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社會教育與國民性改造

近代社會教育蓬勃發展，晏陽初、俞慶棠等知識精英紛紛參與其中。他們試圖通過自上而下的教育革新和民眾改造促成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近代社會教育便被視作「民族復興」的良藥。

近代社會教育以國民性改造為理論基石。20世紀初，梁啟超疾呼，「新民」是「中國第一急務」。十餘年後，晏陽初等知識精英反覆申言，其原本的工作重心——「除文盲」只是手段，「作新民」才是社會教育的使命。在他們看來，「愚、窮、弱、私」是中國民眾的病蠱所在，更是中國積弱不振的根源。晏陽初等人希冀用教育手段醫治這些弊病，培育現代國民，作為國家現代化、民族復興的基礎。他們理想中的「新民」應是「整個的人」，具有健全的人格。除能行使公民權利外，「新民」還應識字有常識，能生活有技能，擁有健康的體魄。

國民性改造，時人討論的焦點有二：現代國民應該具備哪些基本素質？如何引導、培養中國民眾具備這些能力？不難看出，後者實為社會教育理論的重心。晏陽初等人描繪出來的「新民」，是祛除國民性弱點的現代國民。其他知識精英更為關注的是，工作範圍、組織形式、民眾動員等與實踐密切相關的問題。比如，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提出極具針對性的四大教育：識字教育用來培養知識力，生計教育藉以增進生產力，公民教育能夠訓練團結力，衛生教育幫助發育強健力。經由社會教育洗禮，中國民眾便可成為合格的現代國民。知識精英對「新民」的討論，與其說是社會教育的目標，不如說是其工作開展的自然產物和必然結果。他們的社會教育理論有濃厚的現實關懷，是晚清以來眾多以民族獨立、國家現代化為宗旨的救國思潮之一。

對國民性改造的強烈訴求，促成了知識精英、各學術團體間的聯合。此時，平民教育、民眾教育等理論學說日臻完善，但知識精英志不在此。他們不願躲在象牙塔中研究高深學問，也不滿足於建立獨樹一幟的教育學派。相反，精英階層願意擱置學術成見和派別之爭，共同謀求社會教育的發展。各學術團體間保持密切的合作與交流，積極推動理論共識的形成。他們通過概念的再闡釋，強調社會教育不分貴賤，是全民的、不間斷的終身教育。在此基礎上，志同道合、聲氣相求的知識精英形成極具向心力的學術共同體，社會教育聲勢空前高漲。

20世紀20年代後半期，社會教育工作重心轉向鄉村地區。晏陽初、俞慶棠等知識精英主動接受梁漱溟等鄉村建設者的主張，將國民性問題和社會改造聯繫在一起。社會教育與鄉村建設思想，本非同源。社會教育偏重教育民眾，而梁漱溟將鄉村建設界定為文化、社會的改造。隨著工作逐步展開，晏陽初等人意識到，當時佔中國人口絕對多數的農民，漠視衛生、迷信瀰漫、缺乏知識、散漫無力。農村社會狀況如此嚴峻，經濟又面臨破產，理應是社會教育施力的重點區域。他們認為，鄉村問題的改善，可以為中國的現代化減輕負擔；鄉村經濟的復甦，會成為中國城市現代化的推動力。這一看法，與梁漱溟的想法不謀而合。晏陽初、俞慶棠等人積極投身到鄉村建設和地方自治的討論中。河北定縣、江蘇徐公橋、北夏、惠北等實驗區先後設立。與鄉村建設合流後，知識精英注重從社會改造和民族自救的高度來提升社會教育的意義與價值。社會教育在現代國家建設、民族復興中的地位與作用得到充分肯定，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幾乎與知識精英大量實踐同時，國家政權也投身社會教育事業。清末新政時期，政府已有《簡易識字學塾章程》等法規出台。民國初年，孫中山提出「喚起民眾」的口號，主張用政府之力引導人民學會行使選舉、罷免、創製和複決各權。他的建國方略，與國民性改造和社會教育的變革思路一脈相承。為此，社會教育得到政府大力扶持，迅猛發展起來。教育部增設社會教育司，省市地方社會教育機關普遍設立。由中央至地方一套比較完整的社會教育行政組織系統建成。國家政權的介入，使社會教育成為有全國性影響的事業。政府資源不斷投入，社會教育法令法規接續頒布。官辦社會教育實施機關大幅增設，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規模上都超越私立機構。民眾教育館、民眾學校等遍及各市縣。知識精英的學術實踐得到各級政府的協助。如鄒平和定縣的鄉村實驗不僅得到地方政府的認可，還被國民政府選為社會教育和縣政改革的典型進行宣傳。官辦社會教育機關靈活機動，與中小學、衛生等職能部門、社會團體多有合作，廣泛參與到節日慶典、衛生運動大會等各項活動中。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社會教育能夠整合各方資源，擴大活動規模與社會影響力，充分發揮其培育現代國民的教育宗旨。

精英階層逐漸意識到，學術團體應盡提倡設計之責；而大規模的推行、普及，須由政府主持完成。學術實踐若無政府支持，將舉步維艱。他們迫切期望實現與政府的合作與溝通，中國社會教育社等學術團體應運而生。該社被譽為「全國社教之總樞紐」。其立意，在為知識精英、各學術團體、政府行政人員提供溝通的平台。該社每年舉行一次年會，專家學者、政府行政人員匯聚一堂。與會者就共同關注的學術問題進行研討，制定實施方案，形成政學兩界共同參與的社會教育空間與場域。年會所通過的決議案，可呈請教育部採擇施行。1935年，國民政府頒布的「六年掃除文盲計劃」，即以鍾靈秀、彭百川等人的方案為基礎。學術討論的結果被教育行政力量推行全國，知識精英加強了對基層社會教育的指導與示範，政學兩界聯手將社會教育推向高潮。

（作者單位：東北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