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賠款：一個世紀前的那代留學生

一、11國獲得的賠款份額及國內各省攤派的賠款額度

1901年9月7日，奕劻和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德、俄、英、法、日、美、意等11國公使在《議和大綱》上簽字，中國近代史上又一屈辱條約——《辛丑條約》隨之訂立。為瓜分這筆本息9.822億兩白銀賠款，11國列強爭吵得面紅耳赤，後來總算按所謂「受損多少」、「出力大小」列出清單，其比例為： 俄國佔28.97%，德國佔20.15%，法國佔15.75%，英國佔11.24%，日本佔7.73%，美國佔7.31%，義大利佔5.91%，比利時佔1.88%，奧地利佔0.83%，荷蘭佔0.17%，西班牙佔0.03%，葡萄牙佔0.02%，挪威與瑞典各占 0.01%。

清政府無力清付這筆賠款，只好將其變成分39年攤還的長期外債，由清廷發出五種債券，按照分攤數額交給各國執收，並以關稅、鹽水和常關稅為擔保。 這樣算下來，清政府每年仍須籌措支付2,200萬兩該項賠款，約相當於當時清政府全國年總收入的五分之一。清政府沒有其他辦法應對，只能將賠款再次轉嫁到老百姓頭上。

以這每年須籌付的2,200萬兩庚款來說，除每年從關稅中攤還百餘萬兩外，其餘的攤派給各省，其數字大致如下： 江蘇250萬兩，四川220萬兩，廣東200萬兩，浙江、江西各140萬兩，湖北120萬兩，安徽100萬兩，山東、河南、山西各90萬兩，直隸、福建各80萬兩，湖南70萬兩，陝西60萬兩，新疆40萬兩，甘肅、廣西、雲南各30萬兩，貴州20萬兩，東北三省免攤派。

後來各省選派庚款留學生的名額分配，也依據其承擔庚款的多少來確定，富裕省份名額相對多，如江蘇省最多，每次都在10餘名，而新疆和西南地區，往往只能攤到個別名額。

二、中國駐美公使梁誠與美國來華傳教士明恩溥等人對於庚款退還的努力

1899年到1901年間，美國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美國外交官兼漢學家柔克義，是「門戶政策」的倡導者。他早年在法國學中文，就職於美國駐北京和朝鮮的領事館，後辭職，去西藏和蒙古旅行。1905年4月，柔克義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公使。

義和團運動開始後，美國國務卿海約翰估計中國不久會被列強分割，因擔心失去統一的中國大市場，故將「中國領土的完整」也包括在「門戶開放」政策內。1900年7月3日，在八國聯軍攻佔大沽、威脅津京之際，海約翰在第二個關於「門戶開放」政策照會中又提出「保持中國的領土完整與行政完整」。因為只有這樣，美國才能使自己保持與其他列強在對華利益上的「機會均等」、「利益均沾」，保持中國市場對美國商品的自由開放。

美國的立場之所以能夠被各國接受，還在於柔克義對這一政策所持得「指導思想」，他指出：要維護在華利益，則中國必須安定和有秩序，這不僅是為了貿易，更是使其無法逃避對條約國家的義務。 梁誠是廣東番禺人，生於1859年，他11歲那年作為容閎招收的最後一批（第四批）幼童赴美留學。1902年梁誠出任駐美公使。

梁誠赴任後，不失時機地力促美國退還庚子賠款。1905年4月，在柔克義離美赴華就任公使職之前，梁誠與柔克義作了一次會談。柔克義提到，美國總統希望知道如果美國退還賠款，中國將如何使用這筆錢？梁誠致函外務部，建議用這筆款子辦學堂和派遣留學生。他的判斷是，美國政府和民間都會支持這個計劃。

明恩溥，原名阿瑟·史密斯，1872年受美國公理會派遣來華，在天津任傳教士，時年27歲。明恩溥在中國先後工作、生活了40餘年。他經歷了庚子事變。劫後餘生，明恩溥寫了一本書，名為《中國在動亂中》，對事變的經過和見聞作了記述。正是這種經歷，使他覺得，無論對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有必要尋找一種方式，使類似義和團這樣的事件不再發生，而最好的途徑莫過於教育，可以通過教育幫助中國人接受西方的東西，變得與西方、特別是美國親近起來。他由此萌生一個想法，建議美國政府退還一部分庚款，用於中國的教育，讓他們派學生去美國學習，以改變中國「仇洋」的現狀。

1905年中國爆發抵制美貨運動，與一般美商態度不同，明恩溥認為要解決問題，必須重新喚回中國人的好感。

1906年3月6日，羅斯福在白宮接見了明恩溥。明恩溥說：「總統閣下，我說要求的，就是把這二千萬美元的庚子賠款用於對中國有益的事業，特別是供給中國學生到美國來留學。」

1907年12月3日，羅斯福在國會施政報告中宣布：「我國宜實力援助中國推進教育，使這個人口眾多的國家能逐漸融合於近代世界，援助的方法，宜將庚子賠款退贈一半，招導學生來美，入我國大學及其他高等學校，使他們修業成才，希望我國教育界能夠理解政府的美意，同力同德，共襄盛舉。」

1908年5月25日，美國國會正式通過有關議案。

三、美英等各國退款情況

1909年1月開始，美國退還首批庚款，首批甄別的47名學生正式錄取獲准赴美留學。他們中有梅貽琦（後為清華大學校長）、金正邦（後為北京高等農校校長）、胡剛復（我國現代物理學的奠基者之一）、張子高（我國現代化學的開山者）和唐悅良（後任外交部次長）等。

1910年8月第二批被遴選的人員有70人，其中有趙元任、胡適竺可楨等；1911年8月，在辛亥革命爆發前夕，又考選了第三批63人，也是最後一批「甄別生」。

「甄別生」前後考選三批，共錄取180人。這些學子雖沒有在肄業館（即清華學堂）接受留學前的教育，但同屬清華留美序列，所以被清華校友成為「史前期」清華生。他們分別來自全國近30所新式學堂。胡剛復、過探先來自南洋公學，竺可楨來自復旦公學，胡適來自中國公學，金邦正、秉志來自京師大學堂，王琎來自京師譯學館，趙元任來自南京江南高等學堂。考取比列中以上海比例最高，在第二批錄取的70名考生中，有31名來自上海，幾近半數，就是因為上海新學較為發達的緣故。

1879年美國聖公會在上海設立了聖約翰學堂，後擴建為聖約翰大學。教會學校的出現是西方向中國進行文化滲透的一部分，但是也改變了中國傳統教育的缺陷，使得中國高等教育儘可能地縮短了與西方教育的差距。

1914年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為爭取中國參戰，表示願意按照美國方式「退還庚款」。大戰結束，中國作為戰勝國自然終止了對德國和奧地利的戰爭賠款。同時國人意識到：庚款是懲戒的手段，可懲戒的對象——清政府已經不復存在，這時仍要一個戰時盟國交納昔日戰爭貢金，毫無道理。社會輿論要求政府進行交涉。蔡元培帶頭髮表了《擬聯合同志陳請各國退還庚子賠款專供吾推廣教育事業意見書》，表達了教育界、知識界在這一問題上的鮮明立場。由蔡元培、范源濂、黃炎培、陶行知等賢達領銜的中華教育改進社，作為全國教育界的代表。為爭取「退款」的全面解決不懈努力著。與此同時中國留英學生會也處理了退款興學會，配合國內進行活動，主要目的是解決歐洲諸國的領頭羊——英國的退款問題。北洋政府授權旅居法國的蔡元培為特命代表前往英國交涉。經過蔡元培的遊說、爭取，以及國內教育界的支持、配合，1925年英國正式通過「中國賠款案」。1931年4月，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成立，成員共十五人，其中華籍十人，英籍五人。推選朱家驊為董事長，賀耐（英籍）為副董事長。後來更名為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其運作方式是將大部分庚款借貸給有關部門及企業，用滋生的利息來支付各項文教費用。

1924年5月21日，美國參眾兩院通過了繼續「退還」庚款的議案，表示要繼續將庚款餘額全部退還中國。關於「退款」的保管和使用，1924年兩國同意成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全權負責管理美國退還之庚款，推舉顏惠慶為首屆董事長，保羅·孟祿（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為首屆副董事長，兩國各選董事成員，中國10人，美國5人。基於教育經費獨立的立場，從保證基金使用的有效性出發，孟祿首先提出「四不當用」原則，即不當用於政府已辦的教育事業，不當用於補助暫時而不能持久的事業，不當用於舉辦與現有學校競爭的機關，不當用於擴充學校場所。同時提出了「三當用」原則：

一是當用於農村教育試驗。他認為中國教育的發展限於城市中，而人民十之八九均在鄉村，故欲直接有益於大多數人民，此款應用於建設農村教育。

二是當用於科學教育改進。他說中國中等學校各科教學以科學最多缺點，改良的方法應對中學師資施以大學或高等師範的科學教學，並設若干獎學金，使各省中學教師有機會受到一兩年特別訓練。

三是當用於最優良的理工學校的設置。

這是孟祿1924年8月來華訪問，商談庚款用途提出的意見。1921年他來華進行教育調查和講學時就已經做過闡發。他的意見成為使用這項基金的基本原則。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中基會）管理的資金，有美國1924年退還的庚子賠款的全部餘額，計1250餘萬美元，還有1908年歸還那部分資金的結餘（即清華基金餘額），合起來約有2100餘萬美元；同時也掌管著一些社會向科教事業的捐款。這樣中基會每年能收到政府按例「輸給」的固定資金，攤算下來，高達近一百萬銀元。

1919年北洋政府統治下的中央預算，軍費支出達到42%，教育經費竟然不及1%，為擺脫困境，全國教育界聯合會甚至提出設立特種捐稅以籌集教育基金的議案，可當局並不理睬，削減、挪用、拖欠教育經費的狀況依舊。1922年8月，北京國立八校「開學在即」，卻「不名一錢」，學校行政幾近癱瘓。因此，不僅師生罷教罷課風潮迭起，而且要求「教育經費獨立」獨立的呼聲也異常高漲。在這種背景下，美國方面提出將「退還」的庚款全部用於「教育文化事業」、不受政府干預與控制，自然會受到當時中國教育界和知識界的廣泛歡迎。

那麼，中基會究竟對以科學為中心的教育文化事業作了那些資助呢？任鴻雋1933年9月在《科學》雜誌發表的《中基會與中國科學》一文曾對這一階段的工作作有回顧。無論是用於科學研究、科學應用還是科學教育，對於中國現代科教事業的初創階段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此不詳述。

從中基會成立時起，這種由一個領導小組來決定發放大額款項、無須經官方部門批准的做法，就遭到指責。為平息指責，中基會負責人將所有發放的資金全部公開，而且所有計劃方案都先徵求董事會意見並獲得批准，以杜絕徇私舞弊。1943年1月中國政府與美國簽訂了《中美新約》，宣布取消中美之間的不平等條約，其中包括美國放棄庚子賠款權利，中國對美庚子賠款終止支付。1944年政府與中基會董事們在中基會存廢升起爭議，後得以保留。國民黨政權在大陸土崩瓦解後，原有的中基會自然解散了。

關於英國庚款，從1922年英國發布「退款」宣言起，這筆款項總共需退約3963萬美元。 從這一年起，英國使館在上海滙豐銀行開設了一個特別戶頭，專門儲蓄中國逐期所付的庚款，以備「退還」。中英兩國就「退款」達成協議、相互換文。根據中英雙方的協定，對英「退」庚款的管理使用，分設兩個機構，一個是1931年4月在南京設立的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再一個是同年7月設立於倫敦的中英庚款購料會員會。當時英國正面臨著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鬧著失業和救濟的大問題。中國將其所退庚款用於建設和生產、只是以產生的利息來資助教育，這樣英國正好可以利用這筆款項的實際控制來銷售自己的物資，緩解國內的矛盾。英國與中國在這方面還達成了一項協議，明確規定：「如以該款在國外購買需用材料時，當向英國訂購」。中英之間前後擱淺了十年的「退款」交涉，以當時中國政府的苟且有了結果。

關於這筆庚款的借貸，總體比例為：三分之二貸作鐵道建設經費，三分之一貸作水利、電氣等建設費用。後一項又分成四股：40%供導淮工程，20%供黃河水利工程，20%供廣東治理兩江，20%用作電氣事業費。所有借貸部門的年息率均為5%，並規定在借用時先扣利息一年，第二年，三年應於年初預付，第四年起到期再付。

應該說，這筆款項的借貸對國內建設起到了有益的作用，但是就其「用於教育科學事業」的初衷來說則無保障可言。利用英「退」庚款息金，英庚款董事會在資助教育科研方面主要作了一下事項：

（1）資助國幣150萬元建造南京中央博物館和中央圖書館（分年撥給，抗戰中被迫停工）。

（2）資助故宮博物院戰前強運古物入內地；出資影印居延漢簡、敦煌經卷等文物；出資在「孤島」時的上海收購流入的古籍。

（3）戰前和戰時資助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中央衛生實驗處，中山、武漢、江浙、南開、燕京、廈門、湘雅、上醫等國立、私立院校，以及國立編譯館、中英文化協會等添置儀器設備圖書、建築校舍等總計600餘萬元，資助各類疏散的研究人員的研究經費約二百人次。

（4）補助中小學及特種教育，如創辦中央工業職業學校，資助創辦寧夏、青海模範中小學，在甘寧青推行短期義務教育，補助湘贛鄂皖閩五省農村特種教育經費等，累計支出150萬元上下。

（5）設立貴州蠶桑研究所，在重慶北培設立中國地理研究所（並在戰時需要附設大地測量和海洋兩研究組），與教育部合辦中國心理、生理研究所，在蘭州創設甘肅科學教育館。

除上述外，該會成效最顯著的工作，是考選英庚款留學生。從1933年開始每年舉辦一次，1940年因歐洲局勢緊張而暫時停止，抗戰中又堅持考選兩屆，前後九界共招考選送193人。他們之中有清華大學數學系的許寶騄，後來成為我國數理統計學和概率論的奠基人；清華才子錢鍾書；原中科院院長著名化學家盧嘉錫；為我國研製核武器及原子能事業發展做出貢獻的吳征鎧以及錢偉長、郭永懷、林家翹等著名學者。

在庚子賠款的各獲賠國中，俄國獲賠數額最大，為總數的28.971%，列第一位。1917年十月革命後，蘇聯政府宣布，廢除同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並承允從1919年12月起放棄庚子賠款。但是，由於一戰時俄國沒有像別的主要協約國那樣將庚款緩付五年，已實際掠去了4588萬美元，所以實得賠款為獲賠各國之最。

德國獲賠的庚款數額僅次於俄國，佔總數的20.1567%，列為第二位。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奧戰敗（奧地利亦分得庚款0.8976%），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隨之終止了對德、奧兩國的賠款。

法國庚款的數額也非常巨大，佔總數的15.75%，排在第三位。可是，法國在同北洋政府談判時軟硬兼施、大耍花招，逼迫北洋政府允諾將「退款」轉用於已歇業的中法實業銀行，使之重新復業，美其名曰「救濟款」。還達成所謂的「諒解」，即「救濟額」不得超過對法庚款「未經付清之數」。這樣一來，「退款」便名存實亡了。法國從中國收到屆期所付庚款，轉手作「退」狀，實際如數去「救濟」那家銀行了。這樣做，自然是糊弄中國人，於是引起公憤。法方為緩和矛盾，答應每年再從「救濟款」中提取100萬法郎（約合美金20萬元）用於中法間教育與慈善事業。這樣從1925年起，年撥美金20萬元，1931年後增至25萬元，一直持續到1947年終止。

法庚款的撥支零星分散，對教育文化事業的資助談不上有多大績效，但由於蔡元培、李石曾、吳玉章等人倡導留法勤工儉學，並利用法庚款建立了北京中法大學及中法大學海外部（又稱里昂中法大學），因而在中國近現代留學運動中具有特殊意義。

從1919年3月第一批有組織的學生赴法到1920年2月，短短一年之內，竟有20批1700多人赴法勤工儉學，這在留學史上殊為罕見。「雨巷詩人」戴望舒1932年自費赴法留學，第二年註冊為里昂中法大學學生，獲得公費留學兩年的資格。同年11月下旬，研究法國文學的羅大綱也來到這裡，與戴望舒住同一個房間，成為好朋友。他倆都是這種辦學模式的直接受惠者。著名微生物學家閻遜初，當初是由中法大學保送來法國的，他後來獲博物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參加籌建中科院微生物研究室，當選為中國普通微生物學專業委員會主任，1980年當選為中科院學部委員。里昂中法大學還培養了陳毅元帥。在從1921年到1949年的二十多年裡，總共有近500名的中國學生在聖·伊雷內堡度過了他們的學習生活，有473名學生獲得了學士、碩士或博士學位。

日本庚款的數額也很大，排在英國後面、美國前面，位列第五。在「退款」問題上，如本表現得更加蠻橫、狡詐。1923年3月，日本國會通過「將庚款餘額及解決山東懸案所得之庫券及賠償金一併移充對華文化事業之用」的法令。很明顯，日本並非是「退還」庚款，而是要「移充」對華文化事業之用，也就是用於對華的文化侵略。1924年2月，中國駐日公使王寶榮與日本對華文化事務局長淵騰次訂立《日本對華文化事業協定》，在留學事物上設置了320名庚款補助生名額，但規定僅十名由中國教育部選派，其餘皆由日本在中國留日學生中選補，帶有明顯的侵略性質。1928年中國外交、教育兩部建議廢止該協定，並明令停止序補留日庚款生，國民政府後也通令全國，飭任何團體或個人不得接受日本的庚款「補助」。後來隨著抗戰爆發，日本的所謂「庚退」計劃隨之取消。

義大利庚款的賠付數額僅在美國之後，也是相當大的數目。為截留這筆巨款，義大利同法國一樣耍盡花招。義大利駐華公使聲稱，因中國內亂，在湖南長沙、河南鄭州和廣東三地的義大利教會遭到損失，為此索賠39404元，又有穆素安等十名義大利人也受損失，索償12637元，還有兩名意籍傳教士在雲南、河南兩地「被毆」，因尚未調查完畢，索賠款「預儲6萬」；同時還牽扯出其他一些問題，要求一併解決。這樣義大利庚款的「退還」便成為懸案。

國民黨執政後，雖然對意方的立場予以嚴拒，但鑒於大量該「退」之款被截留在義大利銀行，我方無從過問，只好改變策略，於1934年與義大利達成協議，一次性付給意方7000萬里拉（約合美金460萬元），其餘的撥還中國。計至1938年底，實付美金650萬。這樣，「退款」的近半數又被義大利掠去。而實「退」部分，後由中國海關直接上交國庫。

比利時的庚款數額相對較少，佔總數的1.88541%，排在義大利之後。中比之間的「退還」解決方案，基本上按照因果的處理方式，「退款」的大部分（75%）供鐵路建設用，所需材料在比利時購買；另25%作中比教育慈善事業用。與英國不同的是，英國是用滋生的利息來支付教育費用，而比利時的「退款」則直接分割使用。

中比庚款委員會對所管理得「退款」，基本上能按兩國協定和該會決議的準則來支配，所資助的科教單位有北京的中國大學、北平大學、中比友誼會，在比利時首都的中比大學聯合會，在上海創設的鐳學研究所（醫用）。該會還明確規定，將「退款」總額的5%用於在中國學生留學比利時的費用。從1929年到1934年，該會委託中國教育部門先後分五批招考選派留比學生74名，其中汪德昭、童第周、錢令希、方心芳、吳恆興等後來成為傑出的科學家，吳作人成為著名畫家、一代藝術大師。

荷蘭庚款的數額，為總數的0.1738%，其「退還」的辦法與比利時相似，即將65%的「退款」用於中國的水利工程（後用於整治南京市的下水道），將另外35%的「退款」用於文化事業，又用這後一筆錢款在荷蘭設立中荷庚款文化基金會，將基金滋生利息的53%撥給中央研究院作經費，47%贈給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所。後來，中央研究院又用該年息的一半作為派遣中國學者及學生留學荷蘭的費用。如著名水利專家嚴凱就是受此資助去荷蘭德爾夫特科技大學攻讀水利工程和海岸工程的，三年後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後為治理黃河、淮河、錢塘江作出重要貢獻。

縱觀整個庚款的「退還」，若以「退還量」與原攤量作比較，應認為美國表現最好，「退還」達六成，比利時次之，為五成，英國略多於四成，荷蘭近三成，俄國只有二成，法國微不足道，還不到零點三成，而日本則幾近於零。

儘管列強們一再為他們「退還」庚款的「善舉」宣傳和造勢，但是中國人民已經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從1901年到1938年，帝國主義各國已經從庚子賠款中實際掠得賠款6,5237億兩白銀，摺合銀元近10億元。 需要指出的是，庚款的賠付、「退還」、管理和使用，曠日持久且紛繁複雜，其中的一些細節直到今天仍未完全弄清。......

庚款，這一近代中國的奇恥大辱，直到1943年才最終廢止，這多少也取決於美英與中國結成戰略同盟的需要。1942年10月10日，美英分別發表聲明，宣布放棄在華特權，接著又分別簽署新約，取消對華的不平等條約，其中包括放棄庚子賠款的權力。彼時，為求最大效果，美國還特意撞響了費城獨立廳的自由鍾，以向中國「真正走上獨立之路」表示祝賀。

有意味的是，在庚款恥辱的陰影下，卻又走出了庚款留學生這一特殊的群體。

作者：有若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