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外部路徑研究——兼論中國文化國際影響力（三）

[作者簡介]李偉榮（1973—），男，湖南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2009-2011年借調至中國工程院工作，2012-2013年在UC Santa Cruz英文系做訪問學者；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典籍英譯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湖南省翻譯協會副秘書長、常務理事；湖南省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會理事；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項，主持國家外文局翻譯研究院重點項目1項，主持省部級項目4項，出版專著2部，譯著4部等；主要研究方向：比較文學、中國文化對外傳播、西方易學研究。

（續前一篇）

五 建立版權代理人制度，擴大作品的海外傳播力

中國文化「走出去」過程中，版權貿易和版權代理制度也非常重要。全球化時代，海外版權貿易和海外版權代理制度的建立和發展對於中國文化「走出去」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夏仲翼認為，不同體制的國家，有不同的文化傳播途徑，既然是面對國外，就必須非常清楚國外出版發行體制的慣行方法，要融入對方的社會，習慣他們的操作流程，如把握經紀人、代理機構與出版系統之間的運作規律。

閻連科的作品在海外的接受是從法國開始的，迄今為止法國畢基埃出版社（Editions Philippe Picquier）出版了閻連科六部作品。閻連科的作品外譯首先在法國進行歸功於版權代理人陳豐博士。因為閻連科的多數作品似乎都跟政治有著較為緊密的關係，所以很多人以為國外（包括法國）翻譯閻連科主要是基於政治因素。對此，陳豐博士並不以為然，而是有著更深刻的認識：

如果以為一個中國作家可以完全憑藉政治吶喊躋身世界文壇，這是低估了策劃人和出版人的文學鑒賞力和對文本的判斷力，低估了西方媒體和讀者的文學眼光，同時也高估了西方一般讀者和出版商的政治胸懷。……閻連科之所以在國內外得到眾多讀者擁躉，之所以引起爭議，是因為他有直面現實的勇氣，但更因為他是才華橫溢、想像力噴涌的傑出作家。

可見，西方出版界選擇翻譯誰、不翻譯誰，政治不是根本因素，最根本的還是市場需求，更是作家本身實力和作品優秀品質的吸引力使然。閻連科本人對其作品在海外譯介的回顧也印證了陳豐的觀點。

由此可知，中國作品如果要翻譯到國外去，並且得到較好的接受，既需要專業版權代理，也需要專業譯者。林雅翎（Sylvie Gentil）無疑相當專業，她在處理《受活》中的兩個難點——方言和植物名稱時表現出傑出才智。她用馬賽地區的方言來翻譯《受活》中的方言，用拉丁文詞根來編各種植物名稱，編得跟真的一樣，因為閻連科本人也是瞎編的。

作為職業版權代理，陳豐在中國現當代文學「走出去」的過程中，其貢獻突出。她能夠選擇優秀的中國作家作品翻譯出去，跟她淵深的家學底蘊和其自身教育和修養分不開，其父母分別是歐洲問題專家陳樂民和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資中筠，而她自己則在法國獲得博士學位，然後在法國畢基埃出版社擔任「中國文學叢書」主編，先後策划出版了陸文夫、韓少功、蘇童、王安憶、畢飛宇、閻連科、遲子建、李洱、曹文軒、黃蓓佳、衛慧、韓寒等中國作家作品的法語版。

畢飛宇作品的外譯也是從法國開始的，最初的媒介人是許鈞和陳豐，他們將畢飛宇推薦給西方的版權代理，先是法國的，後來又擴展到英國。對於國際版權貿易和版權代理，畢飛宇很有見地地指出，中國文學向海外輸出的最大問題不在翻譯，而在缺乏職業的文學代理人

麥家作品《解密》在英、美兩國的成功出版，除了上文提到的合格譯者米歐敏外，還有另一個人物是密不可分的，那就是譚光磊。他是一位版權經紀人，2004年放棄讀到一半的台大外文所碩士學位，投入版權經紀工作，2008年成立光磊國際版權經紀公司。他一方面將歐美書籍引進中文市場，另一方面將中國作品推向世界，且全部都賣給各地頂尖的主流文學出版社，如麥家《解密》賣給英國企鵝出版社、美國法勞·斯特勞斯·吉羅（FSG）出版集團，遲子建的書賣給英國出版村上春樹和庫切作品的出版社，吳明益的《複眼人》賣給美國和英國出版村上春樹作品的出版社。

譚光磊在版權代理的成功，跟他的經驗和理念分不開。首先，他了解西方版權代理的具體情況，知道美國市場很難啃，而歐洲市場可以通過「單點突破」的方式打開市場，只要有了一種主要歐陸語言的譯本（德、法、西、意），就可以在其他歐盟國家暢行無阻，讓編輯親自通讀全書，而不必依賴審讀報告；其次，他熟悉中國當代的作家作品；第三，他熟悉歐美版權代理機構和文學經紀人，也知道國際上知名出版社的狀況，如FSG出版集團出版的作家中曾有22位作家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

中國文化「走出去」在版權輸出方面，像陳豐和陳光磊這樣的職業版權代理或文學經紀目前在國內太少了，應該建立健全的國際版權代理制度。陳光磊認為，國際版權貿易本來就是西洋的產物，經過長時間的演進，從原本單純的作者和編輯關係，又發展出經紀人（中介）、書探（情報員）等職業，放到翻譯文學，則還要加上特約的審書人和譯者等角色，形成一個環環相扣的繁複人際網路。想要打進這個體系，必得依循其遊戲規則，而經紀人就是最能替作家打通關係的角色。歐美的文學經紀人多有出版社工作經驗，其中又有兩大身份「來源」，即編輯和版權經理：前者重眼光，後者講人脈。這兩個條件正是好的版權代理人所不可或缺的品質。

六、樹立「和而不同」的國家形象，提升中國文化國際影響力

近年來，國內學界熱議的「軟實力」概念是美國戰略專家、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1990年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的同名文章中提出的。該文章之所以提出「軟實力」這一概念，是因為美國的實力在世紀之交顯得相對弱了，而其他國家（如日本等國家）尤其在經濟等領域變得越來越強大了。因而，約瑟夫·奈認為對於美國而言，應該改變過去的戰略，不再是命令或脅迫別的國家去做它希望它們去做的事情，而應該吸引它們自己主動去做，這種比硬實力更有力的東西就是軟實力。由此可知，軟實力的提法，只是一種策略，一種掩飾，並沒有改變美國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實質。此後，在此基礎上提出的「巧實力」（smart power）依然未改變這一根本性質，只是變過分依賴硬實力或軟實力為軟硬兼施，其根本目的還是保持美國全球霸主地位。

其實，我國歷史悠久，在傳統文化里蘊藏著豐富的政治智慧，完全可以找到比「軟實力」更為優越的資源。德保仁（Pierre-Henry de Bruyn）就直接提出，對中國而言，「軟實力」並非全新的觀念，其意蘊實際上也內在於中國古典文化之中。為此，他舉了三個例子說明。第一，從漢語「文化」一詞即可看出，在中國傳統觀念中，個人與社會的改變（「化」）極大程度上依賴於「文」，它就是一種「軟」的力量，能夠影響和改變整個世界，正如《易經》所言：「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第二，另一個重要概念「道」意味著一種無處不在、至高無上的力量，與之相應的「德」的概念則是「道」的擴充；至高無上的「道」可說是一種「硬」的力量，而「德」則相對較「軟」，二者共處於一種動態關聯之中，正如處於動態平衡之中的「陰陽」辯證法。第三，在中國傳統（尤其是儒家傳統）中，「禮」也是與此相關的重要概念。中國古代君主的獨斷性政治權力可謂一種「硬實力」，而其施行與傳播，則需要通過知識分子（即君子）的「軟實力」。君子、士子以修身治國為理想，他們對「禮」的熟悉與實踐，正是一種重要的修養與教化方式。德保仁由此認為，既然我國傳統文化中的「文化」、「道德」和「禮」等都蘊含著「軟實力」的意義，那麼我們就不必外求，而只需直接運用中國文化傳統的核心概念和思想。儘管德保仁是外國學者，但是他對中國文化核心思想的理解無疑是非常正確的，中國學者同樣也認為這些核心概念直接承載著中國文化的密碼和基因。就拿「禮」為例吧，張旭認為，要理解中國傳統社會的社會形態，文明化的「禮」是首要的、獨一無二的、無可替代的途徑。因為對於中國傳統而言，「禮」就是文明，文明就是「禮」；「禮」是夷夏之別或中西之分的關鍵所在。離開「禮」來談中國古典文明，是不可能的，因為在中國古代重要的《十三經》中關於「禮」的經典就有三部，即《周禮》、《儀禮》和《禮記》，而更為核心的《五經》中也同樣有「禮」（詩、書、禮、易、春秋），中國古典文明是一個內在的「禮」的文明體系和倫理生活方式。

這些無疑是我們傳統文化中的核心資源，我們既要繼承這些核心資源的內在性，又必須對其進行一定程度的超越，才能更好地為中國夢、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服務。2011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提出了「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這一核心概念：堅持發展多層次、寬領域對外文化交流格局，借鑒吸收人類優秀文明成果，實施文化走出去戰略，不斷增強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向世界展示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嶄新形象和我國人民昂揚向上的精神風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努力提高國際話語權」，「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釋好中國特色」。話語權是國家實力與國家形象的一種表現，作為世界文明大國，如果沒有自己的話語權，那麼就說明我國的國家實力和國家形象不理想，就無法引領時代發展和世界潮流。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全黨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陳金龍認為，這「三個自信」就為中國話語權奠定了基礎，為中國話語權的建構指明了方向；為了確立中國話語權，我們要破除對西方的話語依賴與話語崇拜，要提升中國話語建構能力，也要關注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的積極評價。

基於此，我們跟著約瑟夫·奈等人繼續倡導「軟實力」，並不是一種最有效的策略。恰恰相反，這會予人以口實，讓人覺得威脅。同理，不管是「中國崛起」，還是「中國和平崛起」，都給人這樣的印象。尤其是很多外國人僅從「崛」字象形的形狀就判定中國崛起將帶來一場世界範圍的政治地震。鄒廣文也認為，「和平崛起」和「軟實力」之類的提法含著一種「文化帝國主義」心態，而一個健康和諧的世界應該是多種聲音的共存，即和而不同，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也就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和平、共贏的生態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習近平主席指出，「70年來，世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歷史性地改變了人類的命運。全球殖民體系土崩瓦解，冷戰對峙不復存在，各國相互聯繫、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滾滾向前，國際力量對比朝著有利於維護世界和平的方向發展，保持國際形勢總體穩定、促進各國共同發展具備更多有利條件」，「70年來，亞洲國家逐步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差異，從相互封閉到開放包容，從猜忌隔閡到日益增多的互信認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

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的順利實施，必須超越冷戰思維、單邊主義、霸權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因為我們將中國文化送出去，旨在讓全世界的人民很好地理解中國和中國文化，贏得與世界各國共贏的生態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

有鑒於此，我們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也必須遵循共贏、互信的原則，這樣才能真正讓世界人民切實體會到中國人民愛和平、謀發展的決心和信心，才會真正消除「中國威脅論」的不良影響。對外宣傳時盡量少提或不提「文化軟實力」，而應該使用中國文化國際影響力，或直接使用「文化力」。

結語

中國文化「走出去」，翻譯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中國文化如果要真正「走出去」，僅有翻譯是不夠的，還要注意除翻譯以外的多種外部因素。只有充分考慮這些因素後，藉助漢學家、翻譯家、華裔學者等各種積極力量，立足本國需要、把握國外文化需求，繼續傳播優秀的傳統文化，運用各種媒介「努力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加強提煉和闡釋，拓展對外傳播平台和載體，把當代中國價值觀念貫穿於國際交流和傳播方方面面」，這樣才能設計出一套全新的理念，向世人恰如其分地展示我國的國家形象，既讓人看到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國，又能夠進一步完善和鞏固中國的傳統聲譽。同時，通過對中國夢的宣傳和詮釋，向世界貢獻新的思想，同他人一起解決人類共同的難題。如此一來，中國文化才能在國際社會發揮積極而巨大的影響，為人類的和諧、發展和共同進步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