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儒釋道三教合一」文化論———盧飛宏
中國「儒釋道三教合一」文化論
（中華武學思想文化探索研究）
中國在五千餘年歷史的長河中，文化燦爛輝煌，從先秦至明清中國思想界各種學術思想的發展，展現了數千年恢弘浩瀚的思想文化畫卷。從先秦時期的百家爭鳴到西漢時期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標誌著之後儒學在中國文化中統治地位的確立。從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的興起到唐朝佛學的鼎盛發展，又到宋明理學的興起，儒釋道三教的相互借鑒和融合，直到最後明清儒釋道三教合一文化的確立，讓人們徜徉在卷帙浩繁的思想文化史中。中國文化具有連續性、獨立性、多元性和包容性及統一性，它是在相當大的地域範圍內各種文化交流融合的結果，是世界文化寶庫中的瑰寶。華夏五千年文明，留下了燦爛的儒釋道三教合一文化，它是中華民族聰明智慧的結晶，儒釋道三教及其融合的三教合一文化，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格局，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三教合一文化對中國社會、哲學、思想、文化和藝術等各個方面的發展都具有重要影響，對周邊國家文化也有深遠的影響。在當今中國文化與世界其他文化的大規模交流融合中，研究探索中國儒釋道三教合一文化，對於促進傳統文化的進步與發展，激活中華思想文化的生命力，以及促進社會和諧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一、「三教合一」文化的歷史形成
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以儒學為主要內容和主流意識的，主體是儒道釋三教，而其三教融合的文化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國文化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文化形態。在歷史發展中儒釋道三家各自發展，各有傳承，相互融合，統貫著社會、學術與文化的命脈。儒釋道三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大支柱和基本內涵，它們從相互尊重到相互對立和鬥爭，到相互借鑒和吸收，再到相互包容和融合，形成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儒釋道三教文化的融合是中國歷史中豐富多樣的文化傳統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中華民族各種傳統文化和不同文明相互融合的產物，歷史上它適應了時代的需要，對歷史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和重要作用，有其存在合理性和必然性，是中華民族中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的文化。弘揚三教合一文化對於促進今後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綜觀歷史上儒釋道三教合一文化的發展，魏晉南北朝是儒釋道三教連稱，彼此獨立，相提並論，出現三教一致的萌芽。唐宋時期三教加強了內在意識上的流通融合，逐步變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借鑒和吸收，但其主流而言，仍各樹一幟。元明清階段出現了真正宗教形態上的三教合一。其三個階段的發展是儒釋道三教發展和融合的基本過程，第二階段是在繼承第一階段三教功能互補的基礎上更添新內容，第三階段是在前二個階段的基礎上再演化出來「三教合一」的新成份，反映了三教合流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在三教合一發展中，也出現了以佛家、以儒家和以道家思想為主要形態的三教合一文化，以及形成具有宗教意義上的「三教合一」新文化形態，前者與後者有本質的區別，後者是對前者的繼承和發展，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歷史性的飛躍。
（一）魏晉南北朝時期「三教合一」文化的形態
道教是以「道」為最高信仰的具有中華民族文化特色的本土宗教，起源於軒轅黃帝（前2717～前2599），繼承了華夏民族古代原始宗教之血脈。儒家學說為春秋時期孔丘（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和其弟子所創，形成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文化。佛教起源與古印度，東漢初年，佛教傳入中國，距今也有二千多年的歷史。佛教經過長期演化，同中國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發展，最終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給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哲學觀念、文學藝術、禮儀習俗等留下了深刻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道教迅速傳播，儒學的發展逐漸出現危機.，三教相互滲透、相互吸納，調和之風盛行，是中國思想文化出現繁榮的時期。
西漢前期，以黃老的思想指導政治，在官吏或社會上，諸子百家的思想很活躍，這樣的情況不利加強中央集權。漢武帝（前156～前87年）即位，基本上採納了董仲舒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西漢中後期儒家學說逐步成為社會的統治思想。自此，儒家憑藉政治上優勢取得了主體思想文化的地位，使中國文化逐漸確立了以儒家文化為主，以釋道為輔，儒釋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補和融合的文化格局，這一格局一直到20世紀初，歷時二千多年的時間，一直未有很大的變化，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影響巨大。
佛教傳入中國後受中國古代經濟政治及傳統文化的影響，走上了中國化的道路，也引起與道教、儒家中國傳統思想的抗爭。漢靈帝末年《牟子理惑說》云：「銳志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言，玩《五經》為琴簧」， 闡述了三教異同，開「儒釋道」三教調和並立的先聲。三教調和至東晉南北朝時開始在社會上，特別在思想文化領域，發生著廣泛的影響。在後秦以鳩摩羅什為首的譯經活動，形成了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翻譯佛教經典的高潮。此時南北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佛教受到帝王的信仰和重視，印度佛教經過改造以後適應中國社會的需要，逐漸在民間紮下根，並取得重要的發展，道教也在民間廣為傳播，儒學吸收佛教、道教的精神，有了新的發展。魏晉時代以研究《老子》、《莊子》、《周易》為核心哲學思潮的玄學，把儒家的政治倫理思想和道家哲學思想結合在一起，形成了「玄學」文化，將三教的思想進行了融合。玄學在魏晉時期取代兩漢經學思潮成為思想主流。東晉時道教代表人物葛洪提倡「三教一致」的思想，援儒入道，內外兼修，提出以神仙養生為內，儒術應世為外，將道教的神仙方術與儒家的綱常名教相結合，所謂「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包朴子?釋滯》）。之後宣傳「三教合一」思想的有南朝的道士陸修靜、陶弘景等。陶弘景充分將當時各個道教派別的典籍加以整理，並親自撰述，將道教推往一個新地步，並加強了三教的融合。同時期道家中人士提到的「三教」的愈來愈多，論證也愈來愈深入。西晉的滅亡使玄學在思想界的統治地位受到挫折，玄學中開始滲入大量佛教教義，二者互相滲透也為佛教的傳播、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東晉以後，玄學與佛教趨於合流，玄學逐漸衰落，佛教迅速發展起來了。
儒釋道三教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互相靠攏、互相吸收、互相融合，三家之間的爭論有時表現得很激烈，儒佛的衝突主要集中於入世與出世的不同人生目的，以及佛教教規與傳統倫常關係的矛盾上。在南朝宋文帝時儒家與佛教之間有關因果報應之爭，以後又有神學理論上的爭論。宋末齊初之間的道教與佛教之間的夷夏問題之辯；在北朝時由於佛、道鬥爭的原因所引起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二次廢佛法難事件（二武滅佛），以及北齊文宣帝時展開的佛、道之間的傾軋，導致抑制道教的舉措。這一時期佛教與傳統文化之間的衝突激烈，在相互尖銳的鬥爭中，隨之也出現調和、融合儒佛的思潮。儒釋道自身中的一些學者和代表人物也站出來呼籲三教一致，提出三教同源、三教一致，以及三教並重等。由於在中國王權始終高於教權的情況下，三教之爭均以佛教的妥協、折衷或迎合傳統而告終，也使佛教得以在中國站住腳，並得以發展。三教概念的出現被社會所廣泛接受，在魏晉南北朝時率先由佛教表現出來的，佛教在理念上吸收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無為，以及陰陽五行家的理論學說，完成了形式和理論上的自我調適，取得了與中國文化的基本協調，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三教融合促進了佛教的中國化。
魏晉面北朝時期，社會動蕩，戰亂頻繁，在民族融合和多元化文化交流的激烈大潮中，也促進了思想文化的解放，是我國歷史上又達到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學術繁榮、文化復興的新的高潮。由於儒學日益衰落，道教和佛教又先後崛起，使兩漢時期形成的獨尊儒術的文化格局被徹底打破，代之以援道入儒，佛玄雙流，儒釋道三家相互融攝、協調發展的新文化格局，從而成為隋唐以後中國傳統文化發展演變的基本趨勢。
（二）唐宋時期「三教合一」文化的融合
從南北朝至唐初兩三百年間，是儒釋道三教思想紛爭與彼此融和的重要歷史時期。唐宋之際，儒釋道三教之間的相互影響日益加深，唐代提倡三教共舉的政策，對三教融合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南北朝時，即有儒釋道三教之目（北周衛元嵩撰齊三教論七卷），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三教講論，肇始於北周武帝，當時，三教之間關係成了政治上的一個熱門話題。隋唐宋諸朝間屢屢舉行的三教辯論大會，雖然表面上呈現了三家之間的區別與矛盾，並漸由論難而趨於融匯調和。通過彼此之間的相互陳述與辯論，結果卻有了更多共同使用的辭彙、概念和思維表達方式，若「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羅香林《唐代三教講論考》指出「三教歸一「之旨，在唐代「久已普遍朝野」。學者以釋道義理解釋儒家經義，從而也促進了儒家思想的轉變。三教名流論難客觀上使三教在內質上加深了彼此間的了解與認同，為三教的思想交流和融合提供了機會，並反映了當時社會政治對整合三家的需要。
佛教在隋唐時代達到了鼎盛，不僅三教鼎立的局面達到了一個高潮，三教理念的交流也空前頻繁。隋朝名士李士謙重佛道而儒輔之的三教融合，大儒王通提倡在儒學的基礎上融合佛道，即「三教合一」。唐朝大規模翻譯和註解佛經的工作，不少僧人把佛教的思想比附儒道，撰寫了不少宣傳中國倫理綱常的佛教經典。中國的佛教宗派是在攝取中國傳統思想，特別是儒、道思想的基礎上創立起來的。從唐代起開始風行中國佛教界的禪宗就是一個典型的儒釋道三教結合的派別，它在堅持佛教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同時，將老莊的自然主義哲學、儒家心性學說融入到禪學中去，是一種擺脫煩惱，追求自覺和精神境界的文化理想。中國禪宗始祖菩提達摩的「與道冥符」到神秀的「觀心看凈」的漸悟觀，都可以看到老子「靜觀其道」、「靜心致遠」的思想痕迹；從慧能的「能所俱泯」的頓悟觀中可以聯想到莊子的「物我兩忘」的境界，其實質都是儒釋道三教融合的結果。此時期形成了許多具有民族特點的中國佛教宗派和學派，並傳播到了中國鄰近的國家。
始創於南北朝北齊的天台宗把止觀學說與儒家的心性論調和起來，把道教的「借外丹力修內丹」的修鍊方法也引進了佛教。傳到明代，高僧蕅益智旭採用了唯識、凈土、律宗、禪宗為旨要，發揮天台宗的教觀，又主張釋道儒三教一致，并力求佛教諸宗的調和，對後世有很大的啟發。華嚴宗五祖宗密不僅認為禪、教一致，還進而認為儒、釋同源。佛教在建立中國民族化的宗派和理論體系時攝取了大量的儒、道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與儒、道進行全國上下的爭論，與儒、道形成了鼎足之勢。佛教在唐末，由於戰亂頻繁，社會動蕩，日益呈現衰頹之勢，在宋初一度復甦。宋元以後，儒釋道三教之間的融洽關係日益加深，「三教合一」的思潮為當時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主流。北宋初期，朝廷對佛教採取保護政策，普度大批僧人，重編大藏經；南宋偏安一隅，江南佛教雖然保持了一定的繁榮，但佛教總的趨勢在衰落。在此期間，佛教與儒道結合，「三教合一」呈現出發展趨勢。
在北宋期間，道教進入了全盛時期，北宋幾位統治者（真宗、徽宗）崇尚道教，採取了一系列崇道措施，道眾倍增，宮觀規模日益擴大。道教中也出現了龍虎、天師、茅山、上清等派及其分支，這些派別大都提倡「三教平等」、「三教一源」的思想，並在道教的哲理和實踐中攝取了很多儒、釋的內容，其中最突出的是金丹派南宗的祖師張伯端，他以修鍊性命說會通三教，明顯地是三教的結合。在北方影響最大的是王重陽在金大定年間創立的全真教，提倡「三教歸一，以道為主，兼輔儒釋、性命雙修，凡聖雙修，以融通三教的核心，提倡「義理本無二致」的思想，「三教同源」。南渡後出現了不少主張「三教合一」道派。金元朝時代，佛教進一步世俗化、儒學化，出現的以佛教為正宗的諸派也三教合一化，此時道教全真、正一兩個重大派別，盛極一時。這些派別也從自己教派的立場出發，高舉「三教合一」旗幟，使三教合一文化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隋唐時期，儒學家提出三教合一的主張，吸收了佛、道精神，得到新的發展。唐宋時期士大夫階層對三個宗教都有著較多的接觸，並且從中尋求在不同環境下尋求不同的理論作為入世或出世的根據，達到心靈安定和心理平衡；在市井階層拜神以求心靈安慰。三教發展相互制衡，又相互補充。統治階層大力鼓勵三教發展，以進一步鞏固其統治地位。佛教在發展中不斷與中國本土道教和儒家文化相融合，道教也從佛教中吸收營養，儒家也在佛教和道教文化中不斷豐富自己，不斷產生了儒釋道三種文化融合的狀態。從唐時起中醫藥學成為儒道佛的一種共同語言和聯繫紐帶。在唐代三教連稱，雖然亦將三教置於相同的地位，但此時三教內在的重心，已由佛教轉入到儒家。歷史上南朝的梁陳和北朝的齊隋都極力提倡佛教，而唐代思反其道，便極力提倡儒家經世之術，並以此作為組織上述三教辯論的出發點。思想上的融會貫通必定會見諸於作為思想載體的語言，唐時三教之稱也在史書上頻繁出現，達到了高峰。
由於統治者從其自身利益和鞏固等級秩序出發，在不同歷史時期對儒釋道的態度也有所不同，或抑或揚，但總的說來，對宗教是採取扶掖、支持、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唐朝統治者積極提倡佛教，玄奘回國譯出大量佛經後，唐太宗親自寫了《大唐三藏聖教序》，唐高宗又寫了《大唐三藏聖教序》，藉以宣揚佛教，佛教廣為流行，使佛教全面進入了高潮期。儒釋道雖然在意識形態上呈現出鼎立的局面，但三教為了從自身發展的需要和迎合大一統之政治的需要出發，也不時提倡「三教無胭」、「三教歸一」或「會三歸一」等。隋開皇年間的三教辯論大會；大業時令沙門、道士致敬王者而引發的鬥爭；唐武德年間的儒道聯合反對佛教的鬥爭；貞觀時的釋、道先後之爭；高宗時的多次佛、道大辯論；高宗、武后和中宗時的「老子化胡說」之爭；唐中後期多次舉行的佛、道大辯論；唐武宗下令滅佛；韓愈、李翱等儒者奉儒家為「正統」的反佛、道思想等。儒釋道三教的鬥爭始終貫穿於歷史發展之中，縱觀歷史上中國佛教的「三武一宗法難」事件，大都以佛道鬥爭為背景，同時也反映了王權與佛教的激烈鬥爭。
宋儒周敦頤（1017～1073）、張載等兼熔釋道教文化，援佛入儒，革新儒學，形成理學。宋人理學由唐人開其先緒。理學以儒家倫理思想為核心，雖然排斥釋道，但大量吸收釋、道的大量哲學思想、思維形式和修持方法。宋明理學吸收了佛、道二家思想，強化了宗教文化氣息。周敦頤的《太極圖說》是三教文化融合的產物，其用易理和道家的思想來闡述宇宙生成的理論。三教合一思想在宋明時代已經形成強大的社會思想潮流。金元時期三教合一全真道的出現，儒釋道三教的融合達到了新的高度。
（三）元明清時期「三教合一」文化的發展
元明以後，佛教與道教衰落，理學勃興，形成以儒家倫理思想為核心，釋道合流的哲學思想。宋明理學包括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王陽明（1472～1528）集儒釋道三家之大成，在明代學術、思想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內在核心是良知和致良知經由知行合一。在儒佛道三教合一觀念的流衍和變遷中，王陽明更是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影響及於整個晚明思想界。陽明學術得益於佛、道二氏之處頗多，尤其與禪宗的關係更深。王門後學也主張三教合一。宋明理學的思想體系以儒學為主幹，吸收了釋教的「空有合一」的本體論，「頓漸合一」的認識論，「明心見性」、「返本復初」的修持觀等，與儒家倫理思想和政治哲學相結合，因之有人說是「陽儒陰釋」， 最終完成了三教的融合。程顥和程頤主張「性即理」，強調「天理」與「人慾」的對立，並通過內心的修養功夫來「窒慾」，以恢復天理，受到佛教心性論和禪宗修持方法的影響。朱熹是理學集大成者，竭力排斥佛教，但是在萁哲學思想中，無論從本體論、認識論到修持方法都帶有佛教的烙印。宋明理學的發展是三教長期爭論和融合的結果，它以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形態呈現出來，是宋明時代佔主導地位的儒家哲學思想體系,，對中國社會政治、文化教育以及倫理道德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王陽明是心學的主要代表，他的「良知」道德本體論及「致良知」的修養方法，與禪學的佛性論及修持方法有著很多相通之處。總之，理學派的「援儒入佛」、「儒道契合」，引入佛道哲學範疇和方法對儒家進行改造，儒家吸收了法、道、佛等文化的精華，使儒學在很大程度上佛學化、禪學化、道教化，使三教之間的鴻溝，變得越來越小，終至蔚成一源。世俗化也是中國佛教發展的總趨勢，在理念上吸收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無為，以及陰陽五行家的理論學說，完成了形式和理論上的自我調適，取得了與中國文化的基本協調，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三教合一的思潮則為佛教的世俗化奠定了思想基礎。
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是以儒家學者為中心，並由眾多名僧、方士參與其間，互相交遊，互為影響，最終導致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學的通俗化。明太祖朱元璋首開明代三教合一風氣之先，其曾經入寺為僧的經歷，使他洞悉佛、道二教陰翊王化的玄機，深知佛、道二教內部的弊端，并力行整頓，提出三教並用之說。儒釋道趨於合流，從三教到三教合一的轉變，是與明清時代的社會需求合拍，也和儒家思想的演變相呼應。明初學者宋濂主張三教合一。張孟兼則將道家世俗化，從而達到佛、道相融的目的；而陳璉則更將道、俗合而為一，認為道教雖以清凈為本，而未嘗以捐絕世務為高，他們對儒釋道的合流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三教合一思想在民間表現的典範是明代林兆恩(1517～1598)創立的「三一教」，在當時理學勃興的氣氛下，打破三教門牆壁壘，倡導三教合一。「三一教」是在王陽明的的心學與佛道兩教義的混合物，標榜「心性」之學，主張為儒、為道、為釋，主於心。林兆恩通過向民間進行活動，將儒佛道三教合而為一，創立了獨特的"三一教"。「三一教」是以公開標榜三教合為一教為宗旨，其它一些民間宗教也多以此為旗幟，此可見諸於民間宗教的經典「寶卷」中。在晚明，凡主張儒釋道合一者，都對他推崇倍至。如管志道弟子顧大韶，就認為兆恩之學，「以儒為表，以道為里，以釋為歸，故稱三教也」。「三一教」包含了儒釋道三教、具有融合天地、日月、四時、神鬼的大神通。提倡「仁、孝」為核心，對釋道兩教道德倫理批判與吸收，同時提出了一定的社會理想，具有典型宗教文化形態。「三一教「教義對明清時代眾多民間宗教的發展影響深遠。清時政府重視三教並舉，雍正曾說「儒可治國，佛可治心，道可治心」，三教教旨皆於勸人為善，戒人為嚴惡，亦有補於教化。清時「三教合一」思想重要的是在民間宗教中充分的體現出來。
從明清儒釋道三教合流思想文化的形成，初期合流不過是藉此維繫禮教秩序下的傳統統治。中期以後，士大夫或逃釋，或趨玄，三教合流已成定勢，說明理學的窮途末路，一些儒家學者從儒家陣營中遊離出來，舉起三教合流的大旗，使這一思潮更加深入民間，並在晚明各個文化層面烙下深淺不同的印記。明清之際，儒佛道三教終於取得了和諧的統一，出現真正宗教形態上的三教合一文化形態，形成了強大的三教合一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三教合一的文化逐漸被社會意識形態所接受，至明時已成為社會思想文化的主流，晚明三教合一的思想更成一代思潮蔚為風氣。
二、「三教合一」文化對歷史發展的作用
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三教合一文化曾一度被社會政治主流所接納，並形成三教合一宗教信仰文化。唐宋以來，中國宗教信仰逐漸形成以儒釋道「三教」為正統，民間宗教信仰伴隨著三教合一文化歷史現象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眾多民間宗教信仰為了獲得或論證其存在的合法性，以「三教合一」為思想基礎，標榜「三教聖人，同出一源」。在儒釋道三教之外，提倡「三教合一」，此思想適應了民間民眾的精神需求，這也是「三教合一」社會歷史現象不可忽視的一面。人類文明的進程與宗教的興起和傳播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以三教合一為教義的眾多民間宗教，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在儒家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儒釋道三教合流特定的中國文化氛圍中，民間宗教信仰的普及已經超過任何特定的宗教，其理論之繁雜，信眾之多，傳承之廣，影響之大，是中國其它宗教所無法比擬的。三教合一的思想為中國宗教的世俗化奠定了基礎，促進了中國宗教向世俗化、大眾化的轉變。中國宗教的世俗化和大眾化對中國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社會和生活等各個方面都有著深刻的影響，促進了中國宗教和各種文化思潮的發展，同時也築起了民間宗教文化的重要思想基礎。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文化，也是中國民間宗教特有的文化現象，它將三教文化精華融為在一起，使之與中國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徵相適應，反應了下層社會民眾為擺脫現實苦難，追求精神解脫的一種新追求。三教合一是中華民族漫長而紛繁複雜的思想文化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一致成為歷史上中國民間宗教信仰體系的重要思想基礎。民間文化與民間信仰中的三教合一趨向也深深地影響了清代其它秘密宗教社會，由於民間宗教與歷史上農民反抗運動有著密切的關係，統治階級多對民間宗教採取抑制和禁止政策，極在的限制了民間宗教的傳播和發展，也逐漸斬斷了民間宗教智慧之根和文化慧命。
中國民間宗教在中華文化中具有特定的地位，是廣大民眾信仰主義世界的重要領域，構成了千千萬萬底層群眾的篤誠信仰，影響著各個地區的民風、民俗，以及下層民眾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三教合一對中華民族性格的形成起過不可忽視的作用，對中世紀的宗教生活、政治生活發揮過重大影響，表現出驚心動魄的力量，中國歷史的發展伴隨著源遠流長的民間宗教史。明清時期的民間宗教普遍傳播於下層社會，源自傳統民間信仰，並雜揉儒釋道的思想與儀式，以彌勒佛救世思想具體演化的「三佛應劫」救世思想為指導，各種民間宗教在當時儒釋道三教合一的社會思潮和民間宗教傳統影響下，將儒家的綱常倫理，佛教的劫變、來世觀念，以及道教的內丹氣功修鍊理論和方法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三教合一」、「萬教合一」、「萬法歸宗」、「萬法歸一」的民間文化信仰。三教合一文化基本被各種民間宗教所接納，形成了以信仰「無生老母」為核心，以誦經修行為憑藉，以祈福消災為目的，以儒釋道三教合一為思想內容的各種民間宗教教派，特別對作為明清時期民間宗教主要代表的八卦教更有著重要影響。中國民間宗教是中國宗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歷史的發展發揮著重要和積極的作用，特別對文化、藝術、哲學起到重要的傳承作用，更兼當時條件下對人類的教化、引導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三教合一文化趨向也深深影響了明清宗教的發展方向，形成了與之社會主流宗教相抗衡的思想文化體系。
歷史上民間宗教對民眾反抗意識的形成和影響廣泛而深遠，代表了廣大下層民眾的意願，在反壓迫、反封建和反外來侵略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在明清時期民間宗教反抗運動風起雲湧，震驚朝野，影響巨大。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卦教在山東率眾起義，揭開了清代民間宗教大規模武裝反抗清朝封建統治的序幕；清嘉慶十八年（1813），由八卦教支派離卦教、坎卦教、震卦教重新組合的天理教，在河南和直隸率眾起義，1861年春在魯西東昌府（今聊城）的「五大旗起義」；在乾隆三十七年到道光十五年間，多次組織教眾和廣大民眾的反抗起義，以及十九世紀末的義和團運動，其波瀾壯闊的反帝反封建鬥爭，譜寫了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運動輝煌的篇章，沉重的打擊了滿清政府的封建統治，為推動歷史向前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在中國農民起義運動戰爭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儒釋道是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儒釋道思想三種文化的融和與發展，它們之間相互包容、融合和鬥爭，是貫穿於近兩千年中國思想文化史中的重要潮流，儒釋道和三教合一文化構成了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總畫面。三教合一的文化特徵具有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的獨創性，是中華民族具有代表性和巨大影響力的本土文化，是中華民族燦爛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座中華哲學、思想、宗教文化的高峰，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也是人類思想文明的承前啟後，它吸取了中國儒釋道文化的精髓，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中華民族思想文化體系，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對中國哲學思想和文化藝術以及中國社會的變遷具有廣泛而又深刻的影響。儒釋道三教合一，是中國傳統文化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是中國多元化、多樣化文化發展的必然要求和結果，這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擋的。三教合一文化包容、和諧、發展的思想，是構建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的寶貴精神資源和智慧源泉。在當今社會包容和諧的社會環境下，弘揚三教合一文化，對於重建中華民族道德宗教信仰文化體系，繁榮中華傳統文化，促進中國社會的和諧發展，都有著積極的社會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探究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實質和本質，克服幾千來封建專制對大眾思想文化的桎梏，掙脫精神思想的枷鎖，激發中華民族的原動力和創造力，推動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促進中國的「文藝復興」思想文化運動，實現中華文明的繼承與創新，以及更好的踐行中華民族文化的價值觀，實現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三教合一」文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
在中華傳統文化發展過程中，儒釋道三教的分合貫穿於近二千多年中國思想文化史，三教合一思想是道教、佛教和儒家文化相互融合發展到一定社會階段的產物，是中華民族所獨有的文化現象，在中國思想史上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三教相互包容和相互融合，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文化是人類智慧的寶貴精神財富和思想文化遺產，是人類對主客體認識的知識結晶。人類文明的歷史發展，以及現代、未來的文明人類的前途，都將與儒佛道傳統文化融合密切相關。豐富多樣的儒釋道文化大融合，促進了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的解放，長期以來支配和影響著中華民族的精神生活，對中國文化乃至中國社會的變遷產生巨大的影響。
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儒家修身，道家養性，佛家修心，共同構成了中國古典士大夫的處世和哲學基礎，也對中國的古典文化以及當今中國人的習俗傳統等具有深遠持久的影響。在一定意義上說，中國的傳統文化就是儒釋道三家共同作用下的結果，三家既相互競爭，彼此吸收融合，不斷發展進步，其中以儒家為主而釋道兩家為輔，但其又沒法完全界定三家的區別，中國傳統文化是以這三家為典型代表的。三教合一是在中國封建社會多元文化衝突的背景下，適應鞏固中央集權專制的社會需要而產生的社會思潮，其旨歸在於和諧三教關係從而和諧整個社會秩序。縱觀從三教到三教合一觀念的變化，大一統的社會政治體制的不斷加強，皇權重儒而抑佛道，或崇佛而壓儒道，以及後來的融合、互相承認對方，吸取對方優勢以為己用。特別是佛教進入中國吸取了大量儒家道家思想，形成對上層階級和底層人民都有吸引力的信仰體系。皇權需要一致的含有宗教形態在內的社會意識形態，於是三教合一的呼聲也越加強烈。鑒於自春秋至秦漢思想趨向一致所形成的傳統，三教在長期並存的過程中，內質上通過交流，彼此的認同越來越加深，隨著時間的推移，三教的真正合一就有了更充足的條件。唐宋以來中國宗教倫理髮展的整個趨勢，最後匯歸於明代的三教合一。大量儒釋思想被融入道教，已成為入明以後道教的一大特色，這種現象也在當時上層建築中各個領域內泛現。中國民眾在宗教上一向是兼容並收的，儒釋道諸家的內容都早已司空見慣，把這些最熟悉的文化調和起來，推陳出新，達成了促成三教合一的重要社會條件。歷史上有不少理學家和思想家重視對佛老的吸收，對其哲學思想的研究達到了很高的程度。明清兩代諸多學者、大儒，一面傳授儒道，一面研究佛學，此風氣直至清末。中國的統治者和御用文士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習慣於「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他們強調「三教雖殊，同歸於善」，目的是有利於維護社會道德和統治的穩定，這就使三教的融合成為一種趨勢。文化的多元化，滿足了人們日益多樣化的文化需求，充實了人們的精神生活，開闊了人們的視野，促進了人們以寬廣的胸襟，海納百川精神，接收新文化思想，不斷豐富人們的思想和精神世界。
中國的人文精神，是儒釋道三位一體的精神，大江東去，風起雲湧，驚濤拍岸，水落石出，處處顯現的都是儒釋道的風骨，是中國人立身宇宙之間，「萬物與我為一」自由精神的體現。三教合一思想具有多元性、包容性、和諧性和統一性，儒釋道三教融合的文化特徵，廣泛地滲透於大眾生活之中，影響著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成為人們「日用而不覺」的傳統文化，其思想合於「道」的境界。繼承、研究、融合和發展儒佛道三教合一文化，對傳承中華文明具有重要的意義。三教合一將儒家的入世、道家的出世、佛家轉世融合在一起，是中華特殊的人文環境而產生的獨特文化思想，承擔了古代中國政治、經濟、教育、宗教等各個社會職能。儒釋道三家相互滲透相互融合共同組成了中國思想文化和人文精神，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和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人類發展思想文化史上的奇蹟。
三教合一文化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發展的趨勢，要將三教合一文化置於中國社會歷史上儒釋道主流文化的高度，如建設道教、佛教和儒家文化一樣而傳承和弘揚，使三教合一文化真正成為中華民族社會生活和發展的主流思想文化，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上的「三教合一」作為一種思想文化，廣泛地被中國民間宗教所接納，並使之成為信仰的思想文化源泉，其作為中國宗教信仰的形式存續了近千多年的歷史，特別在明清時期其思想文化達到鼎盛時期，其影響力甚至超過儒釋道三教文化的發展。
在中國宗教發展史上，與儒釋道主流宗教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以「三教合一」為思想的民間宗教，有一套自成體系的思想理論，且獨具特色。這套宗教理論約在明末清初，集明中葉以來民間宗教各教派教義思想之大成，在正統的佛教、道教衰頹和日益遠離民眾的情勢下，發揮了既有值得肯定的歷史意義上的合理性與正義性，迅速佔領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下層民眾的精神領域，因而成為清代乃至民國時期下層民眾廣泛的信仰，在中國傳統宗教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力。伴隨著歷史的變遷和社會的發展，三教合一文化將在中國人的哲學、思想和文化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四、「三教合一」文化對中國周邊國家的影響
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對中國周邊國家的哲學、文化、藝術的形成和發展有著巨大的影響。儒釋道三教是中國、韓國、朝鮮、日本、越南五國歷史上的主流文化和歷史文化的核心內容，反應了中國及周邊國家的傳統文化的基本面貌之一。韓國、朝鮮、日本、越南等國家遠在二千年前或更早的一些時候就與我國發生過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的關係。隨著儒釋道三教傳入這些國家，就開始融合起來，三教合一的思想與當地的民間信仰、文化結合以後，孕育了很多新的文化思潮，又不斷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三教合一理論，儒釋道三教合流思想在其這些國家社會的發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一世紀前後，儒家文化傳入韓半島，並對社會發展起到影響。高句麗人很早就已經接受漢朝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影響，漢文化的影響伴隨著高句麗政權的始終，儒家思想成為高句麗王朝的統治思想。隨後佛教、道教從中原傳入，逐步形成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體系。儒釋道三教傳入韓半島與韓國民間信仰的薩滿教等神教思想和實踐相融合，使得三教合一在高句麗統治思想中可以得到統一。三教合一對六至七世紀新羅出現的花郎道影響很大，他們在仙教或「神教」的基礎上把儒家的忠孝和道家的無為，以及佛教的因果思想融合成一個具有民族倫理特點的道德觀，以此熏陶、磨練和培
十四世紀李朝建立後，獨尊儒術，宋明理學於高麗末期傳入後，經過普及和發展，逐步定為一尊的官學，在李朝五百多年間居於統治思想地位。理學在流變過程中，先後就「四端七情論」和「人物性同異論」開展了數百年爭論，爭論的雙方都把人的本性作為首要的論題，重視人尊精神，其本質是儒釋道三教融合的過程。此時期朱子學作為國家意識形態逐漸制度化、抽象化，理學一枝獨秀。但理學發展到後期，走向了極端，阻礙了學術思想的發展，使理學在統治階層勢微，但在民間仍有很大的影響。三教合一對韓國民族宗教信仰有深遠的影響，其教理在繼承韓國固有民族信仰「神教」的基礎上，將儒釋道相結合，攝取儒家的倫理觀念，佛教的明心見性思想和道家養氣修持的方式。「神教」在十九世紀初出現的一些宗教派別，也是在三教合一理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迄今還有它的影響力。
「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古代日本有長遠的影響。日本自五世紀初傳入儒學後，六世紀中葉佛教也經過韓國傳入日本。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東渡日本的漢人已經陸續把道教的思想和行事傳入日本。日本的神道教在當時接觸中國道教之後，進步形成完善的體系。十二世紀外傳佛教發展為日本的民族佛教，成為日本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直到現在還相當流行。在古代，外來的釋、老、儒傳入日本後，便與神道結合起來，對日本民族固有的宗教神道教有巨大的影響。宋明理學傳入日本主要是在鎌倉時代末期，傳入之後一直依附佛教，十四世紀世紀至十六世紀，日本宋學擺脫了禪學的束縛，並與原有的神道相結合，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理學對日本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有深刻的影響。日本近世出現了專門研究朱子學的儒家學派，有朱子學派、陽明學派和古學派。這三個學派都以儒教倫理道德學說為核心，提倡封建名份和尊王攘夷的思想，有些人常常把理學與神道思想結合起來，使理學佛、道化，神道化。三教合一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在政治、思想、學術、宗教等都有重要的影響，儒學在日本傳播與發展，是儒學日本化的過程，也是神佛儒三教合一的過程。受西洋文明的影響，1885年(明治十八年)，日本掀起脫離中華儒家文化傳統思潮，引起全國的震蕩，使日本走向了西方文化的現代文明之路。
中越兩國文化源遠流長，從秦代以來，就不斷有華人遷徙進入越南，從而對越南整個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越南屬於漢文化圈，大約從東漢開始，漢字開始有系統和大規模的傳入。中國傳統儒釋道三教文化對越南的影響深遠而廣泛。中國宋代以來，儒釋道思想的傳播，與越南民間信仰相結合。越南的民間信仰，千年來在各方面均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尤其是宋代以後儒釋道三教融合對越南民間信仰的不同層面的交匯，可以生動地反映當時的傳播與接受狀況。越南李朝、陳朝宣揚三教融合思想，各代帝王們清楚地意識到儒教和佛教對於社會所起的不同的重要作用，這個時期佛教雖然在政治上為朝廷所重視，佔有主導的地位，但由於儒教的道德倫理思想特別是三綱五常的思想深入人心，指導著人民的精神生活。儒教在社會組織方面特別是國家行政管理和官吏選拔方面已長期固定下來不是佛教所可代替的，道教在社會生活中也有著重要的影響，三教各有其能，統治者推行三教並行的政策方針，使三教合一思想不斷得到發展。
中國宋代以後程朱理學在思想領域佔有主導地位，這種情況對越南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十五世紀黎朝建立後，一反前幾個朝代三教並行的方針、政策，獨尊儒教，推行程朱理學並對佛教進行排斥或者加以監管。阮朝統一越南後，仍蹈黎朝崇儒抑佛的政策，挑撥佛教禪宗內部之間的關係，因之佛道一撅不振，在朝廷中勢微，但在民間特別在農民中間還有一定影響。在十八至十九世紀越南最後一個王朝—阮朝復滅時，一些著名的儒生，抱著興邦救世的強烈願望，希望從過去歷史中尋找經驗教訓，認為儒釋道三教並存的體系是越南歷史中帶有普遍規律性的現象，於是又重新提出「三教同源」說。探討中、日、韓、越三教合流思想，有利於深入發掘這四國的思想文化寶藏和弘揚東亞文化，對建構二十一世紀人類新文化有積極意義。
由於歷史上中國與東南亞的對外貿易、人口遷徙和文化交流等因素，同時也帶去了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在東南亞地區如馬來西亞、印尼和新加坡等，早期華人移民其祭祀包含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精神，通過祖先祭拜、佛教神明、古代聖人以及道教民間神明的祭拜，反映了中華民族長久以來精神上的寄託以及孝道精神。中國人儒釋道雜糅的泛神信仰，影響著東南亞地區華人的祭祀文化。
五、確立「三教合一」思想文化的重要性
三教合一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發展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國文化中的儒道佛三家在相互衝突中又相互吸收和融合，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精神，形成了中華文明中的共同價值觀；中國的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儒釋道三家思想始終在矛盾鬥爭與融合滲透中發展，猶如三枝奇葩，各彰異彩，相互輝映，三者之間有著彼此補充的作用，在長期的社會發展中起到以「儒為表，釋為心，道為骨」和「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作用。儒釋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根基所在。宇宙同根同歸的整體觀和哲學觀，是儒釋道三教合一，三教融會貫通、殊途同歸的理論基石。三教合一，三教同源，相濟相補，破舊立新，萬法歸一，三教雖殊，同歸於善。三教合一，仁民愛物，崇德尚善，普化眾人，構建了中華民族民眾的理想精神家園，其作為中國人處事為人的道德標準和精神支柱必將長久的傳承下去。
中國文化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儒釋道三家在長期的衝突和融合中，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推向巔峰。儒釋道三家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此結果是在二千年文化磨合中，經相互滲透、矛盾鬥爭、融合，不斷在交流融匯中豐富中國文化的內涵，並得到豐富與提高。儒釋道三教相互融合、相互制約、相互促進，並逐步形成「三教合一」的文化體系，是中華文明之思想文化集大成，具有強大的思想優勢。繼承、研究、融合和發展儒佛道三教合一傳統文化，是對人類文明的承前啟後具有重要作用。三教合一中彰顯出的憂患意識、共生意識和主體意識，是中華民族具有的優良品質和自強精神所在，其思想文化的形成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具有極其密切的關係。在歷史上由於皇權為其統治的需要，往往採取對三教合一文化壓制和限制政策，使之未能如儒釋道三教一樣得到光大和發展。在當今文化思想開放的時代，我們要有勇氣和胸懷去接納歷史文明的成果，正確認識和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高對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感和感召力，真正將三教合一文化作為中華民族寶貴思想文化發揚光大。弘揚三教合一文化對於促進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的解放，推動中國社會思想文化體系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任何一種文化如果脫離其賴以存在的歷史文化土壤，那麼任何新的理論抑或新的觀念都是沒有生命力的，也都是沒有前途的，而也只有將其放在歷史文化的長河裡，延續和強化其生命力，它的存在與發展才會有強勁的動力。三教合一歷經二千年變遷和社會實踐而被證明有利於人類生存發展及社會進步的精神財富，在今後的中國歷史發展中將起到重要作用。三教合一文化博採眾長，海納百川，吸收了儒釋道三教文化精華，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和靈魂，具有多元性、包容性、統一性。儒釋道三家的融會，也塑造了中國文化的獨特內涵，成為中華民族代表性的思想文化。歷史上中華文化的基因被一家獨大的儒家文化所遮蔽，長期禁錮了中國人的思想，僵化了中國人的靈魂，阻礙了歷史文明的進步，如不能超越儒家文化的局限，突破以其為主導的思想文化體系，中華文化就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解放和復興。要克服儒釋道三教的弊端和狹隘的大一統文化形態，揭開自漢以來「外儒內法」的虛偽面紗，對歷史傳統真實的認識和深刻的反思，走出中國歷史發展「輪迴」治亂的「怪圈」。要對傳統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充分吸收中華民族集聚的優秀文明成果，回歸中國人理性思維和真知，激活中華思想文化的生命力，形成適應新時代需要的思想文化形態，真正實現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的繁榮和復興，使人們更加熱愛我們的傳統文化，讓中國人善良之本質得到彰顯，讓崇尚正義和精神洗禮人們的靈魂，讓三教合一文化滋養每一位中華兒女的心靈，讓民族自由思想之花在中華大地上競相綻放。
儒道釋三教合一文化是世界文化中獨具特色的文化，是世界文化遺產的一棵璀璨的明珠，這一文化並不會隨著時間空間的轉移而趨於衰退，而因為其具有強大包容性和融合性而成為新的歷史時期最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之一。要提倡「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兼容開放，和而不同，不斷促進文化和合進步，促進中國哲學思想和文化創新，形成中國兼容並包和寬容開放的文化，構建中國傳統文化的三教合一思想文化體系，促進中國思想文化解放運動，匯聚中華民族精神和智慧，形成精神信仰和強大的思想力量。讓三教合一文化為今後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提供恆久的推動力，讓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作出貢獻。在當今世界精神秩序的重建無法迴避普世價值和普世文化的取向，三教合一文化「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心懷蒼生，濟世救人，以及平等、和諧的思想和普世價值必將被人們所認識。三教合一提供了處理多元文化關係的先例，為現代社會處理多元文化關係、促進社會和諧和文化繁榮的經驗與借鑒。三教合一文化中蘊藏著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的重要啟示，弘揚三教合一文化，對於解決處理當今世界社會文明與文化衝突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教合一文化具有憂患意識和積極進取精神，以及普世價值觀，代表了中國人高尚的人格，體現了一種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這也正是中華文明孕育和包含的憂患意識和進取精神，才使中華民族歷經磨難而不衰，始終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三教合一具有「導民向善」、道德教化的社會作用，其思想精髓已深深的融入中國人的血脈之中，這對於重建中國人的道德信仰體系具有重要意義。三教合一的「出世觀」、「入世觀」和「自然觀」，理想地解決了中國人的靈魂的寄託問題，這必將成為廣大民眾信仰體系的重要組織部分，激勵中華民族奮發圖強，戰勝困難，歷久彌新，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繁榮發展提供不竭的動力和思想源泉。要尊重和珍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以思想和文化力量，推動社會進步和歷史向前發展。我們要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展示三教合一文化，以和合智慧之道助燃世界文明火炬。中國人有勇氣和智慧接納和吸收世界上一切優秀文化的精粹，促進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形成符合現代文明要求的新的精神力量，從而推動人類文明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
我們站在高山之巔，仰望藍天，以理性的視角，審視中華文明，讓三教合一文化思想，長出翱翔的翅膀，鷹擊長空；亦如久旱之甘露，滋養每個中國人的心田。要讓民族智慧文明之花，開遍中華大地，讓每個中國人都能高尚其靈魂，正義其精神，肩負其責任，善德其天下，為社會的文明進步作出努力。我們認真探索和研究三教合一文化的歷史價值與現代意義，旨在更好地保護、繼承和發展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為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人類的和平與繁榮，以及世界文明的不斷發展而作出積極的貢獻。
作者簡介：盧飛宏，字翰林，號浮來居士，原籍山東省日照市人，山東省臨沂市公安局工作，中華文聖拳武學研究理事會副主席兼秘書長，文聖拳代表性傳承人，中國民間宗教武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中國當代武術名家，世界華人運動會中國山東分會濟寧分會副主席。《文聖拳》著作作者，《文聖拳武學研究系列叢書》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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