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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孝經》,讀懂「孝治天下」的道理

論《孝經》的傳統廉政文化

董 葛

《孝經》,既是我國傳統孝道的寶典,也是「孝治天下」的著作,同樣還是傳統廉政文化的重要文獻。經文中,孔子對天子、諸侯、卿大夫行孝的祈願和教誡 ,實質上是對各階層執政者提出的廉政行為準則,屬於「道德自律」;孔子在「五刑」章中,對不孝行為的懲罰警示,實質上是明確劃定了行為底線,屬於「禮法他律」。

1

在「天子」章中,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這既是孔子對先王孝治天下的回顧,也是對後繼天子的祈願。古代的「天子」,實行的是世襲制度。一旦成為「天子」,就肩負著天大的責任,這個責任就叫天職。何為天職,子曰:「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用現在的話講,無非就這八個字:「國泰民安,社會和揩」。如何才能不負「天命 」,從本章經文的字面理解是講,天子應該把自己的愛敬雙親的孝心擴展至百姓、擴展至四海,讓普天之下的民眾不但都能夠受益,而且都能夠效法行孝,那麼社會必定和諧。實際上,這段經文即薀含著深刻的傳統廉政文化寓意。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實質上是講「博愛廣敬,仁者無敵」。

其中至少含有四層寓意:

一是「天子」「愛人如己」,奉行的是「凡是人,皆須愛,天同覆,地同載」。認為世間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跟仁是一體的。

二是「天子」「常思安人」,常常思念安撫百姓,服務百姓,以人為本,做百姓衣食父母,幫百姓安居樂業,則「修己以安百姓,則千萬人悅」。

三是「天子」「因心內恕」,即心存恕道,最懂得原諒人,包容人,愛護人。在其主觀意識里「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心裡從來不願生矛盾,不願起衝突,不願樹對立。眼裡不會有討厭的壞人,心中不願有惡毒的敵人。

四是「天子」 「克己復禮」,努力和自律並舉,帶頭按規矩辦事,同時與破壞規矩、危害社禝的勢不兩立。這樣的「天子」一定會得到百姓的愛戴擁護。

由於「天子」「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率先垂範,替天行道(這裡所指的天就是普天之下的民眾),「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所以老百姓都能廣泛受益,就會自覺效法,人人博愛廣敬。如同唐玄宗在《孝經御注》里所言:「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惡其親,則德教加被天下,當為四夷之所法則也」。即為「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2

在「諸侯」章,子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在古代,包括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在內的各方諸侯,職責是對上替天子行道,對下為民眾造福。相當於現在的省、直轄市級黨政軍一把手,掌管著一方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項要政。在此,字面上是孔子對諸侯提出盡「孝」的基本要道,但實際上是孔子特別教誡諸侯「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對其界定的行為規範。

在傳統的廉政文化中「驕」謂何物,北宋的經學家邢昺在《孝經正義》中一語道破:「無禮為驕」。如果身為一方諸候,心中無視禮法,不把禮法、規矩放上首位,甚至將自己凌駕於禮法、規矩之上,就會夜郎自大,唯我獨尊;就會置若岡聞,陽奉陰違;就會剛愎自用,獨斷專行;就會結黨營私,另立山頭;就會任人為親,排除異己;就會漠視百姓,放縱己欲。其結果「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必然是不保社稷,羞辱祖宗。

「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是孔子教誡諸候廉政的另一個重點。

經文首先強調的是「制節」必須「謹度」,就是要在經濟活動中遵守禮法,慎守法度,嚴格按規矩、規律辦事;其次是強調「滿而不溢」,「滿謂充實,溢謂奢侈」。諸候掌握一國之賦稅,即使財政再充滿,日常也要制立節限,節約開支。對於涉及民生的重大項目,更 是要謹慎行事,科學決策,杜絕勞民傷財。再次是強調「居財不奢」,個人要力戒貪圖享受,奢侈浪費,避免腐敗滋長。

因為「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所以只有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才能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永保基業。

3

在「卿大夫」章,子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經文中概括的「三不敢」,既是孔子對卿大夫的孝道教誡,也是對卿大夫定立的廉政規矩。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西周時,就有「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逼下」。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各有等級不同的五種章服,顏色配飾、圖案紋樣也各不相同,明確彰顯身份地位。禮法規定,不同官職、不同場合,文武百官必須身著相應的官服,否則就有僭上逼下之罪。同時,對文武百官的吃、住、行規格,也定有嚴明的規定。現在雖然時代不同,但廉政文化的內含一樣。可嘆的是部分官員,對國家在待遇方面的規矩置若岡聞,超標用房、超標配車、超標接待、超標享受、超標消費等現象,屢禁不止,與時代的文明進化形成極大反差。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先王的「法言」和「德行」,集中體現於「孝治天下」,最終目的是達到「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簡而言之,國泰民安。作為輔佐國家行政官吏的卿大夫,事君從政,承上接下,是執政的重要環節。故卿大夫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首先必須立足於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做到「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動」(論語)。

有損於國家和有人民利益的言話一字不說,事情絕對不做。其二是必須言行一致。絕對不能口是心非,嘴說一套,行動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對別人是一套,對自己或家人又是另一套,口是心非,陽奉陰違。其三是「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要從小事做起,「防微杜漸」;從自身做起,「修己以安人」;從身邊人和家人做起,「莫用三爺,廢職亡家」。

卿大夫身為天子或諸侯的大臣,雖不負守土治民之貴,但為國家的中堅,領袖的輔佐,對於執政的良窳,起有重大的影響。古代的卿,相當於現在的國家部委和省市廳局領導。大夫,相當於國家部委的司局長和省市廳局的處級幹部,統屬於國家公務員。他們「出己加人,發邇見遠,出言不善,千里違之」,對廉潔執政,無不產生極大影響。如果這些卿大夫都能「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自覺按照國家的廉政要求,生活注重廉潔,待遇嚴禁超標,兩袖清風,一塵不染,在自奉、言語、行為三方面都能主動遵紀守法,嚴格做到「三不敢」,則必然「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4

在「五刑」章中,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按照古代刑法,刑罰分墨、劓、剕、宮、大辟五種,罪名有三千條。

五刑中,所謂墨刑,是在罪犯的臉上做個記號,就像現在人紋身,終生洗刷不掉 ;劓刑,是把罪犯的鼻子割掉一塊,比墨刑更慘忍;剕刑,是砍掉罪犯的腳,使人殘廢;宮刑,是讓罪犯失去生殖的能力;大辟,就是極刑,斬首或者絞死。

三千罪名中,最大的罪名是不孝。不孝之罪中,首罪就是「要君者無上」,對上不忠,謂之 「無天」。次罪為「非聖人者無法」,謂之「無法」。 再其次是「非孝者無親」。孔子將無天、無法、無親這三罪,謂之三惡,並警示這三惡為「大亂之道」,是引發社會動蕩的惡廇。古代之所以把「要君者無上」列為三千罪名之首,是因為古代君王就是天子,對君王的尊敬猶如敬天,故而要挾非禮君上者就是「無天」,就會脅迫君主,假傳聖旨,犯上作亂;就會目空一切,結黨營私,另立山頭。把「非聖人者無法」列為次罪是因為聖人的教導都是本性本善的行為規範和制定法律的基本原則,這些法則,是維護社會秩序的根本。故而非聖人者就是「無法」。如果無視或否定聖人的教訓,就會目無法紀,渺視規矩,膽大妄為;就會使人心無所依從,引發社會動蕩不安。

在我國傳統的廉政文化中,對「要君無上者和非聖人無法者,一般都定為「大辟,處於極刑。如秦朝丞相李斯、明朝大宦官劉瑾、清朝崇的進士鄭漫等。顯見,這是「禁區」,是不能愈越的「雷池」,是各級為政者絕對不能觸摸的「高壓線」。5

中國古代廉政文化產生時間,可追溯到文明誕生之初。《尚書·堯典》記載堯帝為政「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說明當時的氏族首領在公共事務管理過程中,已經注意到,對執政團隊自身素質的要求。隨著國家的產生及其形態的逐漸完善,廉政文化的內容也日漸豐富。夏、商、西周三代王朝,對貪賄懲戒的條規刑律已初見雛形。特別從秦漢以降,廉政文化明顯由原先的道德追求向制度層面轉化,歷朝歷代都特別注重廉政建設,做出了許多精密的設計,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廉政文化,包括官吏選用與管理制度、廉政保障制度、監察與權力制衡制度、鄉論及輿論監督制度、獎懲與養廉制度等。不僅如此,歷代統治階層還十分重視對廉吏進行褒獎,考核優秀者將獲得升遷、超遷、增秩、賜爵、賞金、畫像、立祠、下詔書表揚,甚至死後還追加謚號評定、追贈榮譽官職等表彰。這一傳統,在唐宋之際達到極致,迄至明清絡繹不絕。

孔子在《孝經》中,分別對天子、諸候、卿大夫提出「博愛廣敬」、「位不期驕,祿不期侈」、「非法不言,非道不行」的思想;

孟子在《盡心下》提出「正君而國定」的理念;法家韓非「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心不偏黨也」的論點;以及管子「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的主張,等等。這些都構成了中國古代廉政文化的價值觀,為古代廉政制度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石。

中國古代廉政文化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分支,雖然其實質是為了維持封建統治集團的利益。但是,它對各級官吏提出明晣的「道德自律」和對各級官吏實行嚴格的「禮法他律」,對我們今天的廉政建設和純潔各級領導幹部隊伍,乃至凈化整個社會環境,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我們應本著以古為鑒的精神,正確對待並珍惜這一寶貴的傳統文化遺產。

作者簡介:董革,筆名董葛,男,山西省直機關退休幹部,高級經濟師、高級政工師、高級科技諮詢師。中國散文學會會員;山西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傳媒大學國學與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員;三晉文化研究會副秘書長;山西省孝文化研究會特邀專家。

本文為董葛原創,國學精粹與生活藝術gxjhshys徵稿作品,轉載須經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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