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遭遇低生育率悲劇 人口政策何去何從？

□ 財新記者 戴廉 | 文

中國的人口究竟是多了還是少了？

2011年4月28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以2010年11月1日零時為標準時點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第1號公報。全國總人口為13億3972萬4852人，與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萬人，增長5.84%，年平均增長0.57%。

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表示，普查結果顯示，中國人口過快增長的勢頭繼續得到有效的控制，「緩解了人口增長對資源環境的壓力，為經濟社會平穩較快發展奠定了一個較好的基礎。」

但這個結果又是一把雙刃劍。諸多學者指出，由數據表現出的持續的人口低增長、快速老齡化，會令未來經濟增長背上沉重負擔。他們頻頻發出呼籲放寬生育控制的呼聲。

「普查中許多數據都表明，中國社會已發生了歷史性變化。」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人口學家王豐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說，「這對中國和世界都將產生很大影響。」

對於低生育率的認識幾乎是共識。但是，對於應對挑戰的方案，各方提供的路徑不一。

爭議計劃生育

約13.4億人，十年增長5.84%，年平均增長0.57%。人口總數仍在增長，但與此並行的，是不斷下降的增長率。

上一個十年，即1990-2000年，中國的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1.07%。兩相對比，最近的十年比上一個十年下降了0.5個百分點。

數字也說明了計劃生育政策的成效，但王豐對此感到憂慮：「增長率一直在下降，很快中國人口就將停止增長，甚至出現負增長。」

與此相關，此次數據顯示，0-14歲人口佔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個百分點。多位專家據此測算，中國目前的總和生育率（指該國家或地區的婦女在育齡期間，每個婦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數）不到1.5。這與近年來北京、江蘇、上海等地的人口調查結果一致。

總和生育率的高低，多年來一直有爭議。因認為第五次人口普查存在「漏登」，國家統計局將2000年的全國總和生育率數據由1.22修正為1.80，這一度遭到不少學者質疑。在王豐看來，即便這個數據也不容樂觀：「人口學認為，總和生育率為2.1是人口更替的一個平衡指標，當前1.5的生育率意味著，下一代人的數量將比上一代人減少25%。」

人口學通常用人口金字塔來直觀表現人口結構的變化。60年前，中國的人口結構形似正三角形，年輕人多，老年人少；現在變成了中間大、兩頭小的菱形。

至少十年前開始，中國諸多人口學家、社會學家就指出中國生育率偏低這個事實。他們始終認為，計劃生育政策調整不容遲緩。2011年「兩會」期間，清華大學教授王名、山東大學教授劉大鈞兩位全國政協委員再度提交了《關於儘快調整我國人口政策的建議案》。顧寶昌、李建新、王豐、蔡泳、鄭真真等多位人口學家參與了該提案的論證。

提案稱，「一胎化」人口政策已完成其歷史使命，它帶來日趨嚴重的社會問題，危及經濟可持續發展，危害家庭及社會的和諧穩定。提案還特彆強調，多年來許多政協委員和專家學者多次發出呼籲，但相關部門反應遲緩。

但反對者的觀點也很鮮明。在2010年「中國人口學會」上，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翟振武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即使從現在開始實行普遍的二胎政策，將生育率提高到2，到2040年也只能將老年人口在峰值時的佔比由31%降到29%，意義不大。所以，放開二胎政策對緩解老齡化的作用可謂杯水車薪。」他還表示，「今後一段時期，我國仍要穩定現行生育政策，這是基於目前生育水平面臨反彈壓力的考慮。」

如何干預人口變動

事實上，無論是低生育率、人口老齡化，還是城鎮化，中國都走在一條西方發達國家曾經走過的道路上。

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左學金指出，人口增速的快速下降將會影響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係、社保財務的可持續性，並由於年輕人比例走低而影響整個社會的創新能力。

在不久前的「中國經濟50人（2011年）」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指出，「先老」即人口年齡結構的迅速變化，意味著我們的要素稟賦發生了變化，在喪失原來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的比較優勢。

老齡化之外，還有一個現實的挑戰是快速的城鎮化和加劇的人口流動。

普查結果顯示，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6億6557萬人，佔總人口的49.68%，同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城鎮人口比重上升13.46個百分點。同時，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為2億6139萬人。這一數據同2000年普查結果相比，增加1億1700萬人，增長81.03%。

馬建堂指出，這表明2000年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極大地促進了城鎮化水平的提高，而多年來農村勞動力加速轉移和經濟快速發展促進了流動人口大量增加。

不過，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李迎生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即便如此，中國城鎮化依然滯後，並且同樣被打上了人為干預的烙印。其主要干預手段就是戶籍。「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結構和戶籍制度壓制了城鎮化，同目前從工業化中級向高階段過渡的特點不相符。」李迎生說。

不久前，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表示，人口的城鎮化滯後於土地城鎮化，這是亟待解決的問題。未來幾年，中國城鎮化進程的若干「特殊因素」將會弱化。在城鎮化速度相對降低的同時，大量農民工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缺口將得到彌補，「人口城鎮化」將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推進。

與此同時，為應對快速城鎮化和加劇的人口流動導致的「大城市病」、流動人口社會就業與保障問題，現行公共政策的調整也勢在必行。「城鄉分割如何打破，戶籍制度、產業政策如何調整，住房、醫療、教育等一系列公共服務和社區服務應如何照顧到人口的特點，都是調整的目標。」李迎生說。

將城鎮化與老齡化相聯繫，李迎生引出另一個問題：農村空巢老人的養老。「一代、二代農民工進城了，但老人留在農村。相比城市，農村的老齡化更嚴重，農村空巢家庭老人比例更大，應加快推進農村養老保障、老人醫療和護理的發展。」

實際上，此次人口普查數據所涉及的公共政策遠不止於此。如何根據新的人口信息對公共政策進行調整？

王豐認為，當下需要傾聽年輕人的聲音，了解他們的生活方式，讓他們參與決策，「因為大的人口政策影響的是未來，現在的年輕人需要知道政策會對他們的未來有什麼樣的影響」。

在左學金看來，生育政策的制定和調整，是一項涉及公民基本權利的重大決策。而此前的主要由少數部門參與決策的政策問題多多。

他指出，人口計生委在過去的兩個五年規劃中，嚴重地高估了總和生育率和人口增長規模，誤導了人口問題的決策。「根據人口計生委規劃和《中國統計年鑒》資料，我們可以看到，在『十五』期間，計生委規劃的人口凈增量為6257萬人，但實際增長為4013萬人；在『十一五』期間，規劃的人口增量為5244萬人，但實際增長為3418萬人。兩個『五年規劃』誤差都超過50%。這已經不是一般的誤差，可以認為是一種錯誤。」

「今後人口和生育政策調整，必須充分聽取有關政府部門、專家和社會各界的意見，由國務院和全國人大作出科學和有預見的決策。」左學金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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