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政良師黃遵憲

　　清末立憲運動的最早推手固屬梁啟超，但正如筆者曾指出，梁本人在首倡立憲時，亦依違於立憲與革命之間。促使梁啟超最後放棄革命的因素固然不少，比如來自老師康有為的迫壓，來自現實因素的各種考量。但就其思想資源而言，促動梁任公改轍易道，不得不提及一個被任公稱為「平生風誼兼師友」的人物，他就是廣東嘉應黃遵憲（1848年－1905年，字公度）。

　　今人提起黃遵憲，一般都是和「詩界革命」聯繫起來，所謂「我手寫我口」《人境廬詩草》等，這是一個文學史上的黃遵憲。但，黃遵憲的面相是多元的，在詩人、教育家、外交家之外，還有一個未必是政治家但卻極具政治思想的維度。該維度所包含的政治智慧不為今人所熟，但對立憲初倡時的梁任公，其作用有如撥亂反正的路標。

　　黃的思想不但影響了梁，而且在清末最後一代士紳中（如嚴復、康有為等），亦有相當突出的代表性。清末立憲最後歸於失敗，黃遵憲的思想亦隱而未彰。這是一筆久已忘卻的歷史遺產。

　　「君民共主」的政體選擇

　　黃遵憲是梁啟超的前輩，比梁大25歲，但他們是忘年交。這之間的過從還要從清末立憲前的戊戌維新說起。1896年3月，梁啟超從北京到上海，「始交公度」。不久即在黃捐助並參辦的《時務報》任撰述（即今天的主筆）。這是維新派開辦的一份報紙，力主變法。梁啟超也是從這裡開始自己漫長的筆政生涯。次年秋，梁離開《時務報》，轉赴湖南任時務學堂總教習，此時黃遵憲已調任湖南按察使，佐巡撫陳寶箴推行新政。按熊希齡說法：「延聘梁卓如為教習，發端於公度觀察。」

　　《時務報》和時務學堂都是戊戌變法的前奏。梁啟超在時務學堂講學時，因為「醉心民權革命論，日夕以此相鼓吹」，惹怒湖南頑固鄉紳，向京都告發，以致成為戊戌黨禍發生的緣由之一。戊戌之後，康梁分別逃離海外，黃遵憲在上海亦面臨被捕之險。幸虧由於日本公使的干預（黃曾使日任參贊），清廷只是將黃削官革職，放歸故里。

　　前期，黃對梁只是提攜後學，獎掖才進。黃對梁的思想產生影響，主要是在他們的交往後期，即在戊戌失敗之後、立憲展布之前，直到1905年黃去世為止。時黃在嘉應，梁在日本，維繫他們之間聯繫的，便是隔洋飄海的書信。幾年下來，他們的信函往來累達十多萬字，是20世紀中國早期思想史的上好材料。

　　1902年左右，正是年輕的梁任公趨於激烈之時。黃在該年5月給梁的信中披露自己對中國政治的看法：「二十世紀中國之政體，其必法英之君民共主乎？」繼而又曰：「胸中蓄此十數年而未嘗一對人言。」黃氏表白，有其當時的背景。

　　20世紀中國第一個十年，在取法西方上，有不同的路徑選擇。有人主張走美國共和之路，如革命黨；有人主張效法英國的君主立憲，如黃、康、梁。前者倡革命，後者主改良。在黃看來，美國共和政體殊不合中國民情。適於當時中國的，是英吉利而非美利堅。因此，英，還是美，擺在中國精英面前的這第一次政治選擇，正如十多年後，英美，還是蘇俄，成為中國精英們的第二次選擇；它們不僅事關當時，更事關整個20世紀。

　　如果一段歷史的頭開錯了，就會形成一種慣性，繼續下去。不幸中國這100年來的歷史，正是如此。

　　黃遵憲認為清末的政治改革當師法英國，是君民共主而非單邊的君主或民主。鴉片戰爭後，睜開眼睛看西方的士紳們，將歐美國家分為三種，一為君主之國（如俄羅斯），一為民主之國（如美國），一為君民共主之國（如英國）。中國在兩周時代有類於君民共主，周天子除王畿外，對四海之內的國土並沒有直接而具體的管轄權，而是權力層層下放，形成周天子和各諸侯國之間的分治或共治。自秦漢以降，國家政權緊縮為皇權，從而形成君主專制。清末即這種專制的最後一個朝代。它的政治改革有兩個方向，要麼是美國式的民主，要麼是英國式的君民共主。清末士紳大體不看好美國而是英國，蓋在於美國搞共和，是因為它原本就沒有君主。

　　另外，美國從移民開始即自治，100多年下來，國民養成了民主的習慣，所以他們可以共和立國。中國不然，其國情異於美國而同於英國，甚至比英國有更長的君主傳統。2000多年的君主專制，國民民智不開，無以形成面對國家公共事務的能力。因此，中國應該效法英國，在不推翻君權的前提下，走開明專制的道路，逐漸培養民智民德民力，從而實現立憲框架下的君民共主。這是一條改良的道路（改君主專製為君主立憲），為當時大多數士紳所接納。

　　民智先導的民權路徑

　　就黃遵憲而言，他之贊同中國學英不學美，更有其個人的特殊經歷，那就是他擁有出使日、美、英和新加坡的外交生涯。黃1877年秋至1882年春出任大清國駐日公使參贊，時間有四年多。1882年調美國舊金山任總領事，至1885年秋卸任，時間又是三年多。1890年元月至1891年8月隨薛福成出使英倫，後離英又轉任新加坡總領事至1894年。十多年的外交經歷極大地豐富了黃遵憲的政治眼界，使得他在中國走什麼路的問題獲有個人直接經驗上的發言權。

　　1902年5月的信中，針對梁任公民權革命的激情，黃以自己的精神演變為梁現身說法：「仆初抵日本，……明治十二三年時，民權之說極盛，初聞頗驚怪。既而取盧梭、孟德斯鳩之說讀之，心志為之一變，以謂太平世必在民主。然無一人可與言也。及游美洲，見其官吏之貪詐，政治之濁穢，工黨之橫肆，每舉總統，則兩黨力爭，大幾釀亂，小亦行刺，則又爽然自失。以為文明大國如此，況民智未開者乎。又歷三四年，復往英倫，乃以為政體當法英……」這種由美而英亦即由民主而君民共主的思想轉向，黃遵憲拳拳苦心，一再析與任公聽。

　　這是1904年7月初的信：「……既留美三載，乃知共和政體萬不可施於今日之吾國。自是以往，守漸進主義，以立憲為歸宿，至於今未改。」至於「近年以來，民權自由之說，遍海內外，其勢長驅直進，不可遏止，而或唱革命，或稱類族，或主分治，亦囂囂然盈於耳矣。而仆仍欲奉王權以開民智，分官權以保民生，及其成功則君權民權兩得其平。仆終守此說不變，未知公之意以為然否」。

　　在民權開啟的時代，還主張保留君權，是黃遵憲不開化嗎？非也，這是一種基於現實考量的政治智慧。

　　用民權推翻君權，是法國大革命的道路，它所導致的幾十年的社會震蕩，為晚清士紳所不取。法國和英國一樣，也是君主國度，本應學英，但卻法美，結果釀成大亂。在黃、康、梁那批士紳眼裡，它是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的反面之例。因此，黃遵憲在1902年11月給梁啟超的信中表示：「公之所唱民權自由之說，皆是也。公言中國政體，征之前此之歷史，考之今日之程度，必以英吉利為師，是我輩所見略同也……中國之進步必先以民族主義，繼以立憲政體，可斷言也。」

　　這裡的民族主義或國族主義不能用我們今天的眼光望文生義，它所對應的概念不是我們今天的個人主義，而是傳統專制框架中的皇族主義。從皇族主義到民族主義，即建立現代形態的民族國家，其要義在於建構立憲政體，用以限制皇權。在這個意義上，黃遵憲頗擔憂梁啟超一度鼓吹「革」字當頭的破壞主義，認為在民智未開的情況下，以革命取代改良，受害的還是民眾。因此在該信中，他委婉地表示：「然讀至冒險進取破壞主義，竊以為中國之民，不可無此理想，然未可見諸行事。……以如此無權利思想、無政治思想、無國家思想之民而率之以冒險進取，聳之以破壞主義，譬之八九歲幼童授以利刃，其不至於引刀自戕者幾希。」

　　從這個比喻可以看出，在黃遵憲那裡，民智先於民權，這是一個過程：「仆以為由蠻野而文明，世界之進步，必積漸而至，實不能躐等而進，一蹴而幾也。」緊接著黃遵憲例舉兩三年前剛發生過的義和拳亂，所謂「神拳之神，義民之義，火教堂，戮教民，攻使館之愚，其肇禍也如此」。黃的疑問是「以如此之民，能用之行革命、類族、分治乎」？這裡類族即民族，分治即自治（黃遵憲也許不知道，愚昧無以自治，但革命就要利用愚昧）。

　　為避革命，黃的策略是「尊王權以導民權，以為其勢較順，其事稍易」。（同上信）清末時代，只要不革君主的命，傳播西方知識或學說，都在政府不管之列。那個時代有著令後人甚至今人難以想像的自由。如果不在這種自由的條件下重教開智，讓民眾識字，培育民間自治能力；那麼，即使通過革命奪得政權，民眾也不會用；何況政權可能落入專門代表民眾也利用民眾的野心力量手裡。

　　和革命黨不同，清末最後一代士紳殊不贊成以革命獲民權，而是主張開民智以導民權。這是一種穩健的政治理性。因此，對當時革命黨一味在學堂鼓動風潮，黃遵憲在給任公的信中流露出不滿：「仆所最不謂然者，於學堂中唱革命耳。此造就人才之地，非鼓舞民氣之所。」民氣易鼓，但民智難開。若民智未開而民氣卻鼓盪起來，那註定是歷史的劫難。

　　「二十世紀之中國，必改而為立憲政體。」這是黃遵憲的斷言，信心滿滿。果然，1905年黃遵憲逝世之後，清末從民間到朝廷，都捲入到立憲運動中來，其潮頭勢不可擋。以致我們如果可以評估20世紀中國立憲史，清末這十來年比之其後，是世紀立憲僅有的「黃金十年」。但，歷史無常，這十年以君主立憲始，竟以共和革命終。於是，共和革命開啟了一個動蕩不已的世紀；立憲卻成了一道不斷推遲完成的作業，直到今天。

　　附：黃遵憲逝去之後，梁任公為其撰「嘉應黃先生墓志銘」，讀來動容，不妨恭錄於此：「某以稚齡，得侍先生。惟道惟義，以誨以教。獲罪而後，交親相棄，亦惟先生咻噢振厲，拳拳懇懇，有同疇昔。先生卒前之一歲，詒書某曰：國中知君者無若我，知我者無若君。」

　　作者為南京曉庄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