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學研究】曹亞斌：全球化時代邊疆政治思維困境及應對之道

作者系西北師範大學哲學與政治學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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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在現代性政治語境中,邊疆一詞蘊含著單一性、被克服以及封閉性這樣三方面思維特徵。這種思維既是對現代政治的反映,同時也能很好地分析和解決現代政治中的諸種邊疆問題。然而在全球化時代,邊疆一詞既不能對新時代所出現的諸種政治狀況作出合理概括;也無法通過其所蘊含的特定思維邏輯推導出全球化時代與邊疆相關的諸種問題的有效解決方案。基於此,我們需要引入邊境這樣一個新概念來分析全球化時代在國界線周圍日漸興起的各種新政治現象。邊境意指國界線穿過的互動性區域。一方面,邊境是一塊以國界線作為最明顯標識的地理區域;另一方面,它又是一塊以多種多樣的跨界互動為特徵的社會性異質區域。

目前，邊疆政治、邊疆治理等研究已成為我國政治學研究的核心議題之一。總體來看，邊疆研究在政治學領域的興起主要與三方面背景緊密相連：一是隨著我國現代化進程的日漸深入，邊疆地區已成為推進現代化發展的重要著力點；二是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我國與周邊國家的互動也更為頻繁，邊疆地區的地緣屬性使其自然地成為處理我國與周邊國家間關係的中心場所；三是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特別是我國「一帶一路」戰略規劃的提出，使得邊疆地區的多元性、公共性等特徵開始凸顯，邊疆已成為推進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實現全方位對外開放的主陣地。

正是作為對上述現實的回應，近年來邊疆研究開始興起並迅速升溫。然而與研究熱潮相對的是在實際研究中卻存在著諸多思維誤區，這使得一些研究命題往往成為偽命題，而得出的研究結論也不具有現實指導性。在諸多思維誤區中，對於「邊疆」這一概念的認知首當其衝。事實上，正是由於對邊疆概念的使用不當導致研究者的視野受到限制，進而使得出的研究結論無法有效分析和解決當今時代所出現的大量新問題。本文意在從政治學的視角出發，以時代變遷為分析背景，考量和分析邊疆概念中所蘊含的思維模式及其在當今時代所遭遇的思維挑戰，並在此基礎上嘗試探索一種符合時代精神的新概念體系和思維模式。

1現代性政治語境中的邊疆

作為一種制度形式，現代國家起源於１７世紀的歐洲，它是在經歷了絕對主義國家形式之後逐漸形成的一種相對穩定的國家制度。藉助於歐洲資本主義體系的全球性擴張現代國家制度開始向世界各地傳播，並於２０世紀中期最終成為全球範圍內的主導性國家制度。全球範圍內現代國家體系的形成，對於非西方世界造成了至為深遠的影響：它不僅在這些地區造就了新的政治組織及其運行模式，而且還形成了新的政治價值觀和政治思維方式。正如一位學者所言：「民族—國家雖說是歷史的產物，但發展至今，它已徹底重塑人們的政治想像，彷彿不受時間限制地永恆定格了。」可以說，現代國家制度的推廣和發展導致人們開始自覺不自覺地以現代國家為標尺思考諸種政治問題。具體而言，這種現代性的政治價值觀和思維方式通常以如下幾種視角展開或體現。

一是國家中心視角。由於「作為政治秩序和哲學教義，主權是政治現代性開始的標誌」，主權的獨享性和排他性特徵使得在現代國家體系下國家中心視角開始凸顯。這主要包含兩重意思：一方面，在與其他行為體的關係中，國家處於主導性地位，其他行為體的存在應以國家為基礎。「一種特殊版本的國家，即民族國家力圖按照自己的想法來塑造社會；所以，從一種晚期現代觀點來看，國家就顯得至為重要，而社會則處於應當受國家控制的地位。」另一方面，本國與他國以及其他行為體之間的關係是一種衝突性或競爭性的。「『國家中心主義』是方法論個人主義在國家層面上的擴大化，在方法論個人主義的思維方式下，『我者』與『他者』之間的關係被視為衝突式的或是競爭式的，進而認為『我者』的存在具有優先性和獨立性。」

二是現代化視角。由於現代國家是一種從傳統國家基礎上演化而來的新型國家形式，現代國家的出現是一個傳統國家的裂變性特徵被消除，進而獲得有效政治整合、資本主義生產、工業化經濟以及暴力工具的集中化控制等現代性特徵的歷史過程。因此，在現代國家建設過程中現代化視角始終佔據著主導地位。在現代化視角下，人們以「現代性」為標尺看待國家現代化的進程，認為國家的現代化即是將自身所具有「傳統性」逐漸消除的過程，通過「傳統性」的徹底剔除，從而為「現代性」的獲得鋪平道路。而在國家政治現代化的目標上，則認同一種「同質化」的目標，即認為國家政治現代化的目標就是向已實現轉型的現代國家靠攏將實現國家的政治同質化看作現代化的最終目標。更為重要的是，由於現代國家最早產生於西歐，所以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人們往往將政治現代化與「西方化」相等同。

三是集裝箱視角。現代國家是通過其他國家對其邊界的認可而最終得以出現的，「民族—國家存在於由他民族—國家所組成的聯合體中它是統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對業已劃定邊界的領土實施行政壟斷，它的統治靠法律以及對內外部暴力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維護。」「民族—國家是擁有邊界的權力集裝器，是現時代最為傑出的權力集裝器。」這種狀況使得人們將現代國家視為擁有邊界的權力集裝箱，並以集裝箱的視角看待相關政治問題。在集裝箱視角下，國家的政治邊界與社會文化等邊界是重合的。國家的政治邊界線既是劃分不同國家政治權力範圍的標識，也是劃分不同社會文化範圍的標識。邊界線兩邊的社會、文化被認為是完全不同的。「隨著本國市場與國際市場的分離，本國貨幣的主體性凸顯，關稅及出口定額的改變以及本土資本與勞動力的大量供應。所有這些使得如下觀念產生,即社會與民族國家是一體的。」

在漢語政治語境中，「邊疆」一詞的含義曾幾經變遷。若以時間為序列進行考量，我們會發現，這種變化之所以會出現主要是由於現代國家制度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所導致的。１９世紀中期以前，邊疆是一個帝國語境下的概念，它主要指中華帝國的邊緣地帶：在文化上來看這是一塊文明與野蠻的過渡帶，在政治地理上來看這是一條維護帝國中心安全的藩籬。「『邊疆』兼具地理和文化意義，古已有之，只是地理上沒有明確邊界文化上以『智識低下』為特點」。自１９世紀末期以來，隨著東西方政治關係的變化，以及現代國家觀念的引入，邊疆一詞的含義開始發生變化：邊疆不再被看作一塊地理上模糊的區域，清晰的國界線開始注入邊疆內涵之中。例如民國時期興起的邊疆政治學研究，實質上是以現代國家建設為研究的最終目標。此時學者們思考最多的問題即是如何將那些歷史上稱為邊疆的地區有效地納入現代國家的版圖之內。然而由於傳統帝國觀念依然存在使得此時的邊疆概念具有多意性特徵：它同時彙集了古代帝國和現代國家語境下的雙重意義。例如吳文藻認為：「國人之談邊疆者，主要不出兩種用義：一是政治上的邊疆，一是文化上的邊疆；政治上的邊疆，是指一國的國界或邊界言，所以亦是地區上的邊疆，文化上的邊疆，系指國內許多語言『風俗』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言，所以亦是民族上的邊疆」。而《邊疆研究季刊》編者則明確宣稱：「所謂邊疆，依詞義釋之，當為中國與外國毗鄰之地區。惟吾人本於文化觀點，以為邊疆之涵義，當為『中華民族文化之邊緣』」。

自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現代國家建構任務的完成，邊疆一詞的含義又再次發生轉變：古代帝國意義上的含義基本消除，邊疆開始成為現代國家語境下的一個概念。

在當今中國政治學界學者們可能由於自己的研究偏好不同而賦予邊疆不同的定義。但若以國家的政治邊界為參照系我們事實上可以將這些紛繁複雜的邊疆定義劃分為如下三類。第一類可以稱為領土性邊疆，即以一國的國家領土來定義邊疆。在這種定義下，邊疆主要指國家領土中的邊緣性部分。「邊疆通常指一個主權國家邊界內側一定範圍，這個範圍必須達到一定面積才能稱邊疆。」「民族國家的邊疆，仍然是國家的邊緣性區域，但強調邊疆是中華民族生活家園內的一個特定區域，是主權國家領土中的一個邊緣性的部分，是鄰近國家邊界的區域。」第二類可以稱為利益性邊疆，即以一國的國家利益來定義邊疆。在這種定義下，邊疆不僅指一國領土的邊緣部分，那些關涉國家利益的邊界外區域也屬於一國的邊疆。「利益邊疆主要是指，在歷史過程中產生並在全球化時代凸顯出來的，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判定主權國家之間或與其他行為主體之間利益劃分的界限和範圍。」「利益邊疆是領土邊疆概念的放大和轉化。」第三類可以稱為社會文化性邊疆，在這種認識下，邊疆不僅與國家的政治邊界相關，而且還和區域內社會發展狀況、宗教文化特徵等因素相關。「（陸地邊疆應具備兩個條件），一是硬條件，就是這個地區它具有跟鄰國相交界的邊界線；二是軟條件，那就是這個地區的發展中具有不同於中原地區的特點。」

分析上述定義，我們可以發現這些看似多種多樣的定義其實都是在現代國家語境下產生的，都是邊疆的現代性含義：第一種定義是以現代國家制度的核心特徵領土為思維起點而形成的，第二種定義是以現代國家所強調的排他性國家利益為思維起點而形成的，第三種定義則是以現代國家所蘊含的現代性政治文化為思維起點而形成的。顯然，由於邊疆是在現代國家語境下所使用的概念，其內涵中便蘊含了現代性的政治價值觀和政治思維方式。具體而言，在邊疆概念中是通過如下三個方面來體現這些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的。

首先，作為單一性概念，邊疆體現了國家中心視角。這種單一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國家（確切地說就是中央政府）在邊疆含義中佔據了中心地位，而其他行為體（例如地方政府、國際組織、社會力量、公民個人等）則往往處於次要地位。領土性邊疆中國家領土佔據了中心地位；利益性邊疆中國家利益佔據了中心地位；社會文化性邊疆中國家的主流社會文化佔據了中心地位。二是在邊疆含義中邊疆只指涉對其具有所有權／利益關切的某一個國家，對於該國邊疆之外的所有區域則用「外部環境」等詞語總體概括，且這些外部環境在許多時候被看作該國邊疆安全和發展的阻礙因素，進而傾向於以「隔離」、「對抗」等方式處理邊疆與外部環境間的關係。

其次，作為被克服的概念，邊疆體現了現代化視角。由於邊疆地區與中心地區在社會生活的許多領域存在著不同，從而使得需要用中心屬性來克服邊疆的異質性。例如領土邊疆就需要用中心的安全屬性來指導邊疆，使其變得和中心地區一樣安全；利益性邊疆則需要用領土內的國家利益為指導，使其變成與領土內國家利益相同的場所；社會文化性邊疆則需要用發展指標為指導，使其最終達到與中心發展一致。「許多曾經被視為邊疆的城市。如昆明、桂林、南寧、呼和浩特、烏魯木齊等現在已經不被作為邊疆看待了。甚至一些曾經被視為邊疆的地區（或地級市）和自治州，其邊疆的角色也在逐漸淡化。在現代化的侵蝕下，邊疆的範圍縮小了，而且隨著現代化的深入。這種趨勢還將持續並不斷加強。這是一個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過程。」

再次，作為封閉性概念，邊疆體現了「集裝箱」視角。邊疆就像細胞的細胞壁一樣，其作用在於將國內與國外相隔離。「在２０世紀的亞洲，邊疆被認為是『國家認同的細胞壁』，任何對邊疆的威脅都會產生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例如在領土性邊疆和社會文化性邊疆中，邊疆便是將本國與其他國家的領土或社會文化予以隔離的區域，而利益邊疆雖處於邊界之外，但其往往被認作是以國家邊界為基礎而形成的延伸空間。在這一空間里，利益是獨享的。「利益邊疆從個體國家角度分析其利益的地域指向，具有單元性的特點」「利益邊疆的拓展和爭奪已經成為激烈競爭中的相關國家心照不宣的秘密。拓展本國的利益邊疆，侵蝕、壓縮甚至威脅其他國家的利益邊疆，正在成為大國關係中愈演愈烈的『暗戰』。」

2全球化與邊疆政治思維的困境

作為一種客觀的歷史進程，全球化的發展已導致人類社會關係、政治組織、生活方式等內容發生了根本性變革。

在諸多行為體中，受全球化衝擊最大的當屬現代國家，甚至可以說全球化時代的來臨是與現代國家的行動能力受到限制或削弱相同步的。「以領土來界定的社會領域的時代形象，曾在長達兩個世紀的時間裡，在各個方面吸引並鼓舞了政治、社會和科學的想像力，如今這種時代形象正在走向解體。」「許多國家的權力已經更加嚴重的衰落了，以至於它們對其人民的權威和它們的疆界之內的行動已經弱化。與此同時，非國家權威卻已越來越多地影響其人民，並越來越深地滲入到他們的活動中。」當然，需要強調的是，筆者並不認同各種各樣的「國家終結論」，而只是想指出：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現代國家正在經歷著一場從國家權力結構、合法性來源到國家治理模式和目標等方面的整體性變革。

與現實狀況相一致的是，以現代國家為標尺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在全球化時代也正在面臨著多重危機：一是國家中心視角正受到多元行為體凸顯、國際合作的需求和實踐激增等現實的挑戰。「在全球化開始之際，社會科學家便認識到將民族國家作為全球政治經濟的一個實體已經日漸過時，因此他們認為需要新的研究視角。」「如果想要理解２１世紀的世界，我們就需要打破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分析方法。」「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思考方式，除了導致物化之外，還會導致民族國家與國家和與社會的混同。」二是現代化視角正受到發展的多樣性、世界的碎片化等趨勢的衝擊。全球化正在催生著特殊主義的普遍化。「特殊性的普遍化指的是對特殊的東西，對錶面上越來越精緻的認同展示方式的尋求具有全球普遍性。」在這種背景下，國家的發展就需要在實現發展統一性的同時，在所有地方保持、維護和擴大發展的多樣性。三是集裝箱視角正受到頻繁的跨界活動、跨國性公共問題大量產生等狀況的衝擊。「民族國家『集裝箱』的觀念一直被社會學，以及相應的政治和政治學視為理所當然的出發點，但是，現在看來，這種觀念是錯誤的。在這個『集裝箱』的內部，而不是外部，發生了靜悄悄的革命。」

在這種狀況下，蘊含了現代性政治價值觀和政治思維方式的邊疆概念也開始面臨諸種思維困境：一方面，邊疆概念不能對全球化時代新出現的諸種狀況作出合理的概括；另一方面，則由於邊疆概念所蘊含的思維模式，使其無法通過該邏輯推導出全球化時代與邊疆相關的諸種問題的有效解決方案。具體來說，邊疆概念正面臨著這樣幾點思維困境。

第一，全球化時代的跨界公共性開始凸顯，從而使得邊疆概念中的單一性思維受到挑戰。長期以來，公共性與現代國家緊密相連，但在全球化時代這種關係已發生變化：除現代國家內部的公共性之外，國家之間的公共性、跨越國家界限的個體之間的公共性開始日益為人們所重視。在這種狀況下，一方面，邊疆地區的公共性成為一種多元的公共性，地方政府、國際組織、社會力量、公民個人等行為體在邊疆公共性構建中同樣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邊疆地區的公共性也成為一種互動的公共性，它的實現需要與鄰國特別是這些國家的邊疆區域進行緊密的互動和協調。可以說，在全球化時代，跨界公共性使得國家中心視角下的邊疆概念出現困境，而在單一式、獨白式的思維下得出的結論也往往是片面、衝突性的。例如一位學者就曾指出，「研究『邊疆』、『邊界』的概念問題只有不斷擴展我們頭腦中的文化背景的邊界線，儘可能突破『地方性知識』的局限，……理解他人的見解，敘說對象的言說。」「只有同情的理解，才能避免歐洲普遍主義支配下東方學將異域空間轉變成殖民空間的舊轍。」而另一位國外學者則更為明確地指出，「把『我們』同『他們』分隔開……隔離造成更加盲目無知，對於恐懼和猜疑感的盲目無知，而對於其鄰居的這種感覺變成和解和真正長期解決衝突的重大障礙。」

第二，全球化時代各個領域邊界的不重合性日益明顯，從而使得邊疆概念中的被克服性思維受到挑戰。雖然各個領域邊界的不重合狀況一直存在，但由於現代國家對經濟社會等領域所具有的強大控制力，從而使得長期以來這種不重合性並未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然而隨著全球化時代國家控制能力的減弱，這種不重合性開始變得十分明顯。上述狀況加之多領域互動的不斷深入，使得邊疆地區「我者」與「他者」間的關係已開始發生變化：「我者」與「他者」不能再用政治邊界為唯一標準進行劃分，一個人可以具有多重身份，人與人之間也可以具有多重關係；政治上的我者可能是經濟上的他者，而經濟上的我者則有可能是文化上的他者。例如一項實證研究顯示：在西雙版納州勐臘縣南浪村，同一民族（哈尼族）之間文化互動較多而經濟交往較少；不同民族（哈尼族與傣族）之間經濟交往較多，而文化互動較少。面對這種狀況，邊疆概念中的現代化視角便出現問題：在現代化視角下，人們的身份應是單一的（或應趨向單一的），邊疆發展意味著不重合性的消除，並最終達到國家的一體化。但這種目標如今已變得不大可能。在全球化時代，邊疆地區我者與他者間多重關係將會持續存在並可能不斷多樣化，協調而非同質化已成為應對這一問題的必由之路。例如在國家認同問題上，如果繼續沿用克服性思維，那麼邊疆地區跨國族群、跨界活動者的國家認同將變得極其難以解決。「邊界居民在認同上出現了模糊化的狀況，這主要是因為經濟、文化、語言等因素的『張力』所導致的。這種認同的模糊性導致邊界社會在國際合作與衝突中扮演了獨特的角色。」

第三，全球化時代國家對邊界的控制方式顯著變化，從而使得邊疆概念中的集裝箱思維受到挑戰。正如吉登斯所言：「邊界是在地圖上畫出的精確界限，而且任何侵犯邊界的行為都被看成是對國家主權完整性的一種損害。現在，國家再一次擁有邊疆而不是邊界……當代國家的邊界之所以逐漸又演變為邊疆，乃是因為它們與其他地區的聯繫越來越緊密，而且，它們越來越多地參與到與各種跨國集團的交往之中。」在這種狀況下，冷戰時期那種密不透風的「鐵幕」開始大幅度減少，許多國家的邊界正變成「多孔的藩籬」：一方面，國家對邊界依然具有控制力，許多跨界活動受到限制；但另一方面，經濟貿易、網路信息、疾病傳染、環境變遷等則可以較為輕易地穿越國家邊界，進而將邊界兩邊的社會緊密地聯繫起來。

國家對邊界控制方式的變化使得作為封閉意義的邊疆概念出現困境，而若繼續以此思維看待相關問題，就有可能得出拒絕、隔離式的結論。例如在發展問題上一種觀點認為邊疆的發展應略高於周邊國家，略低於內地，呈現一個坡型，從而將跨界活動以「傾倒」的方式拒絕於國門之外。而在面臨跨國恐怖主義、販毒、移民等問題時，封閉式思維則表現得更為明顯，認為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在於「加強邊疆地區軍民聯防機制建設，構築維護國防安全的『銅牆鐵壁』」。很顯然，在國家開展全方位對外開放進一步深化「一帶一路」戰略規劃的時代背景下，上述方案不僅無效甚至可能是有害的。

3邊境：一個全球化時代的新概念

面對上述困境，我們需要在兩種破解路徑間進行選擇：一種是對邊疆概念進行再定義，賦予其新內涵。另一種則是重新引入一個概念來指代上述新狀況。筆者的觀點是選擇後者，這是因為：一方面，邊疆一詞的含義已在歷史上幾經變遷，若再賦予其新內涵，將會導致詞語意義的混亂，中國近代時期的邊疆概念即是一例。另一方面，從概念的精細化方面來講，我們需要在較長一段時期內對某一概念賦予其較為固定的含義，既然如今邊疆概念已與現代國家制度緊密相連，那麼也就不應再使其內涵變化。例如在美語中，由於自特納以來「ｆｒｏｎｔｉｅｒ」特指文明的前線，表示文明源源不斷的生命力的拓展區，從而使得在美語學界人們便放棄了用該詞指代主權意義上的邊疆，轉而使用「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ｓ」或「ｂｏｒｄ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等詞來指代。相應地，ｆｒｏｎｔｉｅｒ的內涵也便固定化了。

在已有的漢語辭彙中「邊境」是一個較為合適的備選詞。因為它既指一塊與國界相關的區域，同時又是一個較為客觀化的詞不像邊地、邊陲等詞具有強烈的價值取向。對於邊境，人們有時將其與邊疆交互使用。例如《詞源》中就這樣定義，「邊疆邊境之地」。而在學術界，一些學者也將其等同，「邊疆是所有國境線的邊境縣的總和。」但若仔細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邊境與邊疆事實上包含著不同的意義。「邊境，靠近邊界的地方；邊疆，靠近國界的疆土。」因此，我們有必要將邊境與邊疆概念進行區分，並賦予邊境一詞新的內涵。

在全球化時代我們可以將邊境定義為：國界線穿過的互動性區域該定義包含兩重意思：一是邊境是一塊空間性區域，該區域以國界線作為最明顯的標識，它表示一塊以國界線為中心的地理區域；二是邊境是一塊社會性區域，該區域存在著多種多樣的跨界互動，這些跨界互動使得在該區域內形成了某種獨特的規則和互動模式。可以說，在邊境概念下國界兩邊的區域不再被看作兩個或多個獨立的系統，而被認為是一個整體性的異質區域。

與邊疆概念所蘊含的現代性政治思維不同，邊境概念則體現了一種全球性政治思維。這種思維主張用多元的、整體性的視角看待相關問題。具體來說，在邊境概念中全球性政治思維主要體現為這樣兩點。

首先，邊境概念中體現了一種主體間思維。所謂主體間思維，一方面指言說者並不偏袒我者而貶損他者，而是以一種平等的態度來看待兩者間的關係；另一方面指言說者並不將我者與他者固定化，而是以一種動態的眼光看待兩者間的互動與轉化。在這種思維下邊境概念中的主體內涵發生變化：除中央政府外，邊境區域內的地方政府、國際組織、社會力量、公民個人等同樣是重要的主體；而在邊境地區公共性的確認和實現上，則仰賴於各種行為體的互動與協調。例如在安全問題上，邊境安全便是一種綜合性的安全，它不僅指國家的軍事和政治安全，而且從主體上來看還包括邊境地區安全、團體安全、公民安全等，從領域上來看則還應包括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環境安全、社會安全等內容；而在實現和維護每一種安全的過程中，則需要重視諸種行為體間的博弈和協調；同時還應重視諸種安全間的互動與轉化。

其次，邊境概念中體現了一種系統性思維。所謂系統性思維，是指將思維對象看作「處於一定相互關係中的、與環境發生相互關係的各組成成分的整體」。在這種思維下，邊境被看作一個獨立的互動系統，而它的特徵則主要由邊境區域內的諸種因素所決定。其中，國界線是邊境系統得以出現的核心因素。全球化時代的多孔國界使得它會對其穿過的周邊地區產生互動性影響同時這種影響又隨距離的增加而逐漸減弱最終導致國界周邊地區形成某些與相鄰各國的內地社會都不相同的特徵。也就是說，「邊界不再被認作一個被動的因素，只能被描述、繪製或歸類，而是一個主動的力量和過程，其對於國際國內各種事務都會造成廣泛的影響。」當然，除國界線外，其他邊境區域內的因素也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些因素既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國際組織、社會力量、公民個人等行為主體，也包括邊境區域內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社會等因素。可以說，正是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邊境形成了與周邊地區不同的特徵，從而使其成為一塊可以辨識的異質性區域。已有的諸多研究已經證實了這種設想的合理性，例如馬丁內斯從美墨邊境的實證研究出發，提出了一種「邊境類型學」，即認為世界上所有的邊界都有著某些功能性的共同點。繼而他認為邊境區（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ｓ）是被國界線所分割的一塊區域。用比較的觀點來看，這塊區域被認為是一塊具有獨特性的區域，這種獨特性通過多種認同、社會網路、正式與非正式、合法與非法的關係網路把臨近邊界線兩邊的人們聯繫在一起。

作為一個獨立的系統，邊境與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較為複雜。首先，作為國家領土的一部分，邊境以國界線為標識可以劃歸兩個以上的主權國家。其次，由於國界線的顯著影響以及地理位置的邊緣性，邊境地區與其所歸屬的國家的其他地區又存在著顯著區別。再次，屬於不同國家的相鄰邊境地區間存在著大量的相關性，這種相關性既可以表現為國界線兩邊地區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具有諸多相似性；還可以表現為儘管存在明顯的不同，但這種不同主要是由於國界線以及邊境區域內的互動所造成時，我們依然可以將這兩個（或以上）不同的地區劃歸為一個邊境區域之內。

作為一個空間性概念，邊境應有自己的地理範圍；而作為一個社會性概念，邊境的地理範圍則並非固定不變。在一些情況下，隨著跨界互動範圍的擴大，邊境的範圍就會隨之擴大；而當跨動範圍縮小時，邊境的範圍就會縮小。若無跨界互動，社會性意義上的邊境就會消失這時我們就可以用社會文化意義上的邊疆概念來指代這些相互分離的區域。正如一位學者所言：「邊界線基本上是靜態的，而邊界線周圍的跨界區則往往是動態的」。

在確定邊疆地理範圍時學者們經常使用一國領土的面積、與中心地區的異質性程度、國家的影響力等單一性的外部標準來衡量。與邊疆不同，筆者認為確定邊境地理範圍時應充分重視邊境的多主體性、整體性特徵因而需要用多元的標準進行綜合衡量。具體而言，我們至少需要用如下三方面的標準進行綜合判斷。

一是周邊國家的國界政策及其對國界的控制能力。作為正式的制度性規範，周邊國家的國界政策會直接影響國界周邊的互動狀況。一般認為，當國家的國界政策趨於緩和時，跨界互動將會增強，互動影響的區域也將會擴大，這時邊境的範圍將會增大。反之亦然。國家對國界的控制能力同樣會影響邊境的範圍，當國家對國界的控制能力較強時，這時國家的國界政策就會對周邊很大一部分地區造成實質性、直接性的影響。而當國家是一個弱國家時，其影響力的範圍就會大打折扣。此處需要說明的是國家對國界控制能力的增強並不表示國界的隔離性變強，而只表示國家政策影響力的增強。例如較之於非洲國家，美國對其國界的控制能力很強，但這並不表示美墨邊境互動就弱於非洲國家間的邊境互動。「邊界兩邊在經濟發展方面的不平等，促使跨界活動的激增，人們為了需求更好的工資、醫療和教育，就開始大量的跨界活動。這種現象在美墨邊境很明顯。」。

二是國界穿過區域的自然環境。自然環境對邊境範圍的影響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邊境範圍受到自然環境靜態屬性的影響。各種國界線所穿過區域的靜態屬性不盡相同，一些地方的國界線以河流、山川等阻隔性的自然環境為界，另一些地方的國界線則以文化、歷史狀況為界從而使得這些地方的自然環境不具有阻隔性，例如國界兩邊都是平坦的土地。我們可以認為在阻隔性的自然環境下的跨界互動要低於非阻隔性自然環境下的跨界互動，從而使得後者的邊境範圍要大於前者。另一方面，邊境範圍受到自然環境的動態屬性的影響。自然環境的變化會對人們的生活造成重大影響，這種變化除了從阻隔性變為非阻隔性或與此相反之外，還體現在對於跨界公共性的激發或抑制。若由於自然環境變化導致跨界公共性問題大量出現且影響範圍較大時，邊境的範圍就有可能較大，反之亦然。

三是國界穿過區域的社會屬性。在國界線附近生活著各種各樣的人群，他們所具有的經濟、社會、文化、歷史、宗教等因素也會對邊境的大小造成影響。例如從歷史因素來講，若國界線兩端是有著長期歷史衝突的不同群體，那麼他們相互間的互動就會相對較少，從而使得邊境的範圍較小，甚至在極端情況下會導致邊境的消失；如果國界線兩端是有著長期交流或協作的不同群體那麼他們相互間的互動就會相對較多，從而使得邊境的範圍較大；而如果存在許多跨界群體，那麼跨界互動則會更為深入，從而有利於邊境範圍的擴大。當然，除歷史因素外經濟發展模式、社會結構、文化傳統、宗教信仰狀況也會以其獨有的方式影響邊境的地理範圍。

結　語

全球化使得跨界互動日益頻繁但這並不意味著國家邊界的消亡，國界在全球化時代將會一直存在並將持續產生影響；全球化使得遠距離的交流與互動不斷加速，但這並不意味著「地球村」的到來，大多數人依然生活在特定的地理空間並主要與周邊的人群進行交流和互動。全球化時代是一個既存在超越又存在繼承的時代，是一個既在擺脫諸種羈絆又被不斷限制的時代。正是在這樣的時代，邊疆概念正遭遇到諸種思維困境但又並非完全無用，邊境概念的新含義正在彰顯但又並非放之四海皆準。我們需要明確的是，邊疆概念指涉的是一種在全球化時代逐漸消退的政治狀況，而邊境概念指涉的是一種在全球化時代日漸興起的政治狀況。但正因為是一種政治狀況，所以邊疆與邊境都是社會性建構的產物，因而也是可以相互轉化的。（注釋略）　　

小編：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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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教學與研究》2017年02期；首發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微信公眾號平台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