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美國FBI探員向CIA間諜轉型的悲劇

美國華盛頓自由燈塔網站9月3日發表題為《消失在伊朗》的文章稱，這個世界滿是外行和蠢蛋，他們冒冒失失地闖進暗巷，或者從岸上失足掉入黑暗的水中。但有些能人的遭遇可能更悲慘：這種人在某個職業上做得風生水起，職業生涯成果累累，然後會覺得既然自己在這個領域能成功，那麼轉到另外一行也不在話下。摘要如下：

我認為，問題在於一些能幹的人往往把能力想成無所不能的天賦，適用於任何領域。不幸的是，能力常被證明比我們想像的更不可轉換、更有局限性。在某項工作上做得好的人無法保證也能勝任其他工作。

一個瘋狂的計劃

如果你非要一個例子，那麼可以從在伊朗失蹤近十年之久的美國間諜羅伯特·萊文森身上找到。《紐約時報》記者巴里·邁耶的著作《消失的人》講述了萊文森那令人震驚、憤怒又極端不可思議的故事，書中充斥著形形色色的人物，有黑手黨成員、俄羅斯寡頭、哥倫比亞毒梟、不擇手段的間諜機構首腦以及滿口謊言的外交官等等。

但與此同時，萊文森的故事似乎就像一首賦格曲，當年這位前聯邦調查局（FBI）探員為了增加退休年金而決定在國際情報工作中一試身手時，他的結局就已經確定了。

邁耶在《消失的人》中解釋說，萊文森失蹤事件的一些事實如今已廣為人知。如他在2007年去過伊朗近海的一個休閑度假島嶼啟什島。他手中有一封英美煙草公司的信函，授權他調查那裡的煙草走私活動。然而後來證實他的信件是自己偽造的，他去伊朗收集情報是希望賣給中情局。

值得一提的是，萊文森似乎有計劃與一位名叫特迪·貝爾菲爾德的美國人會面——據邁耶說是「一位超級反社會者」——此人30多年前在華盛頓刺殺了一名伊朗異見人士後逃到伊朗，並改名為達烏德·薩拉赫丁。萊文森的一位做記者的老朋友伊拉·西爾弗曼採訪過薩拉赫丁，他顯然向萊文森提過，薩拉赫丁可能已經厭倦了在伊朗的逃亡生活。因此萊文森開始行動，看自己能否安排一次遣返，把薩拉赫丁所知的一切帶回美國。

這從一開始就是個瘋狂的計劃。認為伊朗政府信任薩拉赫丁並告訴過他任何重要情報的想法十分可笑。而且不管怎樣，萊文森都不是遣返薩拉赫丁的合適人選：一個身高體壯的美國人，不懂中東國家語言也沒有聽起來像猶太人的姓，憑著一封打一個電話便可揭穿的偽造信函來到伊朗，萊文森從抵達伊朗那一刻起就註定了失敗。幾個小時後他消失了。

2010年出現了一份他以囚犯面貌示人的錄像片段。接著在2011年，幾張圖片顯示他身穿橙色連身衣，神情憔悴。伊朗官員一直表示對萊文森被關押一事毫不知情，但邁耶寫道，許多分析人士認為，這些錄像和圖片是伊朗情報官員製作的，目的是給人造成萊文森是被某個反叛的非官方組織扣押為人質的印象。

中情局應承擔責任

這是邁耶對美國政府感到憤怒的一點——而且不得不說很正當。據《消失的人》列舉的相關資料顯示，中情局在與萊文森的關係問題上一次又一次撒謊。國務院一直沒能幫助尋找萊文森。時任布希政府沒有做出多少努力，而奧巴馬政府則拒絕把釋放萊文森列為最近與伊朗達成的交易的條件之一——甚至拒絕在談判桌上提及這個美國人的名字。

在萊文森的妻子和七個孩子的不懈努力下，最終國會發起調查，中情局被迫承認萊文森與他們有合同關係。萊文森在中情局的聯絡人安妮·雅布隆斯基被迫離開，帶著這個污點失業。

過去數月，《消失的人》的一些書評大體接受了萊文森家人的觀點，那就是中情局是有意把他派往伊朗的。然而邁耶在書中沒有明確提出這種觀點——前中情局官員魯埃爾·熱雷希特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消失的人》的書評中說，不管是雅布隆斯基，還是中情局其他任何人，絕不可能批准這位前聯邦調查局探員魯莽地踏上伊朗土地。

儘管如此，中情局無法逃避為萊文森的悲劇承擔責任。在他被扣押後的數年裡，奧巴馬政府對伊朗一味退讓，使得本應是兩國間的一次小尷尬轉變為一個人長期受監禁、折磨以及可能死亡的事件。很早以前，中情局就讓分析人士猜測不休。雅布隆斯基所在的中情局部門根本無權僱用萊文森去執行他毫無經驗的國際任務。雅布隆斯基曾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到，她碰到的一個問題是怎麼把萊文森獲得的情報交給中情局其他部門而又不令他們生氣。

主動要求去伊朗

然而事實是萊文森希望得到中情局這份工作。他在聯邦調查局工作期間以打擊黑手黨犯罪家族著稱，但後來在爭議中提前退休——他需要錢，而國際機構願意出錢購買情報。此外，他也許還需要那種在工作時被需要、受重視的感覺。邁耶寫道，當他得到中情局的新合約時，「他看起來再次煥發活力，感覺又回到從前」。他覺得自己在經濟和職業上重新回到軌道。

萊文森明白自己在聯邦調查局工作期間的能力。他認為自己是個有能力的人——是個實幹者和能幹成事的人。即使他的第一段職業生涯結束後，他仍認為自己擁有的能力可以用在新的領域。如果中情局迫切希望得到來自伊朗的情報，也願意付大價錢，那麼他作為前聯邦調查局的優秀探員，應該能去那裡搞到情報。

因此他主動要求得到這份工作，主動推銷達烏德·薩拉赫丁知道些重要情報的離奇故事，並主動踏上前往伊朗的危險旅途。

這麼一個人被外國情報機構的專業人員當場拿下，那有什麼可奇怪的？任何按萊文森的路子行事的間諜，最終結局幾乎可以肯定是災難性的。事實上，能力遠不如能人們想像的那樣應用廣泛。

美媒稱北約反間體系千瘡百孔：無力應對俄間諜攻勢

參考消息網8月2日報道美國《政治報》網站6月16日發表題為《一名莫斯科間諜通過偽造的履歷在歐洲秘密活動了20年》的文章，作者為皮埃爾·布里昂松，摘編如下：

弗里思（切列帕諾夫）間諜案被披露後，一位負責對付俄羅斯在歐洲的間諜活動的特工人員說，他們擔心全力反恐可能會使他們資源缺乏，從而影響其遏制俄羅斯對外情報局攻勢的能力。

他們說，俄羅斯正在試探北約是否願意保護其最新成員（譬如波羅的海三國），它正急於搜集關於北約情況的情報。關於歐盟對諸如經濟制裁的問題、對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的反壟斷調查、甚至是關於歐盟與美國自貿協定磋商狀況這樣的多邊問題的心思，俄羅斯都想了如指掌。由於與西方關係惡化，莫斯科失去了它之前可通過正常渠道得到的大量信息。

一名西方情報人員說，布魯塞爾「就像是一個多孔的格里爾瑞士乳酪，情報很容易泄露。那裡有歐盟和北約總部，俄羅斯人總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另一位歐洲外交官指出：「幾年前，我們有一個起作用的北約-俄羅斯理事會，因而有些信息可自由交換。」自普京吞併克里米亞後，這個2002年成立的理事會已名存實亡。他說：「因此，俄羅斯曾經可以正常得到的某些情報，現在只好嘗試通過別的手段獲得。」

北約去年提出限定「夥伴國」駐其布魯塞爾總部的代表團成員不超過30人。俄羅斯代表團之前有50多人，北約民用情報委員會懷疑其中有些人從事間諜活動。

據這位歐洲外交官說，使情況更為複雜的是，「有些歐盟國家仍然難以把俄羅斯看成是一種真正的威脅。舉例來說，我認為，義大利政府並不贊同這樣看待俄羅斯，許多歐盟成員國中的很多政府官員也是這樣的」。

據另一位消息人士說，自大約6年前弗里思突然離開馬德里前往莫斯科後，西方又揭穿了幾起俄羅斯間諜案。至於那些冒充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或義大利人還在歐洲活動的俄羅斯間諜，「我認為，就算不到15人，也不只10人。當然，確切人數我們不得而知。」

再回到馬德里，弗里莫爾諮詢公司曾經的地址（戈雅街47號）的門衛已不記得誰在這家公司工作過，也不記得與這家公司有關的任何人。他說，幾年前還有寄往這裡的信件，但不得不全部退回。

至於莫雷諾，他告訴我說，他自己的諮詢公司（與弗里莫爾諮詢公司無關）在弗里思／切列帕諾夫消失後，很快就開始失去公共部門的客戶了。他說，後來，在沒有作出任何解釋的情況下，西班牙出口商協會董事會就把他開除了。莫雷諾稱，至今他都不清楚他為什麼突然被開除。據一位消息人士說，西班牙當局可能對莫雷諾所在的協會施加了壓力，不確定他是否知道其合伙人實際是幹什麼的。當離開那家星巴克時，莫雷諾（與我會面時，他未被告知「亨利」是一名可疑的俄羅斯間諜）說，他一直在想他之前的朋友弗里思究竟出了什麼事兒。他說：「我有時候想，這整件事是否有些湯姆·克蘭西小說的色彩。」（編譯/宋彩萍）

　　外媒關於弗里思（切列帕諾夫）間諜案報道的手繪插圖。

美媒稱俄興奮劑報告堪比間諜小說:牆上挖洞偷換尿樣

參考消息網7月19日報道美媒稱，一份長達97頁、調查俄羅斯運動員在國家指示下服用興奮劑的報告，詳盡說明了多年前涉嫌從事不道德行為的情況。報告中提到的一些具體行為及細節很可能在冷戰時期的間諜小說中找到。

據美聯社7月18日報道，這份由世界反興奮劑組織出具的報告側重介紹了處於這起服用興奮劑醜聞核心的莫斯科實驗室前主任格里戈里·羅琴科夫博士提出的指控。據這份報告稱，羅琴科夫幾年前曾指出，「教練向運動員提供的類固醇及其他興奮劑會因質量不高引起人們的懷疑」，很難確定能有多大把握服用這些藥物且不被檢測出來。於是，他採取了行動。

報告稱：「擔任實驗室主任後，為了進一步履行其職責——即通過掩蓋服用興奮劑的事實來提高俄羅斯體育競技水平，羅琴科夫發明了一種用類固醇製作的雞尾酒，這種雞尾酒可儘可能防止違禁藥物被檢測出來。」

羅琴科夫博士的研究結果顯示，利用當時的實驗室技術，對這種雞尾酒中的類固醇進行檢測的窗口期不會超過3至5天。這完全就是一款雞尾酒，甚至還有酒名。

報告說：「羅琴科夫博士提供的證據顯示，雖然他設計了這種雞尾酒，但他並未製作或配發過這種雞尾酒。這種雞尾酒是伊琳娜·羅季奧諾娃配發的，羅季奧諾娃當時就職於體育部一個附屬機構。羅季奧諾娃還給這種雞尾酒起了個別名，叫『公爵夫人』，那是一種俄羅斯傳統飲料的名字。」

此外，報告證實了有關媒體報道，即參加索契冬奧會的俄羅斯運動員的尿樣通過索契實驗室一堵牆上的「老鼠洞」被換成了未含違禁藥物的尿樣。

這個洞是必不可少的，因為索契實驗室中還有國際觀察員及其他人員，因此需要秘密進行，還要有想像力。報告稱，克格勃的派生機構俄羅斯聯邦安全局是這起陰謀的主要參與方，該機構發揮了關鍵作用。

報告還稱，世界反興奮劑組織2014年12月通知羅琴科夫，將在幾天後對莫斯科實驗室進行突查。實驗室和體育部都對此感到「非常不安」，因為實驗室當時存有「大量檢測結果呈陽性、但在檢測報告上顯示為陰性的」尿樣。據另一份反興奮劑報告內容顯示，羅琴科夫銷毀了1417個尿樣，但他仍認為實驗室有危險，因為世界反興奮劑組織會收集37個特定尿樣。

在世界反興奮劑組織視察的五天前，「羅琴科夫向體育部副部長尤里·納戈爾內赫報告了這一問題」。他們當時判斷，部分造假的檢測報告是可以解釋得通的。「至於剩餘的尿樣，羅琴科夫博士回憶道，副部長納戈爾內赫當時說，他會安排『魔術師』來處理。羅琴科夫明白，他所說的『魔術師』就是聯邦安全局。」

報告稱，當晚，聯邦安全局官員葉夫根尼·布洛欣安排該局特工進入了實驗室。

報告稱：「實驗室的工作人員根本不知道聯邦安全局的人混進了實驗室。第二天上午，剩餘尿樣的瓶帽被人打開了，這樣一來，裡面的尿樣就可以被換掉了。」（編譯/王超）

西里龍夫：戰鬥在敵人心臟的「紅色間諜」

國際先驅導報7月1日報道近年來，很多人都對二戰期間著名「紅色間諜」佐爾格的故事耳熟能詳。當年，佐爾格小組在東京布建了深達日本核心層的情報網路，在蘇德戰爭最緊要的關頭，獲取了日本將「南下」攻擊英美等戰略情報，使蘇聯得以將遠東兵力調往蘇德戰場，並對戰局扭轉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對於蘇聯和共產國際而言，要印證佐爾格的情報，還需要另外一條重要渠道，那就是同樣戰鬥在日軍心臟的西里龍夫和中西功情報小組。

20世紀20年代，為了加強對華文化侵略，日本政府在中國上海開設了「東亞同文書院」，招收日本學生，以培養未來侵略中國所需的「中國通」。但是，當看到日本對華侵略的真相之後，相當一批該學校的日本學生轉向左翼，並尋求加入共產黨，西里龍夫、中西功等都是其中成員。

當時，這批左翼學生與在上海工作的《朝日新聞》記者、馬克思主義者尾崎秀實等人過往密切。後來，他們建立了革命組織「日中共斗聯盟」，希望通過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奮鬥，反抗帝國主義與剝削階級的雙重壓迫，中西功還加入了中國共青團（當時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同盟」）。就是這樣，這批原本可能成為日本侵華工具的中國通們，卻紛紛成為最為堅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共產主義戰士。在畢業回國後，西里龍夫和中西功均參加了日本共產黨，並均曾因革命鬥爭而短期入獄。

1934年，27歲的西里龍夫從日本再次赴華，隨後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他長期在南京、上海等地擔任日軍「中國派遣軍」隨軍記者，並利用這一身份，向中共通報日軍的動向。同年，中西功也重返中國，在日本經濟殖民企業——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滿鐵」）任職，後轉職上海。藉助職務便利，兩人開始為共產國際和中共收集日方的戰略情報。這其中，西里龍夫能夠接觸到大量日軍活動的信息，這對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作戰行動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而中西功當時已經成為日本政軍界「圈子」里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日本在華的政府機構、軍隊人士甚至是特務機構都紛紛向他諮詢有關中共的各種問題。更有甚者，在扶植汪偽政權時，日本軍部首先要求中西功編寫一本《三民主義基本問題》，然後供汪偽政權「建黨」時參考。

1939年，在卸任內閣顧問一職後，尾崎秀實前往日本在東北調查機構——「滿鐵調查部」任職。此時，他已經是佐爾格情報小組的核心成員。佐爾格小組收集的重要情報傳回蘇聯後，蘇方往往通過共產國際的渠道，由西里龍夫和中西功小組進行印證。正是這一情報網路和傳遞渠道，為蘇聯和中共的諸多戰略決策提供了寶貴的核心情報。值得一提的是，尾崎秀實與中西功在上海曾經多次會面深談，雙方互相從對方了解到一些重要的信息。但是，雙方當時都不知道對方也是在為共產國際服務。

1941年10月，佐爾格向莫斯科發出了最後一封、同時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封電報：「蘇聯的遠東地區可以認為是安全的，來自日本方面的威脅已排除。日本不可能發動對蘇戰爭。相反，日本將在下幾周內向美國開戰。」這一決定性的情報，使斯大林得以做出決定——將蘇軍遠東地區的部隊大量調往蘇德戰場前線。兩個月後，在莫斯科保衛戰中，這批部隊成為挫敗德軍進攻的主力，並一舉扭轉了蘇德戰場自戰爭爆發後的戰局。

也正是在這個10月，佐爾格在東京被捕，尾崎秀實也隨即被捕。兩人後來被判處死刑。由於這一案件涉及日本內閣高層，在日本政壇引發了強烈的震動，直接導致時任首相近衛文麿下台。此後，日本憲兵等特務機構開始加強了內部偵察和搜捕，西里龍夫和中西功等人的處境日益困難。當時，已經有人向西里和中西報信，讓他們迅速撤往抗日根據地。但是，他們希望在自己的崗位上多工作一段時間，以再獲取一些關鍵情報。1942年6月，西里龍夫和中西功分別在南京和杭州被捕。與他們同期被捕的，還有他們在東亞同文書院的多名同學。

在監獄中，西里龍夫和中西功兩人被判處死刑，但日本特務機關為逼迫兩人「交代」與中共有關的情況，一直未對兩人行刑。兩人則抓緊一切時間，利用獄中的有限條件，撰寫與中共革命理論相關的書籍和文獻。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之後，西里與中西兩人終於得以獲釋。

戰後，西里龍夫與中西功均回歸日本共產黨組織，並長期參與戰後日共的和平鬥爭與建設。西里曾擔任日共熊本縣委員長，中西則曾擔任日共神奈川縣委員長。值得一提的是，兩人均出版了與中國革命相關的回憶錄：西里龍夫著有《革命的上海——一名日本中共黨員的記錄》，中西功則著有《在中國革命的風暴中》。可以說，他們用自己的經歷證明，他們無愧於年輕時樹立的共產主義理想，也無愧於中共黨員的稱號。

(責任編輯：張海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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