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重建，是為了重建的信仰——兼及新世紀中國文化建設的美學選擇

信仰的重建，是為了重建的信仰

——兼及新世紀中國文化建設的美學選擇

來源：投稿 作者：范藻 編輯：學妹

摘要

新世紀中華民族的文化建設需要個體意識的覺醒，而其中曾被我們忽略而又最關鍵的是信仰的重建。針對商品意識、務實心態和權力崇拜的現實，我們的文化建設在信仰的倡導上，應該是對真善美的本能式和無條件的信仰，為此的美學選擇策略就應該是「為天地立心」和「為生民立命」，進而才能談到「為往聖繼絕學」和「為萬世開太平」。

那是一種印顯著蒙昧時代酋長舉起的原始圖騰，凝聚著初民們朦朧的直覺和狂熱的膜拜。

那是一陣迴響在公元前後上帝發出的神聖諭示，印襯著苦難者蒼茫的表情和執著的眼神。

那是一團漂浮在文明社會人們頭頂的心造雲影，寄託著現代人失落的追求和美妙的幻想。

那位從遠古走來的信仰女神，以其絕對的自由承諾給每一個有著自我意識的心靈以絕對的自由選擇。作為勞動者、藝術者、思想者的我們在凡俗的世界是不自由的，然而作為信仰者的人，在信仰的天地是自由的，因為那是一塊真正屬於他自己的獨立王國。如果說，物質世界中的我們的選擇常常是不自由，那麼精神王國中的我們的選擇當然是自由應的。而問題是，我們應該自由地選擇什麼樣的信仰？是天上之仙，還是地上之靈，是水中之妖，還是山中之狐，是廟中之神，還是寺中之佛；抑或是基督教之上帝、天主教之耶穌、伊斯蘭教之真主、佛教之釋迦牟尼、道教之玉皇大帝，甚至就是理性王國之絕對理念、大同世界之共產主義。這裡涉及到一個帶有世界本體論和生命終極性的話題，我們的信仰究竟應該是什麼？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或者不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那麼我們的生活依然是渾渾噩噩的沉睡不醒，我們的人生仍然是懵懵懂懂的執迷不悟，我們的生命照舊是如動物般的行屍走肉。於此，站在新世紀的地平線上，作為已經文化的我們何以繼續任重道遠？作為早就文化的個體何以安身立命？為此，十餘年前的2003年，當我們剛剛跨入新世紀的門檻，迎接中國文化建設的新一抹曙光時，著名美學界潘知常教授就熱切地呼喚著：「要在美學研究中拿到通向未來的通行證，就務必要為美學補上素所缺乏的信仰之維、愛之維，必須為美學找到那些我們值得去為之生、為之死、為之受難的東西。它們就是生命本身。」今天，在中國文化建設向著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之際，潘知常教授又剴切地直指中國文化的「信仰困局」，並真切地倡導「讓一部分人在中國先信仰起來」，他如是說道：

「就我而言，從世紀之初開始，就一直在呼籲『信仰啟蒙』，也一直在呼籲應該『讓一部分人在中國先信仰起來』。隨著思考的逐步深入，我日益堅信：中國人離『信仰』有多遠，離現代化就有多遠，離現代世界也就有多遠。因此，『讓一部分人在中國先信仰起來』，應該成為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當今中國的不二選擇。」

是的，中國的文化建設，在經歷了「啟蒙」的沉重和「救亡」的艱難後，今天應該進入「信仰」的重建階段了，或言之，中國新世紀的文化建設，在面臨「啟蒙」的未竟和「救亡」的未完之現狀，置身國際政治的「新戰略」和國內經濟的「新常態」之形勢，信仰的重建，既是啟蒙要義的新內容，又是救亡使命的新發展，當然也是文化建設的新要求，不用說這還是美學重振的新啟示；直言之，我們需要來一次信仰的重建！信仰重建的意義已毋庸置疑，而問題的關鍵仍然是，我們究竟需要重建什麼樣的信仰。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當今一切的文化「啟蒙」和社會「救亡」，要麼再像「五四」後期的像魯迅那樣「平安舊戰場，寂寞新文苑；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要麼重蹈抗戰勝利後像民盟創始人羅隆基所提倡的既非英美，又非蘇聯的「第三條路線」的覆轍，甚至是像前蘇聯戈爾巴喬夫時期那樣，人們普遍失去了對政治改革的信心、對執政領導的信任、對共同理想的信仰。由此可見，信仰的重建，是為了重建的信仰。在明白我們需要重建什麼樣的信仰之前，首先要知曉當代中國和當代中國人的「信仰」困境如何，「信仰」危機何如，以及「信仰」缺失何在？

一、重建信仰的因由：世界之夜將至半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在「人認識你自己」的希臘理性精神的燭照下，從文藝復興開始，人類完成了「三次還原」的偉大壯舉：但丁在《神曲》演奏中，把人從上帝神靈的護佑下還原為世俗的人，培根在《新工具》的解析中，把人從蒙昧主義的籠罩中還原為理性的人，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論》的論證中，把人從高貴地位的膜拜中還原為自然的人。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歷史就是當代德國著名的思想家馬克斯·韋伯所謂的「祛魅」化過程，一神教替代了多神教，知識論替代了信仰論，功利性替代了精神性，世俗化替代了神聖化。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中國，匆匆走完了西方現代化數百年的歷程，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到「發展才是硬道理」，從政府崇尚GDP思維的唯我獨尊到民眾的「有錢的才是老大」「歷史中的人越來越認識不到自己，認識不到屬人的天命，一味意欲去認識、利用實在的象。」誠如海德格爾所言：「世界之夜的貧困時代已夠漫長。既已漫長必會達至夜半。夜到半夜也就是最大的時代貧困。」於是，「這貧困的時代甚至連自己的貧困也體會不到」，甚至「一個勁地渴求把自己掩蓋起來。」在這「世界之夜將至半」的時分，信仰沉入了沉沉夜色里，呼喚著我們重建通往信仰的巴比倫塔。

（一）上帝死了，彼岸世界的消失。

西方文化語境中的「上帝」不僅是全知全能的代名詞，而且是先知先覺的代言人，甚至就是人類理想的化身和彼岸世界的象徵。尼採在1882年撰寫的《快樂的知識》一書中，借「狂人」之口宣稱：「上帝死了！」它直接隱喻著人類悲慘的現實處境：高度的科技文明驅逐了信仰的存在，極度的此岸歡樂放逐了彼岸的意識，過度的世俗利益挑戰著神靈的價值，世界變成了荒漠，人生成為了碎片，孤苦無告的人類已經徹底失去了永恆的精神樂園。是的，上帝死了，終極信仰的徹底失落，彼岸世界的不復存在，那麼此岸世界的人類，依仗著科學精神的所向披靡，還有什麼不能為何不敢做的了呢？

如果說，西方的「上帝死了」意味著彼岸信仰的虛化，那麼我們的「上帝死了」則直陳主流信仰的弱化。20世紀的中華民族由魯迅等一批新文化運動先知開啟的現代啟蒙精神，被因為民族要獨立、國家要革命和人民要富裕的「救亡」行動長期擠壓以至於放逐。在「向俄國人學習」中看到希望、進而一邊倒向蘇聯嘗到甜頭後，包括宗教文化在內的所以西方文化都標之以「腐朽而沒落」的資產階級，只剩下一種美妙而虛幻的大同世界的信仰了。在這種主流意識形態的整肅和規訓、教化和引導下，我們徹底放棄了包含著自由、平等、民主的神聖的愛、聖潔的美，而轉向了極速而堅定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在這樣的功利主義目標的引領下，直接形成了狂飆突進而又勢不可擋的五十年代的階級鬥爭、六十年代的文化革命、七十年代的反帝反修、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九十年代的市場經濟，直到新世紀的全民娛樂。可以說，我們的民族是一個更在乎此岸世界的民族，如看重眼前利益，關注身邊瑣事和強調感官享樂，因為我們的文化傳統里就有「不語怪力亂神」和「未知生焉知死」的意識。西方文化中的「上帝」，從未誕生過，更何況死亡。對這種沒有彼岸世界而只有此岸人生的中國文化，李澤厚說道：「中國實用理性的傳統既阻止了思辨理性的發展，也排出了反理性主義的泛濫。」沒有反理性的衝動和想法，哪裡還會有非理性的信仰精神？

（二）主體死了，理性意識的消亡。

如果說「上帝死了」意味著秉持信仰為上的西方古典文化的終結，那麼「主體死了」則意味著堅持理性為大的西方現代文化的結束。主體之死是法國當代哲學家福柯在《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書中所宣告的：「『人』完全是『新近的創造物』，剛剛誕生，便迅速走向衰亡，他的存在不足200年。」[6]福柯所謂的「人」是作為知識對象和認知對象的抽象意義上的人，經歷了近兩百年的人文主義的熏陶和科學知識的積累，人已經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等方面顯示出了強大的理性力量，然而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徹底摧毀了人類的文明和理性，導致了作為歷史主體的人的死亡。

既然從文藝復興以來，一直被人類引以為自豪的「宇宙的精華」和「萬物的靈長」的人都「死」了，那麼不論是作為人創造和發明的知識、規則和技術等理性，也還是本身就是知識、規則和技術塑造的人，還有存在的可能嗎？如果說西方文化充滿著尊重知識、服從規則和信奉技術的傳統，那麼中國文化在歷史的演變過程中，更崇奉的「道可道非常道」的玄妙，「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的玄乎，「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的玄機，如我們視之為「國粹」的中醫、國畫和書法即是，這其中的知識是靠默記、規則是靠師承、技術是靠領悟；及至近代則視西方的物理機械為「奇技淫巧」、政治法律為「異端邪說」。進入無產階級革命後，在「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的大無畏勇氣下，不講科學，不要理性，不守規律，「一天等於二十年」、「一畝產出二十萬」和「多快好省」、「多拉快跑」，這類的荒誕和謊言暢通無阻；甚至把知識分子當成「臭老九」，竟然喊出了「知識越多越反動」！禁錮創造、反對創新、貶斥創意的主體的人確實「死」了，惟有服從「最高指示」的愚昧主義大行其道。隨著市場經濟的強勢推進，曾經的權力崇拜置換成了金錢崇拜，曾經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變成了「跟著感覺走」，於是，「成功即是手段合理」、「有錢能使鬼推磨」、「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等反理性和非理性，成為新的信仰，深入骨髓。而高貴理性精神、人文情懷和絕對信仰，只能向隅而泣！

（三）作者死了，創造精神的消遁

主體的死亡直接導致理性意識的分崩離析，而最能體現人類理性意識和創造精神的當然是文學藝術，他們遵循真善美的最高價值，依據知情意的本真動力，創作了人類文明典型形態的文藝作品；可是，當代法國解構主義哲學家羅蘭·巴特1968年平地驚雷般地發出了「作者之死！」，一石激起千層浪。他大膽宣布了「作者的死亡」和「讀者的誕生」，巴特的「《作者之死》徹底瓦解了傳統的作者主體地位，作者不再是作品唯一的主人，而僅僅是個臨時的表述者」[7]「作者死了」的說法與其說是一個文學概念，不如說是一個文化的理念，質言之，這是一個由文學創作問題而引發的文化創造話題。

如果說「作者死亡了」那麼文學復活了，然而事實是，文學依然被商品經濟無情的放逐；如果說「讀者誕生了」那麼文學自由了，然而現實是，文學仍然被權力意志冷漠的驅逐。由此可見，「作者死了」涉及的根本問題不是文學的存亡，而是文學的創造精神的有無。文學藝術的創作者一直是人類精神殿堂的高貴者、人類生命歷程的引路人，所謂「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他不僅為我們探尋氣象萬千的心靈奧秘，也不僅為我們提供豐富多彩的藝術享受，更是以其自由的創造、大膽的想像和奔放的情感，為我們樹立起了創造的精神、想像的自由和情感的本位意識；因為一部文學的歷史就是作者對真善美無比服膺和熱切追求的「天路歷程」，其「九死尤未悔」的執著所體現的精神實質就創新，「原創這個詞最好只能限於人文學科，尤其是文學藝術，用來特指生命的『本源』綻放。」[8]「生命的『本源』」其實就是生命進化的正能量和進步的向心力。遺憾的是，大眾文化和市場經濟的聯姻，加上互聯網火上澆油，模仿盛行，克隆蜂起，曾經美麗的原創意識蕩然無存，備受推崇的創新精神棄如敝屣。由此可見，作者的死亡，不僅是文學創作的危機，也是文化創造的危機，更是人類創新信仰的危機。

「上帝死了」，人類生命依然青春不老；「主體死了」，大千世界還是五彩繽紛；「作者死了」，文藝園地照舊奼紫嫣紅。但是，我們的活著，不僅僅是為了能夠延年益壽，我們生活的世界，不僅僅是為了獲得衣食住行，我們的文學藝術，不僅僅是為了抒發喜怒哀樂。這是在由於以理性精神和世俗觀念為表徵的現代化的強勢擠壓下，傳統的宗教日益式微，曾經的信仰逐漸淡化。那麼，我們需要信仰嗎？更需要真善美的信仰？答案毋庸置疑！

二、重建信仰的要義：為上帝存在打賭

「蒼天已死，黃天當立。」

也許當地球上什麼都不存在的時候，太陽仍然照常升起。對於有意義的生命而言，死亡並非是壞事，而我們的活著，不僅僅是為了能夠延年益壽，生活的世界，不僅僅是為了獲得衣食住行，創作的文藝，不僅僅是為了抒發喜怒哀樂。那麼，我們還需要什麼？「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借用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論」的說法，在「自我實現」的最高需要的背後，應該是靈魂皈依的渴求，而靈魂的核心毫無疑問是信仰。那麼，信仰存在嗎？如果存在，它又在哪裡顯靈呢？為此，沉迷於聲色犬馬的路易十五說，「在我身後，哪管它洪水滔天！」沉醉於權謀機詐的魏王曹操說，「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馬克思曾這樣描述資本家的貪婪：「當利潤達到300%的時候，他們敢於冒絞刑的危險。」於此，我們不禁要問，面對紙醉金迷，置身燈紅酒綠，有限於無限困惑著的我們需要什麼樣的信仰？它還真的存在嗎？十七世紀的天才哲人帕斯卡爾「毫不遲疑地賭上帝的存在」，就是賭信仰的存在，因為「假如你贏了，你就贏得了一切；假如你輸了，你卻一無所失。」[9]於基督文化而言，上帝與信仰一樣，是無須證明的「先驗之理；於當今中國文化建設而言，信仰之於人生，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為此，我們要重建對真善美絕對而無條件的信仰。

（一）因為信仰真而求真。

真理與信仰，孰重孰輕？一對哲學史上懸而未決的公案。坊間道：「信仰讓人偏見，真理讓人豁達；信仰讓人快樂，真理讓人痛苦。」二者究竟是何種關係？前者更注重科學性、可行性和集體性，看重的是改造世界的邏輯力量和實踐效能；後者更注重非理性、理念性和個體性，看重的是塑造主體的意志力量和精神效應。一定意義上二者貌離神合，在人類精神文明的程度上呈現高度統一的狀態，即客觀功能的共通性和主觀服膺的普適性。真理有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性，有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神聖性，最高形態的真理還有著前無古人的原創性，它能發揮出改造世界的無窮力量。而信仰呢？彷彿如「空穴來風」似的神妙，還恰似「君權神授」般神聖，更有著「神靈附體」樣的神奇，雖不能理性分析但感性靈驗，雖沒有物理功效但心理應驗，所謂「信則靈」。尤其是佔世界人口總數33%的「基督教的真理本身具有永恆的生命力，它關涉人和世界的生命中心問題。……信仰乃是整個生命的行為，基督教發出的號召不是要加入一種宗教，而是要人進入新的生命，因此，一個人成為基督徒不在於他恪守宗教形式。」是的，認定了真理的信仰價值，就無條件地服從信仰的真理意義。這就是因為信仰真而求真，信仰真是不需要理由和緣由的。

在民族文化建設的實踐中，在個體生命的豐富中，如何才能做到「因為信仰真而求真」呢？那就是不唯書、不唯上，一切只以事情本身的是非為是非。既秉公執正，誠信守正，勇敢堅持真理，隨時改正錯誤，如「雖九死猶未悔」的屈原；又虛懷若谷，博採眾長，敢於挑戰權威，樂於扶助後學，如現代中國數學泰斗熊慶來、華羅庚、陳景潤；還自我反省，不斷完善，大膽懷疑一切，接受他人質疑，如「我以我血薦軒轅」的魯迅、「砍頭不要緊」的夏明翰。他們在守護信仰和堅守真理的過程中，願做真理之信徒，而決不做信仰之奴隸。以真理支持信仰，生命可得自由；以信仰支配真理，生命必將枯萎！

（二）因為信仰善而向善。

就像信仰與真理的孰高孰低一直困擾著我們一樣，信仰與善德孰先孰後也一直令我們百思不得其解。信仰賦予人類積極樂觀看待宇宙萬物和人世規律的心態，因為有了信仰，人類才有了深刻的洞察力和仁愛心，才能看到光明的未來和體味到美好的存在。一個人具有了信仰，就具有了善良的情懷和美好的情操，就具有了大山般堅忍不拔的毅力和大海般寬廣博大的胸懷。正如盧梭說的那樣，「沒有信仰，就沒有真正的美德。」在基督文化語境中，人類之所以嚮往善良和追求美德，是因為有「原罪」意識的先在性存在，人類的祖先或個體的前世犯了罪，後世的我們就必須行善施好以贖罪，用今世的善來贖前世的惡，那麼，今生今世或此時此刻的善，並不是現實的要求和環境的差使，而是發自內心、良知和本能，此情此景的善，早已不是一般道德範疇的品德含義，而上升為生命的自覺境界和自為狀態了，直言之，就是因為信仰而向善，由於向善而才信仰。也就是不因為外在境遇的惡劣和所處環境的艱辛，都將善良視為安身立命的根本。正如牛津大學法哲學教授約瑟夫·拉茲所說的：「道德善，不僅在於人們能按照道德規範來安排自己的生活，同時還體現在：當環境及其惡劣，充斥著各種邪惡的誘惑和壓力時，依然向善如故。」好一個偉大、純粹的「向善如故」！

信仰是一個人主體意識達到的最高境界，當他把善作為個體存在價值的首選和人生意義的基礎之時，先人後己、大公無私、任勞任怨，直至捨生取義，就會變成他生命的自覺，進入無怨無悔、甘之若飴和助人為樂的美好境界，所謂「明其道不計其功」、「朝聞道夕死可矣」。這方面堪稱典範的是197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阿爾巴尼亞籍的德蘭修女，這位偉大的女性，放棄財產、地位、名譽、健康、青春，一生在世界各地行善，尤其是長年在加爾各答為貧窮人服務，贏得了全世界的讚譽。她說過「我們常常無法做偉大的事，但我們可以用偉大的愛去做些小事。」愛，已深入骨髓、融入生命，再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三）因為信仰美而愛美。

這裡所謂的「美」不完全是一種形式愉悅的情緒感受，也不僅是一種意象美妙的意蘊感悟，而應該是像浮士德在經歷了種種酸甜苦辣後由衷的讚歎：「真美啊，請你留下來」的啟示，即有限的人生存在於無限的宇宙時空、有限的生活形式與無限的生命內容之間的誘惑與憧憬、痛苦與無奈、欣喜與愉悅的綜合性感受和本體性存在，實際上就是生命的自由與限制而導致的「悲本體」，儘管充滿「悲」，但有意義的生命是不會坐以待斃的，必將置之死地而後生中奮起抗爭，「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在遙遙無期的守望中，走向生命的聖境，在走向十字架的漫漫征途中，期待上帝福光照射，從而體現出生命力量的堅毅與頑強。因此，信仰視域中的美學是生命式的美學，更是宗教般的美學。正如潘知常教授說的：「為什麼審美活動和宗教有關？其關鍵原因就是因為宗教是人類的信仰的最集中的體現。」命途多舛的人類猶如茫茫大海中的孤舟，夜空中的北斗星恰似指引航向的信仰，遙遠的彼岸恰如美神的召喚，這種對美的渴望儼然成了人類生命的本能和全部，在崇高而神聖的信仰引領下，沒有功利考量，沒有現實目的，因為這是以人類生命的愛來體悟人類生命的美。

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崇高的信仰，所有的在旁人看來苦不堪言的事務、三災八難的經歷，都會因為他的執著而變成興趣，都會因為他的興趣而變成「沒有原因」的愛意和「毫無事由」的熱情，司馬遷在遭受宮刑後，憑藉「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信念，寫出了「無韻之離騷，史家之絕唱」的《史記》。唐太宗才有「三千寵愛在一身」不愛江山愛美人的情懷。照常人看來，也許不可思議，甚至當事人本身也不能予以理性解說，當然也談不上宗教意識了；但他們表現出來痴情與痴迷，就是一曲壯麗的生命永遠的讚歌和信仰必勝的凱歌。

人類之所以要因為信仰真善美而追求真善美，是因為他們將真善美置於先驗性的存在和本體論的高度的，即不管這個世界如何骯髒、世道如何黑暗、人心如何陰鷙，他們都根據生命的進化原則和文明的演進規律，對真理、善良和美好的存在深信不疑，還甘之若飴地躬行，並堅信它們是不正自明的「道」，即《聖經》開篇所言的「太初有道」，於是我們就和萬能的上帝打賭，看究竟是人類偉大，還是上帝偉大。這一豪賭的結果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信仰獲得了永恆的勝利。

三、重建信仰的意義：人詩意棲居大地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剛剛經歷了「烏台詩案」的蘇東坡，仕途失望，人生失意，頗為失魂落魄，而一首《定風波》與其說是顯示了他曠達的情懷，不如說是他的生命情懷濃縮在了《定風波》，著名美學家王世德教授說：「蘇軾不同於白居易前期積極用世，後期閑適獨善；蘇軾是積極堅持理想與曠達超脫融合為用。蘇軾也不同於陶淵明掛冠而去，悠然見南山，採菊東籬下，蘇軾是身處坎坷而能曠達，堅持理想而不改其樂。」[13]這與其說是詩意的情懷與情義，不如說是信仰的意力與意義，因為他將既往的「經世濟民」的儒家理想，更新為了「樂天知命」的道家情懷和「超然出塵」的佛家胸襟。在這「出與入」、「隱與仕」、「去與留」的糾結中，抽身而起，他的世界頓時鳶飛魚躍、他的生命為此春暖花開。由此觀之，這就是信仰的魅力和魔力，這更是信仰的意義所在。那麼它究竟是如何顯靈的呢？為此，我們「上窮碧落下黃泉」，尋找著「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和「醍醐灌頂」的神農喻示、釋主妙語、上帝真諦。或許一旦擁有了它，我們的文化建設恰似「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們的生命意義猶如「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我們在苦難的大地上，盡情地享受著「詩意棲居」的美妙和歡樂。具體而言，信仰之於我們究竟有哪些意義呢？

（一）神學啟迪：可「為天地立心」。

信仰一詞，本來自於宗教，是任何教徒都必須具有的共同認識。從漢語辭彙的構詞法看，「信」是相信、信服的意思，「仰」是仰視、敬仰的意思，合起來，大概是指初民們對頭上的蒼穹和星雲一類高遠而深邃的東西探究和膜拜，以後慢慢變成了不同宗教的神祗，如基督教的上帝、伊斯蘭教的真主、佛教的釋迦牟尼和道教的玉皇大帝。因此，要明白信仰須先明白宗教，要明白宗教須先明白神學。儘管本文要牽涉到許多宗教知識和背景，但它的重點不是論證宗教的信仰意義，而是藉助宗教的神學視界和境界，思考信仰之於神學的啟迪，那就是「為天地立心」。18世紀德國著名的唯心主義哲學家費希特說的，「人並不是感性世界的產物，他的生存的終極目的在感性世界裡是不能達到的。他的使命超越了時間與空間，超越了一切感性事物。」天地概念在中國文化語境里指抽象的自然存在，所謂「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而人之所以能感受到天高地迥，是因為我們為天地命名了，將之視為人格神的存在之物，即天為父、地為母，為天地立心，即為我們生命的起源找尋依據，並賦予天地以神聖的意義。這就是視信仰為「天命」所賦、「天意」所為，是人在茫茫宇宙中神聖使命。

如何將這神聖的使命化為個體生命的自覺意識和自為行動呢？首先，要明白每個人來到這個世上的作用是什麼？即我能做什麼和不能做什麼，必須拋棄曾經的「戰天鬥地」和「改天換地」的宏願，換為順應天地和敬畏天地，把人類的存在真正融入到這經天緯地之中。其次，要明白我生長在這個世上的意義是什麼？如果說前者是為天地「立法」，那麼這個就是為天地「立命」，儘管天地本無「命」、更無「心」，因為人的誕生而使得天地煥然一新，而如何做到與天地的和諧共處，這應該成為神學意義上的信仰啟示錄。

（二）史學啟示：能「為往聖繼絕學」？

「為往聖繼絕學」。「往聖」，指歷史上的如孔子孟子一樣的聖人，他們是中國文化的人格典範和精神領袖；隨著社會的變遷，如東漢印度佛學的傳入和北宋市民文化的興起，傳統的儒家學說面臨中斷的危險，於是，程朱理學家們要竭力恢復他們的正統地位。「往聖」是否具有今天的價值？「絕學」能否真正延續？其實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今天的我們對歷史的態度。誠然「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現在我們要做的不是清理「奧吉亞斯的牛圈」，固執於歷史的陳年老賬，而是清醒地看到「雅努斯的兩個面孔」，在過去與未來之間找到現實的立足點，這就是如「安泰的雙腳」一樣，不但要讓歷史告訴未來，而且要讓歷史啟示現實，這就是新歷史主義所提倡的：「實體被符號所替代，現實被關係所替代，意義被闡釋所替代。從此以往，意義不再是一種發現，而是一種建構，一種『創造』。」[15]在這一種歷史與現實的對話過程中，與其說是「發現」歷史的價值，不如說是「創造」歷史的意義。往事如煙，曾經的愛恨情仇和生殺予奪，都會慢慢沉入時間的長河，「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惟有珍視現實，珍惜生命！

也許，這是東方的看重當下的歷史觀，它以「人之初性本善」的性善論為理論前提的，而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基督教的道德觀以人性惡為基礎，否定人類獲得美德的能力，將人類置於最軟弱無力的境地。或者說，這種信仰就是以人類的軟弱和墮落為前提的；因為善是外在的，是上帝賜予的恩典。只有辯證地揚棄過往的權威和過時的典籍，才能更好地沐浴時間的溫暖神恩。由此看來，「為往聖繼絕學」，並非是一件易事，一定意義上也只能是我們的一廂情願。重建信仰的歷史啟示，就應該是也只能是讓「往聖」們經歷向死而生的鳳凰涅槃，讓曾經的「絕學」在歷史的斷崖處重新綻放現實的嬌艷花朵！

（三）人學啟發：能「為萬世開太平」？

人學應該是廣義的人生哲學，「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如何在一個充滿危機與挑戰、誘惑與憧憬、變幻與迷茫的時代，安穩而平凡地渡過一生，所謂「寧為太平犬，不做亂離人」，這是芸芸眾生起碼而切實的「生活標準」，因此歷史上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和「康乾盛世」，才成為人們千年不朽的美好回憶。就這個意義而言，每個人的現實使命就是儘力完成一項「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任務。在這個人命運與時代機運的複雜交集中，我們是應該認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其實這是一個二難選擇，因為我們都不是英雄，正如北島在《宣告》中寫道，「我不是英雄，在一個沒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個人。」儘管如此，我們依然渴望太平的生活和寧靜的日子。那麼，我們就無論如何也繞不過人學現實或人生哲學的關鍵問題，即如何看待世界的意義和生命的價值，因為，「意義世界或價值世界若能夠回答人關於生與死、真與假、美與丑、善與惡、俗與聖的困惑，能夠調整和理順人的行為，人就感到生活的充實和有意義，反之，人則感到困惑、焦慮、苦惱、彷徨、沉淪，人的生存不能離開意義或價值世界的支撐。」[16]這個最高的意義或價值，毫無疑問應該是人的信仰。作為普通百姓，我們雖不能為萬世開太平，但我們渴望萬世太平，那麼，我們的信仰就應該體現在，以道家的精神從事儒家的事業。

人生是什麼，是人學哲學永遠沒有止境的思考。儘管我們已經有了比較成熟的答案，也是每個生命要經歷的不同遭遇，而人生為什麼呢？我們的探索和思考永遠在路上，更是期待每個生命給出的不同答案。在探索和思考人生意義的學問中，我們有了汗牛充棟的種種說法，但它們都是仁智相見，顯示出相對真理的局限性。但是，我們深信有意義的生命應該在紛繁複雜的對象世界中找的自己的位置，應該充滿家國情懷和家園意識，將古老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人生信條作為我們的生命信仰。這是因為，作為一個普通的生命沒有義務和能力，「為萬世開太平」的，他惟有能做的就是堅信「好人一生平安」！

十八世紀德國浪漫主義詩哲荷爾德林低吟著：「劬勞功烈，然而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這與其說是一種浪漫主義的人生憧憬和境界，不如說是理想主義的生命情懷和信仰。在我們追求的種種信仰中，榮華富貴未免低俗，大同世界確實高遠，而惟有「詩意棲居」充滿著生活的溫暖和美學的神聖。它對我們重建信仰的意義，既不是形而下的「為往聖繼絕學」和「為萬世開太平」，而應該是形而上的「為天地立心」和「為生民立命」。看來，我們距離重建的信仰，只有一步之遙了！

信仰重建的內容究竟應該是什麼？抑或重建信仰的意義究竟應該是什麼？

是因為信仰真而求真，是因為信仰善而向善，是因為信仰美而愛美？還是為天地立心的神學啟迪，為往聖繼絕學的史學啟示，為萬世開太平的人學啟發？從文化建設的角度看，它們都是必須而應該的。而文化建設的終極目的是什麼呢？是物質文明日新月異的景觀，還是制度文明建章立制的體系，也還是精神文明安身立命的境界，它們都是的，但也都不完全是的，因為，它們都未能觸及到文化的本質功效是「化人」或「人化」的深度。那麼，文化建設的真正使命究竟應該是什麼呢？正如筆者在2015年第三期《貴州大學學報》撰寫的《打通文化建設的「最後一公里」》中論述的，「目前我們聲勢浩大的『文化建設』多指向文化強國的國家目標而少有文化化人的個體要義。……究其實，是它未能有效地樹立並強調文化的個體意識，缺乏關懷個體生命的終極情懷。」[17]那麼，打通這「最後一公里」壁障的思想尖兵就應該是，我們期待並呼喚美學的閃亮登場。我們之所以在文化與美學之間找到了對話的橋樑，是因為不論是文化還是美學，最終關注的都應該是個體意義上的人。

然而，這個「個體意義上的人」，自從被上帝逐出伊甸園後，就開始了「精衛填海」的上下求索、「愚公移山」的矢志不渝和「嫦娥奔月」的超塵出世，在這個過程中，他無時無處不經受著肉身的沉重與靈魂的凝重的煎熬、入世的艱難與出世的畏難的考驗、此岸的困惑與彼岸的誘惑的糾結。正如筆者在《叩問意義之門：生命美學論綱》里陳述的那樣：

「物質文明的成果極大地弱化了人類的生命體質，生存環境的惡化空前地損壞了人類的生命質量，戰亂因素的激活更加威脅著人類的生命存在。這樣，人的生命從外在到內在，從自然到社會，從歷史到現實，從物質到精神，怎一個『悲』字了得！由此可見，生命的實質是什麼？生命的實質就是悲劇之悲；無論是人類的集體生命史，還是人類的個體生命史都是一部浸透了鮮血和眼淚的歷史。生命，怎一個『悲』字了得！」悲本體的生命猶如哈姆萊特一樣，在「是生存，還是死亡」的迷茫糾結和煎熬中，微弱的希望之光在彼岸世界悄然呈現，那猶如上帝伸出的拯救之手——信仰！然而，對於一個缺乏終極信仰的民族而言，難道我們需要這樣的信仰「表現」嗎？一幕幕場景在當今中國不斷上演並司空見慣：從佛光清燈中頂禮膜拜的善男信女到古老的民間鬼神節的慶典場面，從曾風靡社會的求神問卦到街頭巷尾的電腦算命，從各種類型的幸運抽獎到出門辦事的求神問卦，從所謂的科學預測到繁多的賭博竟猜，難道彼岸世界真的是那麼美麗奇幻又不可捉摸嗎？我們的信仰註定了升騰到美幻之極的天國嗎？當然不是的。我們的信仰必須要「接地氣」和「有骨氣」、「體民生」和「濟蒼生」。

如果說無緣無故之愛是信仰產生的「先決條件」，那麼求真向善愛美就是重建信仰的「先在因素」；如果說文化建設要引進的宗教啟示是「為天地立心」，那麼重建信仰要遵循的美學選擇就是「為生民立命」。的確，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們為生民的「安身」，做了大量的工作並取得了顯著的成效，而為生民的「立命」呢？仍然是一片未開墾的「處女地」，今天，由於美學，當然是生命美學選擇的加盟，明天我們信仰的園地，一定會是「芳草鮮美，落英繽紛」。因為，這是不但符合個體生命的正能量意義，更是符合人類文明的主流性價值。這不僅是「中國特色」的彰顯，而且是「國際價值」的體現。最近，我們十分欣喜地看到了，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志在2015年9月28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出席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的演講，向世界發出了重建人類文明信仰的宣言：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也是聯合國的崇高目標。目標遠未完成，我們仍須努力。」

那就讓我們帶著信仰出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