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的民主出了什麼問題？ - Qzone日誌

伊拉克是美國用槍炮在中東穆斯林國家建立的第一個民主國家，有如二戰後它建立的日本國一樣。如果從制度框架上來說，應該不成問題了，可連美國人都認為伊拉克的民主還存在很大的問題。那麼，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呢？

前段時間我的一位美國朋友到伊拉克轉了一圈，回去後很鬱悶，對我說，伊拉克的民主真的有問題，「制度」是建立起來了，但好像伊拉克人不太會用，或者他們不怎麼想去用。他們見到美國人就抱怨。他說，同當地精英知識分子見面時，常常要先花半個小時聽他們抱怨，一位伊拉克的大學教授一見到他就怒氣沖沖地嚷道：家裡的水龍頭又沒水了，你們美國人怎麼搞的？這就是民主？至於沒有工作、生活中遇到各種問題而抱怨的，比比皆是。這位美國人不解地說，從人均收入的統計數字上看，現在的伊拉克人比十年前富裕了很多，生活水平也在提高，可抱怨的人反而越來越多。

我問他，那個向你抱怨水龍頭沒有水的伊拉克教授在薩達姆時代水龍頭裡都有水嗎？他說，薩達姆時代那教授家根本就沒有水龍頭啊。我說，對啊，別說沒有水龍頭，就算是沒有水了，在那個時代，他們也不會抱怨，也不敢抱怨。民主不就是讓人抱怨嗎？人家抱怨一下，你有什麼好抱怨的？

可這位美國朋友還是堅持認為，這麼多抱怨，總讓他感到美國人做錯了什麼事，或者至少是有些事沒有做對。他的話也觸動了我的思緒。本來，在薩達姆時代，恐懼與信仰交織，恐懼變成了信仰，現在，民主在炮聲中突然降臨，民眾正在竭力弄清這個所謂的民主同他們的日常生活有什麼關係。一個百廢待興的國家，在沒有恐懼與信仰支撐的時候，當然就會民怨沸騰。可這當然不是伊拉克問題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的部分。伊拉克的民主制度是在一場軍事入侵推翻了獨裁薩達姆後建立起來的。問題是，美國人能夠建立起來的只能是一個制度（框架），誰能幫伊拉克人建立其新的信仰，以及民主的價值理念？

據我從一些資料了解，伊拉克知識分子中幾乎沒有多少人在以前和現在宣揚民主、自由等價值理念，這些可都是美國人帶過去的那個「民主框架」必不可少的。而美國本身也沒有宣傳部門，佔領伊拉克整整十年的時間裡，除了用話筒高喊「站住、不許動」之外，就沒有使用過「話筒」（宣傳與說教）。想到這裡，我故意去挑逗這位美國朋友。我使用了「宣傳」一詞，並假裝責怪他們推廣普世價值不夠力。

果然，他一聽就笑了起來，說美國政府和軍隊從不搞宣傳，也不會搞宣傳，「宣傳」一詞在美國是近似邪惡的，他還說我的思維是東方式的，是共產黨那一套。我聽後也樂了，我說，美國人是現在不搞宣傳，並不是以前也不搞，你們現在是忘記怎麼搞宣傳了，例如對外有宣傳功能的《美國之音》，也宣傳得不怎樣。可美國以前並非如此，美國從《獨立宣言》到《憲法》，處處在宣傳自由、法治的民主價值理念，上個世紀頭半個世紀，美國的學校還非常熱衷於愛國主義教育，部分學校的學生每星期上學都要對星條旗敬禮（只是從來沒有出現過對黨旗敬禮），學校教育中一度出現敏感詞（例如和蘇聯有關的東西都不能隨便說出來，有些小學教學用的地圖上竟然沒有蘇聯的位置，那塊地竟然是一塊空白）。在佔領日本期間，美國國務院與駐軍曾經協同日本相關機構做過一系列的「洗腦」工作（民主宣傳）。

只是二次世界大戰後，尤其經過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與60年代的民權運動，美國公民社會劫後重生，更趨成熟，政府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推崇個人自由的自由主義民主取得主導地位，注重程序（程序共和國），對憲法的闡釋也越來越偏向價值中立，社會擁抱多元，政府不再扮演引人向善的道德角色。對美國來說，這一轉變的根本原因在於經過兩百年的公民社會與權利共享的熏陶，自由、人權、法治等已經融入美國普通人的血液里，基於政府會犯錯，大多美國人卻總能做出正確判斷的理念，政府的最大職能成為保障公民的自由與人權，而公民最大的自由與權利就是對善惡做出自己的判斷，包括對政府的評判。普世價值說白了，就是被最多的普通人所擁抱的價值。

這種變化，正好反應在美國佔領日本與伊拉克這兩個國家的不同做法上。佔領日本後，美國政府認為有必要肅清軍國主義流毒（正如它在國內也正在肅清「馬克思主義流毒」一樣），加上日本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的性格，所以，日本的民主架構搭建起來的同時，國民的民主素質也迅速提高。類似情況還有戰後的西德，那裡的知識分子進行了大量的民主理念的「洗腦」工作，但還不能讓歐美人放心，於是制定了禁止納粹分子遊行聚會的法律條文，而這一法律在美國不但無法通過，還是違憲的，因為美國人用「自由」來限制與抗衡「民主」，政府在自由的內容方面保持了價值中立，憲法的解釋者最高法院認為，既然黑人民權運動分子馬丁路德金博士可以遊行示威，那麼，主張種族隔離的新納粹也同樣有遊行示威的權力。這種看上去「善惡不分」的制度與法律，為什麼沒有讓美國出現新的納粹？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民眾自己「心裡有桿秤」，而且，可以用選票顯示這桿秤的分量。

據一些學者研究，德國希特勒時代的「民主制度」也挺完善，可這個完善的民主制度選出來的希特勒卻成了有史以來最邪惡的魔鬼，為什麼？因為當那個民主制度的內核並不是以（尊重個人）自由、人權與法治為價值理念的時候，當民眾接受的不是今天我們稱之為「普世價值」的那些價值觀的時候，擁有投票權的民眾選出一個希特勒、選出一個現代的秦始皇，並不出奇，這也是在「普世價值」出現前，歷史上一些大學者並不支持「民主」的主要原因——到這裡，我們可以簡單概括一下現代民主制度的兩個含義：以選票、監督機制（例如三權分立）為主的制度設置，以自由（恰恰是限定民主許可權的反義詞）、人權與法治為核心價值觀的「民主理念」。民主只有結合了這兩種含義後，才是一個好東西。

同佔領日本與西德時不同，到了伊拉克時代，美國已經走出了羅斯福總統用「爐邊談話」來充當美國人導師的時代，總統變成了聆聽民意的學生，政府漸趨價值中立，相信有了程序（完善的制度），民眾就能做出正確的選擇。可美國人卻忘記了自己是如何走到今天的，更沒有想到，美國的「制度」（框架）確實不一定適合伊拉克人，且不說穆斯林宗教中民主理念的成分比較少，僅僅是薩達姆多年的獨裁和愚民教育，加上當地知識分子又不給力，一個好的架構如何能夠立即發揮應有的作用？

伊拉克的民主制度本身沒有出什麼問題，問題是伊拉克的公民社會必需從零開始，生活在這個制度下的伊拉克民眾對民主理念的接觸甚少，當然，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民眾的民主素質才能得到培養與磨練，可這並不是說一切都是水到渠成，不需要努力的。即便拿美國這個鄙視「宣傳與說教」的國家來說，學校的教育仍然是在樹立普世價值觀，而無處不在的媒體與公眾言論平台，更是每時每刻都在鞭策、拷問、彰顯美國人擁抱的價值理念。

我反對文化決定論，更不認同素質論，但我駁斥素質論的文章更多是針對統治者的。如果認為國民素質與民主何時到來以及到來後的質量沒有關係的話，一切傳播自由民主理念的言行都失去了意義。大家都坐在那裡等有人把制度建立起來就萬事大吉了。抱持這種想法的人，不妨去研究一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辛亥革命）的制度框架，即便拿到現在，也並沒有多少漏洞，可運作起來呢？

民主大潮浩浩蕩蕩不可阻擋，這是歷史的必然，但具體到每一個國家，每一次運動，某一個民主體制的建立，幾乎都有其偶然性，無法預測。與其寄託偶然，尋求「民主離我們還有多遠」的答案，不如做一些每一個個人都能夠做到的小事：傳播民主理念。民主制度的建設與民主理念的普及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每當多一個人接受了民主的價值理念，我們也就離民主的理想又近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