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本土收藏精英:敏求精舍
粉青釉堆塑螭龍紋尊一對 敏求精舍40周年展展品
香港本土收藏精英 敏求精舍
文:李燕玲
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就已成為世界三大藝術品交易中心之一。香港之所以能成為全球繼倫敦、紐約之外的又一個重要藝術品交易中心,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香港自由寬鬆的進出口和稅收政策。除了這些客觀條件,香港有敏求精舍這樣的本土精英收藏社團,才真正獲得了實體支撐。敏求精舍既有文物鑒藏知識,也有相當的管理推廣理念;既有高水平的收藏,又有很強的購買力。正是由於他們的存在,香港才能持續消化眾多高檔的中國文物藝術品;也正是由於他們蓄積了不少好的收藏,香港才得以持續有好的貨源。而正是在這買與賣的持續更迭中,中國藝術品的價位才持續上揚,香港在全球藝術品交易市場中的地位也才會不斷獲得提升。
敏求精舍的形成淵源
清末民初,由於連年動亂,不少沒落貴族南下上海,家資收藏隨之也積聚上海,上海由此成為當時國內的一大文博中心,有古董經營商二百多家。新中國成立前後,由於局勢動蕩和經濟管制,不少外僑、華人紛紛轉移資產或離境,有移居海外的,也有定居香港的。其中,不少達官貴人、文人騷客,大收藏家、文物鑒定專家也在其列。文物書畫也隨人散而散,中國民間收藏一時命懸一線。到了文革時期,更是形成了官方、走私兩條流失線,大範圍成批次的海量流失。
文物書畫從內地流散出去,大多會以香港為中轉地。作為集散地,香港佔盡天時地利人和。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香港成就了很多知名的大收藏家;同時,也造就出了敏求精舍這樣一個華人民間收藏團體。
敏求精舍成立於1960年,主要由胡仁牧、利榮森和陳光甫三位先生髮起組織,他們約集香港好古諸友十餘人組建了這個收藏團體。到上世紀90年代,敏求精舍的香港會員達44人,海外會員13人,名譽會員8人。2005年敏求精舍四十周年時,有香港會員36人,海外會員9人,名譽會員22人。
敏求精舍中的重要個人收藏,有精舍首屆主席胡仁牧的清代官窯單色釉器收藏、葉義醫生的竹刻犀角雕收藏、羅桂祥的宜興陶瓷茶具收藏、葉承耀的明清傢具收藏、九如堂李大鳴的高古瓷收藏、天民樓葛士翹父子的明清官窯瓷器收藏、徐展堂的歷代瓷器收藏等。
從世家到新貴,成員和藏品的變遷
敏求精舍的前期會員,很多是直接從大陸移居香港的,如胡仁牧、陳光甫、黃寶熙、霍寶材等。前期會員的職業,要麼是大銀行家,要麼是世家出身,甚至是大陸的重要銀行世家,如陳光甫、胡仁牧的父親曾與宋子文等並稱「民國十大銀行家」。而他們的藏品則以高端古董文物為主,尤其是瓷器。
敏求精舍的會員每月例行聚會兩次,例會上會員會帶來個人收藏與會成員一起作討論交流,大家對這些藏品提出各式意見和觀點。敏求精舍會員的專門知識,特別是對陶瓷方面的研究都是相當有份量的。對於收藏家來說,這種相互之間的觀摩與切磋,實在是最大的裨益。
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敏求精舍有重要影響力的會員不再以銀行家、世家為主流,而是醫生、律師、建築工程師、博士、企業家等所謂「社會新貴」的成功晉階。其中,職業精英雖收入相對較高,但資金也是有限的,至於企業家則有追求高利潤回報的價值取向,故他們多收集當時價位還較低的品類,如書畫、竹刻、犀角雕、明清傢具、宜興紫砂等。通過他們的研究、成系統的收藏,以及展覽、出版等活動,這些品類的藏品後來也都獲得了學術及市場的肯定。
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社會發生許多新的變化,收藏格局也隨之發生新的轉變。敏求精舍中期已經出現的企業家風範,自此發揮的更加淋漓盡致。有雄厚資金的新會員通過向藏家請教、參觀博物館、自學文物知識等,在較短時間內總結出有效的收藏理念,並通過蘇富比、佳士得這樣的國際拍賣公司以競拍購買的新形式迅速完成了自己成系統的收藏,並通過一系列的社會活動獲得了世界範圍的藝術收藏聲譽。
藏家個案一
徐展堂:白手起家快速收藏徐展堂於1991年在香港創立了當地首家私人博物館——「香港徐氏藝術館」,並在世界各地捐建多處以徐展堂命名的中國藝術館,被譽為世界十大收藏家,也是其中唯一的華人。
他是典型的白手起家、快速收藏成名的個案。
徐展堂,祖籍江蘇宜興,1950年隨父母從杭州移居香港。16歲時就已踏入商界,最初經營餐飲、油漆、招牌、裝修業,並逐步向地產業擴展。70年代初,香港經濟蕭條,股市、樓市一跌再跌,徐展堂大膽買進,獲益極豐。80年代初,由於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直接影響到香港地產業,一時人心浮動,行情看淡,他看定後勢大膽買入,再次大賺。兩次成功,奠定了後日的事業基礎。2010年,徐展堂在北京參加兩會時去世。
徐展堂擁有藏品5000餘件,囊括陶瓷、青銅器、玉器、傢具、牙角器等門類。單就其所藏瓷器而言,上至新石器時期的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和半山類型的彩陶罐,下迄清乾隆時期黃地青花雲龍捧壽圖六角瓶,時間跨度大、連續性強。1991年所創辦的徐氏藝術館,是香港首家私人藝術館,被公稱為世界五大私人博物館之一。徐氏藝術館,收藏有徐展堂的兩千多件藏品,主要有商、周青銅器和歷代陶瓷器、木刻、象牙及傢具等。
徐展堂的收藏主要是在蘇富比、佳士得的拍賣會上競拍購買的。儘管老一輩敏求精舍會員也會在拍賣會上買東西,但他們的多數收藏還是通過古玩店、經紀人私下購買的。像徐展堂這樣通過拍賣短時間內迅速實現系統收藏的,也是種新的歷史現象。因為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敏求精舍老一輩收藏家出手藏品,基本都是通過蘇富比佳士得的拍賣,尤其是高端藏品。徐展堂通過拍賣形式購買藏品,一方面因為他做企業資金雄厚,另一方面在於他時間、鑒別能力有限,拍賣公司可以從中把一下關。這既是收藏在新老藏家之間換手的體現,也是新一代富有收藏家獲取高端藏品的方式轉換。
徐展堂與博物館之間的緣分不淺,包括徐氏藝術館在內,徐展堂通過捐贈收藏和相關資金,支持建設了七處展廳。在國外,有英國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的「徐展堂中國藝術館」、澳洲國家藝術館的「徐展堂中國藝術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省博物館的「徐展堂中國藝術館」。在中國大陸,徐展堂出資100萬美元幫助上海博物館建陶瓷館,並捐贈藏品設立了「徐展堂陶瓷館」;其後不久得知南京博物館新建藝術館有困難時,又慨然允諾捐80萬美元,用於青銅館和陶瓷館的建設,南京博物院不僅設有「徐展堂明清瓷器館」,還聘請徐展堂為名譽院長。國家文物局局長張德勤、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等都高度讚揚徐展堂對兩大博物館的捐贈捐助。在香港,除徐氏藝術館之外,1995年徐展堂還簽約為香港區域市政局籌建最大的博物館捐獻400餘件珍貴文物,該館落成後設有「徐展堂中國藝術館」。
徐展堂熱衷於社會活動。1997年香港回歸,自此香港開始了「一國兩制」的全新歷史時期。香港回歸前,人心思動,移民和打算移民的不在少數。當時的香港收藏界,「有些收藏家已經把自己的藏品打包裝箱,準備運到國外。」於是,當國家文物局局長張德勤於1988年率團訪問香港之時,徐展堂便邀集敏求精舍同仁主動邀約,請張德勤與同行去敏求精舍會舍做客。徐展堂直接向張德勤詢問:香港回歸後,內地實行的《文物保護法》會不會延伸到香港、香港的文物還能不能自由出境。張德勤當即表示,中央關於香港回歸的大政方針非常明確,回歸後香港實行自己的「基本法」,內地文物法對香港沒有約束力。徐展堂對此並不放心,建言國家正式發表一個聲明,這應該也是敏求精舍會員及其他香港收藏家們,在當時情況下的共同想法。張德勤於是當場鄭重表態,一方面肯定他們收藏的積極意義,另一方面也承諾向國務院報告他們的意見。有了這樣一個承諾,徐展堂和敏求精舍同仁才明確了形勢發展。
羅桂祥的宜興陶瓷收藏
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羅桂祥接受蘇富比前主席朱湯生的建議,在蘇富比一個宜興專拍中拍得一批紫砂宜興茶壺,由此開始了宜興陶瓷茶具收藏。該批宜興陶器多帶明朝著名陶工的款記,雖然實際上是二十世紀前半期的仿品,但造工還是比較精緻的。隨後,以此為基礎,羅桂祥加添了很多藏品,其中清代宜興茶壺和其它壺類大多數是吳繼遠和當時替他管理雙魚公司的葉榮枝在香港和國內陸續代為搜羅的。當代宜興紫砂的收藏,羅桂祥則親自到宜興考察,並對宜興紫砂的歷史和燒造深加研究。
早在1979年,剛剛改革開放,羅桂祥就已到宜興考察,還與顧景舟、蔣蓉等制壺能手進行了專題座談,十分關切宜興紫砂的燒造、歷史、鑒真等問題。他此行的重點就是了解宜興紫砂,還預先發了研討紫砂調查的提綱,與宜興人員共同探討了紫砂的歷史文化及其現狀。在宜興陶瓷公司為羅桂祥設的晚宴上,羅桂祥在席間談到:週遊世界各地,在美國各博物館,以清代紫砂居多;西歐,明末清初為主,在英國有一件西德18世紀的早期仿製紫砂器,價值5000萬人民幣,還有天啟惠孟臣壺;荷蘭有二件(天啟及順治貢局壺)……。從這段談話中可見,短短几年之內,羅桂祥已經對宜興紫砂製作和世界博物館紫砂的概況瞭然於胸。
周遊各地期間,羅桂祥不惜重金收購了古今紫砂名壺200餘種。在宜興訪問期間,羅桂祥還向宜興陶瓷場定製了一批高檔紫砂工藝壺,用7萬餘元外匯定製了20多位宜興做壺能手的26個品種約580多件套紫砂工藝壺,並要求廠方對每位作者附簡要介紹的文字說明,以如實地對他們進行宣傳,提高他們在港台的身價和知名度。
羅桂祥於1981年10月將476件各類陶瓷茶具捐獻給香港市政局,政府特別撥出中環鬧市的前三軍司令官邸改建成「羅桂祥茶具文物館」。可謂,名利雙收。像這樣的例子,在敏求精舍的收藏中比比皆是。
敏求精舍對香港市場的影響
敏求精舍對香港本地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對香港文化藝術活動的推動,二是促進香港成為世界三大藝術品交易中心。
這裡,僅以香港藝術館的情況為例一窺敏求精舍對香港文化藝術的影響。香港藝術館成立於1962年,其前身是香港大會堂美術博物館。早在20世紀60年代便與敏求精舍開展合作,並多次受惠於精舍會員的慷慨捐贈。敏求精舍的前期對外展覽都是在香港藝術館舉辦的,此後,敏求精舍的歷次五周年大慶紀念展也都是在香港藝術館舉辦的。而且,敏求精舍會員對香港藝術館也多有捐贈,這大大豐富了香港藝術館的收藏。像羅桂祥博士、葉義醫生、麥雅理先生、胡仁牧先生、葛士翹先生、利榮森博士、饒宗頤教授、范甲先生、關肇頤醫生、徐展堂博士、關善明博士、練松柏先生、許晉義先生及何安達先生夫人等在內的敏求精舍會員,都曾捐贈書畫文物精品給予香港藝術館。如果專門研究一下香港藝術館的藏品,敏求精舍的捐贈即使不是最多的,肯定也是最高端的。香港藝術館得以發展成為世界知名的博物館,並能舉辦多個精彩的中國書畫文物展覽,敏求精舍的長期支持是功不可沒的。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蘇富比、佳士得先後在香港設立分部。那時候,香港的收藏家數量不少,中國人和「鬼佬」時常在拍賣會上彼此競爭。在這些中國收藏家之中,敏求精舍的會員屬於其中最活躍的一群。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大收藏家仇焱之的收藏由香港蘇富比先後進行了兩場專拍,引發了競價高潮。仇焱之專拍中的明宣德青花團鳳紋棱口洗、明宣德青花折枝花果紋碗、明成化青花梵文酒杯、明宣德白釉碗等,大大小小多件明代精品官窯,被敏求精舍多位資深會員購藏。仇焱之藏品專拍競價高潮的影響之一,就是敏求精舍老一輩會員收藏家也開始將藏品交付蘇富比拍賣。如1984年11月,葉義醫生去世後不久,蘇富比在香港舉辦了他的藏品專拍,這些藏品包括明朝早期瓷器、青銅器、竹雕、犀角、宋朝畫冊等,如一件明成化纏枝蓮紋碗以148.5萬港元高價拍出。其中有不少拍品都是由敏求會員購買的,如天民樓主葛士翹就買下一件明永樂青花花果紋大盤。
1985年6月,胡仁牧也曾將藏品交與紐約蘇富比舉辦專題拍賣,該場拍賣共計79件明清瓷器,其中1件明嘉靖五彩魚藻紋罐(原藏1對,這次拍賣只拿出1件)以110萬美金落槌,創下當時中國瓷器拍賣最高價的紀錄;時隔7年,胡仁牧又將餘下的另一件再交蘇富比拍賣,結果拍到260萬美金,再創中國瓷器的高價。在香港,藝術品市場成交的很多天價中國藝術品,不少是為敏求精舍會員委託經紀人低調購得的。與此相對應,不少天價拍品也來自於敏求精舍的收藏,像《明清一色釉瓷》、《天民樓藏瓷》等敏求精舍眾多展覽圖錄中的展品,散見於蘇富比、佳士得、嘉德、翰海等內地拍賣公司的圖錄,其中不乏當年的創紀錄價格。老輩敏求精舍會員收藏的巨大獲利,不僅激勵了敏求精舍的其他會友,也促使很多企業家、社會新富紛紛加入到了文物藝術收藏的行列之中。
踏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香港已然成為華人區中國文物最主要的交易及集散中心,對中國文物的欣賞也已然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博物館不斷舉行中國文物的展覽,有關推動中國文物的活動,更是異常蓬勃。在香港,文物藝術品收藏也已成為一種社會風氣。現在的香港巨富如李嘉誠,家中有不少硬木古典傢具,客廳里掛著北京畫家袁運甫的巨幅山水畫;羅康瑞的辦公室有很多花梨等硬木古典傢具;董建華的妹妹董建平喜歡收藏古代繪畫;何鴻燊、張永珍收藏興趣廣泛……而香港一般喜好文物、藝術品收藏的人,也不勝枚舉,如前所述,工商界巨子家中一般都有一些名貴藏品,有些人還頗具規模。張信剛任校長時,城市大學等大學教授中也有不少收藏愛好者們的「雅集」活動,相互觀摩,切磋珍藏。明星郭富城喜愛收藏古董油畫和古董傢具,而城中名士淑媛不少以收藏寶玉石為尚……這無不在說明,喜歡文物藝術品收藏,在香港有錢人和文人中已成為一種普遍現象。這些局面固然有多種原因促成,但敏求精舍五十年來的耕耘,是不可忽視的一大推動力。
敏求精舍對中國內地藏家的啟示
世界藝術品交易中心的轉移,總是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內地自改革開放積蓄三十年的財富積累,為這個轉變打下了基礎。近兩年,在全球通貨膨脹的大背景下,為避可能出現的「蕭條」政府大發貨幣更是加劇了國內的流通性過剩。加之,國家對房市和股市加大了管制打壓力度,進一步加劇了國內的熱錢數量。而由於國內可資購買的固有資產十分有限,藝術品隨之成為了繼股市、樓市之後的第三大投資渠道。
藝術品交易的瞬間巨大擴張,勢必帶來很多問題,比如說贗品現象。縱覽當下中國內地民間收藏的現狀,既令人歡喜,也不免令人擔憂。喜的是中國民間收藏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熱度深入中國大眾,也越來越多的成為有錢人和普通民眾的業餘愛好和精神文化追求;憂的是中國民間收藏專業知識有限,再加上市場的無序競爭、管理混亂,導致藝術市場魚龍混雜、藝術品好壞真假難辨,無疑增加了收藏的難度。現在的中國藝術市場,從古董文物到書畫,「陷阱」眾多,不少藏家有買錯東西損失金錢的經歷。
在這樣的情況下,收藏家個人的研究、同好之間的切磋交流變得尤其重要起來。同類同檔次的收藏家若能組成一個收藏團體,保持交流、學習,不僅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收藏的品質,也可在藝術市場甚至藝術界形成一股制衡力。比如說,當下中國拍賣有「不保真」條款,這在很大程度上緣於內地拍賣公司在藝術品交易方面比較佔據話語權優勢。
近十幾年出現的大量財富人群,若像敏求精舍的成員一樣,在收藏之餘,積極推廣文化藝術,對於自身、企業和社會也都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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