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問題對特朗普政府全球戰略的牽製作用

導語：

奧巴馬第二任期開始，美國選擇在中東進行戰略收縮，並逐步將其全球戰略重心轉移至亞太地區。然而，自2011年以來「阿拉伯之春」引發的地區性持續動蕩，特別是敘利亞內戰、伊朗核問題、「伊斯蘭國」問題都對美國的全球戰略重心東移構成了牽制和掣肘，這些問題對特朗普政府的中東政策而言，仍舊是難以無法迴避的嚴峻挑戰。

劉中民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所長

長期以來，歐洲、中東和亞太一直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重點。冷戰結束後尤其是「9·11」事件以來，美國在中東地區投入戰略資源最多，冷戰後美國的對外軍事干預和對外戰爭幾乎全部在中東地區展開。但中東戰略又是美國全球戰略最為失敗的一環，尤其是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災難性後果，成為直接導致美國國力相對衰落的重要誘因。在奧巴馬當政的八年內尤其在其第二任期內，美國在中東進行戰略收縮，並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成為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由於反恐、核不擴散、盟友安全、地區熱點、美俄大國博弈等問題的牽制，尤其是2011年以來「阿拉伯之春」引發的地區性持續動蕩，特別是敘利亞內戰、伊朗核問題、「伊斯蘭國」問題都對美國的全球戰略重心東移構成了牽制和掣肘，致使奧巴馬政府在中東始終無法脫身。

當前，儘管特朗普「使美國再次偉大」的執政理念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美國的對外戰略的內向保守化，但維持和鞏固全球霸權地位無疑仍是美國全球戰略的核心，如何平衡歐洲、中東、亞太三大地區戰略依然是特朗普政府無法迴避的長期性戰略課題。目前，儘管特朗普政府的全球戰略尚無十分系統的戰略框架，但就其本質而言，特朗普無疑會延續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奧巴馬政府執行的戰略收縮，減少對外戰略投入，服務國內經濟復興。減少對歐洲和中東的資源投入、加大對亞太戰略的投入，是特朗普無法規避的「歷史慣性」。

在筆者看來，儘管奧巴馬的中東戰略飽受詬病，但客觀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難以脫身中東和無法專註於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情勢是中東地區固有問題和新生問題交互作用的客觀結果使然。因此，特朗普的全球戰略依然無法擺脫動蕩中東的複雜牽制，只要美國仍然不放棄歐亞大陸、退縮至徹底的孤立主義，美國便無法脫身中東，這也許是由於歐亞大陸「世界島」地位所決定的地緣政治宿命。本文力圖結合當前的中東形勢，分析中東對美國亞太戰略的牽製作用。

中東是美國大國外交的重要一環

奧巴馬美國中東戰略的總體特徵是戰略收縮、避亂求穩、慎用武力，在實現路徑和手段上具有外交多於軍事、多邊重於單邊的特點，在效果上雖有所收穫，但總體效果不佳，其根本困境在於美國繼續維持中東霸權、主導中東事務的戰略目標與實力不濟、手段有限之間的矛盾。

在奧巴馬從中東進行戰略收縮的同時，俄羅斯則不斷加大對中東的戰略投入，並把中東作為撬動美俄關係、平衡美國和西方壓力的重要槓桿。因此，俄羅斯在中東的戰略進取和戰略攻勢是美國面臨的首要挑戰。儘管特朗普執政後美俄關係出現修好的跡象，但國內政治的牽制、美俄在歐洲尤其是烏克蘭問題上的深刻矛盾，當然更根本的原因是美國不會把中東事務的主導權拱手讓於俄羅斯，都會使美俄圍繞中東事務展開複雜博弈。儘管美俄中東博弈具有有限性和可控性的特點，雙方在敘利亞問題、打擊「伊斯蘭國」問題上仍存在合作和利益交換空間，但美俄將圍繞敘問題政治解決、打擊「伊斯蘭國」、積極爭取地區大國問題上展開激烈爭奪。

在美俄的大國博弈中，雙方的歐洲、中東和亞太政策具有複雜的聯動效應，美俄的主要矛盾在歐洲，尤其是北約東擴、反導系統、烏克蘭危機等問題上，而中東地區則成為俄羅斯平衡美國和西方戰略壓力的突破口。從這種意義上說，美國更無法放任俄羅斯在中東不斷擴張勢力範圍。

此外，伴隨近年來中國對中東事務參與的擴大，尤其是「一帶一路」的推進，美國戰略界對中國中東政策的疑慮也一直存在，擔心中國對美國在中東的領導權構成威脅。早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初，美國戰略界就認為「一帶一路」是「西進戰略」的具體化，並包含平衡美國亞太戰略的地緣政治訴求。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中國與中東國家在互聯互通、產能合作、人文交流等領域取得了許多進展；中國已與十餘個中東國家建立或鞏固了戰略夥伴關係，中東國家也積极參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等機制建設。近年來，中美雙方在維護地區穩定尤其是阿拉伯國家轉型、聯合反恐、妥善解決中東熱點問題方面都擁有廣泛的合作空間。但雙方也有較嚴重的分歧，例如，在阿拉伯國家轉型問題上，中國倡導阿拉伯國家自主探索和選擇發展道路，而美國的目標是推動轉型阿拉伯國家走西式民主道路；在中東熱點問題上，美國強調通過經濟制裁和軍事打擊等手段施加影響，並在做法上奉行雙重標準，而中國則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主張通過和平對話方式解決熱點問題。因此，儘管中美在中東並不存在對抗，但雙方潛在的戰略競爭也會使美國對中國的中東政策保持高度警惕。

美國無法擺脫中東地區大國地緣政治博弈的牽制

2011年中東變局以來，沙特、伊朗、土耳其等地區大國圍繞阿拉伯國家（埃及等）轉型發展走向、敘利亞危機、打擊「伊斯蘭國」問題、教派問題、庫爾德問題展開了複雜博弈，其中主線是沙特與伊朗的地緣政治博弈，而沙特與土耳其則呈現出既有矛盾又有合作的複雜關係。

在中東變局之初，沙特、土耳其曾經一度擁有較大的戰略優勢，但在美俄中東政策調整、敘利亞危機長期化、「伊斯蘭國」肆虐、國內問題層出不窮等內外因素的影響下，沙特、土耳其的戰略環境日趨惡化，而伊朗崛起的勢頭日趨明顯。當前，沙特與伊朗的對抗以及以雙方為核心的陣營分化構成了中東地區格局的典型特徵，雙方兩大陣營的地緣政治、民族、教派對抗日趨固化，並圍繞巴林、敘利亞、伊拉克和葉門問題展開了持續的代理人競爭。

鑒於中東地區格局的持續失衡，奧巴馬中東戰略的核心內容之一是重塑地區力量平衡，其具體做法之一就是通過推動簽署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實現和平解決伊核問題、逐步緩和美伊關係、適度發揮伊朗在解決地區熱點問題中的作用、利用伊朗平衡沙特等多重作用，但卻引發美國國內保守派以及沙特、以色列等地區盟國的強烈不滿，同樣也遭致特朗普的強烈批評。

在競選期間，特朗普對作為奧巴馬政府外交遺產的伊朗核協議大放厥詞，甚至揚言取消該協議、加大對伊朗的制裁。在入主白宮後，特朗普立刻加大對伊朗的單方面制裁，並招致伊朗試射導彈和軍事演習等強烈反應。從未來發展態勢來看，特朗普在伊朗核協議問題上面臨嚴峻挑戰。一方面，特朗普無法憑美國的意志取消擁有國際合法性的伊朗核協議，美國根本無力協調伊朗核協議各方達成取消協議的共識，在國內也會面臨多種掣肘；另一方面，在排除對伊朗進行軍事干涉選項的情況下，美國的單方面制裁對於已經習慣被制裁的伊朗而言不會產生致命影響。總之，伊朗問題勢必會成為特朗普中東政策要面對的難題之一。

此外，如何安撫沙特、以色列等地區盟友，如何解決美國與土耳其關係中的「居倫運動」等諸多問題，如何改善美國與埃及塞西政權的不睦，也都是特朗普中東政策面臨的挑戰。

美國無法擺脫中東熱點問題的牽制

中東變局以來，新老熱點問題的相互交織與複雜聯動，構成了中東熱點問題的典型特徵。敘利亞內戰、伊拉克危機、利比亞戰爭及其後遺症、葉門內部衝突以及沙特空襲胡塞武裝、打擊「伊斯蘭國」的反恐戰爭、南北蘇丹衝突等新生的地區衝突頻仍，以及巴以衝突、庫爾德問題等傳統熱點問題的升溫和複雜化，都是特朗普必須面對的問題。其中敘利亞問題、打擊「伊斯蘭國」、巴以問題是美國面臨的最棘手的問題。

在敘利亞問題上，特朗普政府面臨的問題主要包括巴沙爾政權的去留問題，解決敘利亞問題的主導權問題，沙特、土耳其等地區盟國的利益關切問題，以及伊朗的角色和作用問題，這是一系列問題相互聯繫並互相掣肘的。

首先，保留巴沙爾政權是美俄在敘利亞問題和打擊「伊斯蘭國」問題上合作的基礎，但卻會引起沙特、土耳其的不滿，並有利於美國宿敵伊朗擴大地區影響。此外，一旦美俄全球對抗加劇，雙方圍繞敘利亞問題的對抗也會隨之加劇。

其次，俄羅斯正在聯合土耳其、伊朗建立獨立於美國和西方主導的敘利亞問題和談機制，並削弱美國在敘利亞問題上的作用。在2017年初的阿勒頗戰事後，借美國國內權力交接之際，俄羅斯、土耳其、伊朗三方已在哈薩克的阿斯塔那舉行兩次敘利亞問題和談，大有在西方主導的敘利亞問題日內瓦和談之外另起爐灶之勢，尤其是土耳其的「反水」，已經使美國、沙特、土耳其、歐盟構成的敘利亞問題四方同盟面臨解體的危機，歐盟尤其是德國對美國的不滿情緒也在不斷上升。迄今為止，特朗普政府尚未形成明確的敘利亞政策，但如何對待巴沙爾政權、如何避免俄羅斯主導敘利亞問題、如何避免歐洲和地區盟友離心離德，都是特朗普政府敘利亞政策面臨的嚴峻挑戰。

在反恐問題上，特朗普政府面臨的問題主要包括防範極端恐怖勢力對美國本土安全的威脅、打擊直至剷除「伊斯蘭國」和「基地」組織、確保美國全球反恐鬥爭的領導權等。

為強化本土安全，特朗普強調執行嚴厲的移民政策和難民政策，在上台伊始便推出對七個穆斯林國家的「禁穆令」，這一行政命令不僅遭致國內外輿論排山倒海般的抗議和批評，更遭致伊朗等國家針鋒相對的反擊，當然更棘手的是來自國內司法界拒不執行和上訴的法律尷尬。特朗普具有種族主義色彩的「禁穆令」不僅有悖於美國長期奉行的主流價值觀，同時也會招致伊斯蘭世界的強烈反對，並為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反美主義動員提供口實。在打擊「伊斯蘭國」問題上，除加大對伊拉克打擊「伊斯蘭國」軍事行動的支持力度外，美國目前尚無明確的行動方案和實質性舉措。當前，圍繞打擊「伊斯蘭國」存在三大聯盟，分別是美國領導歐洲和地區國家組成的聯盟，俄羅斯、伊朗、敘利亞等國家組成的聯盟，以及沙特領導的阿拉伯伊斯蘭國家，但發揮實質作用的是美國和俄羅斯領導的兩大聯盟。與敘利亞問題相類似，伴隨2015年9月俄羅斯發動對「伊斯蘭國」的軍事打擊，美俄圍繞打擊「伊斯蘭國」問題存在既衝突又合作的關係。特朗普政府面臨的挑戰是儘快明確打擊「伊斯蘭國」的方案，切實加大打擊力度，凝聚各方力量，否則就會不可避免地把打擊「伊斯蘭國」主導權拱手讓於俄羅斯。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基地」組織對美國的挑戰同樣不容忽視。「基地」組織近期採取了淡化教派矛盾、為當地提供「福利」等融入當地的本土化策略，其生存能力不斷增強，這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美國必須面對的長期威脅，因為相對於「伊斯蘭國」，「基地」更強調打擊「遠敵」（美國和西方），而「伊斯蘭國」的首要打擊對象是「近敵」（世俗的阿拉伯政權及其支持者）。因此，一旦「基地」組織捲土重來，將對美國構成更加嚴重的威脅。

在巴以問題上，特朗普上台前多次高調宣示重啟和鞏固美國和以色列的盟友關係，支持以色列的猶太定居點政策，並揚言把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遷至耶路撒冷這一巴以衝突的心臟地帶，這自然令以色列充滿期待。但從2017年2月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訪美的情況看，在「兩國方案」和「一國方案」這一核心問題上，特朗普並未明確表態，而是「尊重」巴以的選擇；在大使館搬遷問題上也不得不「明智」地選擇「暫緩」（也許再無後話）；甚至在猶太定居點問題上的主張也發生動搖。這一切均表明特朗普既缺乏對巴以問題複雜性的深刻認知，也未形成完整、系統、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方案。巴以問題是中東問題的核心，美國的政策一旦發生重大失誤，就有可能導致巴以再燃戰火，進一步加劇中東形勢的動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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