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位」與「開放」的智識人格(1)

梁啟超和他的孩子們（其中右手牽著的、睜著大眼睛的小男孩便是梁思成），這張照片約攝於1905年的東京，上面寫著「新民叢報時代任公與順成永三兒」。

《梁啟超修身三書》

作者：梁啟超

整理：彭樹欣

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年5月

梁啟超24歲即名滿天下，主編《時務報》，主張維新變法，「天下無有不識新會梁氏者」。在時人眼中，他是英雄一般的人物；借報刊傳播思想，一時再沒有人比梁啟超在青年學子中的影響更大的了。

1898年前後的梁啟超是尤其求新求變、主張向西方學習的。他1899年提出「詩界革命」「文界革命」，1902年提出「小說界革命」，主旨都是向西方文學（包括以大量翻譯受西方文學影響的日本文學）學習，改造甚至重建中國文學。1902年在日本創辦《新民叢報》，發表《新民說》，「新民」用意也在借西方的道德、法制使國民自新、培養新式現代的中國國民。1903年，他受邀遊歷美洲，親履西土使他認識到國民的改造、道德的革新並非接受西方的道德學說、模仿西方文明的形式就可以完成的，於是重新思考「新民」，而轉求諸「中國先儒學說」，尤其是「治心治身」的修身之學。

梁啟超這代知識分子大多都經歷了這樣的轉變：學習西方、求新求變，卻最終歸於中國的文化本位，但梁啟超特別可貴的一點是，他既認同中國文化本位，又始終保持著開放的心態。而這個本位與開放，在他的父子關係中表達得最為充分。所謂私人生活，最見一個人的性情，也最能反映他的品格與思想，閱讀日常生活中的梁啟超，或更能看到一個令人尊敬的智識姿態。百年後再來看，尤其如此。

過渡人

一個開放的「本位」智者

梁啟超深深影響了「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給予他們無數的啟發。「五四」一代發展了他「求新求變」的一端，卻更徹底，不同意對中國文化的回歸，主張「全盤西化」。

不難發現，魯迅的「改造國民性」和梁啟超的「新民說」一脈相承；就連路徑都相似。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的關係》一文中，前所未有地把小說抬高到了啟發民智的作用：「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魯迅也是要以文藝（文學和美術）改變愚弱國民的精神，在他自己，也主要是靠小說。

無獨有偶，梁啟超提出「俗語文學」，胡適提倡白話文、「國語的文學」，主張「整理國故」——這裡的「國故」，對於胡適來說，主要包括中國古代小說。胡適把白話小說提到文學史上重要的地位，是在梁啟超二十年前所提倡的「小說界革命」的基礎之上進行的，不過梁啟超把小說提到了救國救民的高度，未免拔高，胡適則還小說本來文學的價值，使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梁啟超的「新小說」《新中國未來記》只有五回，而五四「新文化運動」以降的「新文學」取得了豐富的實績和成就。

百年來，求新、「西化」、「現代化」始終是主旋律，而梁啟超最後所服膺回歸的中國傳統則一向式微（只要看孔子自「五四」到今的命運便知）。這無可厚非，因為時至今日，我們不是「現代」得太多，而是根本沒有完成、遠遠不夠；這時提倡的「中國傳統」、「國學」，很容易寄託「專制王權」的舊夢。

但我們依然是「過渡人物」。新的無以立，舊的已破壞。你看今天人們所有的論爭，從離婚到科研經費，都說明我們是如何的莫衷一是、無所依傍。道德、行為準則層面的莫衷一是、無所依傍猶可，最難和不幸的是精神、心靈層面的無所依傍——我們的人生應該如何度過，何為幸福？當我們遭遇困厄的時候、孤獨彷徨的時候、疑惑虛無的時候，上哪裡去找對話的資源，找到可以安慰我們、使我們服膺的力量？正是在後者的層面上，今天我們更需要我們的傳統，更需要和梁啟超們對話。

可我們深受「五四」思維的影響。魯迅說，「少讀、或不讀中國書」；胡適說，我們要承認百樣不如人，只有「全盤西化」；魯迅還說，「肩起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光明的境地里去」——在他們的語境中，有個「黑暗」和「光明」的二分，中國的、傳統的是黑暗的、西方的、現代的是光明的。如今，我們不好意思說正在讀《論語》、《德育鑒》、《山海經》，自然而然地羞於向傳統去尋找資源；我們習慣啟蒙、反抗、革命，不習慣講自身內在的修為；我們傾向認為天下不治，所以個人還不夠好，梁啟超們則認為，因為自己的人格境界還不夠高，所以戊戌變法才不成。

「五四」諸君們說，要「少讀，竟或不讀中國書」，甚至廢除漢字，減少我們身上中國文化的基因，改造我們的國民性；梁啟超則示範我們，做一個開放的中國人，發揚我族文化的光榮，對全世界人類和文化，做點我們的貢獻。

為人父

並綜新舊的平衡智慧

也就是說，今天我們之所以還要讀梁啟超，是因為面臨著相同的文化問題——傳統和現代，中與西。在全球化之下，這個問題於今更為迫切。「中西文化」並非只是象牙塔里的知識分子用來做論文的；「文化的衝突與交融」在我們身邊隨時發生、隨處可見。

舉個例子，眾所周知，西方重「個人主義」（individulism），我們則是家庭本位（family-orientied）的。那我們在選擇結婚對象的時候，是只用考慮自己的感情，還是要考慮家庭的利益？我們和父母的關係到底如何劃分邊界？等他們老到不能自理，是要搬到一起住還是送他們去養老院？丈夫表弟孩子的百日酒要不要去喝，送禮物還是紅包……

這些問題梁啟超、胡適們就遇到了。

據楊步偉《雜記趙家》中說，那時他們在歐洲的留學生流行離婚，脫離包辦婚姻，今天勸這個離婚，明天勸那個離婚。徐志摩向張幼儀提出離婚時，對她說：「你能不能做徐家的媳婦，而不做我徐志摩的太太？」這是典型的「個人主義」和「家庭本位」的衝突。

同樣的衝突發生在林徽因身上，她留學美國，耳濡目染、部分奉行的是「個人主義」；可當1931年他們定居北京後，家中除了梁、林、一雙兒女、林老太太外，還有五六位親戚常住，1936年她給閨蜜費慰梅寫信吐槽道：「當一個『老爺』娶了一個『太太』，他們要提供17張床和17套鋪蓋……」「下次你到北京來，請預訂梁氏招待所！」她向來爽直，甚至直接說：「我真羨慕慰梅嫁給一個獨子（何況又是正清）」。

梁啟超是如何面對新式的、西方文化的衝擊的？以婚姻戀愛為例，他自己的婚姻還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而到了梁思成婚戀的上世紀20年代，梁啟超並綜新舊、兼容中西地想出如下辦法：「由我留心觀察看定一個人，給你們介紹，最後的決定在你們自己，我想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這樣父母既以自己的經驗和智慧盡了責任，又尊重了子女個人的情感意願。梁啟超不禁自鳴得意：「我覺得我的方法好極了……我希望普天下的婚姻都像我們家孩子一樣。」

以「民族文化本位」的態度一以貫之，梁啟超對於「禮」是維護的，和喊出「打倒孔家店」、「禮教吃人」口號的「五四一代」不同。他認為「禮」是千百年來形成的文化秩序，按「禮」行事，才能名正言順、使人各安本分、各行其是，「禮」不是幸福的桎梏和障礙，反而是其保障。

平日書信中，梁啟超隨時督促兒子「這種子弟之禮，是要常常在意的」；而梁思成作為「一家的冢嗣」，梁啟超為他的婚姻費盡了心血，其中隨處可見他對於「禮」的重視。極莊重的訂婚儀式、十分貴重的聘禮、婚禮必由長姊主持，在「官署」加拿大總領事館內舉行，取其莊嚴……這位細心的父親甚至想到「你們若在教堂行禮，思成的名字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國習慣叫做『思成梁啟超』，表示你以長子資格繼承我全部的人格和名譽。」

「禮」的莊重繁瑣以保證婚姻的莊嚴穩固，不以性情的變易、感情的起落幻化而仳離，其基礎甚至建立在「人格」之上——人格關乎士人最高的學問，乃是安身立命之所，與此相比，一言不合或是一時好惡，簡直不值一提。

同時，梁啟超談徐志摩的再婚，說「青年為感情衝動，不能節制，任意決破禮防的羅網，其實乃是自投苦惱的羅網，真是可痛，真是可憐！」又說「品性上不曾經過嚴格的訓練，真是可怕」。至於他勸徐志摩不要離婚的那封著名的信，實在是極富智慧。

他不贊同「吃人禮教」，卻也不贊同「戀愛神聖」；他不贊同僵化的文學、思想、政體，可也不贊同「全盤西化」；當他誇讚林徽因，說她沒有「從前舊家庭虛偽的神容，又沒有新時髦的討厭的習氣」。

(下轉B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