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林清、李文成起義的幾個問題

上一篇《毛澤東妙評十大元帥（附珍貴組圖）》 下一篇《報案筆錄做完後,案子程序要怎麼走？》字體:小|中|大簡|繁本文來源: 互聯網嘉慶十八年（1813）九月，由林清、李文成、馮克善領導的反清起義，規模雖然不大（只在直、魯、豫三省交界的幾個地區）、堅持的時間也很短（僅三個多月），但是，它卻給清政府造成極大的震驚。清仁宗為此下了「罪己詔」，驚呼這次起義「釀成漢、唐、宋、明未有之事…思及此，實不忍再言矣！」[1]他還深為痛惜地說：「我大清以前何等強盛，今乃致有此事廣[2]可見這次起義在中國農民戰爭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視。正如有人所說：「自是之後，清廷綱紀之弛廢，臣僚之冗劣，人心之不附，兵力之已衰，悉暴無遺……故是役為有清一代興亡關鍵。」[3]以往，史學界對這次起義作過研究，發表了一些論著，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這些論著對大量的、內容豐富的清朝檔案未充分利用，僅以一些官私著述作為基本歷史資料，而這些官私著述由於其資料來源不同，對一些重要史實的敘述多有謬誤，這就大大影響了人們對這次起義的全面了解。這裡筆者將自己查閱的一些檔案材料結合官私著述，就以下幾個問題談談自己的粗淺看法。一、九月十五日林清、李文成會師北京之說並未具體落實嘉慶十八年七月底、八月初，林清、李文成、馮克善等人在河南道口召開了起義前的最後一次會議。會議決定：起義時的「明號是『奉天開道』，暗號是『得勝』二字，約定九月十五日動手造反，各帶徒弟於本縣起事」，林清佔據直隸，李文成攻克河南，馮克善奪取山東[4]。然後，李、馮等人率領各自的徒弟「半月內到京」[5]，和林清會合，協力趕走清朝皇帝。這段史實所載的有關林清、李文成等人的起義計劃，本來是很清楚的，可是以往許多研究者過分相信《靖逆記》的下述說法：「（嘉慶十七年）冬十一月，李文成見清於黃村（今屬北京大興縣），約明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直隸、山東、河南同日起事，且曰：『公此間兵少，滑邑兵不下數萬，仆當選精兵先期詭做商賈，陸續馳至以助公，蔑不濟矣！必俟滑兵至，公乃發，毋輕舉。[6]似乎雙方都認識到，要奪取京城，林清的兵力過於孤單，因此達成如下協議：九月十五日，李文成派兵到京，和林清共同奪取京城。但是，《靖逆記》的這段記載只是林清、李文成等人的主觀想法，並未成為歷史事實。如果李文成真的答應先期派人「陸續」到達北京，而從滑縣「至京師一千三百里」[7]，按當時的交通條件，至少要走十餘天。因此，其第一批赴京人員至遲應在八月下旬從滑縣動身。可是，直至九月十五日，也不見河南的一兵一卒到京。這就說明，所謂「必俟滑兵至，公乃發，毋輕舉」的說法只是一個口頭計劃。檢索林清的供詞，其中有一處說他曾與李文成「約定在九月十五日起事，彼此聚會」[8]；另一處僅說：「（嘉慶十八年）八月十四日，李文成的義子劉成章到我家，叫我替他鋪排，欲到京起事」[9]，並說他如何派陳爽等人分兩路進攻東。西華門之事，而完全沒有涉及李文成預先派兵至京、九月十五日幫助他進攻紫禁城的計劃。下面，再列舉山東曹縣起義者朱成珍供詞、山東德州起義者宋躍隆的兒子宋長馨供詞：朱成珍說，他的哥哥、曹縣起義首領朱成方於八月初從李文成處回到曹縣後說：李文成「吩咐九月十五日就要動手，先搶濘梁城，直趨北京。」[10]也沒有談及九月十五日到京之事。朱成珍的供詞亦見於《靖逆記》，說明該書本身就自相矛盾，因而所記之事不盡可信。宋長馨說，他的父親宋躍隆曾告訴他：「馮克善定於九月十五日起事，俟李文成等兵至，隨同接應，宋長馨與弟宋玉林均各應允。嗣因並無信息，未經隨同打仗。」[11]以上兩個供詞都說明，李文成來京的時間當在九月十五日起義之後。因此可以得出結論：李文成先期派人進京之事，林、李之間是沒有達成具體協議的，而前引馮克善所供各地起義後「半月到京」會師的說法，正是他們原定的計劃。二、林清、李文成的錯誤軍事思想只要仔細研究一下林清、李文成等人的起義計劃，就會發現，他們的軍事思想是錯誤的，對於起義的設想和規劃極其簡單，極不周密。林清天真地認為，只要「我們據了京師，不怕皇上不到關東去」[12]。認為只要他們奪取了北京城，就可以把皇帝趕跑，進而奪得天下。滑縣起義軍首領之一的黃興宰也認為，只要他們「徑取滑城，據而守之，直隸之開州、長垣，山東之金鄉、定陶皆吾聲援，官兵四路牽制，措手不及，然後成師以出，數百里可傳檄而定也。」[13]可見，他們既未建立強大的武裝力量，又錯誤估計清廷的軍事實力，因而起義在準備階段就埋下了失敗的種子；而當起義爆發之後，起義力量勢必迅速瓦解。先談起義者在進攻紫禁城時採取的冒險主義策略。據史載，清京城八旗兵、綠營兵不下11萬人[14]，而紫禁城內每天值班的兵士就有680名[15]。京營額兵中包括裝備精良的健銳營、火器營，可隨時調動。而林清在計划起義時就想採取走捷徑的辦法，不僅對京城裡清廷雄厚的軍事力量缺乏估計，而且起義的準備工作做得十分草率。直到起義預定日期的前兩天，才勉強拼湊了一支約百人的未經任何訓練的隊伍，其中有些起義者臨上陣時，手裡還沒有武器。在這種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進攻清朝統治的神經中樞——紫禁城，只能是趨於失敗。從歷史經驗來看，凡是推翻封建皇朝的農民起義，如元末朱元璋、明末李自成都不是一開始就直接進攻京城。因為戰爭的目的主要是「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16]以明末李自成起義為例，從李自成於明崇禎二年（1629）參加起義，到崇禎十七年（1644）佔領北京城，其間長達16年之久。李自成和張獻忠所部馳騁南北，同明軍進行了幾次大的決戰。明廷方面由於許多支勁旅被殲，力量由大變小、由強變弱；起義軍方面由於發動群眾、吸收明軍俘虜參加，裝備改善，力量由小變大，由弱變強。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李自成仍然沒有輕率從事，而是分遣兩路大軍，對北京採取鉗形攻勢，終於推翻了明朝的統治。而林清等人沒有廣泛發動農民參加起義，也未建立自己的強大軍事力量，貿然直搗京城，焉得不敗！當然，首先攻打紫禁城也未嘗不可，但未作充分準備，冒險行動，輕率進攻，哪能不敗！再談滑縣起義者困守孤城，招致失敗的情況。嘉慶十八年九月，河南滑縣起義者佔據滑城之後，李文成等人沒有去各地發動群眾、擴大勢力範圍，而是採取了固守滑縣孤城的錯誤戰略。為什麼會造成這一錯誤？有人認為，主要是由於起義者陷人了詐降的滑縣教諭呂秉鈞的騙局。筆者認為，這一事件應該從封建社會個體農民的特點和起義軍本身的特點來分析：第一，由於封建社會是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個體農業和手工業緊密結合的自然經濟為基礎的社會，這種經濟狀況形成了農民戀土懷鄉的思想。在廣大農民看來，離鄉背井是悲慘之事，除有特大天災人禍、在當地實在活不下去外，一般都不願意輕易離開家鄉。這種鄉土觀念是滑縣起義者寧願困守孤城的思想基礎。另外，起義軍中一部分首領和骨幹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土地、房產。從清政府查獲的「逆產」數目來看，直、魯、豫三省內李文成。劉成章、牛亮臣、朱成貴等人擁有土地約660頃、房屋約1100間[17]。這種經濟狀況勢必促使部分首領戀土懷鄉而困守孤城。第二，起義者佔據沿城後，李文成由於傷重需要療治，領導重任由牛亮臣（起義軍的軍師）等人承擔，其他起義將領輕易見不到李文成。因此，起義軍內部未能形成統一的領導。由於領導薄弱、軍紀鬆弛，有些人起義後就在附近搶劫當鋪、衣物；有些起義領袖如徐安國、劉成章等人甚至自作主張，紛紛將家口搬進滑城。如此目光短淺、故土難離，嚴重地阻礙了起義軍的戰略轉移。第三，這次發動起義是以「天理教」的名義，而天理教是秘密宗教組織，傳教時限於一定的地區，不敢過分擴大活動範圍。正如嘉慶所說：「賊黨只於滑城颶尺之間株守待斃，總未向南奔竄。蓋緣逆惡黨與大率直隸、豫、東三省之人，惟恃附近一帶伊等同教人多，因而留戀於此。」[18]禮親王昭槤指出：「賊初起時，余告當事者，即憂其四齣奔突，難以追逐。後聞其據城自守，已知其無能為」，因為「孤城致斃，此兵法所最忌者」[19]。嘉慶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滑城的起義軍在清軍四面包圍下全被殲滅。起義軍在軍事上的重大失策最終導致了這次起義的失敗。接著，再分析一下起義軍攻打浚縣時拼消耗的戰略錯誤。「浚距滑二十五里，城中（清）兵不滿百人」[20]，是個沒有多大戰略意義的城市。然而，過去有的研究著作卻誇大浚縣戰略地位如何重要，並為起義軍未能攻下該縣而惋惜。實際上，從當時的形勢來看，嘉慶一聽到滑縣起義消息即調集各路清軍前來圍剿，這對處於敵強我弱之勢的起義軍來說是十分不利的。此時，如果他們不傾其全力圍攻浚縣，而是揮戈東進，把分散在各地的起義隊伍統一起來，使直、魯、豫三省起義地區連成一片，不但會壯大自己的力量，而且有可能粉碎清軍的圍剿。但是，起義軍沒有這樣做，他們以「其黨多在浚」[21]，於九月八日即佔領滑縣城的第二天，派起義首領於克敬等率主力強攻浚縣，從而在戰略上犯了大錯誤。浚縣知縣死守縣城，同時清除了內應的起義者，使起義軍不能迅速攻克縣城。在20多天的陣地戰中，起義軍傷亡很大，特別在九月二十六日攻打浚縣附近的浮邱山一役中，清軍居高臨下，「暗設炮位，以逸待勞」；起義軍實行人海戰術，「前賊中槍倒地，後賊復蟻附而來」[22]最後，這支起義軍傷亡殆盡，於克敬中彈犧牲。不久，清軍主力趕到，起義軍被迫撤回滑城，喪失了向外擴展的大好時機，加速了自己的失敗。三、林清是叛徒嗎？嘉慶十八年九月十五日，起義領袖林清策劃和領導了京畿約百名起義者攻打紫禁城的戰鬥，當天即告失敗。九月十七日，由於叛徒告密，林清被捕。二十三日，清仁宗在中南海豐澤園當堂審訊和處死了林清。由於林清不是在戰鬥中犧牲，而是被捕後殺害的，並且留下了供詞，於是近年來在林清的歷史評價問題上引起了分歧意見。有一種意見認為：「在反動當局的審訊中，篡奪了京畿天理教領導地位的林清，變成了可恥的叛徒。」[23]按這種意見，林清被捕後是叛徒，在以前則是篡奪領導權的壞人。這種看法不僅涉及對林清個人的具體評價，而且關係到評價歷史人物的理論原則。因此，很值得提出來加以討論。這種意見的根據是什麼呢？該文作者並沒有提供任何證據以支持自己的論點。我們推想，無非是根據目前流行於世的林清的三篇供詞[24]。這裡就對林清的供詞略加分析。林清在他的三篇供詞中，主要向清政府交代了兩個問題：一，是八卦教各教首，一是進攻紫禁城的前後經過。從林清的供詞看，他有喪失革命氣節的行為，有對農民革命事業產生動搖的一面，比如過頭地否定自己，向清政府交代了李文成、馮克善和參加起義的太監。林清與在反清鬥爭中具有堅決、果敢、寧肯自焚而死也決不向清統治階級屈膝投降的李文成是無法比擬的。他的喪失革命氣節的行為，是個不能抹煞的污點。但是，儘管林清有喪失革命氣節的行為，卻並不等於他就是叛徒。因為，一、林清的這些供詞是在進攻紫禁城失敗、得知李文成等人提前起義、估計清政府已經知道這些人的反清活動，這才招供的。可見，並不是他的供詞使起義遭致失敗。換言之，他的供詞與起義成敗並無關係。二、林清並沒有把天理教起義的全部情況和盤托出，他只「供認，林姓是實，所稱劉姓，系前世之事。其悖逆情事，與夫挺身居首，直認不諱。及法其黨伙，尚有多少，現存何處，又復支離，不肯吐實。」[25]這說明林清對起義的一些重要機密並未吐露。有事實為證：如，清政府在鎮壓起義過程中，務要追根溯源，密切注視天理教、八卦教的源流，以便「根株凈盡」，「庶可斷其傳習」[26]。可是，林清對同夥尚剩多少以及當時的活動情況不肯披露。又如，以林清和劉成章（起義前充當林清和李文成的聯絡人）的關係來看，他應該知道劉成章在河南朱仙鎮「手下徒弟甚多」[27]，然而此事卻是清政府自己偵破的。三、仔細分析林清的供詞，足見其中真真假假，實際上是對清政府的敷衍之語。例如，林清在供詞中確實供出了八卦教的各卦教首[28]，可是這些教首大多是他「聽說」的，並非完全實有其事，事實也的確如此。他所供的華姓、王忠順等人，清政府雖多次派人密訪緝拿，不但沒有抓到，連他們的蹤跡都一無所知。退一步說，即使這些教首確有其人，也涉及不到天理教的核心機密。因為天理教並不就是八卦教（這一點在下面談）。而八卦教自清初創立以來，始終是一盤散沙，一百多年來都沒有形成過一個統一的組織和領導，正如兩江總督百齡所指出的：「該匪等各編名號，彼此並非一黨」[29]。即就各卦而言，每卦「頭目多寡不齊，並不拘定一人，亦非聚處一地」[30]。林清、李文成等創立天理教後，雖然也以八卦作為天理教的組織形式，可是天理教的八卦教首卻是在新的反清鬥爭形勢下的重新組合[31]，絕非林清供詞中交代的教首名單。四、當嘉慶親審林清時，「上問其何故蓄逆謀？林清日：『我輩經上有之，我欲使同輩突入禁門，殺害官兵，以應劫數』」[32]林清犧牲前，還警告清統治者：「此時應劫，將來另有起事之人。」[33]這都表明林清被捕後雖有一定的動搖性，但還不能簡單地以「叛徒」蓋棺論定。至於林清「篡奪了京畿天理教領導地位」的說法，則更缺乏事實根據。據現有史料來看，林清在嘉慶初年，看到清廷日益腐朽，社會矛盾尖銳，加以五省白蓮教大起義的鼓舞，決心利用民間秘密宗教來發動群眾進行反清鬥爭。於是，他「倡興白陽教，各處勾結夥匪」[34]，提出了青陽、紅陽、白陽「三教歸一」[35]和「八卦總該歸一」[36]的口號，經過幾年的努力，他先將京畿地區部分青陽、紅陽、白陽三教統一起來，定名為白陽教。後來他又將劉呈祥（攻打紫禁城的帶隊者之一）等人領導的坎卦教吸收進白陽教。同時，他又多次到河南滑縣聯合了李文成、馮克善，三人結「為刎頸交」[37]，並「倡言李文成系八卦教主……習教之人遂各深信」[38]，李文成當了震卦教主，馮克善當了山東德州的離卦教主。「於是八卦九宮，林、李共掌。」他們又提出，人教者交納根基錢，「每錢百文，許地一頃」從而農民們「遠近踵至」[39]，壯大了起義軍的力量。林、李、馮將其三股勢力，即京畿地區的白陽教，八卦教中的坎卦教和直魯豫交界地區以震、離二卦為核心的八卦教聯合起來定名為天理教，並共同制定口號、計劃和目標，在京畿和直魯豫三省交界地區揭竿起義，使清廷統治受到重大打擊。這些都是林清的不可抹煞的功績，也根本無「篡奪」領導權可言。任何一個歷史人物都是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生活的，都有發展、變化，即使是站在時代潮流前面的偉大歷史人物，也大都有他們的缺點和錯誤，「這是要從歷史條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於前人的」。對於歷史人物的是非功過，應該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從他一生的社會實踐及其所產生的影響、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所起的作用來考察，實事求是地作出判斷，給予恰當、公允的評價。綜上所述，林清應該作為農民起義領袖載人史冊。儘管他有一些污點，但從其主流來看，仍不失為一個可以基本肯定的人。（原載《故宮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3期，收入本文集時略有改動）注釋：[1]《清仁宗實錄》卷二七四，嘉慶十八年九月庚辰。[2]昭槤：《嘯亭雜錄》卷六，《癸酉之變》。[3]鐵庵：《林清之變》，見《申報月刊》第四卷，第十二期，1935年。[4]《清仁宗實錄》卷二七四，嘉慶十八年九月庚辰。[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錄》，嘉慶十九年正月十二日廷訊口供，《馮克善供詞》。[6]蘭簃外史：《靖逆記》卷五，《林清》。[7]同治《滑縣誌》卷一，《疆域》。[8]《故宮周刊》第202期，《林清供詞》。[9]《故宮周刊》第205期，《林清供詞》。[10]《欽定平定教匪紀略》卷五《靖逆記》卷五，《朱成貴》。[1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硃批》，嘉慶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山東巡撫同興奏摺。[12]《欽定平定教匪紀略》卷十七。[13]《靖逆記》卷三，《滑縣之難》。[14]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獻通考》卷一七九，《兵一》。[15]《清仁宗實錄》卷二七六，嘉慶十八年十月甲辰。[16]《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28頁。[17]《軍錄》，大學士劉錫之奏摺；《軍錄》，嘉慶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山東巡撫陳預奏摺；《軍錄》，嘉慶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河南巡撫方受疇奏摺。[18]《硃批》嘉慶二十三年一月初四日，山東巡撫陳預奏引嘉慶上諭。[19]《嘯亭雜錄》卷六，《滑縣之捷》。[20]趙懷玉：《亦有生齋集文》卷十二，《浚縣守城書事》。[21]趙如椿：《黎陽聞見錄》。[22]《欽定平定教匪紀略》卷八。[23]盧善煥：《略論李文成領導的京畿天理教起義》，載《歷史教學》1980年第1期。[24]《故宮周刊》第202、205、206期。[25]《故宮周刊》第202期，英和等奏摺。[26]那彥成：《那文毅公奏議》卷三十二。[27]《軍錄》，嘉慶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河南巡撫方受疇奏摺。[28]《故宮周刊》第202期，《林清供詞》。[29]《欽定平定教匪紀略》卷十七。[30]《硃批》，嘉慶十八年十一月初三日，兩江總督百齡奏摺。[31]《軍錄》，《秦學曾供詞》；《那文毅公奏議》卷三十二。[32]《嘯亭雜錄》卷六，《癸酉之變》。[33]故宮明清檔案部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三輯，第29頁。[3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上諭檔》，嘉慶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諭。[35]《軍錄》，《董國太供詞》。[36]《軍錄》，《郭明山供詞》。[37]《靖逆記》卷五，《林清》。[38]《軍錄》，《郭明山供詞》[39]《靖逆記》卷五，《林清》。（文章來源：《清代*與民間宗教》，李尚英著，中國工人出版社，2002年）(王朝網路 wangchao.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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