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悖論——人情社會對經濟轉型的推動與鉗制

　　摘要：重視人情尤其是代際之間的血緣親情關係是我國社會的典型特徵，深刻影響著政治生活與經濟運行。經濟轉型是一個社會、政治與經濟持續互動的過程，人情社會對我國經濟轉型產生重大影響，並形成了獨特的「人情悖論」。溫州模式作為我國經濟轉型的一個典型，人情社會曾對其形成發揮過重要作用，推動了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但在市場經濟成為我國基本經濟制度之後，人情社會又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市場從傳統向現代形態的轉型升級。現代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因此，人情社會向法治社會的轉型是中國經濟成功轉型的必要前提。

　　關鍵詞：人情社會;經濟轉型;溫州

　　經濟、政治與社會的三者關係構成了人類社會的內在聯繫，三者關係之間的變化與互動是解釋人類社會發展演變的關鍵。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入了快速的轉型時期，在經濟上取得了顯著的進步。許多研究工作關注到了這一大轉型過程中政治與經濟、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博弈和互動，然而作為制度變遷十分重要的「社會」這個變數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單純從政治的或經濟的視角，難以俯瞰中國「超大社會」制度變遷的全貌，也難以對中國經濟轉型面臨的困境做出令人滿意的回答。「溫州模式」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市場化發展的一個典型，溫州在這個模式下的前二十年一直保持著高速增長，引領著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但近十年來，溫州經濟發展緩慢，基礎設施建設滯後，資本與智慧外流嚴重，產業轉型升級困難，陷入「轉型沼澤」而難以迅速前行，面臨著嚴重的「溫州困境」。「溫州困境」不僅是溫州區域性的問題，它如同改革開放初期的「溫州模式」一樣具有全國意義。因此，以溫州為個案的研究也就具有了中國意義。

　　一、 經濟轉型中的「人情悖論」

　　「人情社會」是溫州的典型社會形態，人情對法制的消解導致了溫州經濟發展的非法制化。在計劃經濟時代，溫州的人情社會為溫州模式突破當時合法而不合理的經濟制度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然而人情社會在實現這個重大的歷史任務之後，卻成為經濟進一步轉型升級的鉗制力量。考察這一歷史過程，我們清晰地看到了經濟社會轉型中的「人情悖論」。

　　馬克斯·韋伯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依賴於一套形式合理的法律制度，這套制度強調法律的普遍性，排除個案的特殊性對規則適用的影響[ ]。在韋伯看來，西方的這種普遍主義源自於清教倫理中個體與上帝之間的神聖關係。而「中國的倫理，在自然生成的(或被附屬於或被抑製成此性質)個人關係團體里，發展出其最強烈的推動力。這與最終要達到人(作為被造物)的義務之客觀化的清教倫理，形成強烈的對比」[ ]。中國社會關係的建構是從家庭關係拓展開來的，「舉整個社會各種關係而一概家庭化之，務使其情益親，其義益重。由是乃使居此社會者，每一個人對於其四面八方的倫理關係，各負有其相當義務;同時，其四面八方與他有倫理關係之人，亦各對他負有義務。全社會之人，不期而輾轉互相連鎖起來，無形中成為一種組織」[ ]。這種由情義相互勾連起來的社會關係根據與「己」的親疏遠近形成石子落水般蕩漾開來的「差序格局」[ ]。在西方學者眼裡，中國式的「差序格局」實質上是一種「特殊主義」的關係結構，與西方社會普遍主義的道德原則可謂大相徑庭[ ]。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就國人的文化觀念和行為模式來看，中國仍然還是一個人情社會。所謂的人情，即是人與人之間的私人感情，包括血緣、親緣、地緣、學緣等形成的感情或情誼。中國社會中人情的構建「主要表現在有形和無形資源的交換上，顯然，有交換關係或恩惠關係才有人情關係，沒有交換關係就沒有人情關係」[ ]。從社會學的視角來看，在一個典型的人情社會裡，人情在社會交換中起到基礎性的媒介作用，而且人情本身成為一種重要的交換物並在不斷的交換過程中實現再生產。中國的經濟轉型正是在中國特殊的人情社會中展開的。在此，基於人情的交換和基於市場的交換髮生著複雜的互動：我們一方面看到經濟活動試圖從社會關係中「脫嵌」出來，導致人情道德的淡漠;另一方面大量的政治與經濟活動仍然「嵌入」在盤根錯節的人情關係網路之中[ ]。所謂「脫嵌」當然只是一種便於學術思考的虛構而遠非現實，中國的經濟轉型與社會轉型之間必然會呈現出一種複雜的互動關係：市場經濟的建立無法迴避人情社會，不僅如此，市場經濟還將建基於人情社會之上，但同時又必須完成對人情社會的改造;人情社會在市場經濟的作用下，其情感性的因素可能逐漸弱化，而工具性的價值則更加強化，從而使得兩者的「嵌入」更為緊密。由此，中國的經濟轉型面臨著一個獨特的「人情悖論」：經濟轉型既發生於人情社會之中，又不得不從人情社會中剝離出來;人情社會既推動了中國的經濟轉型，又在這種植入性的推動中給進一步的轉型造成了阻礙。

　　在一般意義上，我們可以將中國的經濟轉型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第二階段是從社會主義初級市場經濟向法治基礎上的現代市場經濟的轉型[ ]。粗略來說，人情社會對於第一階段的市場化轉軌而言起到了某種潤滑和推進作用;與此同時，人情社會的特殊主義和關係取向在不斷地侵蝕著現代市場經濟所需的法治基礎，從而使得第二階段的轉型無法順利進行。溫州模式是中國經濟轉型的一面旗幟，溫州也是中國人情社會的一個典型。從溫州的樣本中，我們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我國經濟轉型所面臨的「人情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