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延往事——電影《周恩來的四個晝夜》原型探訪

電影《周恩來的四個晝夜》，講述了中國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困難時期的1961年5月，周恩來總理到革命老區河北省邯鄲市武安縣伯延村考察調研，在四天中調查了大食堂利弊後，實事求是地向毛澤東主席彙報，提出解決方案，使得伯延成為全國第一個取消大食堂的地方。其反映的以周總理為代表的共產黨人走群眾路線、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深深打動了觀眾……

五十二年過去了，歷史真實情況是怎樣的？當年的親歷者對此事是否還記憶猶新呢？他們又會如何述說那時黨和人民群眾的關係呢？日前，筆者帶著這些問題，與武安市檔案局館長張喜河等人驅車前往武安市伯延鎮，在鎮黨委副書記張偉的安排下，走訪了1961年周總理召集伯延社隊幹部、社員代表開會的舊址，查閱了塵封的檔案，採訪了親歷者徐天明、翟五元兩位老人……

　　「你們工作很辛苦，吃這些糧食不行。」

據武安市檔案館保存的檔案記載：解放戰爭時期，伯延曾經是晉冀魯豫軍區所在地，劉伯承、鄧小平在這裡指揮了著名的上黨戰役和邯鄲戰役。1958年大辦人民公社後，伯延有1548戶、5073口人，耕地12571畝，4個生產大隊、30個小隊。在「共產風」「浮誇風」中，這個原來富裕的村子，已是生產凋敝、人民生活舉步維艱了。

　1961年4月，毛澤東主席提出領導幹部到農村人民公社蹲點調查，解決食堂、社隊體制以及農業生產問題。周恩來蹲點的地方就在伯延村。

周恩來到邯鄲之前，已經派總理辦公室副主任許明帶一個工作組在伯延村工作了20天。

1961年5月3日上午10時許，周恩來帶著幾名工作人員，在中共邯鄲市委第一書記龐均等人陪同下驅車悄悄來到武安縣伯延村。這次來，他們住在附近部隊的營房裡，早晚回營房吃飯，中午就在伯延村就餐。

當年僅24歲，在伯延文化館工作的徐天明回憶：「就是在這天上午，一輛吉普車停在了武安縣伯延村。從車上走下來的是身穿灰色棉布中山裝，腳踩一雙半舊圓口布鞋的周總理，隨行的有他的夫人鄧穎超、總理辦公室副主任許明，還有一名攝影記者。」

徐天明對接待情景記憶猶新——總理一到伯延村，看到路邊地里棉花秸稈還沒拔，他叫司機把車停下來，帶著幾名工作人員下地里拔起棉花秸稈。幹完活後，總理又到了村拖拉機站。總理問，「誰是站長？」站在一旁的張久月上前一步回答：「我是站長。」總理嗔怪地問，「村裡的幾畝地你們的拖拉機犁過嗎？」張久月脫口而出：「犁了。」總理又說：「犁了，地里怎麼還有棉花秸稈？」張久月臉一紅，無話可說。總理很善解人意，為了給他一個台階下，馬上換了一個話題。總理關切地詢問：「你們司機每人一個月吃幾斤糧？」張久月回答：「15斤糧，不到2斤油。」總理沉默片刻說：「你們工作很辛苦，吃這些糧食不行。」就是總理的這句話，過了不多久，司機每人每月的定量提高到了30斤糧。

　　「那好嘛，我與炊事員一塊兒吃。」

據武安市檔案館保存的檔案記載：周恩來於1961年5月3日至6日在伯延作了4天視察，先後召開了基層幹部、社員代表、拖拉機站和農具修配廠工人等7次座談會。

周恩來一到伯延，片刻未息，就在村裡的徐家莊園——伯延公社辦公室召集12名社隊幹部開了座談會。

徐天明說：「在彙報中，幹部意見不太一致。周總理雖然了解了一些情況，但畢竟是聽彙報，還沒有掌握第一手的調查材料，不好隨意下結論。」 <br>　　散會後，公社和大隊領導得知了總理要在社員食堂吃飯的消息，做了精心準備。社員們都提前把飯打走了，食堂里又端出了做好的麵條、饅頭、稀飯和紅薯。這樣一看，好像的確是像公社和大隊領導向總理彙報的那樣，食堂雖然吃得不好，但能夠讓社員吃飽。總理吃完飯，什麼也沒說，留下糧票和飯錢，就走了。

筆者問：「周總理後來又去過社員食堂吃飯了沒有？他是否像電影里呈現的那樣，嘗到了老百姓日常吃的代食品？」

徐天明感慨地說：周總理吃到了社員日常吃的代食品（是把玉米軸、玉米稈、棉花殼、紅薯秧、榆樹皮等磨成粉，摻入少量的紅薯面、玉米面、糠面等蒸熟後食用、充饑）。那是5月4日中午，總理突然提出，還要到另一個社員食堂去吃飯，公社和大隊領導都慌了。他們以為總理昨天去社員食堂吃過一次飯後，就不會再去了，因此沒有做任何準備。

周總理快步走進一個社員食堂。社員們已吃完飯回家了。炊事員和司務長見總理突然出現在眼前，他們趕忙把剩下的玉米糊糊和代食品蓋上。跟隨總理的公社領導說：「總理，食堂沒有飯了，還是回公社去吃吧。」總理不說話，徑直走向灶台，揭開鍋蓋，鍋里還有些能照出人影的玉米糊糊。「這不是還有嗎？」總理問。「這是炊事員們吃的。」有人回答說。「那好嘛，我與炊事員一塊兒吃。」總理斬釘截鐵地說。於是，炊事員趕緊拿來一個大碗，要給總理盛玉米糊糊。旁邊有人把碗接了過去，要用乾淨毛巾先擦一擦碗。總理說：「沒關係，不用了。」他接過碗，喝了一碗玉米糊糊，還掰了一塊代食品放在嘴裡咀嚼著。隨行的許明等同志，也都吃了窩窩頭。吃完後，他們照例交了錢。

「總理，再這樣糊弄下去，過兩年連您也會沒吃的。」

5月4日下午，周恩來召開了由12名社隊幹部、社員代表參加的座談會。

筆者隨著徐天明老人穿過徐家莊同深邃的過道，來到最後一進院子，步入兩層小樓的第一層。徐天明對筆者說：「這裡就是當年伯延公社的辦公室，這次會議就是在這裡召開的。一開始大家不敢說話，敢說話的人也只說人民公社好、食堂好，大家都能吃飽飯；婦女還得到了解放，不用圍著鍋台轉了，也可以跟男人一樣下地參加勞動。周總理聽後，他問，『我看到村裡樹上的葉子怎麼都沒有了？』有人回答，『是讓羊和兔子吃了。』沉寂片刻，總理就問公社書記韓玉林，『老韓，你說人民公社好不好，大辦食堂好不好？』韓玉林說，『好，它有幾大優越性……』總理聽著、聽著，便爽朗地哈哈大笑，笑聲不斷，面對此情此景，大家有些不知所措。總理笑著對韓玉林說，『你年紀還不大嘛，怎麼頭髮都白了？你的擔子不輕啊！你的思想負擔太大了，還是講真話吧！』總理接著說，『我這次來是想聽大家的心裡話，有話只管說，說錯了也不要緊。』此刻，會場里靜得連掉根針都能聽到……」

筆者問：「難道沒有人敢說真話嗎？」

徐天明說：「有的。」

筆者追問：「第一個敢站出來講真話的人是誰？」

徐天明脫口而出，他叫張二廷。現在回想起來，總理和二廷對話時的情景，就好像發生在昨天，歷歷在目……

一個坐在周恩來身旁的社員低著頭，吧嗒、吧嗒地抽著旱煙。周恩來和藹地問他：「你叫什麼名字？你說說看。」

「他叫張二廷。」旁邊有人說。張二廷在鞋底上磕滅了煙，猛地站了起來說：「總理，您叫我說真話，還是說假話？」

「當然是要說真話。」周恩來按捺不住興奮地說。

「要說真話，樹上的葉子不是羊和兔子吃的，都是人吃的。剛才說食堂好的那些話，都是假話。食堂不好，食堂吃不飽。」

「為什麼吃不飽？」

「總理，我有四個孩子，5口人才能領到四個窩窩頭，吃不飽。您算一算，一共幾兩指標？司務長、炊事員多吃一點兒，幹部再多吃一點兒，還能剩幾兩？最多剩三四兩。這還能吃飽嗎？要是自己做，糠糠菜菜、湯湯水水，也還能糊飽肚子。別看我死了老婆，孩子又多，我還是願意自己做著吃。」

周恩來神情專註地傾聽張二廷的發言。

有幾個社員見張二廷這樣直率的話，非但沒有受到責備，而且頗受周恩來的讚賞，於是也就打開了話匣子，反映食堂吃不飽，社員餓得有浮腫病，勞動沒有勁兒，牲畜瘦得能讓風颳倒；幹部不顧事實，窮浮誇、瞎糊弄。

「總理，再這樣糊弄下去，過兩年連您也會沒吃的。」張二廷越說膽越大，直愣愣地就來了這麼一句。

當時，周恩來聽了張二廷的這句話後，仰著頭，好久沒說話。會場靜得可以聽見人的呼吸聲。在場的幹部瞪著張二廷干著急，社員也替張二廷捏著一把汗。

「二廷，你的話我願意聽，你往下說。為什麼說再過兩年，我也沒飯吃？」周恩來從沉思中回過神來，以讚賞、鼓勵的口吻問張二廷。

「我們吃不飽，幹活沒有勁兒，地里不打糧食，長的那點糧食還不夠俺在地里生啃著吃，哪有糧食交國家？一年不交，國庫有；兩年不交，國庫有；二三年不交，國庫也就沒有了。國庫沒有了糧食，您還能不挨餓？」張二廷竹筒倒豆子，豁出去了。

周恩來動情地說：「二廷，你是我下來遇到的第一個敢說真話的人。你們批評得很對，我很難過。上邊不了解情況，下邊亂指揮，搞得你們生活困難，我這個當總理的怎能不難過？」說著，周恩來激動地站起來，上前握住張二廷的手：「二廷，我周恩來走南闖北，很少有人說住我，今天你算是說住我了。好，二廷，咱們交個朋友吧！」

接著，周恩來又逐一詢問社員代表對食堂的意見。結果，12名社員代表中，只有兩人說願意在食堂吃飯，10人說食堂不好，願意回家做飯吃。

周恩來說：「食堂是上面叫辦的，下面報告說好，我們沒有調查，首先是我沒有調查，就相信了。現在，我們專門下來調查，食堂不好，就可以不辦。」 <br>　　徐天明回憶說：「散會後，周恩來走了，幹部們也離開了。社員們七嘴八舌地議論開了。有人對二廷說，『周總理在你沒事，總理走了，他們還不把你抓起來』！二廷聽了這些議論，心裡也有些後怕。他一聲不吭地，低著頭走出了會場。」

筆者問：「電影里呈現的在這次會議的第二天，周總理親自去張二廷家看望他和孩子們。為了減輕張二廷的生活負擔，總理還主動提出要幫他撫養小女兒，而張二廷怕給總理添麻煩，就婉言謝絕了，真有這回事嗎？」

徐天明動情地說：「是這樣的。5月5日早飯後，周總理親自到二廷家了解情況。為了不打擾還在熟睡的孩子們，總理沒有進屋，就坐在門檻上與坐在屋裡的二廷進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談。總理說，『二廷，你以後別叫我總理了，叫我老周就行了。你的孩子大的大、小的小，你又當爹又當媽，也真夠累的。』二廷忙說，『不累，不累。總理管國家大事才累呢。』總理關切地說，『二廷，這樣行不行，我給你把小女兒帶走，養大了再把她送回來。』『總理，哪能麻煩您呢，我養得過來。孩子他媽過世時，囑咐我一定要把孩子拉扯大。』說著，二廷淌下了兩行熱淚。」

隨筆者採訪的武安市檔案局館長張喜河說：「當年，隨行的新華社攝影記者杜修賢抓拍了這一歷史性的瞬間，現在這張老照片還保存在武安市檔案館裡。」

徐天明接著說：「那天上午，二廷送走周總理後就下地幹活去了。下午，總理召集幹部和社員代表開會時，二廷到會晚了些。他是有顧慮的……」

　　「二廷，你來得晚，要好好唱。」伯延人管說話叫「唱」，周恩來入鄉隨俗。

「俺感冒帶疲勞，讓別人唱吧。」張二廷悶悶不樂地說。周恩來看出來了，笑著說：「二廷，今天怎麼害怕了？我看你一不感冒，二不疲勞，恐怕是有了思想病。得先給你治思想病，不然，你不敢說話了。」

「總理您說對了。您光叫俺說話，過些日子您走了，他們還不給俺小鞋穿！鬧不好，還不抓俺去推磨（當時，伯延人管勞改叫『推磨』）！」 <br>　　「那怎麼行！」 <br>　　「怎麼不行！他們不抓俺現在說的這些話，抓別的事，也能整俺。」

回憶當時的情景，徐天明說：「周總理聽了二廷的話，他臉上的笑容瞬間消失了。總理鄭重地對在場的公社書記韓玉林說，『我以後每年都要派人來，要是看不到二廷，就找你要人。總理說話真是一諾千金。從總理離開伯延那天起一直到1966年『文革』前夕，國務院或總理辦公室每年都有人到伯延來看望二廷。」「小夥子，說話一定要實事求是，要講真話。」

5月5日中午，在伯延中學讀高二的翟五元剛在學校食堂吃過中午飯，聽說周恩來總理中午在公社食堂就餐，他和另外三名同學結伴就朝著公社食堂方向走去，盼望能在路上遇到周總理。當他們一行走到大街上時，正趕上周總理同隨行人員從食堂出來，朝他們走來。周總理見到這四名學生，就主動同他們打招呼。

提起當年與周總理難忘的會面，71歲的翟五元老人無法掩飾內心的激動，他眼含著淚花對筆者說：「我見到周總理了！當時有些不敢相信這是真的，總理就站在我們的面前，他像慈父一樣端詳著我們，說話和藹可親、平易近人。總理問，『你們還在上學吧？』站在前面的我鼓足勇氣說，『上高中了。』在我後面的同學激動地搶過話說，『我們讀高三了』。總理馬上糾正說，『伯延現在還沒有高三，只有高二，對吧！小夥子，說話一定要實事求是，要講真話。』就是總理的這句話影響了我一輩子，我把『實事求是、講真話』作為自己為人處世的原則，並且要求我的孩子也要這樣做。」

「周大老人，我給您請安了……」

5月6日，是周恩來在伯延的最後一天。臨走時，他又召集社隊幹部、社員代表25人開了一個大會。最後這次座談會因為人多，改在供銷社院內的大屋裡。周恩來親口告訴大家一個決定——伯延公社解散食堂，並通知食堂做好給社員發口糧的準備，到10日要基本將農民生活安頓妥當。

站在伯延鎮元寶坑廣場上，翟五元指著當年周恩來最後一次召集社隊幹部、社員代表開會的舊址激動地對筆者說：「先鋒街元寶坑是伯延村的中心廣場。當天下午，群眾得知周總理正在位於這裡的房家莊園——伯延供銷社召集社隊幹部、社員代表開會，於是鄉親們奔走相告、扶老攜幼，不約而同地從四面八方向這裡彙集，上千人把這小廣場圍個水泄不通，一眼望去人山人海啊！『周總理出來了』，群眾呼啦啦地往總理跟前擠，爭著和他握手。總理的車子停住村北口，可沸騰的群眾卻簇擁著總理往南走。總理就索性繞著元寶坑走了一個大圈兒。當總理走到村東頭時，就在我當時站的位置前方，突然，從人群里擠出一個老漢，沖著總理『撲通』雙膝著地，磕，一個響頭，『周大老人，我給您請安了……』周同的人都被他這突如其來的舉動搞錯了，只見總理急忙上前一把將淚流滿面的老漢攙扶起來說，『老鄉，有話好好說……』邊說邊彎下腰要替老漢撣膝蓋上的土。老漢拽住總理的衣袖，竟自責地說，『我失禮了，失禮了。』這位老漢名叫馬三運。隨後，老漢撩開褲腿，讓總理看他因營養不良而浮腫的腿，總理上前俯下身去用手指輕輕壓了壓老人浮腫的腿，隨口就問身邊的公社書記韓玉林，『村裡有沒有衛生所？』韓玉林馬上回答，『有。』總理說，『快把老人送去醫治。』此時，總理辦公室副主任許明提醒總理說，『現在已是下午5點多了，我們還要趕路呢。』於是，總理囑咐韓玉林一定要好好照顧這位老人，不能讓他受委屈。」

周恩來上車後，還覺得不安，就叫身邊的秘書留下來，並囑咐說：「查一下老人為什麼磕頭？如果有特殊情況，我明天再來伯延。」

原來，這個老漢是另一個村的單身漢，因吃不飽飯，身體浮腫無力，有人攛掇他找周恩來反映情況，不吃食堂。等他奔到伯延時，沒想到周恩來正好在宣布解散食堂，那他還有什麼苦好訴呢？他擠了半天，才擠到周恩來跟前，將一肚子的苦水和委屈化為兩行熱淚和一個跪拜……

周恩來的秘書找到老漢，還沒問幾句，老漢就動氣了：「總理就是宰相，宰相你懂不懂？」

　「懂！」周恩來秘書回答。

　「那就對了。」老漢理直氣壯地說：「過去宰相下來，要黃土鋪街，清水灑路。現在也沒這個禮了……不像話！我見了總理磕頭，只是想講究個禮節，你們還來問我為什麼？咱農民有這麼好的總理，磕個頭有啥？好像社會主義就不講究禮節似的？越來越沒有規矩，不像話！」

秘書回來後，周恩來聽對方繪聲繪色的描述，也忍不住仰面大笑起來。他慢慢收住笑容後，臉上卻浮現出愧疚的神色。

回到寢室已是深夜，周恩來卻無法入眠。

　　「絕大多數甚至於全體社員，包括婦女和單身漢在內，都願意回家做飯。」

5月7日凌晨3時，周恩來打電話向在上海的毛澤東彙報他這幾天在伯延調查的情況，根據檔案記載，主要內容如下：

我到邯鄲之後，聽了三天彙報，就到武安縣伯延公社，現在已經有五天了。五天中，我找了公社、大隊、生產隊的幹部和社員群眾談了話，開了座談會。現在有下面四個主要問題簡要地向主席彙報一下。

　　（一）食堂問題。絕大多數甚至於全體社員，包括婦女和單身漢在內，都願意回家做飯。我正在一個食堂搞試點，解決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員回家吃飯的問題。

（二）社員不贊成供給制，只贊成把「五保戶」包下來和照顧困難戶的辦法。現在社員正展開討論。

（三）社員群眾迫切要求恢復到高級社時評工記分的辦法，並發展為：包產到生產隊。以產定分，包活到組。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多勞多得的原則，提高群眾生產積極性。因此這個辦法勢在必行。

（四）邯鄲專區旱災嚴重，看來麥子產量很低，甚至有的顆粒無收，棉花和秋季作物還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問題是恢復社員的體力和恢復畜力問題。

當天凌晨，毛澤東就在周恩來的電話記錄上批示：「發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參考。」隨後，中共中央將周恩來的調查報告轉發各地。

5月8日，周恩來離開邯鄲，回到北京。

半個月之後，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工作會議。會議在中央和各地負責人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討論和修改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修改後的條例取消了供給制；對食堂，則規定辦或不辦「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實行自願參加、自由結合、自己管理、自負開銷和自由退出的原則」。

會上，周恩來在談到思想方法問題時說：「要按毛主席的三句話辦事。一是從實際出發，一是為六億五千萬人民著想，一是群眾路線。要實現這三句話，就要調查研究，就要實事求是，實行民主集中制，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發揚黨內民主。」

回首往事，那一次伯延之行觸痛了憂國憂民的周總理。我們要感謝伯延人的實話實說和偉人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在國家最艱難的日子裡，周總理身體力行，來到百姓身邊，說出掏心窩子的話，辦了實實在在的事。他嘗出了玉米糊糊、窩窩頭的特殊味道，及時糾正了政策上的偏差。

筆者即將離開伯延時，站在元寶坑廣場上放眼望去，鱗次櫛比的二層小樓映入眼帘，曾見證過周總理與鄉親們在這裡依依惜別的百年槐樹依然枝繁葉茂、生機盎然。站在樹下的鎮黨委副書記張偉自豪地告訴筆者：「伯延今非昔比了，全鎮有7000餘戶、2.6萬餘人，去年人均純收入是5704元。伯延鎮目前是河北省歷史文化名鎮，伯延村2012年12月被國家正式命名為全國第一批古村落。」翟五元老人也興奮地對筆者說：「2008年10月1日伯延鎮成立了『武安市伯延鄉土文化苑』。2011年5月5日，在伯延鎮黨委、鎮政府的支持下，我們舉辦了紀念周總理視察伯延50周年文藝活動，當時參加活動的群眾近2000人。2012年電影《周恩來的四個晝夜》在伯延開機時，我們還做了群眾演員……」

（文中所示老照片、檔案資料現存河北省武安市檔案館）相關背景：

　　1958年底，河北省邯鄲市武安縣辦起2134個食堂，參加食堂94692戶，佔總戶數的95%。食堂被稱為「社會主義陣地」，不入食堂被批判為「社會主義絆腳石」，不允許社員家庭存糧、冒煙（做飯），幹部親自到農戶家清查。發現有存糧食全部沒收。小村一個食堂，大村分若干食堂，到開飯時，排隊吃飯，後來改為用桶往家領飯。以人定量，來了客人預先報飯。

1960年。糧食減產，徵購增加，按當時政策社員口糧八兩不起征，但由於虛報高產的「浮誇風」帶來了村村幾乎都征糧過了頭。社隊完成徵購後，社員口糧每天只留到半斤左右，有的甚至只有二三兩。口糧本來就少，食堂炊管人員及社隊幹部再多吃一點，到社員口中就更少，再加上中蘇關係破裂，蘇聯單方面撕毀合同，撤回專家，償還蘇聯外債等原因。社員生活更加困難，不得不食用野菜、樹皮和代食品充饑。當時提出：「低指標、瓜菜代」度荒。瓜菜代，但實際瓜菜極少。主要靠代食品。最普通的代食品是玉米軸、棉花殼、紅薯秧、榆樹皮等。用這樣的代食品，用開水煮，火炒、火鹼漬、石灰水泡或適當加工粉碎，摻少量的薯面、玉米面、糠面、樹皮麵食用、充饑。代食品在當時也不能滿足供應，要獲取較好玉米軸的代食，也得走「後門」。還有不少社員為了充饑，將「乾的土」（一種土）碾碎，烙餅食用。由於長期飢餓，浮腫病普遍發生，有的病餓而死。

1961年5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報道了關於各地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消息，讓全國人民驚奇的是黨和國家領導人這一年並沒有聚集在一起過，而是分散在各地同當地群眾在一起：毛澤東在上海，劉少奇在長沙，周恩來在邯鄲。朱德在成都，他們心系著全國人民，與民同樂，也與民共苦，更要與民共渡難關。

5月3日至6日，周恩來總理視察武安縣伯延村，通過走訪入戶、幹部座談、深入調查研究，掌握了農村第一手材料後。當即向毛主席作了全面彙報，隨後，中央對農村工作採取了解散食堂等果斷措施，出台了一系列有利恢復農業生產的政策，1962年農業得到恢復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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