脫的解脫」，而他在心裡，卻永遠離不開社會這個大實體。　　四、邊塞詩人的詠史詩創作　　盛唐邊塞詩人參與詠史創作的主要有王昌齡、高適、岑參、李頎等，他們在詠史詩的創作上各有側重。王昌齡集中於歌詠宮殿苑囿的題材，有《長信秋詞》五首，擬托漢代班婕妤史事，其《浣紗女》，托意於吳越史事西施和鄭旦之事，寄寓了諷刺荒淫的主題。高適詠古詩側重詠古代將相、豪俠、思想家和音樂家，組詩《宋中十首》，分詠梁孝王、劉邦、景公、孔子、莊子、宓子賤、春秋五霸。其中對宓子賤的吟詠，寄託了詩人治國安邦的人生理想，反映了他重視以仁愛治國、追求政風清簡的政治願望。高適還把詠嘆主題集中於「濟蒼生」和「安黎元」方面，代表作《三君詠》歌頌了唐代三位功臣魏徵、郭元振和狄仁傑。以本朝人作為歌詠對象，可以算詩對張說的《五君詠》所創範例的承續。而邊塞詩人岑參則立足於王朝更迭、君臣遇合、士子命運的描寫。　　（一）高適的詠史詩創作　　1.高適的生活經歷與儒家思想　　高適是一位家境貧窮，長期困頓，拓略不拘，胸懷王霸大略，傲岸自負，氣質慷慨的詩人。高適生平主要分前後兩個階段，50歲左右是這兩段的分界。前段他很不得志。李頎說他：「50無產業，心輕百萬資。屠酤亦與群，不問君是誰。」在這50年中又大致可分為北上薊門和浪遊梁宋兩個時期。在北上薊門以前，他20歲曾赴長安求仕，失意而歸。10年託身隴畝後，他為了尋求立功報國的機會，北上薊門。在北上途中，他游於魏郡（在今河北省大名縣東），「睹物抒懷」，寫了借古抒懷的重要作品《三君詠》，以後轉入浪遊梁宋時期。這一時期直到天寶八年舉有道科為止。這時期，他一面是「漁樵孟渚野」，另一面是做富貴人家的賓客，即本傳所說「以求丐取給」。有時也到山東、江蘇等地漫遊，廣交朋友，投詩於達官貴人，尋找仕進的機會。長期的困頓，使他苦悶悲憤，但用世之心未嘗減退。他在《詠史》中寫道：「尚有綈袍贈，應憐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通過借古抒懷，表達了自己對前途的自信。　　此後就轉入詩人後一階段。這個階段包括兩次入仕，這是高適個人歷史變化的時期。第一次入仕是天寶八載（749），他的詩才受到宋州刺史張九皋的賞識，奏其所制詩集於朝，「薦舉有道科」，蹉跎半百的高適至此獲得一個入仕機會，心情非常興奮，炎炎三伏天，他10日就趕到了長安。中第後，被專權妒才的右相李林甫所抑，只授他一個小小的封丘縣尉，使他深感失望和不平。次年秋，他以縣尉的身份送兵出塞，到達清夷（在今河北省懷來縣）。安史之亂後，高適輔佐哥舒翰鎮守潼關，戰後，受蕭宗嘉獎，官至封疆大吏，成為天寶時期的顯達人物。由上可知，高適一生追其功名，嚮往儒家修齊治平，最終也是功成名就。由於他經歷豐富，對社會認識較深刻，因此其詠史也多抒發懷抱和志向。　　2.借漢喻唐，以表達對邊塞的憂慮和個人建功立業的大志　　儒家入世思想是詩人的主導思想，高適的詠史詩，無論譏世刺時，還是抒發理想、感嘆命運，都貫穿著干預現實和執著進取的人生精神。《辟陽城》詠嘆漢高祖時辟陽侯審食其與呂后私通的醜聞。近人劉師培《讀全唐文發微》一文認為「諷楊妃之寵兼刺元（玄）宗之色荒」，看來並不為過。刺君主昏庸之作，如《登百丈峰》其二，講述晉武帝司馬炎因封宗室而釀造成「八王之亂」，以及因除去州郡而造成「五胡亂華」之史事，所詠與《同觀陳十六史興碑》之「西晉何披昌，五胡相唐突」用意相同，表現了詩人強烈的歷史憂患感。詩中還諷刺晉惠帝司馬衷因昏聵無能而導致諸王混戰，以致四海鼎沸，生靈塗炭。詩人陳述史事，分析亂因，其目的在於為本朝的統治提供借鑒。　　高適在詠史中擅長借漢喻唐，以表達對邊塞的憂慮和個人建功立業的大志。他側重歌詠的是名將，如漢代霍去病、李廣和衛青等；他所欣賞的俠客有朱亥和荊軻等，這與其「（生）性拓落，不拘小節」，「朔氣縱橫，壯心落落」的個性和豪情相吻合。因此在作品中可見他所詠人物，或憐、或悲、或贊的不同感情，並形成了「直舉胸臆」，「氣骨琅然」，「感賞之情，殆出常表」的獨有風格。有人評說他的詩近於左思，是很有道理的。但也應看到，高適的作品，比左思多了一份歷史滄桑感，如他模仿張說而作的《鄴都引》，以「古城莽蒼饒荊榛，驅馬荒城愁殺人」二句發起，吟詠魏宮的荒蕪和信陵君的賓客不再。詩中穿插了信陵賓客、俠客、行人，構成了意象的多層面特徵。清人吳煊、胡棠《唐賢三昧集箋注》認為該詩「開後人故跡憑弔詩之法門」，從這點看，是左思等人所難企及的。　　（二）岑參的詠史詩創作　　岑參是著名的邊塞詩人，他的詠史作品也成就頗高，他的詩基本不見敘史痕迹，而代之以對古往今來世事滄桑陵替的深刻感慨。詩人往往以特定古迹作為載體，通過富有象徵意味的物象來寄託主體的歷史幽思，將同一場所的時空相疊合，構成整體組合式的審美時空。如其《登古鄴城》：　　下馬登鄴域，城空復何見。　　東風吹野火，暮入飛雲殿。　　城隅南對望陵台，漳水東流不復回。　　武帝宮中人去盡，年年春色為誰來。　　此詩顯然比張說的《鄴城引》意象化程度更高。全詩採用一系列古今結合的意象來組織時空，如像空城、東風、野火、飛雲殿、望陵台、漳水、春色等。古今變遷、歷史滄桑就記載在由這些意象構築的境界中。城空尚有餘殿，或令人想見昔日的繁華，而人去不可復知，可見生命之短暫。只有東風、流水、春色，年復一年，不改初衷。當年曾為繁華增色，如今只堪伴人惆悵。這些寫景抒情的句子已遠遠超出對一時一事的感慨，進入到對歷史本質的解讀中，但這種解讀是通過審美意象所支撐的時空結構來表現的，因此更屬於詩意的解讀、審美的解讀。在岑參的詩作中，靠特定意象來結合古今、傳達歷史感悟的手法，已運用得相當普遍和純熟，如《揚雄草玄台》《司馬相如琴台》等，都將情與景、古與今結合得緊密而自然，表現了作者駕馭歷史題材的能力已上到一個新台階。這對於詠史詩在藝術上的定型具有重要意義。　　由上，盛唐時期的詠史詩，在封建社會少有的盛唐精神的感召下，表達了對國家盛世局面和君主豐功偉績的激情頌揚，濃墨重彩地抒發建功立業的人生理想、豪情壯志，以及對君遇臣合的由衷嚮往。雖然詩人們也會懷才不遇，但並沒有消沉頹靡的色彩，失意之中仍帶有奮發的人生意氣和時代精神。他們也會對社會問題給予揭露與批評，以沉著的理性態度探討歷史治亂成敗。但目的卻是懷著「遭逢聖明主，敢進興亡言」的濟世熱忱，仍然表現出很強的入世精神。總之，此時期的詠史詩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題材開拓性，是在盛唐精神、氣象影響下文人心態的全面反映，展現了時代精神與文學的互動關係。 (責任編輯：中國歷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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