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民國思想界的歷史高度

民國思想界的歷史高度時間：2010年11月14日上午地點：深圳市少兒圖書館多功能廳主講人：章立凡（近代史學者） 章立凡：我注意到廣東確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從這幾次來廣東我發現一個特點，廣東的講學風氣特別興盛，不但在深圳，在廣州以及廣州周邊地區，每個周末都有很多這樣的講座、沙龍活動。這個風氣是清末以來的講學風氣的延續，當年康有為先生創立萬木草堂講學，從那個時代起，廣東實際上成為中國近代新思潮的策源地，而且中國近代的改良和革命兩次重大思潮的先驅都是從廣東產生的。這得益於它是一個口岸，毗鄰香港，各種新思潮容易進入。而且商業也比較發達，所以較早形成了市民社會的雛形，我想這些都是廣東在思想先行方面受益的地方。 我今天講的思想界的歷史高度，也不局限於民國，會追溯得稍微遠一點，然後集中講民國。我注意到歷史上百家爭鳴的時代引人矚目的有兩次，一次是在春秋戰國時期，還有一次是在近代，從鴉片戰爭以後一直到民國這一段，這兩段是學術界思想最活躍的時期。當然可能有人會說魏晉時代算是一個，但是總體來講，魏晉的精神是比較偏於消極的，而春秋時期和民國時期的思想上的爭鳴是相當活躍的，是很有進取性的，但是這兩次又有所區別，它們有共同特點，也有區別。共同特點就是都處於這種動蕩、分裂、戰亂的社會轉型期，沒有形成大一統的國家權力，這種狀況下，各種學術思想可以在競爭的生態里各自表現。但是兩者也有不同，後者處於一個更廣闊的視野中，有東西文明的對撞和交匯的歷史環境。我把它視為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對撞的結果。從秦漢以來，由於高度的封建專制制度，再加上獨尊儒術的一元化的意識形態，形成了長期的文化專制，這種文化專制導致沒有多元化的意識形態出現，就是意識形態領域一直是以儒家為主導的，當然有人會提出有佛家、道家等等，但它們不是占統治地位的。直到19世紀中葉，從1840年開始，由於西方文明的進入，形成了東西文化的對撞，中國就面臨一個3000年未有的大變局，這樣的變局不僅是經濟上的，經濟上是西方帶來了自由貿易，政治上列強環伺、虎視眈眈；從文化上講，西方的文明也進入中國，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很多元的局面，這樣的局面一直持續到1949年，然後又重新定於一尊。對這段歷史應該有所梳理，我認為各種思想的爭鳴大體上還是圍繞在當年張之洞提出的「中體西用」和後來學人們主張的「全盤西化」這兩大主題。但是有很多問題我們今天仍然沒有解決。首先是政治上的主義之爭，清末的君主立憲主義（也可以叫改良主義）和實行排滿的民族主義的交鋒。這種交鋒是20世紀思想交鋒的第一波，主題上也就是到底是立憲還是共和，到底是改良還是革命，這兩者是互為表裡的關係，一個是要解決體制問題，一個是用什麼樣的手段來解決體制問題。從改良和革命來比較，實際上改良的社會成本比較低，但是不幸的是改良走得太慢，因為所有的改良，或者我們今天講的改革，都是被迫的，統治者一般不願意讓出原有的東西，所以這就造成改良和改革的滯後，最終導致了革命的發生。革命走到了改良的前面以後，從這100年的實踐來看，革命的後果未必好。改良的理論，康有為提出「虛君共和」，他有一個很形象的比喻，叫做「總開關理論」。在1911年的時候，辛亥革命已經成功了，有一個年輕人叫王眉五，跑到日本見康有為，他問康有為，為什麼別人都主張革命，你還是主張改良？康有為講了一番道理，他說：君主制像一個大樓，我們要讓這個大樓亮起來的話，就需要安很多電燈，但是我們不需要拆掉了這棟大樓重建，再安電線和電燈，我們只需要把原有的建築布上線、安上電燈，然後有一個總開關，這樣大樓就全都亮了。他比較了各國的革命，認為法國革命、墨西哥革命在歷史上都流了很多血，而且持續長達八十年到一百年，對社會的破壞太大，主張用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大的效益。他認為辦法只有一個，就是搞「虛君共和」，利用君主制原有的框架，在這個框架下把這個體制改革，然後達到社會的進步。他認為如果驟行革命的話，列強就會趁機進來，實際上就把國家放在一個很危險的位置。這些預言應驗了，後來有了日本的入侵。從1927年到1936年這10年，我們稱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後來突然中斷了，就是因為日本發動了侵華戰爭。而日本發動這種戰爭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阻擊中國的現代化。 孫中山先生的觀點和康有為是不一樣的，他看到了歐美社會的很多問題，社會主義思潮在19世紀下半葉在全世界開始流行了，孫先生看到了另一方面，就是資本主義的很多弊病，所以他主張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同步進行，要一次完成。用他的話說叫「畢其功於一役」。這個觀點後來被證明是沒法實現的，國民政府在大陸時期，土地改革就沒有實現，這跟它本身的政權結構及土地改革的成本有很大的關係。當然它後來到台灣以後實現的很成功，比大陸還成功。中共毛澤東搞的這一套，也是要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同步進行，所以他在掌握政權以後的這28年間，就不斷地搞社會革命，最後搞文化大革命等等，但是越搞越亂。搞得國家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政治和經濟的危機都十分深重。 在30年代的時候，呂思勉先生（他是一位著名的史學家）就有這麼一個觀察，他說「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很不容易同時並行，而社會革命，尤其對社會組織，前因後果，要有深切的認識，斷非簡單，手段滅裂的均貧富主義所能有濟。」我覺得這個判斷是很準確的。中國歷代的王朝更迭，無不以「均貧富」為一種動力，實際上「均貧富」只是暫時的，不是一個解決根本問題的辦法。共和國前30年也是搞「均貧富」，結果是「均貧」，後30年又搞了另一種，就是「一部分人先富」，最後又導致兩極分化。現在看來，如果沒有一個好的體制，就不可能有一個好的分配製度。 下面再說說其他的主義，民國初年，各種外來思潮都進入中國。像進化論、社會達爾文主義，很多人早年都是信仰的，毛澤東早年也是信仰進化論的，其他信仰進化論的思想界的人物也有很多，過了一段之後才逐步轉向社會主義。還有君憲主義，還有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實驗主義等等。這些主義也出現本土化的變種，像三民主義、國家主義，這些都是一些變種。當年社會主義這個概念，不像今天這樣非常地政治化，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在國際上有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包括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第二國際社會主義，還有布爾什維克社會主義等等，它們都算是社會主義。這個現象到20世紀初的時候還不是很明確，不像我們今天說的「姓社姓資」，那時候沒有太明確的概念，也沒有把它與資本主義對立到什麼程度，都是在探索。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學說，其實也是一種社會主義。 多元化的主義的出現和中西文化的交匯，推動了新文化運動。追溯起來，蔡元培先生在民國初年就任教育總長的時候廢止了讀經，出任北大校長以後提倡「兼容並包」，而且引入了西方的大學管理制度，為新文化運動及後來的五四運動做了一個思想上的鋪墊。新文化運動是清末以來啟蒙思潮的繼續，追溯起來，梁啟超提出「新民說」，陳獨秀髮表《敬告青年》，再到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胡適提倡的白話文運動，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思想解放，在這之前，中國人寫的文章和平常說的話是兩種東西，是不一致的。從文化傳播的角度來講，造成了很多的不便，很多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可能沒法接受這些東西，或者沒法理解這些東西。胡適提倡白話文以後，把文化普及的手段變得非常的尖利，可以很快地讓更多的人接受思想文化。從白話文運動以後，思想文化就不再是文化人的專利，開始向平民百姓普及。關於五四的反封建的意義，大家都已經了解了，我也不再多說。我想觀察一下五四以後思想界的分化：一部分人走向了黨派政治，另一部分人趨向於學術文化，但是界限也不是很明確。走向政治的這部分人後來很失落。我以前也談到過，中國近代沒有什麼真正政治學意義上的政黨，大多是一種會黨政治的延續，我把他稱之為會黨化現象。當時五四的先驅，除了李大釗是為主義犧牲了，其他的人，像陳獨秀後來被排除出共產黨，又坐了國民黨的牢，最後又搞學術，但是他沒有完全脫離政治。蔡元培先生擔任政府要職，胡適也是，他們還是參政的，但是他們的主要貢獻應該說還是在思想學術方面。還有像魯迅、周作人兄弟是搞文學的，最後徹底投身政治的人都不是大知識分子。1957年的時候，領袖對有一句話很反感，某人說「無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領導不了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毛澤東對這句話是很有情緒的，他當然是讀過很多書的，但還是很有自卑感。此外，胡適晚年有一件事挺後悔，他說：當初我沒有把陳獨秀留住，結果他去搞政治了。這個背景是怎麼樣的呢？陳獨秀是一個不拘細行的人，他去了北京的八大胡同，然後就出事了，北大就逼他辭職了。離開北大以後，他沒有地方去，就到了上海，那時候正好蘇俄又給錢，所以他就組織了中國共產黨。胡適後來想起這件事，他說那時候我要是想辦法把陳先生留住，後來的很多事是不是就不會發生了。當然歷史也沒法假設，可能有些事該發生還是要發生，也不是說一個偶然的事就能改變歷史。但是這也說明一個情況，當時在社會上有很多共產主義的小團體，不止一個，而每個小團體的組織方式就是開會，然後辦一個雜誌，或者辦一個書店，以此來傳播共產主義。但是搞政治還是要花錢的，有的就是一筆經費花完了以後，影響沒有起來，這個團體無形中就消散了。那時候蘇俄是有想法的，它要在全世界推行他們的這一套，所以蘇俄也在選擇中國可以跟他們合作的人選，一起來推動蘇聯模式和影響的團體。當時也考察過很多人，比如吳佩孚、馮玉祥等等，還包括孫中山。最終選了陳獨秀、李大釗他們這批人，那時候他們之所以能夠搞起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蘇俄提供了很充足的經費。而其他的很多就沒搞起來，最後就剩下這一個。當然另外還扶植了一個，就是幫助孫中山改組了國民黨。孫中山曾經提出過，我們國民黨也想加入共產國際，這個問題提了以後，共產國際很尷尬，因為他們認為國民黨是不夠格的，共產黨是可以的。後來提了一個折中方案，就是國民黨以觀察員身份參加共產國際的會議。這有點扯遠了，再回到主題上來。現在胡適提出的「問題與主義」這個概念，到現在還沒有解決：我們現在有主義，但是社會問題還是越來越多，而且單從主義的教義上，我們解決不了很多現實問題，主義與現實脫節，而且理論上無法自圓其說。 下面再聊聊自由主義。自由主義是從西方來的，它對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發生了很重要的影響。它有兩條線，一條是思想的線，這條線嚴復是一個先驅，後來就是胡適；另一條是憲政這個角度的，應該是從梁啟超開始，後來的繼承者像張君勱、張東蓀這些人，後來成為憲政運動的主要推手，抗戰期間在大後方活動的「第三勢力」，主要是這些人。張君勱在30年代起草了一個「五五憲草」，那是一個憲法草案，這個憲法草案在1946年經過修改，就變成了一部正式的《中華民國憲法》。現在台灣提到張先生，稱他是「中華民國憲法之父」。到國共內戰爆發的時候，「第三勢力」就分化瓦解了，分成兩派，一派到台灣，一派在大陸。台灣的代表人物就是像雷震，殷海光等等，留在大陸的是張東蓀、羅隆基等一批人，但是這兩批人最後都在政治高壓下煙消雲散。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再度興起，是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以後出現的，領軍人物是李慎之先生。 社會主義在世界上有多種，在中國也有多種，現在看三民主義，應該也算是一種社會主義流派，民族主義、民生主義、民權主義，尤其是民生主義，社會主義色彩是非常濃厚的。國共兩黨在很多社會改造的觀點上實際上也是一致的。國共兩黨基本上都是西方學說的本土化產物，而且它們的共同特點就是都曾經「以俄為師」。歷史上分了合，合了分，現在仍然在中國的兩片土地上（一塊很大，一塊比較小）行使治權。所以，研究20世紀的中國思想史，解讀西方政治學說在中國的本土化過程，就需要研究這兩種主義和這兩黨。 還有一派人是強調中國本位文化的，這一派的傳承直到今天都可以看到。當年康先生主張「以孔教為國教」，後來章太炎也提倡讀經，說明無論改良派和革命派，相當一部分人在尊孔上是有共識的。雖然政治主張不一樣，對傳統的儒家文化都比較認同，但是共同的文化認同。不排除對儒教各取所需。這種情況也不是絕對的，梁啟超就不是這樣主張的，他發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是從更高的思想文化角度來認識尊孔的問題。 五四的口號是「打倒孔家店」。當年非常激進的一部分人，後來也有了變化。30年代張申府先生就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他要把儒教和孔子的思想做切割，區分什麼是真正的儒家思想，什麼是意識形態。這就涉及到怎麼理清傳統文化的手段和方法，就需要沉下心來研究，不是光喊口號去打倒就完了，而是要研究其所以然。胡適提出要「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這個見解是很有道理的。他給相互對立的「打倒」和「繼承」的兩派，各自指出了一塊空間，就是提倡新文化和整理傳統文化可以並行不悖。我們還注意到，同樣是研究傳統文化，但胡適一派是引入了西方的研究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化，和傳統的治學已經有所不同。胡適提出整理國故，倡導研究問題以後，文化探索就非常多元。在五四以後有很多的文化論爭，比如像「科學與人生觀」的爭論，鄉村建設運動、新生活運動、新理學等等都開始興起，文化上出現了多元的、百家爭鳴的現象。這種現象是由於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衝擊，把原來的秩序框架打亂了，大家混沌了一段時期以後再重新組合，這樣就分成了很多板塊，變成多元的，按自己的思想脈絡和主題去研究。把中國的本土價值觀重新詮釋，燃燒並賦予新的使命，像馮友蘭先生就是闡發「舊邦新命」。 公民社會的雛形在民國時期已經出現，一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城市已經形成了市民社會的形態，開始有地方自治的功能出現。從清末到民國階段的廣州、上海，以及其他一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都出現了有一定現代性的地方自治，這實際上是多元文化的經濟、社會基礎。為什麼這60年出不來大師？確實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出大師要有出大師的文化氛圍和社會環境，我們分析像胡適、蔡元培、陳獨秀、魯迅這一代人，他們所受的教育是和現在我們（至少我這一代人和我往後的一代人）所受的教育是不一樣的。一是他們都有非常堅實的傳統文化的教育根基，又受過比較完備的西式的教育。二是這些人的研究方法也不一樣，像胡適提倡的是西式的研究方法，蔡先生提倡兼容並包，他在北大造成的這種學術氛圍，才能產生出像梁漱溟、錢穆、馮友蘭這樣一批學術大師。現在沒有這種環境了，初級教育中沒有這種環境，到了高等院校也沒有這種環境，我們這60年的教育基本上是由「全盤西化」變成「全盤蘇化」，把社會當作一部大機器，教育變成一條流水線，按一定的模式生產標準件。這種教育模式不需要思考，只要生產出大機器上的標準配件甚至是螺絲釘，它是相當工具化的，這就是蘇式教育的特點，它不需要通才，不需要天才，不需要真正的有獨立思想的人才，只需要你為這個體制服務就可以了。這樣的教育是產生不了大師的。傳統文化也是這樣的，我們注意到，後來大師沒有在中國大陸產生，但是在大陸以外的地區還能產生，像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這些人就是在海外治學，國內的土法治學的就達不到他們這個高度。 從新儒學的興起到近年「國學熱」的現象，也是一種文化保守主義的回潮。當然這種回潮也有它的依據。1949年以後，特別是歷次思想運動和政治運動的整肅非常厲害，五四所產生的那一代知識分子被摧殘殆盡，傳統文化也好，西方的文化也好，經過歷次運動到「文化大革命」，出現了文化斷層。我上次講到知識分子的去留問題，1949年的時候，出走的這批知識分子，把中國文化的文脈也帶走了，而且他們還能夠在台灣、香港等地延續這種文脈，在大陸，文化的傳承就被斬斷了。近年「國學熱」的回潮，一是經濟發展以後，對本民族文化的追求、推崇，隨著經濟的強大逐漸的成長。人總是需要一些自信心，有時候就會把老祖宗的東西放大很多倍。二是主義的教義已經脫離現實了，出現了信仰危機和思想真空。大家找不到方向，找不到精神支柱了，國學的興起就填補了這部分空間。填補這部分空間是不是就應該充分肯定呢？我覺得既不應該過分否定，也不應該把它提到一個太高的位置上。因為中國文化確實有很多的缺陷，導致了中國社會2000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的長期留滯，市民社會成長緩慢，近代工業文明沒有在中國發生。這些都跟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有很大的關係，我們既要承認傳統存在的合理性，又要對過分誇大傳統的論調給予足夠清醒的認識。1935年的時候，有一群文化人搞過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 2004年的時候，又有一批文化人搞了一個《甲申文化宣言》。這兩個宣言，一個是要提振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另一個儼然是中國時代將至的自負感。這兩次宣言實際上都是趨同或附和於主流意識形態的。 剛才所講實際上是理一個脈絡，從中可以看到各種流派的傳承關係。很多流派是從清末開始，斷斷續續傳承到今天，各自有各自的源流。唐德剛先生講「五四以來大半世紀中國的悲喜劇，即為列寧的『半盤西化』和杜威的『半盤西化』鬥爭的結果」。我覺得說得更透徹一點，就是「西化」和「蘇化」這兩種觀念衝撞的結果。這種情況真正發生變化，是在蘇東劇變以後。主流意識形態一直堅持講「中國特色」，在這個背景下，新左派興起並與自由主義展開論戰。近年謝韜先生髮表了「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觀點，實際上民主社會主義也是國際上社會主義的一個流派，而且比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主義要更為激進一些。到底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我上次在廣州演講的時候就有一位聽眾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他說：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都完了，我們中國的社會主義屹立不倒。我回答說：我治學這麼多年一直很困惑，就是搞不清楚什麼叫社會主義。現在看來，社會主義的解讀也是很多元的，有很多種的社會主義可供選擇。近年還有一些現象，就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回潮。民族主義的回潮，一是因為中國經濟財富的積累，覺得在國際上可以伸一伸懶腰了，再就是國內矛盾的尖銳化，需要民族主義來煽情，引導大家一致對外。民粹主義實際上是一種破壞性很大的思潮，沒有很明確的政治目標，但往往是被社會邊緣化的人群所最容易接受的東西，他們的利益被忽視了，能夠分享的社會財富非常少，有一種被拋棄感。下面講一講體制與文化的關係，體制與文化像是「雞生蛋」或「蛋生雞」的關係，誰也搞不清楚到底是「體制優先」還是「文化優先」，因為各種各樣的主張都有。我感覺這兩個東西是互為因果的，也就是說：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或者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人民。這又涉及到我們的國民性問題。我們現在所爭論的一些問題，現在看來，確實是很諷刺的，有好多在20世紀討論過的問題，現在又重新討論，但是沒有什麼新的進步。比如談到現代化，現代化是所有的政治領導人都掛在嘴邊的東西，從毛以來就存在這樣的誤區：將現代化解讀為工業化，把現代性忽略掉了。這也不僅僅是毛，清末的洋務派就認為，學到了西方先進的堅船利炮，國家就可以強盛，這是一種很技術的觀點。「現代性」實際上是在工業化推動下發生全面變革而形成的一種屬性，它包括的範圍是在技術、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它有共同的特徵，包括民主化、法治化、工業化、都市化、均富化、福利化、社會階層流動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識科學化、信息傳播化、人口控制化等等。 我們再看看另一個概念，「公例」和「公理」，這也是一個很矛盾的東西，進化論講弱肉強食，講叢林法則，這是公例；而有道德者生存這種人類倫理，是講公理的，這兩種法則的衝突到現在都有，中國近代一直出憤青，就是這個原因。公例和公理總是有衝突，五四運動的爆發，就是公理這個東西沒有在中國得到實現，列強還是不把你當成一個一流國家，他們要分配你的利益。所以我們也不能說西方一切東西都是好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總有它利己的一面。現在說到美國逼人民幣升值，人民幣老不升值，美國就來了一個總量寬鬆的貨幣政策，實際上它也是一種對策，這種對策也有它相當利己的一面，所以在國家利益衝突上，有時候確實沒有什麼公理可言。五四以來，公例與公理的糾結就導致了一種後果，首先是爆發了五四運動，然後開啟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之門。「庶民的勝利」這套東西就變得非常激動人心，毛澤東講「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主義一直影響中國，從20年代到現在這90多年的時間裡，它的影響還在持續。 剛才提到唐德剛先生的判斷，實際上還是「西化」和「蘇化」的矛盾。當時在民族危機深重的背景下，建設現代化國家的衝動，就把制度抉擇推到優先地位，文化的重建不是很迫切，因為先要生存，這一點也是立憲派和革命派的分歧所在。再觀察20世紀中國的三次政權更迭，從民國取代大清，到共和國取代民國，一次是仿效歐美的道路，一次是學習蘇聯的經驗，而這兩次實際上都是體制上的變化，從文化建設上來講沒有多少進步。 從民國歷史上看，建立民國並沒有真正的實現憲政，民國的幾部憲法基本上是搬用美國的憲政體制，而且有濃厚的聯邦制色彩，但是這套東西在中國沒有成功。我一直認為中國錯過了君主立憲這樣一個歷史機會，是一個很不幸的事情，在民國袁世凱也曾經想搞君主立憲，但是他想做也做不成。為什麼做不成？他在道義上是站不住的：從孤兒寡母的手裡拿了天下，做了民國的大總統，又想背叛民國，從政治倫理上是行不通的。袁世凱之後大家又訴諸叢林法則，先是北洋軍閥互相打，接著是國民革命軍北伐，然後是國共十年內戰，後來發生外患，外患去掉以後又是國共內戰，基本上就是靠叢林法則。最終民主憲政沒有實現，靠武力建立的正統地位逐漸喪失合法性。應該說辛亥革命是以公理開端，但是最後循公例出局。 我們再看歷史周期律。歷史周期律到底能不能走出？到目前為止我覺得還沒有走出。為什麼說沒有走出呢？還是封建主義的問題，還是東方專制主義的問題，所以走一走就回去了。應該說辛亥革命是要實現民主的，國民黨長期實行軍政、訓政，有其歷史上的背景，沒有辦法，最後就變成叢林法則，它被推倒了；但是換上來一位，還是按原有的統治模式進行統治，這就是沒有走出歷史周期律。今後能不能走出？？民黨命我覺得我們需要新的社會契約。民國元年有一個社會契約叫做《臨時約法》，應該說是結束封建社會以後達成的第一個社會契約，第二個社會契約就是1949年的《共同綱領》。但是這兩個社會契約後來都被廢棄了。第三個社會契約是一個不成文的契約，叫「改革開放」，這個契約到現在實行了30年，它的很多承諾實際上也沒有兌現，很多問題現在又重新產生。今後中國怎麼走？我覺得需要一個新的社會契約。 下面追溯一些思想家的觀點，嚴復介紹了西方社會「公域」跟「私域」的區分，公域；講權力，私域；講權利；公域講民主，私域講自由。梁啟超指出中國人的缺點：有民族資格而無市民資格，有村落思想而無國家思想，只能受專制而不能享自由。提出「新民說」來改造，倡導政治、宗教、民族、生計四大自由。陳獨秀髮表《敬告青年》，倡導六義：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還有魯迅的觀點，這就不詳述了，大家都很熟悉。還有一場「國民性」改造被大家忽略的，就是「新生活運動」。蔣介石這個人很複雜，既有傳統儒家文化的根基，又信了基督教，他很有一種聖徒的情懷，他很想把中國人的「國民性」改造一下，把西方文化的優點和中國的儒家文化結合一下。新生活運動有很多講生活的內容，有很多文明習慣的提倡。他那套東西有的比較瑣碎的，比如說要刷牙、洗冷水臉等等。共和國80年代也搞過一個「五講四美三熱愛」，有點類似。但「新生活運動」還有一個特點，當時面臨外患入侵，所以「新生活運動」的中心是要「生活軍事化」，希望全國人民像軍隊一樣，這就跟蔣在日本受的教育有關。他有想法，但是在做法上層次不是很高。他不是不想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他很想，只不過後來政權垮台了，這套東西沒有做起來。後來，我們看到偉大領袖把這些東西做到了，培育社會主義「四有新人」、「靈魂深處鬧革命」等等，但是效果適得其反，現在做人更沒有底線了。 現在來看，雖然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把我們重新從封建的桎梏中解救出來，但是並沒有徹底擺脫思想的鎖鏈。你現在可以有自由的思想，但是你未必完全有自由的表達，你也不可能有充分的交流。這種情況是由於東方專制主義的意識形態框架依然存在，導致思想的解放是有高潮有低潮的，是波動式的前進。但是總體來講，經濟的全球化和信息時代的來臨，現在信息的傳播模式已經發生變化了。過去最高層的領導看內參可以最早得到最關鍵、最重要的資訊；但現在任何一個互聯網上的普通網民，都可能先於他的領導獲得資訊，從微博上實時迅速地傳播並獲取一些最新的信息，這就改變了原有的紙面載體傳播模式，就使公眾有了非常便利迅速的傳播思想的工具，我想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時代在前進，但意識形態管理還停留在平面媒體的思維上。 現在感到比較遺憾的是，20世紀上半葉大師輩出，但共和國60年只見大師的背影，不見新人。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問題，都是他們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已經討論過的問題，我們至今沒有超越他們，也沒有達到他們的思想高度。引用一句黑格爾的話：「經驗和歷史教給我們的是——人民和政府從未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東西，也從未按照由歷史導出的原則行事。」顧准先生說：「中國的傳統思想沒有產生出科學與民主，批判中國的傳統思想是發展科學與民主十分必須的。」 明年就要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還有中共建黨九十周年的紀念，回顧百年的中國思想史，這一個世紀我們到底解決了什麼問題？我們到底學到了什麼？我們到底進步了多少？我覺得這是很值得反思的。這一百年中，有相當多的浪費，包括在座的很多人，你們的生命被浪費了，也包括我在內。每想到這一點我確實很感到悲愴，我今年60歲了，有一半的時間是在體制之下被迫不思考，近30年才能夠有獨立的思考。道德文化的斷裂，國民性的積弊，令整個社會變得更加急功近利，國民素質的低下和經濟的高速增長不相匹配。溫總理曾經講到尊嚴的問題，後來我寫了一篇文章，論及國民素質低下的國家沒有尊嚴。梁啟超先生也講過，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我們當然是愛國者，但是我對於那種以愛國旗號維護專制的偽愛國主義，是不認同的。如果還希望這個民族能夠真正的提升，能夠成為一負責任的大國的話，我們需要文化上的多元性，需要提高我們的國民素質。從五四到現在，「德先生」和「賽先生」都是相提並論，缺一不可的。講科學發展觀，我覺得民主也是發展觀，而且科學與民主這兩個輪子必須要同時並進，不可能是光靠科學。我曾經提出一個概念：科學是民主的溫床，民主是科學的保障。今天我們講科學發展觀，就應該反思歷史，沒有科學的歷史觀也不會有科學的發展觀。我從來就反對說什麼歷史問題要「宜粗不宜細」，這實際上是對鄧小平原意的歪曲，鄧小平講的只是起草《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宜粗不宜細」。後來就變成了所有的歷史研究都是「宜粗不宜細」。如果承認歷史是一門科學，就得承認從來沒有「宜粗不宜細」的科學。 最後結束這句話，還是「德先生、賽先生，一起回來吧」！（掌聲……）主持人：再次感謝章老師的精彩演講！如果大家瀏覽過章老師的博客可能會注意到章老師對「風雨讀書樓」這個博客有兩個題記，一個是「樓觀風雨夜，燈映古今書」。另外一個是「還原歷史、奉獻常識」，這也是歷史研究的一種魅力所在，章老師把他的相關思考進行講述和給我們分享，也讓我們受益匪淺。接下來大家可以就自己感興趣的話題感慨跟章老師共同的交流。提問：章老師，您說現在需要一個新的社會契約，您覺得這個契約需要怎麼達成？他們願意接受契約嗎？如果不願意，我們該如何達成？ 章立凡：我剛才講，凡是改革都是被迫的，能不改革肯定不改革，因為改革就會失去很多利益。但是改革也是一種利益上的盤算，我們看君主立憲，實際上君主立憲是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有統治者的利益，但是把它用法律來規範化，確定它的範圍。可能你在征服這個國家的時候，一段時間內仍執行叢林法則，可以予取予求，但是統治到一定階段你就不能這樣，要遵循一定的規則。我給你納稅可以，但是得按規矩納稅；而且我既然是納稅人，我就要有納稅人的權利。我們中國確實缺乏這種傳統，按錢穆先生的觀點，中國從漢以後，真正意義上的貴族就不存在了。當然也有人不同意這種觀點，但是中國確實有這種情況，就是中國的繼承製度決定中國沒有辦法形成大貴族、大地主、大商人。西方是嫡長繼承製，就是老大繼承祖業，老大以下都各自發展，離開祖業。這樣的話，它就保持了一塊財富不被細分。但是中國的繼承製度是各房來放，就是把祖業分成很多的小塊，中國的繼承製度就導致中國沒有出現西方的那種大貴族、大地主，也就沒有跟君主討價還價的本錢。英國的憲章運動其實也是一批大貴族跟國王坐到一個桌子前，大家協商怎麼納稅，我給你納稅，你保障我們什麼。但是中國歷史上就沒有這樣事情，我們是一個重農社會，商品經濟不發達，這就導致契約精神不發達。西方的契約社會理念到中國比較晚，但是我們現在也在形成市民社會。大家注意，市民社會和公民社會在英文里都是一個詞，市民社會的形成，實際上還是源於社會自治。一個社會如果自己能夠健康發展，無論政權怎麼更迭，社會還會有它自己的運轉。我們中國的歷史特點就是反過來的，一旦政權更迭，社會也就跟著動蕩，原因是政府大，社會小。所以我們現在要建設一個大社會，建設一個公民社會，這樣就有足夠的力量來對話。提問：日本山寨中國、山寨歐美都成功了，為什麼呢？ 章立凡：剛才我講了繼承製度，日本的繼承製度和歐洲是一樣的，它也是嫡長繼承製，凡是嫡長繼承製的國家，它的文化和經濟的張力會相對比較強。嫡長繼承製，除了長子繼承家業之外，其他兄弟就只好航海、殖民、傳教、當騎士等等，向周邊地區拓展疆界。但是中國是守在一塊祖業上，把土地越分越小。日本的武士階層是被嫡長繼承製趕到外頭去的一群人，這群人又局限在這麼一個狹長的列島上，他們是具備張力的，只是他們的張力沒地方宣洩，在古代他們變成了倭寇，變成海盜（據考證，倭寇很多是中國福建人，不能都說是日本人）。至少日本人在文化上是有一種張力的。而且從學大唐到後來學西洋，總是能夠學習其他民族的長處，不像我們這樣非常的自大，認為我們的文化就一定是天下第一的東西，它沒有那種自大和狂妄，再加上他們又有很強的競爭性和外在的張力，所以他們學西方能成功。（掌聲……）提問：幾十年前梁漱溟先生曾經對中國的自由觀感到很悲哀，您認為這種狀態在現在的網路社會下會有所改變嗎？章立凡：我幾年前曾經討論過，我認為兩個東西會改變中國，一個是經濟全球化，另一個就是互聯網。現在互聯網的普及已經從白領擴展到農民工階層，只要你有相應的設備，信息的分享應該說是越來越平等了，不是哪一個團體可以壟斷的，這一點我很有信心。（掌聲……）提問：從根本上講，如果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私有制，真正的市場經濟就沒法建立，而相應的社會和文化形成就失去了基礎，不知道章老師是否同意？ 章立凡：這個問題提得很好，公有制這個東西，馬克思曾經提出一個「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角度加以觀察，認為土地公有在中國古代就存在，但也有很多人認為馬克思不了解中國。後來又有一位學者叫魏特夫寫過一本書叫《東方專制主義》，提出一個觀點叫「治水社會」，他觀察到只有中國這種東方專制主義的國家，才有能力動用人力、物力進行大型的治水工程，所以他把這類政府歸了一個類型，叫「治水政府」。中國從大禹開始就有了治水政府的雛形。但這是不是公有制？我覺得更確切的是國有，或者是君主所有。過去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百姓只是「食毛踐土」，你踩著皇上的土，吃著皇上土地上的作物，但是這個土地是皇家的。這是一個總體的框架，下面可能有一定程度的私有。我覺得60年來政府還是這個概念，也就造成了現在的很多社會問題，特別是在土地制度、房地產方面。現在房地產價格的成份中，大概60%是政府的收入，剩下的這一塊是開發商、建築商、各種中介等等的收入。政府拿走是為什麼？因為政府是最大的地主，50年代土改消滅了地主，但是出現了一個空前強大的地主。（掌聲……）提問：中國社會有一個特點，就是不好的事情總是會持續很長時間，例如文革、腐敗、高房價等等。社會很難進行自我的糾正，請問有什麼思想文化上的根源？ 章立凡：這好像又是一個「國民性」的問題，我觀察到中國人喜歡做兩種人，一種叫順民，一種叫暴民，能夠湊合活著的時候就當順民，在實在活不下去的時候就突然一變，變成暴民了。所以中國的歷史周期律中，中國人就始終徘徊在這兩個極端，找不到一個辦法，就是剛才我說的談判的辦法。中國的傳統就是要麼接受你的統治，要麼推翻你。基本上中國的王朝更迭就是這麼一種形式持續下來的，沒有想到有沒有一個辦法可以和統治者共存，就是你也要活，我也要活，我們商量一個大家都活得比較長久的辦法，比如說我們實行代議制，這都是達成一種政治妥協。中國人的妥協智慧一直很不夠，總是採取要麼接受、要麼推翻這麼兩種模式。我覺得國人需要擺脫這種極端的思維，謀求一種共存的概念，這才是真正的政治智慧。（掌聲……）提問：為什麼現在風水迷信等等文化糟粕在公眾當中反而顯得更有生命力？在某某主義的大旗下，現在所謂的思想解放不可能真正的解放，而只是戴著鐐銬跳舞，章老師能不能在制度環境的改進方面做一些可具操作性的展望？ 章立凡：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自己教育自己。我們說要想建成公民社會，一般來講，在革命黨沒有完成向執政黨轉變之前，有很多做法不可能是出於理性的考慮，而只是一種利益上的算計，在這種背景下，他們就不希望有一個公民社會出現，從教育上就沒有打算培育公民，所以教育制度設計就不是為公民社會設計的，你不可能指望從國家的公共教育中把自己變成一個公民，只有求助於社會教育。比如說論壇、沙龍，以及微博等等，我覺得這都是自我教育的方式，它是非常活躍的，而且我認為也是消滅不了的，所以我覺得，最便捷的推動公民社會發展的方式，可能就是自我教育，可能就是互聯網。（掌聲……） 主持人：因為時間的關係，本次的論壇活動到此結束，讓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感謝章老師的演講！（掌聲……）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