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西征」路漫漫

□吳越包慧燁黃啟哲

莫言獲獎後，關心中國文學未來的人們似乎看清一個道理：通往世界中心最近的路是用瑞典語鋪就的。這條路上雖然走出了莫言，但目前看來還是一條連村級公路都比不上的斷續小道。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之一、瑞典漢學家馬悅然以一組數字比較出它的簡陋程度：2005年到2007年，譯成瑞典文出版的英語文學作品佔到七成以上，位列第二的法語作品則是3.6%，而來自亞洲和非洲的作品數量，加起來還不到總數的1%。「這不是瑞典所獨有的情況，歐洲整個的情況差不多如此。」馬悅然說，現在藉助發達的交通工具和社交平台，全球的經濟與文化一體化趨勢加強，但文學卻是個例外。外國人能看懂漢字的很少，翻譯成外文的中國著作太少，所以很多具有世界水平的中國作家在外國沒有讀者。

小說要有好的開頭

此時的陳安娜仍然遠在斯德哥爾摩。不過，萬里之外，由諾貝爾獎引起的強烈脈衝不斷震動著她。10月11日夜晚之前，陳安娜的微博粉絲原本只有數百人，如今已暴漲到超過10萬人。

諾獎宣布當夜，陳安娜曾發出一條以「太陽」和「蛋糕」兩個網路符號慶祝莫言獲獎的微博，被網友轉發5800多次，評論2500多條，其中大部分是來向她表示感謝的。有人稱陳安娜在中國奪獎過程中「居功至偉」。她趕緊發「掃盲帖」：「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研究一個作家的時候會收集各種譯本。他們看的不光是我翻譯的莫言的作品，還有德文版，英文版，法文版等。他們看了這些不同版本以後才會開始討論。所以不能說沒有我的翻譯莫言就不會獲獎。這樣的說法對其他翻譯家不公平。」

埃斯普馬克，馬悅然，以及中國當代小說英譯的主要推動者、美國漢學家葛浩文，三個人不約而同地表述過這樣一個事實：莫言是被介紹到國外譯本最多、影響最廣的中國當代作家。如果莫言的書都囤貨多年賣不出一千本，可想而知中國其他作家作品的銷路。

必須看到，即使進入了西方商業圖書市場，一道隱形的門檻還在制約著中國文學真正被西方讀者接受。文化心理與敘述模式的差異，使中國成熟而奧妙的文學很難「穿」進西方閱讀口味的衣服里去。對此，葛浩文曾作過一些概括。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談到：西方優秀小說格外注重對開篇第一個句子的經營，務必要寫得吸引人，叫人一讀而不能釋卷，「我們都忘不了《洛麗塔》開頭那句『洛麗塔，我生命之光，我慾念之火……』；傑弗里·尤金尼德斯的《中性》開頭寫『我』出生過兩次，第一次是女人第二次是男人那句，也令人過目不忘。讀到這樣的句子，你怎麼可能不繼續讀下去呢？中國作家卻不這樣寫小說。他們往往從久遠的歷史或作為故事背景的故鄉娓娓說起。對西方讀者來說，這樣的寫法不大容易在第一時間激發他們的閱讀興趣」。

國外沒有長篇崇拜

身居南京的張小意翻譯過十幾本英文小說，她留意到評論界對葛浩文翻譯手法的爭議是在莫言獲獎之後，於是特意找來了葛浩文譯的《豐乳肥臀》的第一章研讀。她的結論是「如果讓我選，我會選擇看英譯本而不是中文原著」。原因在於，莫言的小說是「話本的語言」，而葛浩文將它改成了「敘述的語言」——後者更讓她服膺。莫言曾對葛浩文說：「外文我不懂，我把書交給你翻譯，這就是你的書了，你做主吧，想怎麼弄就怎麼弄。」就這樣放權了。

2004年姜戎的《狼圖騰》英譯本出版後引起不小爭議，原著各章節前的引言和全書終篇在這個版本中消失了。面對批評的聲音，葛浩文的解釋是：如果人們看到小說內容被刪節，那往往是編輯、出版商為考慮西方讀者閱讀趣味作出的決定。他感覺中國作家喜歡在小說中發議論，可是美國讀者「愛看連貫的故事，受不了論文式的東西」，「很難讓美國人已經讀了五六百頁的書，再去看兩百頁的講道理」。篇幅太長也是修改的原因，《狼圖騰》在日本全文翻譯，出了上下兩冊，可是「上下兩冊的書在美國根本沒人要看」……與國內寫作圈裡風行的「長篇」崇拜不同，西方評論界不以「長」、「短」論英雄。

陳安娜和她的丈夫陳邁平對國內的一線作家各有印象，出發點都來自於翻譯。陳安娜說：「余華是一個很會寫人的人。他把人生中那些很苦的東西，溫暖、幽默地組合在一起。他的語言不是很複雜，但能寫出人的感情。韓少功對語言很用心，考慮得很仔細。遲子建在《額爾古納河右岸》里描寫了北方的少數民族，這個題材可能會在瑞典受歡迎，因為我們也同樣有那樣的少數民族。」陳邁平則認為王安憶的語言風格像工筆畫，很難翻譯。相對來說，莫言就像「水墨大寫意」。「大寫意可能很容易展現，西方人也更容易接受。他們有『虛幻現實主義』這樣的參照物。」陳安娜的另一個感覺是：瑞典人理解東方文化中的「輪迴」、「神佛」並不像想像中那麼難，反而這成為文學作品中很有吸引力的部分；困難的是向讀者準確地描述他們所不熟悉的中國風情。例如中國北方農民用語，「一句話就是一整頁」的中文長句，以及如何去把握故事的節奏、情調、氣氛。

中文是這名「匠人」一生面臨的高難度。馬悅然承認，相比於西方各個語種間的翻譯，漢語語言的特點和豐富的內涵，決定了它很難以一種絕對合適的形式展現在西方讀者的眼前。「比如漢語的四聲，就無法在西方語言中找到對應，所以在翻譯古詩的過程中只得過濾掉。」此外，一些東方人特有的「鄉愁情懷」和譬喻寫作，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也是難免產生隔膜的。余光中的《鄉愁》引起國人的普遍共鳴，可是對馬悅然來說，卻是「無法譯」，只好「發出一陣感慨繼而放下」。而中國人喜歡用譬喻來闡釋事理的「智慧」模式，在西方邏輯說理的文化體系下也很難被充分翻譯，這在上古經典中體現得尤其明顯。例如西方的不少哲人至今認為孔子思想只是吉光片羽、不成體系的一些「聰明話」，也是拜文化差異、譯文簡單化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