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獲獎的六個原因

莫言獲獎的六個原因

許子東

2012年10月9日，諾貝爾文學獎揭曉在即，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許子東接受「鳳凰網文化」對話，分析莫言作品可能獲獎的文學、政治及「偶然」 原因，並論及獎項對中國作家處境和中國文化生態的影響。（根據部份錄音整理，10月11日校改。）

《蛙》批判計劃生育的角度很可能獲諾獎評委賞識

問：您一般每年差不多這個時間會比較關注一下諾貝爾獎嗎？

許子東：有的我不太熟悉，較早時關心加西亞·馬爾克斯。之後就是高行健。這次因為傳說莫言有可能。

問：您個人對莫言的東西是看過，還是說甚至是喜歡？

許子東：大部分看過，剛改完一篇論文，關於他最新的長篇小說。去年在一個學術會議上的發言，他們認為好，錄音整理了，現在改成論文，會發表在北京《文學評論》上，題為《「文革故事」與「後文革故事」 ——讀莫言長篇小說〈蛙〉》 。

以前寫文革的作品，大都從文革前寫起，怎麼發生，原因背景等等。莫言的《蛙》，只把文革血肉慘景和今日繁榮腐化直接並置，其實是寫文革與今天的關係。另外這篇作品還有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角度，就是寫計劃生育。現在西方人看文革悲情已經太多了，但是寫計生殘酷，是對中國政治批評的一個新角度。如果獲獎，這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莫言寫法符合諾貝爾獎的「六個基本條件」

問：許老師，您覺得其實這是有一點點有意為之嗎？就是莫言他了解諾貝爾的一些目光，一些角度，然後他在創作上有一些調整？

許子東：或者有，但不會是主要的考慮。諾貝爾文學獎唯一懂中文的評委馬悅然，前兩年來嶺南大學開會，我當時就跟他討論高行健得獎的若干原因。王安憶曾戲言高獲獎是中了「六合彩」，我說這六個「幸運號碼」 其實也是華人獲諾貝爾獎的「六個基本條件」 。第一，要寫鄉土（中國人的文化土壤）；第二，要用現代主義的手法（和世界「純文學」 可以對話）；第三，要寫文革（發生在中國的世界性事件）；第四，要批判政府，異見分子（對非民主的社會制度有挑戰）；第五，要有好的英文、法文、瑞典文翻譯（技術上更多評委可看）；第六，要在中國以外獲獎或有好評（參考不同政見的文學評論）。

當然除了這「六個基本條件」 ，有時還要外加偶然因素。在高行健那裡就是《靈山》是寫大西南。中國的作家寫鄉土一般是寫北方，或者大草原，或者西北鳳，或東北、山東鄉村。《靈山》寫主人公流浪川貴，正好馬悅然教授幾十年共患難的夫人是四川人，馬悅然自己親自翻譯《靈山》，很多鄉土民俗細節都得到他夫人幫助，無疑增進了對高行健小說的感情。這個偶然不是高行健求來的。《靈山》未發表，手稿巳由劉再復推薦給馬，或是有心。但當年高流浪西南，絕想不到後來的情況。純屬偶然。

按照上述六個條件，再看莫言，1,《紅高粱》是寫鄉土的；2，也是現代主義手法的，魔幻現實主義；3,從《透明的紅蘿蔔》開始，一直到《蛙》，莫言都寫文革；4，他有好的翻譯，美國漢學家葛浩文等高手一直翻譯他的書，非常努力地推介到英文世界去；5，他在海外也獲獎，曾獲美國2009 NEWMAN 紐曼華語文學獎（我是那屆評獎）。《生死疲勞》也獲得了香港的「紅樓夢長篇小說獎」，30萬獎金。

如果說這些條件有「弱項」 ，那就是莫言並不像高那樣是「異見份子」 。在這個角度看，近作煽情揭露一胎節育，也許比較符合「海外視角」 。如果讀懂了《生死疲勞》批判土改以來的農村政策，其實也是更尖銳的「不同政見」 。至於六個條件之外還有什麼偶然因素，也許要從諾貝爾獎那方面去看了吧。之前兩個華人獲獎，至少短期效果有限。會不會有意要改變方式改善關係以謀求在中國大眾面前擴大諾貝爾的影響呢？

莫言這一代作家都面臨統戰局面 文學被邊緣化

問：有一個爭論也挺有意思，很多人說莫言當年他在講話上籤過名講話，頗有詬病。

許子東：莫言、王安憶、賈平凹等，現在都是「主流」作家。但「主流」 在身分，不在作品。從90年代以後中國政府對文學的管理方法就不一樣了。不再象50到70年代那樣經常批判一些作家，老是糾正作家的思想。現在的方法是，創作有自由，出版守紀律。作品愛怎麼寫就怎麼寫，但是讓你邊緣化沒人看，越是現代派複雜技巧越少人看。但是作家本身，請你進政協，做人大，開兩會……所以作家既獲得政治上經濟上的好處，作品寫的再尖銳，老百姓其實是不看的，都忙著看好聲音非誠勿擾三槍無極。這樣的文學生態，很難怪莫言他們，他們是面臨統戰。你怎麼辦？入了政協，至少醫療好了……

但是政府管是管在社會影響上，這批作家裡邊寫的最不尖銳的陳忠實的《白鹿原》要拍成電影，還要把什麼都磨掉。所以像《兄弟》，像《古爐》，像《生死疲勞》等，都是不能拍電影的。現在的文學在政治上是被邊緣化的，但文學還仍然保持著很強的對社會的批判性，尤其是對中國60年當代史的反思，遠比報紙影視對人民更負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