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家長是最操心而又以身作則最差勁的父母

　　世上大概沒有比中國父母更怕輸的了。

　　就算是那些曾經鄙視應試教育，發誓要給自己孩子一個「快樂童年」的人，在真正為人父母之後，也發現自己不得不悄悄妥協，開始和孩子一起學起奧數來。他們會發現，只要自己對孩子的未來有所期許，開始考慮學區房、幼升小、小升初以及長遠的成才規劃，那麼周圍朋友的建議、網上的相關論壇以及微信群里家長的討論，幾乎全是類似的路數。概而言之，培養孩子就像準備一場戰爭，一步也馬虎不得。

　　說實話我原先是對此頗不以為然，甚至嗤之以鼻的。在我看來，這些焦慮完全是不必要的，理由很充分：現在社會已大大多元化，成才的路徑很多；大學升學率遠比我們當年高得多（去年全國普通本專科招生738萬，而1995年我上大學時僅106萬，相當於同齡人中只有5%能上大學），到十年後孩子長大，只要不是太笨，恐怕上個大學總不是難事；尤為重要的是，從我自己周圍的經歷看，高學歷、好大學、好專業，都不足以確保一個人未來的生活就是平順的，甚至都未必保證你事業發展得好、賺的錢多（更別說取決於相當多其它因素的「幸福」了）——我們大學同班同學千差萬別的遭際就是明證。身為兩個男孩的父親，我曾開玩笑說：「兩個孩子有一個成才就夠了——實在不行，哪怕他們去開計程車也不錯啊。」值得慶幸的是，我在家裡一直有個關鍵的同盟：老婆在這些方面持有和我相當一致的看法，我們對如何教育子女並無分歧。

　　直到今年老大臨近幼兒園畢業，我才開始感覺到家裡的氣氛發生了變化。由於我們前幾年都是散養，除了滑冰、圍棋等「玩」的課程外，幾乎沒讓孩子去上什麼「有用」的課程，加上學區也一般，我漸漸感受到了老婆的焦慮在擴散。雖然也有一些朋友開玩笑說：「你們還需要拼娃？你們自己的基因就夠強大了啦。」但大體上，在準備幼升小的過程中，她所聽到的幾乎每家都是早有準備，有些人甚至驚訝地脫口而出：「你們怎麼都沒準備過？」儼然我們是失職而應受責備的家長，而這又加重了她的心理負擔。那時我們一度還曾想讓孩子報考上海實驗小學試試，也做了點準備讓他去上些考前輔導，但去了才知道競爭有多激烈：3000個孩子報名，第一輪簡歷就篩掉一大半（沒錯，幼兒園孩子也要準備簡歷），剩下的1200個孩子去參加考試，在90分鐘內要答299道題（平均每18秒要答一題，許多人都沒做完），競爭120個名額。

　　不必意外，孩子沒能進入最後一輪，似乎接下來唯一的選擇就是去旁邊的菜場小學了。當我說「沒事啦，我小時候在鄉下，也不算多好的學校，更從沒上過課外輔導班，也這麼過來了」，妻子忽然爆發了：「你總說你那時，現在完全不一樣了，你懂嗎？如果你覺得沒事，那是因為你根本就沒怎麼關心過現在對這些資源的爭奪有多激烈，都是我在盯著。」說到這裡，她竟落下淚來。事後與朋友們談起，發現男性或許還放任一些（有個朋友笑說，她老公對兩個孩子打鬧的基本態度是「只要不出人命」），女性卻多半放不下。一位女同事直言相告：「我原先的想法也和你差不多，覺得大學總歸能上的，但最近才知上海的高中升學率只有60%。而我一位早結婚的同學，孩子今年考高中，跟家長說：實在不想讀了，讀不上去。」

　　在外人眼裡，往往覺得這些家長在拚命讓孩子獲得無止境的更好的教育；然而在這些家長自己的意識里，卻傾向於認為那是在爭取「最基本的」資格，其中隱藏的根本焦慮是：一旦放鬆下來，也許連大學都上不了，會影響相當長遠的人生。正是這種直線型的恐慌預期——幼兒園不好，小學也會不好，基礎不好，之後也好不了——使得許多人無法把那根弦鬆弛下來。雖然他們有時也覺得孩子的生活從小就被安排得滿滿當當，周六周日都要上課（所謂的「課外興趣」，到最後全是為了將來有可能「加分」），也很可憐，像是某種「過度規劃的人生」（over-scheduled life），連帶著家長也很累，但他們同時又認為這是無奈的，因為人人如此，不跟上不行。這種所謂「拼娃」的心態，也許更恰當的描述是「教育的軍備競賽」——為了預防某種更糟的可能而戮力準備，雖然自己在做準備時苦不堪言，但誰也不肯放鬆退出。

　　在這種情況下，僅僅說句「你們根本沒必要焦慮」，就很容易招致這樣的指責：如果你沒孩子，那麼「等你有孩子了就知道了」；如果你有孩子，那麼你只是「站著說話不腰疼」，因為你原本就沒怎麼管，又或者「不知道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假若浮泛地用「快樂童年」或「素質教育」辯駁，也根本沒什麼說服力，只會被視為未能深知「水有多深」。這種同儕壓力（peer pressure）容易造成一種自我封閉的社會輿論環境，認為只要你深切地認識到現實處境和家長的難處，就一定會採取相似的做法，因為你別無選擇。就此而言，正反雙方其實都沒什麼解決之道，因而形成一種新的「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態勢——典型的心態就是，那些拼娃的家長几乎個個都無奈地表示：「我也不想這樣啊，但不這樣又有什麼辦法？」

　　這個問題之所以變成一個難解的困境，且無論學校和教育部門如何推動措施要求為孩子鬆綁解壓，乃至某些地方明令禁止小學奧數培訓班，最後卻都收效甚微，是因為這一「軍備競賽」陷於某種零和博弈的處境之中：它假定，無論未來如何，在社會上要立足，機會總是給少量高素質的人才，而一個人要想不向下墜入社會底層，就得從小做好準備去競爭這些有限的機會；由於機會本身的有限性，別人得到或許就意味著你的機會減少。

　　在這種情況下，也就不奇怪像百花塾幼升小培訓輔導機構門前為何竟會出現通宵排隊的盛況了。至於奧數班，既然小升初的擇優考試通常會考奧數題，那不管上頭如何禁止，家長們也肯定還是會去報班的。至於留學，雖然許多教育家反對太小就送孩子出國，還有一些出於更為實利主義的聲音認為現在出國留學得不償失、甚至是貶值的，因為「出去幾年回來，跟不上國內變化，人脈也失去了」，然而這些年「留學熱」還是愈演愈烈，因為它好歹緩解了父母的焦慮，提供了一種便捷的另類選項。

　　由於現在的選拔考試題目都是高度標準化的，且難度不低，別說是未受訓練的孩子，就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家長，也未必能迅速答對。雖然你心裡或許覺得「答出題目其實也只是說明適應了這套考試製度，並不代表真的就智商高或學習能力強」，但明顯的問題是：如果你對孩子放任不管，似乎無助於他順利通過這類考試，更不會使情況變好，除非你真的有幸生了一個讓你特別省心的神童，而那畢竟是小概率事件。像另類親子書《下鄉養兒》里所寫的，體制外的教育途徑，也是非常特殊的情形。一個人自己怎麼做都可以，但在沒有其他出路或更好選擇的情況下，僅僅勸別人不要拼娃，恐怕難免會被視為誤人子弟；而且如果你沒有那樣隨大流試過，甚至都會自我懷疑沒有為孩子儘力。正是為了免受這種瀰漫的焦慮感影響，有些家長乾脆減少和其他家長的日常接觸。

　　可以想見，對此抱有最強烈焦慮感的，正是那些城市中產家庭的父母。他們深感自己沒有足夠的資源（無論是人脈，還是移民、留學等其他充足選項），卻又比任何其他群體更擔心自己向下墜入社會底層。

　　這些年，儘管很多人憂慮中國的社會階層在趨於固化，還有不少聲音懷疑教育公平性，或抨擊「寒門再難出貴子」，甚至把「知識改變命運」那句話反過來用，譏諷（或自嘲）讀博後無出路才真正是「知識改變命運」——然而顯見的嚴峻事實是：如果不接受好的教育，那你更沒機會改善自己的命運。

　　受科舉傳統的影響，中國人對教育的看法仍是根深蒂固的精英主義＋實用主義思路。加上整個社會尚未多元化，不同職業的發展與報酬相去懸殊，社會保障體系不夠完善，都勢必驅使人們去奮力爭奪那些有限的機會。所以只要還存在職業歧視，精英教育就永遠有市場。

　　不過話說回來，拼娃家長對教育的巨大投入，恰好反映出中國社會尚未階層固化。設想在一個社會裡，無論是否受過良好教育，都難以改變自身社會階層地位、大幅改善自己的生活，那有多少人還會像現在的中國孩子這樣努力讀書？中國社會的階層流動或許是越來越難了，但目前的中國無論如何仍是一個相對平等的社會，而教育就是實現自我升遷的最好（甚至可能是唯一）的機會。就算現在國內很多人擔心階層固化，但那些「階層」的門檻，也不過就是一些人脈、財富之類，並不像種族、血統、種姓、階級、世代爵位之類屬於絕對無法打破的壁壘。在很大程度上，我們恐怕都不自覺地繼承了中國社會的龐大遺產：一個相對平等的社會，以及依靠相對公平的考試來選拔人才的制度。如果人們本能地覺得教育將是決定每個人階層的最重要因素，那畢竟情有可原，而且能這麼想，總比認為血統才是決定階層的根本因素要好。

　　不管怎樣，那些拼娃的家長們顯然沒人願意放棄希望。又有誰真的能接受子女不如自己出色？正如美國作家何偉在《尋路中國》中所感嘆的：「（在中國）即便是最貧困的人也對書本有一種信奉之情——我幾乎從來沒有遇到過對自己孩子的讀書不抱希望的父母親。這跟美國有所不同，沒怎麼上過學的美國人不大鼓勵自己的孩子上學，有些社區幾乎已經說不上還有什麼正規的學校教育。」就算自己曾深受父母「望子成龍」之苦，等我們自己為人父母時，又情不自禁會把希望投射在孩子身上，難以接受一個孩子的失敗。

　　對孩子寄予希望是好事，為孩子付出也無可厚非，只是所有這些，到頭來都需要孩子自身的配合才能發生效力。無論你想給他一個怎樣的人生，那總是他自己的人生，他早晚會奪回支配權。他想要的或許未必是多麼為人矚目的人生，而只是要一個適合自己的人生。如果真要拼娃，那恐怕無論是把他們送去雙語學校還是留學，也都只是家長偷懶省力的辦法——似乎只要花了錢，送他去了夠好的教育機構，自己就算盡心儘力了。

　　然而，正如美國教育家杜威曾說過的，「一個人在學校里學到的知識，是整個教育過程中最不重要的」，不僅如此，如果家長在家裡整日吵架、打麻將、看無聊的肥皂劇，你又怎麼期望孩子出淤泥而不染？確實，孩子最好的老師就是家長。就此而言，我們只要不去多做妨礙孩子成長的事，或許就已經夠好了。

（責任編輯：李瑩 HN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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