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全球化陰影下的伊斯蘭世界

字型大小： 大 中 小 當前伊斯蘭世界之所以陷入困境，與其過度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有著直接關係。面對具有技術、品牌和組織優勢的國際大資本，中東伊斯蘭世界日益潰敗，最終被鎖定在全球產業鏈下游位置。與之相關，正是由於伊斯蘭世界沒有實現工業化，因而與西方的「火力差距」相差懸殊，西方大國對該地區國家進行軍事干預和打擊時，往往肆無忌憚，如入無人之境。這種外來軍事干預明顯加劇了伊斯蘭世界的動蕩和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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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文明歷史上曾極度輝煌，當前卻日益陷入困境，面臨經濟邊緣化、貧困化危機。根據2014年各國GDP排名，除土耳其和沙特勉強入選G20外，伊斯蘭世界57個國家中，位於20至50名之間的有8個，50名至100名之間有17個，101名至178名有16個，伊斯蘭世界基本處在欠發達狀態。伊斯蘭世界經濟欠發達乃至整體衰落，其背後原因值得深入探討。

當前的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該生產方式建立在工業化基礎之上，因而其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多、都要大。然而，由於這種生產方式建立在資本私有基礎上，核心目標是謀求利潤最大化，由此導致兩大結構性矛盾：一是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佔有的矛盾;二是貧困積累與財富積累的兩極分化。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則將這種剝削與被剝削關係在全球範圍內複製出來，並由此造成兩大「財富鴻溝」：

一是發達國家對第三世界的剝削，由此造成富國與窮國之間貧富分化持續加大。資本主義的全球產業分工，是建立在工業化基礎上的等級制分工體系。正像自然界存在金字塔型的食物鏈一樣，「等級性的(而且是分布在不同空間的)勞動分工，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一個永恆的要素。」由於工業品附加值高於農產品和初級產品，因此工業國與非工業國之間的貿易看似公平公正，實際上，西方國家可以憑藉蘋果手機、波音飛機等高附加值產品，廉價交換、享受發展中國家創造的勞動成果，由此使財富不斷流向工業國家，最終導致兩類國家貧富分化加劇。沃勒斯坦等人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所以能運轉至今，其根本點在於核心地區和邊緣地區之間存在著「不等價交換」。全球化背景下，財富再分配總的趨勢就是「資本流向世界，財富流向西方」，許多發展中國家日益陷入貧困積累和依附狀態，成為靠出賣資源、出售單一商品、依靠僑匯過活的下游國家。

二是跨國資本的全球性流動，使資本在勞資博弈中日趨佔據主動，由此造成窮人與富人之間的貧富懸殊越拉越大。全球化背景下，跨國資本活動空間和自由度明顯增大，其可以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源，主動尋找利潤最大化的價值窪地。尤其那些資本匱乏的發展中國家，為吸引外資，竟相提供優惠條件，不惜展開「誰敢比我慘」的「尋底競爭」。相比之下，勞動者則缺乏這種機動性，因而在勞資對立中日漸失去討價還價能力。「世界各地的工人空前地集中在一個單一的勞動力市場上」。由此使資本收入的增速，日漸高於勞動收入的增速。正如《21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蒂所指出的：「一旦資本收益率顯著且持久地超過經濟增長率，財富積累和擴張的動態機制，將自動導向高度集中的分布。」

因此，「資本奴役全人類」的最終結果，就是使富人與窮人間收入分化持續加劇。從國內看，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內部都不同程度存在貧富分化加大的問題。據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稱，截止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前一年)，美國社會最上層的0.1%家庭所擁有的收入，是社會底層90%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從國際範圍看，這種貧富分化更加明顯。根據樂施會(Oxfam)2016年1月在達沃斯論壇上的報告，2010—2015年期間，世界貧富分化繼續加大。2010年時，世界上最富的388位富豪的財富總量，超過世界半數人口的財富。到2015年，世界最富62位富豪的財富就已超過世界一半人121的財富。這些富豪資產增加44%，凈資產增加5000多億美元，達l.75萬億美元，相反，世界上最貧窮36億人的凈資產則下降41%，縮水l萬億美元。這意味著，全世界近半數以上新創造的財富，流入最富裕的1%富人之手。而世界最貧困l0%人口年均收入25年內僅上漲3%，每年日均收入上漲不超過1美分。

這種美式全球化顯然有利於富國和富人，不利於窮國和窮人。發達國家之所以喜歡倡導「市場化」、「全面開放」、「自由貿易」等等，就是因為跨國資本可以憑藉其技術和品牌優勢，在國際範圍內攫取更多財富。而發達國家內部的窮人，尚可通過本國政府從第三世界國家剝削獲得的巨額利潤，以福利等形式獲得部分轉移支付，從而維持較為體面的生存狀態。從而使結構性矛盾難以克服的資本主義模式得以勉強維繫。對後發國家來說，盲目融入全球化浪潮，則更多意味著財富外流和經濟依附，成為全球產業鏈條上最薄弱的環節。而這些國家的普通勞動者又處於世界經濟鏈條最末端，遭受著西方跨國資本和本國民族資本的雙重剝削，其付出最多，但生存狀況最差，隨時可能面臨生存危機，因而其隨時可能起身造反、爆發革命。

近代以來，伊斯蘭世界在不自覺中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舊秩序。當年奧斯曼帝國納入國際分工體系時，正值歐洲列強完成工業化、掌握了競逐富強「新秘訣」之際，但伊斯蘭世界依然沉浸在傳統社會生產方式和財富觀，沒有意識到看似公平的全球化暗含的不平等性和殘酷性。

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奧斯曼經濟從屬於西方是合理和正常的。即使西歐國家成為『世界工場』，世界其他地區的人民應繼續成為或變成為砍柴挑水，也就是干苦活的人。而奧斯曼帝國對這種安排也沒有反對意見，原因是在原料出口貿易中，已經產生出強有力的既得利益者，對他們來講，同西方建立起來的半殖民地經濟關係既可獲得厚利，又稱心如意。」在生產力水平遠較西歐落後情況下，奧斯曼帝國貿然與法國等多個國家簽訂條約，給予其貿易特權，結果成為西方廉價工業品的傾銷地和原料產地，土耳其向歐洲出口原材料，然後歐洲再將製成品返銷回土耳其，由此加快了奧斯曼帝國原有製造業的衰落。l8世紀70年代是奧斯曼帝國工業發展的高峰期，此後便開始走下坡路。到l862年，「土耳其不再是一個製造業國家了」。此後，這種不等價貿易關係導致奧斯曼帝國曰益陷入「壞的自由貿易」，財富日趨向歐洲工業國「單向流動」，最終導致奧斯曼帝國財政拮据，經濟被西方控制。

伊斯蘭世界部分地區曾嘗試推進「工業化」，藉此擺脫依附和貧困狀態，但這些努力和嘗試最終半途而廢。l9世紀前期，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曾大力推行工業化，但最終因英國強力干涉無疾而終。二戰結束後，伊斯蘭世界湧現出納賽爾、蘇哈托等一批傑出的民族解放運動領導人。這些領導人警惕和不滿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推行「進口替代」戰略，倡導「不結盟運動」，目的就是實現政治經濟獨立，擺脫對西方的殖民依附。薩米爾·阿明評價稱：「這些國家的發展概念中包含著對現存資本主義的批判，他們追求的是獨立自主的國家建設目標。事實上，這是實現長期目標的捷徑，也就是，將與外在世界的關係從屬於內在建設的需要，而不要一廂情願地去適應世界趨勢。」

後來的歷史證明，那個時期是伊斯蘭世界經濟蓬勃向上、政治自主程度最高的歷史時期。可惜好景不常。由於地緣政治衝突(如阿以衝突)、國內大資本根深蒂固，以及西方有意將「獨立自主」、「脫鉤」、「國家建設」等斥為「回歸保護主義」、「對逝去時代的懷舊」、「陳舊的思想」等加，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伊斯蘭世界逐漸放棄「進口替代」戰略，重新奉行「經濟自由化」和「對外開放」政策，與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重新接軌。

然而，過度融入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實際是一種「獲得眼前，犧牲長遠」的短視發展戰略。表面上看，經濟自由化政策使阿拉伯國家經濟快速增長。但長遠看，過早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分工體系，導致伊斯蘭世界工業化進程最終半途而廢。另據世界銀行2011年數據，幾乎每個阿拉伯國家的製造業投資比例都在下降，製造業佔GDP比重也比其他地區低得多(撒哈拉以南地區除外);高技術在製造業出口產品中比例僅佔1.2‰這一比例比撒哈拉以南地區還要低。

由於缺乏工業能力，許多伊斯蘭國家不得不依靠旅遊、僑匯、出口石油等原材料維持生計。在埃及，旅遊業成為經濟的支柱產業。據世界旅遊協會統計，2014年埃及旅遊業在GDP中佔比達到11.3%，占外匯收入來源的l4.4%。在突尼西亞，旅遊業的經濟貢獻度高達15.2%。有諷刺意味的是，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機構卻對這種依附性模式讚賞有加。突尼西亞在2010年公布的全球經濟競爭力排行榜上位列世界第38位，連續多年穩居非洲大陸首位;埃及2008年被評為「全球最佳改革國家」之一，在178個國家中列第l6位，在中東僅次於阿聯酋和以色列。在這種廉價表揚背後，則是產業結構畸形、近半數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嚴峻現實。對石油富國來說，由於缺乏像樣的工業投資項目，使其滾滾而來的「石油美元」只能流入發達工業國家，或用於購買奢侈品和炫耀性財富，即使留在本國也大都投資於房地產和金融領域，導致經濟畸形繁榮。

石油貿易帶來的巨量資本，本質上並未給本國經濟帶來實質性好處——它既沒有促成商人階層的出現，也未使本國民族工業發展進入良性循環。相反，過度參與全球化，使伊斯蘭世界的經濟就像緩慢下沉的「泰坦尼克號」，日趨被鎖定在全球產業鏈下游位置，而且這些國家參與全球化程度越深，經濟邊緣化、貧困化處境就越明顯。據統計，l980—2004年期間，阿拉伯世界實際人均GDP增長6.4%，平均每年不足0.5%。」2004年中東國家的實際工資和生產率水平與1970年時相同。阿拉伯世界3億多人口，其中1/3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每天生活費不足2美元)。埃及8000萬人口中，近一半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約旦約1/4人口處於貧困線以下，失業率高達14%;葉門人口近半數在貧困線以下，l/3人口長期挨餓。即使沙特這樣的石油富國，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超過1/4。中亞地區貧困化問題同樣突出。2015年10月，獨聯體國際委員會的數據顯示，塔吉克、烏茲別克等國貧困率達60%-70%，烏茲別克國家公務員月收入只有幾十到100美元，大學教授月薪不到i00美元。經濟相對好些的哈薩克，貧困率也達到40%。

「退潮時才知道誰在裸泳」。伊斯蘭世界與發達國家的不對稱依附，決定了這些國家經濟極其脆弱，「西方一咳嗽，第三世界就感冒」。世界經濟繁榮時，「中心國家」攫取大部分利潤，發展中國家尚可從中分享殘羹冷炙;一旦出現經濟危機，發達國家尚可通過保護主義、再工業化、量化寬鬆等轉嫁危機，發展中國家只能被動承受，乃至演變為更加劇烈的政治經濟動蕩。越是經濟脆弱、依附性強的國家，越容易出現動蕩與危機。1997年東南亞爆發金融危機後，東南亞國家發生大規模政權更迭和社會衝突，如泰國差瓦立政府倒台;印尼爆發大規模民族、宗教衝突，統治33年之久的蘇哈托下台;馬來西亞副總理安瓦爾鋃鐺入獄，政局一度陷入動蕩;菲律賓總統拉莫斯未能獲得連任;越南、新加坡、寮國和柬埔寨等國的執政黨面臨嚴峻挑戰。l999年巴西金融危機導致弗朗哥政府垮台，俄羅斯和阿根廷也在金融危機中更換了政府。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情報界、經濟界和政壇均擔心，此輪金融危機將爆發海嘯式全球政治動亂。在這場「猜猜下一個是誰」的「丟手絹」遊戲中，處在全球產業鏈下游、經濟極度脆弱的伊斯蘭世界，成為這輪金融危機的主要受害者。

中東非產油國(如埃及、突尼西亞)最先受到戕害。金融危機爆發後，美聯儲為轉嫁危機，推行量化寬鬆政策，石油、糧食、礦產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應聲大漲。埃及、突尼西亞等並非產油國，無緣從油價大漲中獲益。相反，因埃及需要大量進口糧食，日趨入不敷出，最終在2011年政權垮台。但這些國家遭受國際經濟體系戕害的悲劇命運仍未結束。2013年以來，隨著美聯儲持續加息，美元日趨走強，由此導致借貸美元成本上升。這反過來導致諸多發展中國家外債激增、貨幣貶值、資本外流。埃及本就出現外匯短缺問題，加之當前面臨巨大貶值壓力，埃及央行被迫於2016月3月14日宣布實行自由匯率制度，埃鎊兌美元大幅貶值14%，為2003年以來最大。埃及總統塞西在2016年2月24日發表電視講話時，感嘆埃及經濟形勢不好，並稱「如果把自己賣了能解決埃及經濟問題，我將毫不猶豫。」有人認為，埃及根本不需要反對派，只要坐等就能看到國家完蛋。

中東產油國同樣未能倖免。在經濟危機、美元升值等多重因素的壓力下，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滑。布倫特原油價格由2014年6月每桶ll5美元，跌至最低30美元以下。國際能源署估計，油價到2020年才可能恢復到50-60美元/桶，2040年才會恢復到85美元/桶。油價暴跌使中東產油國損失慘重。據估算，僅2015年，低油價就令中東財富蒸發3600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稱，油價下跌使海灣國家2015年GDP增速放緩至3.2%，預算赤字達12.7%。部分產油國將在5年或更短時間內用光現金。科威特財政中心報告，2015-2016年，海灣六國財政缺口大約3180億美元。到2020年，這些國家需借貸2850—3900億美元。2016年2月18日，標準普爾下調沙特、哈薩克、巴林、阿曼等產油國評級。沙特主權信用評級被下調兩個級距，從「A+」降至「A.」;巴林評級下調兩個級距，從「BBB」下調至「BB」，失去投資級評級;阿曼評級下調兩個級距至「BBB。」，評級展望為穩定;哈薩克評級下調一級至「BBB.」，展望為負面。根據標普報告，2015年，阿拉伯國家政府債務達l430億美元，比2014年的706億美元增加一倍，預計2016年政府債務仍將居高不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6年3月22日稱，所有新興市場面臨未來五年增長前景減弱形勢，其中中東和中亞國家的經濟增長率，要比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低1.25個百分點。

總之，伊斯蘭世界盲目追隨美式全球化進程，最終成為國際經濟舊秩序的受害者，距離經濟現代化的夢想越來越遠。

在新殖民主義時代，資本主導的全球化是對伊斯蘭世界進行軟性控制的主導性力量。與此同時，在必要情況下，西方也會毫不猶豫地用武力來維護既定的國際經濟舊秩序。冷戰結束至今，美歐先後發動5次地區戰爭(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其中4場針對伊斯蘭世界，3場直接針對阿拉伯世界。另據美方學者統計，二戰結束後的70年當中，美國在中東地區共實施過41次軍事行動，大部分軍事行動獲得成功。

這些戰爭的結果之一，就是使跨國資本(尤其跨國金融資本)從中受益。有學者指出，每個遭受美國直接或間接軍事干涉的國家中，都為美國銀行、公司、投資者重新分配財富提供了機會。他們剝奪這些國家的土地、勞動力、市場和寶貴資源。然而，那些遭受軍事打擊國家，則普遍元氣大傷，日趨變成「失敗國家」。

第一個例證是伊拉克戰爭。伊拉克自然條件優越，油氣豐富，土地肥沃，人口眾多。伊拉克的集權政體事實上也是一種優勢，這種制度「並不是在社會懦弱無能的一種低級獨裁。它對於居統治地位的掌權者都具有令人生畏的紀律約束：它設法把它能夠在政治上動員其國內民眾支持改革性目標的能力作為權力基礎。它並不是依靠西方強國來維護其國內的安全的。」從經濟政策看，「伊拉克不但是世界第三大石油儲量國，也是拒絕根據弗里德曼自由資本主義設想、建立全球市場潮流的最後堡壘;這種潮流徵服拉丁美洲、非洲、東歐和亞洲後，阿拉伯世界變成了最後的一塊邊疆。」薩達姆執政期間，還公然改用歐元結算石油，由此觸動了美國的美元霸權「逆鱗」。可以說，伊拉克是中東最有可能帶領地區國家實現繁榮強大的國家。

恰恰是這種獨立自主特質和挑戰美元霸權的做法，促使美國殺心日重，最終將伊拉克列為重點打擊對象。l991年，美國借口伊拉克吞併科威特，組織多國部隊發動海灣戰爭。在這場戰爭中，美國不僅將伊拉克軍隊趕出科威特，還有意識地轟炸、摧毀了伊拉克賴以生存的重要基礎設施：自來水和能源供給系統、污水處理系統、農業灌溉系統，以及伊拉克的工業和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由此卓有成效地使它退回工業化以前的時代。

2001年「9·11事件」後，美國借「反恐」之名，在2003年再次對伊拉克發動戰爭。小布希總統在2006年坦承： 「我這幾年最困難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將伊拉克與反恐戰爭聯繫起來。」「美國佔領伊拉克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伊拉克石油交易的貨幣再次換成美元。同時，美國駐伊最高指揮官保羅·布雷默在執政期間，還徹底解散了伊拉克的軍隊警察和復興社會黨，以及任何可能將國家整合在一起的機構：教育體系被破壞後再未重建;基礎設施被摧毀後再未重建;甚至連公路、橋樑、發電廠、自來水廠、博物館、學校等文明社會的物質特徵，也被炸毀殆盡。與之相伴，使一個社會有效運轉的精神和心理基礎(如信任、忠誠、習俗等)，也統統被瓦解，伊拉克由此陷入「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之中。在經濟領域，美國還清除了伊拉克對資本嚴格限制的所有舉措：關稅被廢止;大量國企遭拍賣;經濟領域向外資開放;外國投資者可將所獲利益全部匯出;15%的固定稅被廢除。由此為美國投資者和出口商進入伊拉克市場鋪平道路。伊戰後，美國一家公司合伙人興沖沖地說：「獲得寶潔公司產品流通權就像金礦一樣，一家貨色齊全的7-Eleven超市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雜貨店;一家沃爾瑪可以接管全伊拉克。」這場戰爭確實給美國企業帶來了繁榮。伊拉克戰爭後，武器交易、民間傭兵、營利式重建和國土安全產業欣欣向榮。

然而，伊拉克卻由此從勵精圖治的地區強國，徹底淪為極度孱弱的原料生產國、國際政治無足輕重的小角色，乃至人道主義災難深重、隨時可能分裂的「失敗國家」。2003年美英發動伊拉克戰爭，導致伊拉克至少70萬人死亡。此前，伊拉克從未有過聖戰經歷，現在卻成為聖戰分子的大本營，並孕育出「伊斯蘭國」這樣的極端組織怪胎。2014—2016年「伊斯蘭國」肆虐迄今，伊拉克有5.5萬平民喪生，320萬流離失所。此外，伊拉克教派衝突日趨升溫，並使伊拉克面臨國家分裂危險。前美軍駐伊拉克政治顧問感嘆，「(在伊拉克)非國家行為體比國家還強大，政府日趨陷入癱瘓和腐敗。」伊拉克基本喪失了自立自強的前提和基礎。

第二個例證是利比亞戰爭。2011年3月英法等「北約」國家牽頭的利比亞，同樣是一場地緣經濟與地緣政治「二合一」的侵略戰爭。

從地緣經濟看，利比亞經濟獨立自主，甚而謀求在非洲建立經濟新秩序，這令西方大國難以接受。卡扎菲1969年上台後，致力於擺脫西方殖民壓迫，並採取一系列保護民族利益的措施，如收回美英在利比亞軍事基地、廢除同西方公司的不平等協定、將石油資源收歸國有等。利比亞的水資源、食品、石油、貨幣、國有銀行等完全獨立。利比亞石油儲量非洲第一，且油質全世界最好，但完全由利比亞控制，這令華盛頓很不喜歡。同時，利比亞金融完全獨立，在國際銀行體系中沒有任何債務。利比亞人工大運河就是金融自主開發的典範。該項目耗資330億美元，利比亞70%人口從中受益，但利比亞通過向本國央行融資，沒有從國際上借一分外債。這種狀況令作為國際金融資本代理人的北約難以接受。2003年伊拉克戰爭後，卡扎菲雖然在政治上屈從西方，但始終未放棄經濟獨立性。2008年7月首屆地中海峰會召開時，卡扎菲僅派代表作為觀察員出席，他還批評「地中海聯盟」設想是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的回歸。擋住歐盟南下之路的卡扎菲政權，就像當年擋住北約東擴的南聯盟一樣，必然要成為軍事打擊對象。2011年北約(特別是英法)迫不及待地發動利比亞戰爭，就是因為利比亞阻礙了北約國家「重返非洲」戰略規劃的實施。

與此同時，利比亞還在非洲地區謀求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這令西方更加難以忍受。卡扎菲在執政早期一直倡導阿拉伯民族主義，謀求阿拉伯世界聯合自強。屢遭失敗後，他轉而強調非洲國家聯合，並在1999年帶頭倡議成立非盟，以爭取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在2009年泛非峰會上，卡扎菲呼籲成立「阿非利加合眾國」，強化政治經濟力量聯合。他還謀求統一使用黃金貨幣，使非洲大陸實現金融獨立。在2004年53個國家參加的泛非議會上，卡扎菲倡導非洲產油國拋棄美元，用黃金計價石油和天然氣，並提出「非洲經濟共同體」將在2023年建立單一金本位貨幣。卡扎菲政權垮台前，非洲國家至少召開過兩次統一貨幣會議，討論以利比亞第納爾和銀迪拉姆作為非洲石油唯一計價貨幣的可能性。2011年北約武力推翻卡扎菲前夕，利比亞央行已經以本國的l43.8噸黃金為抵押，開始發行金第納爾，其他非洲國家已開始用這種貨幣與利比亞做生意。卡扎菲的金融獨立舉措，極大撼動了國際經濟舊秩序的根基。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在2015年12月泄露的3000多封郵件中，一封標註為2011年4月2目的郵件寫到：「卡扎菲政府擁有143噸黃金，以及類似數量的白銀。這些黃金曾試圖被用於建立以利比亞金第納爾為基礎的泛非貨幣，計劃在法語非洲國家替代法郎。」「這是促使薩科齊總統決心打擊利比亞的因素之一。

總之，利比亞戰爭「就是破壞一種蒸蒸日上的獨立自主模式，以及增進非洲獨立自主的非洲合作網路」，使利比亞臣服於西方經濟體系。利比亞是一種令華盛頓的全球化自由市場非常難堪的替代性模式，「卡扎菲變成華盛頓背上的一根芒刺」。希拉里在泄密的郵件中指出，薩科齊出兵利比亞主要由以下因素驅動：一是謀求獲得利比亞石油產品的更大份額;二是增加法國在北非的影響力;三是提高法國的國際政治地位;四是尋機使法國軍事力量重返國際舞台;五是擔心卡扎菲取代法國，成為法語非洲地區主導力量。從結果看，這場戰爭使利比亞由「非洲最富裕國家」變成了「北非動蕩源頭」。北約的空襲行動，徹底摧毀了利比亞人工大運河，它們不僅炸毀了輸水管線，還摧毀了生產輸水管道的工廠，以使利比亞無法將其重新修復。受利比亞戰爭影響，利比亞日產原油總量跌至30萬桶左右，遠低於2011年之前日均160萬桶的水平。有學者指出，將卡扎菲政權更換為依賴美國的傀儡只是大戲的前奏，把整個伊斯蘭世界強行納入「世界新秩序」才是最終方案。

第三個例證是敘利亞內戰。敘利亞原來是中東地區強國。從政治制度看，該國類似伊拉克，實現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的一黨專政，政府具有極強的社會動員和資源汲取能力，政治制度也遠比海灣君主國乃至埃及的共和制更加穩定。從經濟政策看，敘利亞國有經濟比重甚大，政府在經濟運行中發揮主導作用，但這種「國家控制工業和企業」的理念，在美國決策者看來顯然難以容忍。從對外政策看，敘利亞一直被視為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最後堡壘，如果其阿拉伯聯合的願望得償所願，中東出售石油所得的收益將被用於地區國家自主發展，而不會像以往那樣迴流歐美。因此，在美國決策者眼中，巴沙爾政權作為阿拉伯民族主義「病毒」攜帶者，必須連根拔起。

敘利亞原來是中東政局最穩定的國家，但數年的全面內戰造成25萬人死傷(敘利亞智庫統計為47萬)，1200萬人流離失所(其中400萬流亡國外)，半數城市被毀，大量良田拋荒。據「敘利亞政治研究中心」最新報告，自2011年以來，敘利亞已有400萬棟建築被毀，3000所學校、70%的醫院和衛生機構、60%基礎設施、數以千計的工廠和上萬家小企業被毀，許多城市幾乎完全癱瘓。截止2015年底，敘利亞經濟損失超過2547億美元，為2010年敘利亞GDP總量的4倍。失業率從2011年的14.9%增加到2015年底的52.9%。敘利亞經濟處在「崩潰邊緣」。此外，敘利亞戰亂還使全球聖戰分子紛至沓來，包括「伊斯蘭國」在內的各種極端組織層出不窮，敘利亞由中東「穩定綠洲」變成「恐怖天堂」。聯合國安理會2015年8月17日稱，「敘利亞已成為當時世界最大的人道主義危機，這一危機已經威脅到整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

總體看，當前伊斯蘭世界之所以陷入困境，與其過度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有著直接關係。面對具有技術、品牌和組織優勢的國際大資本，中東伊斯蘭世界日益潰敗，最終被鎖定在全球產業鏈下游位置。與之相關，正是由於伊斯蘭世界沒有實現工業化，因而與西方的「火力差距」相差懸殊，西方大國對該地區國家進行軍事干預和打擊時，往往肆無忌憚，如入無人之境。這種外來軍事干預明顯加劇了伊斯蘭世界的動蕩和貧困。展望未來，伊斯蘭世界要想擺脫困境，必須矢志推進工業化進程，並高度警惕西方霸權主義威脅。此外，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也有助於緩解伊斯蘭世界的結構性危機。

【田文林，察網專欄學者，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研究員】

注釋：

1、本文為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重大公共課題「伊斯蘭世界當前問題」的階段性成果。

2、[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著，呂丹等譯：《現代世界體系》第2卷，高等教育出版社，l998年，第237頁。

3、[美]斯坦利弗可羅諾維茨、希瑟·高特內主編：《控訴帝國：21世紀世界秩序中的全球化及其抵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25-226頁。

4、[法]托馬斯·皮凱蒂著，巴曙松等譯：《21世紀資本論》，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74頁。

5、[美]斯蒂格利茨著，張子源譯：《不平等的代價》，機械工業出版社，2013年，第3頁。

6、Stephen Lendman，Economy for the One Percent：Unprecedented Global Wealth Disparity, Global Research，January 20，2016

7、1926年溫斯頓·丘吉爾在擔任英國財政大臣時，曾直言不諱地指出：「我們每年從國外取得的傭金和勞務報酬的收入總共6500餘萬鎊。除此之外，我們還不斷有國外投資的收入，每年將近3億鎊…….這就說明了我們憑什麼能夠支出比任何歐洲國家、甚至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高的社會福利事業費。」參見帕姆.杜德：《英國和英帝國危機》，蘇仲彥、桂成芳、希明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54年版，第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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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全球化 伊斯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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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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