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失去的20年」的結構性原因

1．引言

　　1991年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經濟在之後的20年處於停滯狀態。迄今為止，分析停滯原因的研究十分普遍 1，但主要研究對象是1991~2000年初的所謂「失去的10年」。

　　實際上，自2000年以來，儘管日本的不良債權和資產負債等問題得到解決，但是經濟增長並未加速。人口增長速度下降自然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拋開這個因素來看，人均GDP增長率反映出了日本的經濟狀況（見第3節圖4）：由1975~1990年的4.0%下降到1990~2001年的0.8%。而後，雖然經濟增長率逐漸回升，但在經濟狀況較為穩定且世界經濟危機尚未產生實質性影響的2001~2006年，年增長率也僅為1.7%，大幅低於1990年前的水平。而針對「失去的20年」的研究並不多見。

　　以1990年為界，1975~1990年人均GDP增長率的平均值為4.0%，而1990~2006年僅為1.3%，下降了2.7個百分點，這絕非一個小數目。倘若日本在1990~2006年里保持1975~1990年的人均GDP增長率，如今的人均GDP將會增加54%。

　　回顧「失去的20年」，日本經濟停滯不前並不是因泡沫經濟崩潰及隨後財政貨幣政策不力造成的短期問題，而是內需不足、生產率低下的結構性長期問題，把握好這個問題是當務之急。

　　基於此觀點，本文將從長期和結構性的視角分析日本經濟停滯的原因，並論證這些原因是否正在消除。在將1990年後的20年與前20年進行比較的同時，我們還比較了1995年以來經濟加速增長的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利用整個行業和單個企業的數據（通過對近期資料庫加以整理和研究統計獲得）進行定量分析。此外，在分析結構性原因時，不能供給和需求只求其一，必須兩者兼顧。

　　本文結構如下：第二節從需求面分析日本經濟停滯的原因；第三節利用增長核演算法從供給面分析過去40年的情況，並對日美兩國進行比較；第四節和第五節分析供給能力的源泉——資本積累和勞動投入增長的長期動態變化；第六節結合企業數據來分析提高生產率過程中面臨的瓶頸；第七節闡述本研究的主要結論和政策性意見。

2．需求不足和低增長

　　在始於2008年秋的世界經濟危機下，日本金融業和企業資產運作最初並沒有受到強烈衝擊，主要是出口急劇下降和隨之而來的設備投資低迷使經濟增長放緩。只要不是「健忘」或「偏執」的理論家，經濟學家們就無法否認，即使暫時的需求不足亦會造成經濟低迷和低增長。

　　圖1為日本內閣府針對GDP缺口[（實際GDP－潛在GDP）/潛在GDP]變化的推算。2 可以看出，2008年以後GDP缺口達到空前龐大的－8%，而1993~1995年、1998~2003年－2%的數值也是十分巨大的。

　　值得注意的是，1990~1994年、1997~1999年期間，GDP增長率以每年近2個百分點的速度急劇下滑，足以證明在這段時期需求不足導致經濟增長率降低的可能性很高。以普雷斯科特等人（Hayashi和Prescott，2002）為代表的多數研究者指出，1990年以來全要素生產率（以下簡稱TFP）增速減緩，後面各節也將談到這一點。1988年《勞動基準法修正案》實施後，勞動時間縮短。根據內閣府就GDP缺口的推算，由於潛在GDP是根據平滑時間序列法計算出來的，因此TFP增速減緩和勞動時間減少很難通過潛在GDP推算值反映出來，這導致高估了1990年以後的GDP急速下降。然而，從當時就業率急劇下降、失業率高企以及物價持續下落等種種因素判斷，很難看出GDP缺口有縮窄的跡象3。另一方面，2002~2007年經濟回暖使GDP缺口迅速縮小，這個時期的經濟增長過程中供給能力急速增強。

　　1990年需求不足的原因如下：通貨緊縮導致投資意願降低（濱田 堀內，2004）；金融體系動蕩（堀江，1999；Bayoumi，2001）、企業資不抵債（小川，2003；Koo）等造成投資低迷；基於預防動機的消費低迷（石井，2009；祝迫和岡田；2009）；1994~1995年日元升值造成的出口低迷；除這些短期因素外，也包括深尾（2001）提出的1970年中期開始的長期儲蓄過剩問題的慣性作用。

　　在發達國家中，日本的民間儲蓄率非常高，但儲蓄過剩並不是1960年前「高速增長期」民間投資異常活躍的結果4。如圖2所示，1970年後日本經濟才轉為儲蓄過剩5。導致民間投資大幅減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1960年後，在第一次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已經長大成人，隨之而來的是勞動適齡人口的增長率大幅下降。以10年為階段劃分，年齡在15~64歲的人口平均增長率持續走低，分別為：1950年1.9%、1960年1.8%、1970年1.0%、1980年0.9%、1990年0.0%、2000年－0.6%6。勞動適齡人口增速放緩減少了培養新勞動者的投入，此外，勞動資本比率上升及資本收益率低下，給設備投資帶來負面影響。

　　第二，截至1970年初，一部分產業已經在製造業領域完成了趕超歐美生產技術和TFP水平的目標7，恐怕是由於這個原因，1970年以後TFP增長率開始放慢。例如，根據黑田 野村（1999）的推算，1972~1992年TFP增長率比1960~1972年下降了2.8%。TFP增長率下降和資本收益率降低導致民間投資減少。

　　以上兩點結構性因素基本可以解釋大部分的民間投資減少現象。比如，以索洛型的經濟平衡增長和哈羅德型的中立（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為模型，民間投資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為3，勞動與資本比率為2:1，勞動適齡人口增長率和TFP增長率各下降2%，分別導致日本經濟增長率下降2%、3%（總計5%），民間投資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下降6%、9%（總計15%）89。除此之外，如第4節講述的那樣，「二戰」後的日本儘管通過勞動資本比率的提高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但是勞動資本比率的上升和資本過剩帶來的資本收益率下降，招致投資減弱現象更加嚴重10。

　　民間儲蓄過剩最終通過海外投資（經常項目盈餘）或政府融資（一般性財政赤字）所消化。根據凱恩斯經濟理論，當民間儲蓄過剩超過經常項目盈餘和一般性財政赤字的時候，會出現財政超額供給現象。這時，需要下調GDP，減少過剩的民間儲蓄以實現財政平衡。圖2的下半部分顯示了將民間儲蓄過剩的一部分分別用于海外投資（經常項目盈餘）和政府融資。在美國大規模財政赤字和經常項目赤字的背景下，1980年中期日本出現了高額的經常項目盈餘，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泡沫經濟時期，日本的民間投資十分活躍，除2006年至2007年出口導向型經濟期間，大部分時期日本過剩的民間儲蓄主要用來填補一般性財政赤字。

　　根據開放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例如Obstfeld和Rogoff，1996）所講述的新古典派經濟模型，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日本這樣國際資本自由流動的開放經濟體中，可以通過對資產及生產資料價格、實際匯率等進行靈活調整來實現充分就業（full employment），當民間儲蓄大量過剩的時候，可引導貨幣貶值和擴大海外投資以消除本國財政超額供給。用於實現充分就業的實際匯率與封閉經濟中用以實現充分就業的實際利率具有相同的作用，在這種意義上，可將其稱之為「實際均衡匯率」。

　　然而事實上，不管是1977年世界對日德充當經濟復甦「火車頭」的討論、1985年「廣場協議」後日元升值導致的經濟低迷，還是1991年泡沫經濟崩潰後的大蕭條，在大多數經濟衰退期，經常項目盈餘並沒有顯著增加11。那麼，日本為什麼沒有採取日元貶值和擴大經常項目盈餘的手段來實現充分就業呢？原因有二：

　　第一，一直以來，日本經常項目盈餘居世界首位，但對美國企業而言，日本作為出口基地的重要性要比後起的中國低。此外，出於國家安全方面的原因，日本面對美國這個經常項目赤字大國不具備足夠的談判能力。與對資本流動實施嚴格管控的中國不同，日本1964年就加入經合組織（OECD），70年代實行國際資本貿易自由化，因此很難通過政策干預維持日元走低12。在「日德經濟火車頭論」、「廣場協議」前後，日本對美貿易獲得高額順差，隨著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日本政府不得不通過擴大財政支出以擴大內需，或者通過日元升值來減少經常項目順差13。

　　第二，與一戰前金本位制鼎盛時期相比，80年代起國際資本自由化不斷推進，通過國際資本流動來吸收日本巨額的過剩儲蓄並不順利14。與金本位制下的情況不同，如今多數國家採用「浮動匯率制」，這使國際借貸面臨著匯率風險。由於對美投資多為以美元計價的債券，因此日元升值美元貶值會讓日本投資者蒙受損失。在沒有足夠的主體（保有外幣計價資產的國民及承擔日元計價債務的外國人）承擔匯率風險的情況下，巨額的經常項目盈餘迅速引發日元升值，導致經常項目盈餘縮減，其結果是對外投資減少。在1978年和1995年日元升值時，就出現了這種現象。此外，在金本位制全盛時期，英國向新大陸發行債券，轉移資本，它的債權頻頻通過「炮艦外交」得以保全。「二戰」後對發展中國家的貸款，即使債務違約，貸款也難以追回。這越發誘使債務國違約，使債務問題不斷惡化，新的國際借貸關係難以形成。

　　此外，梅爾策等人（Meltzer，1999；Hamada和Okada，2009）認為，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政府應採取果斷的貨幣貶值政策。但是，如果不下調利率，貨幣干預措施不會取得明顯效果，而通貨緊縮和流動性陷阱限制了政策空間，難以通過下調實際利率實現日元貶值。出於這些考慮，人們對當時是否有可能實行貨幣貶值政策持懷疑態度。而且，即便90年代的日本尚有下調實際利率的餘地，與美國之間的貿易摩擦也使日本很難長期維持日元貶值和經常項目盈餘以沖銷巨額過剩儲蓄。實際上，像「廣場協議」後那樣的日元升值和經濟低迷早在通貨緊縮期之前就已產生15。

　　根據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對儲蓄過剩的國家來說，在無法維持足夠的對外投資和經常項目盈餘時，可以通過擴大貨幣供給來降低實際利率、擴大民間投資，從而維持充分就業。80年代後期，日本銀行採取寬鬆貨幣政策，實現了上述目的。但是，隨後形成的不良債權清楚地表明，這一政策帶來了以無效資產為代表的「泡沫經濟」，存在極大弊端。

　　最後，如先前所述，大部分民間過剩儲蓄被用於填補一般性財政赤字，但正如90年代末期小淵內閣制定的經濟政策那樣，政府支出未必被用在了刀刃上16。

　　研究者普遍認為，90年代之後日本經濟長期停滯的主因在於需求不足、通貨緊縮和流動性陷阱導致的實際利率高升，不良債權問題引發的金融機構機制不健全、企業資產負債失衡阻礙了投資，等等。17小川（2003）、宮尾（2004）等人的研究的確把這些作為90年代投資低迷的一部分原因。但是，正如小川（2009）指出的那樣，資產負債失衡只是投資低迷的部分原因18。

　　圖2表明，大部分阻礙投資的因素並不存在，倒是在TFP增長率相對穩定的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不包括泡沫經濟時期，出現了大量的過剩儲蓄。前文已指出，民間投資的縮減，並不是上述間歇性因素所致，而是少子老齡化導致的依賴資本過剩和資本積累發展經濟所導致的資本收益率低下這些結構性因素所致。儘早解決通貨緊縮這一阻礙投資的主要問題，是日本的當務之急。然而，如果認為做到這一點就能夠走出需求不足的困境則過於輕率。為了消除儲蓄過剩而長期通過下調實際利率來刺激投資19，就可能重蹈泡沫經濟的覆轍。

　　第4節中提到，和同期保持資本係數穩定的美國不同，90年代以後日本的資本係數急速上升。過去20年平均看來，日本絕不是投資受阻的國家，儘管受到少子老齡化和資本收益率低下的困擾，但低利率政策及政府債務保障措施保證了資本積累的活力。

　　由此可見，過剩儲蓄的三大用途：提高經常項目盈餘、擴大民間投資、填補一般政府赤字，擇其任意之一都頗為困難，處理不當容易導致需求不足。日本自70年代後半期以來就已經面臨著需求不足的風險。深尾（2001）指出，自1980年以後，1982年、1986年、1992年、1997年、2000年、2007年（暫定）日本經濟連續出現衰退，其中大多與過剩儲蓄的用途發生變化的時間一致。國際環境和財政赤字問題導致過剩儲蓄無法在一定時期內保持固定流向（1982年前，財政赤字；1986年前，經常項目盈餘；1992年前，民間投資；1997年前，財政赤字；2000年前，經常項目盈餘和財政赤字；2007年前，經常項目盈餘），在轉為新用途時可能出現經濟不景氣。

　　克魯格曼（Krugman，1998）分析了90年代日本的通貨緊縮，並將日本的高民間儲蓄率和美國極低的儲蓄率進行比較，指出在「高速增長」背後日本經常面臨通貨緊縮的危險，對日本政策當局深表同情。

　　解決儲蓄過剩，降低儲蓄率的另一良策是推動民間消費。1986年4月發表的《前川報告》建議促進民間消費和住宅投資。

　　短期的消費刺激政策有助於提振經濟，但在政府的協調下，降低民間儲蓄率並非易事。不過，也有一些經濟學家在「生命周期」假設的基礎上，認為老齡化的日本儲蓄率快速下滑是必然趨勢，儲蓄過剩問題不久便會迎刃而解20。例如，Horioka（2008）預測，2010年日本家庭儲蓄率將跌落到零乃至負值。從圖3可以看出，事實也正如他預測的那樣，家庭儲蓄率大幅下降。但與之相反，企業儲蓄率卻急劇上升，抵消了家庭儲蓄率的下降，從而使民間儲蓄率穩定在25%。整體上，民間儲蓄過剩的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

　　家庭儲蓄和企業儲蓄之間存在怎樣的替代關係（所謂的公司面紗，Corporate Veil），民間儲蓄和政府儲蓄之間又存在怎樣的替代關係，是討論日本儲蓄過剩問題的重要論點。就此問題，有不少日美專家（Poterba，1987；Auerbach和Hassett，1989）、祝迫和岡田，2009；松林，2009）展開研究，認為三者之間並不存在明顯的可替代關係。

　　目前有不少關於家庭儲蓄的實證研究，但有關企業儲蓄的研究卻很少。如果家庭儲蓄和企業儲蓄之間沒有替代關係，那麼近年來企業強烈的儲蓄行為意義何在，這些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大型企業是企業儲蓄的主要來源21。正如下文將提到的那樣，考慮到大企業較高的生產率和對國內投資並不熱衷這一矛盾現象，它們極有可能並沒有將通過抑制分紅所獲得的剩餘資金用於設備投資，而是拿來償還債務（關於企業槓桿的急速下降請參見Schaede，2008）或積累流動資產22。這種形式的資金配置對整體經濟是否有益，大企業中的企業治理制度是否充分發揮了作用，都有待進一步的研究23。

3.從供給面看經濟長期停滯

　　如前一節所述，在1991年以後的大部分時期，日本深受需求不足的困擾。其本質在於儲蓄率居高不下和少子老齡化問題帶來的投資減少等結構性原因，導致70年代後期出現了嚴重的儲蓄過剩。龐大的過剩儲蓄使經濟難以從通貨緊縮中解脫出來，財政政策無法維持經濟景氣，狀況不容樂觀。

　　儘管需求不足長期延續，但從供給面來分析經濟仍然相當重要。比如，掌握投資低迷中資本積累和資本收益率下降的結構性背景，就能夠判斷投資低迷究竟是暫時性的，還是結構性的，從而有助於更深層次地理解需求不足。不僅如此，了解少子高齡化的影響及TFP增長趨勢對研究日本未來的經濟增長之路也不可或缺。

　　基於上述觀點，本節將從供給面出發，並利用增長核演算法來分析日本經濟的長期停滯。增長核演算法通常將GDP增長率分解為各要素投入的增加與TFP增長，而這裡我們排除人口增長率下降的影響，使用增長核演算法分析人均GDP增長的原因。

　　根據宏觀生產函數，假設生產要素市場是充分競爭的，那麼，人均GDP增長率由以下各要素和TFP增長率來決定。

　　人均GDP增長率=資本成本×資本/勞動比率增長率＋勞動的質量增長率＋人均勞動時間增長率＋TFP增長率 （1）

　　右邊第一項代表資本勞動比率（資本投入與勞動投入之比）的上升對人均GDP增長的貢獻。24

　　在上述公式中，資本勞動比率增長的貢獻、勞動力質量增長率與TFP增長率這三項之和等於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下面用到的資料庫中，根據增長核算的標準方法，工資率越高的勞動對產出的推動作用越大，勞動力質量通過不同類別的勞動時間和工資率來計算。在增長核算中，勞動力質量提高也稱為人力資本積累。

　　圖4表示在2009年版日本工業生產率資料庫資料的基礎上計算出公式（1）中的各項指標每5年的變化。

　　從圖上可以看出，日本的人均實際GDP平均增長率（圖中實線）由1975~1990年的4.0% 下降到1990~2006年的1.3%，下降2.7個百分點。圖中的虛線代表GDP增長率，實線和虛線之差是人口增長率。

　　從供給來看，人均實際GDP增長率下降2.7%是勞動生產率增長（資本勞動比率增長的貢獻、勞動力質量增長率與TFP增長率之和）由3.9%降至2.2%、人均勞動時間由0.1%降至－1.0%等諸多因素變化的結果。與1975~1990年相比，1990~2006年勞動生產率增長率下降1.7%，這是TFP增長率下降1.2%25、資本勞動比率增長率下降0.4%、勞動力質量增長率下降0.1%的結果。在此期間，人口增長率下降0.5%，最終導致GDP增長率下降3.2%。

　　值得注意的是，在蕭條期，由於勞動力囤積（labor hoarding）和資本利用率下降，生產要素投入增加對產出的作用往往被高估，而推算出來的TFP增長率可能偏小。但就像鹽路（2009）指出的那樣，90年代以後TFP增長率陷入低谷並不是這些短期原因能夠解釋清楚的。即使拿GDP缺口幅度相似的1992年和2006年作比較，也很容易發現1990年前後TFP增長率一直在低水平徘徊26。

　　圖5基於2008年3月版EU KLEMS資料庫資料，針對美國每5年的情況計算得出公式（1）中各項要素的數據27。

　　可以看出，美國的TFP從1995年開始加速增長，經濟穩步增長。經過信息與通訊技術（ICT）革命後，資本流通和服務更加高效，TFP上升很可能受益於此28除此之外，圖中也反映出，由於就業保障薄弱，造成美國人均勞動時間變化劇烈，這些方面尤其引人注意。

　　對比這兩副圖可以發現，1990年後的日本，其2.2%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絲毫不遜色於同一時期美國的2.0%。

　　不過，美國勞動生產率增長是以TFP上升為主、物質資本積累為輔。與之不同，日本則是以物質資本積累為主、人力資本積累為輔。

　　1990年以來，與美國相比，日本轉為經濟低增長，資本投入逐漸減慢，但資本勞動比率的提高對人均GDP增長發揮的推動作用依舊強於美國。和美國相比，人均勞動投入減少和TFP增速放緩是日本人均GDP增長率走低的主要原因。

　　比較日美兩國人均GDP隨時間的變化曲線，有助於我們理解日本在世界範圍內相對變窮的原因。在以市場匯率換算的人均GDP排行榜上，日本大幅度下滑。1992年，日本是經合組織中僅次於盧森堡的第二富國，2001年被美國趕超，2008年下滑到第19位29。為了弄清原因，必須考察多個因素，來了解日美兩國相對貧富值[日本人均名義GDP/（美國人均名義GDP×日美元匯率）]的變化。

　　日美的人均GDP通常由下列變數決定：

　　人均名義GDP =人均實際GDP×GDP平減指數

　　人均實際GDP =單位勞動時間的實際GDP（勞動生產能力）/人均勞動時間

　　日美相對貧富值和勞動生產率的關係可以從以下公式中得出：

　　日本人均名義GDP/（美國人均名義GDP×日元兌美元匯率）=（日本勞動生產能力/美國勞動生產能力）×（日本人均勞動時間/美國人均勞動時間）×（日本GDP平減指數/美國GDP平減指數×日元兌美元匯率） （2）

　　最後一項指（經GDP平減指數平衡後的）實際日元兌美元匯率，它反映了物價調整後的日元浮動。

　　圖6是公式（2）左右兩邊各變數的映射關係。請注意，縱坐標以1970年的數值為1，並非絕對水平的比率。可以看出，90年代中期之前，日本比美國更快的財富積累來自日本勞動生產率顯著提高和日元升值的趨勢。另外，根據薩繆爾森等人的理論，勞動生產率的上升將提高實際匯率。不考慮80年代後期「廣場協議」帶來的日元升值和90年後期的日元大幅升值這一短期變化，一直持續到90年代中期的日元升值，才是日本生產率穩步提升的主因。

　　另一方面，90年代中期以後，日本陷入相對窘迫的境地，這種狀況可以通過勞動生產率趕超美國計劃的擱淺，日美之間的人均勞動時間比大幅下降， 對90年代中期日元異常升值的修正措施——日元貶值等現象來說明30。

　　人均勞動時間減少是造成日本相對貧困的主要原因，而這一點很少被論及。

　　綜上所述，從供給方角度來看，1990年以來日本經濟長期停滯具有三個特點：（1）儘管經濟減速但資本勞動比率的上升相對穩定；（2）人均勞動時間大幅下降；（3）TFP增長率急劇下滑。下面就這些特點逐一說明。

4．資本係數提高和收益率降低

　　上一節的增長核算中講到，1990年後日本通過提高資本勞動比率實現了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儘管無法和1990年前相比，但和美國相比毫不遜色。然而，根據資本邊際生產力遞減規律，依賴資本積累的經濟增長勢必會面臨資本收益率下降的局面，不久就會停滯不前。下面思考這個問題。

　　圖7和圖8表示日本和美國的資本係數（GDP/資本存量）及資本毛收益率的變化。31

　　資本係數分為名義資本係數（實際資本存量×總固定資本形成平減指數/名義GDP）和實際資本係數（實際資本存量/實際GDP）兩種。32。與之相對應，資本收益率也分為A型資本收益率，即營業盈餘/（總固定資本形成平減指數×實際資本存量）；B型資本收益率，即營業盈餘/（GDP平減指數×實際資本存量）。

　　此外，為了搞清日本的資本積累究竟是由民間企業主導的，還是來自政府、非營利組織或家庭等其他主體，圖7給出了市場經濟（本文效仿EU KLEMS，將整體經濟中除醫療、衛生、教育、不動產以及政府部門以外的經濟活動稱為市場經濟）的資本係數和毛收益率的變化。33。

　　儘管日本資本係數在90年末期以後出現了一些疲軟，但總體上還是呈穩定上升趨勢。資本係數的上升勢頭在2000年起開始減弱，但是相比1990年前後，1975~1990年間上升75%，1990~2006年間上升24%。另一方面，毛資本收益率在1990年下降之後，直到2000年經濟回暖期間也未見回升34。

　　從長期來看，市場經濟的資本係數上升過程要比整個宏觀經濟的資本係數上升溫和得多，也就是說，資本係數上升的大部分來自醫療、衛生、保健、教育、不動產（包含屋主設算租金）和政府。可是在90年代，市場經濟的名義資本係數上升20%，實際資本係數上升25%，快速的資本積累要比生產擴大更為明顯。2000年以後市場經濟的毛收益率開始回升，雖然遠不及1970年以前和泡沫經濟時期，但也已經達到了80年代前半段的水平。

　　美國的資本和產出以名義值和實際值來看也是有差異的，但在整體經濟中，基本上沒有出現資本係數的持續上升和1990年後資本毛收益率下降的現象。

　　特別是名義資本係數和資本收益率A，以信息通信技術資本貨物價格為核心的資本貨物價格不斷下跌，資本係數下降和收益率上升十分明顯35。

　　著名經濟學家卡爾多（ Kaldor，1961）就經濟增長概括出一個典型化事實：資本積累充分、經濟增長均衡的發達國家，資本係數並不會上升。與美國的情況不同，90年代的日本並不適用這條法則。

　　依賴於資本積累的經濟增長本身無可厚非36，問題在於這樣的增長方式能否持續。按照卡爾多的典型化事實、修正後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以及哈羅德中立型技術進步，資本邊際生產力是否遞減、資本收益率是否降低，都將取決於資本係數是否上升37。當前，如果讓資本係數繼續上升，資本收益率下降，很可能對新投資產生不利影響。

　　姑且將低資本收益率放在一邊，造成1990年後日本資本係數上升的主要原因是，長期以來的低利率政策和公共部門投資旺盛。在持續低利率的情況下，資本積累在應對資本收益率下降和財政赤字中所發揮的主導作用也將消失殆盡。步入2000年以來，日本資本勞動比率的上升為人均GDP增長帶來的貢獻逐漸縮小，資本係數上升放緩，這也許正是以資本積累為主導的經濟增長土崩瓦解的徵兆。

　　主張1990年後日本設備投資過少的學者也許會反駁，是經濟蕭條及不良債權問題、研發和引進新技術滯後以及產業新陳代謝機能低下，弱化了TFP的增長。日本資本係數K/Y上升的原因，是分母Y上升太慢，而不是分子K上升太快。假定投資活躍的情況下，倘若Y的增長良好，資本係數上升和資本收益率下降也許就不會出現。

　　儘管如此，假設TFP增長率在1990年以後和1975~1990年時一樣強勁，即使勞動投入的萎縮幅度放緩，該時期資本的持續累積還是會使資本係數保持上升。下面將給予說明。

　　將腳註24中的第一個公式兩邊同乘以1/K就可以發現，資本係數K/Y和（包含因技術進步帶來的效率提高）勞動投入與資本之比AghL/K（A為哈羅德中立型技術進步帶來的生產率提高指標，q為勞動力質量，h為勞動） 時間，L為就業人數）是一一對應的關係，資本係數上升（包含效率提高）與勞動資本比率、AqhL/K的下降相對應。由此可見，通過資本積累能否維持經濟增長，取決於AqhL/k是否下降。

　　A的上升率約是TFP增長率的1.5倍38，於是1975~1990年的平均TFP增長率1.5%對應（不包含效率提高的）資本勞動比率K/qhL上升率2.25%，而1990~2006年的0.4%則對應0.6%，資本勞動比率上升不會造成資本邊際生產力下降。在1975年後，K/qhL基本上以每年3%的速度增長。1990年後，面臨少子老齡化和TFP增速減慢的日本卻在資本深化的路上急速賓士39。

　　如果TFP在1990年後每年增長1.5%，且（包含人力資本積累的）勞動投入qhL僅比實際年率低0.75%（3%－2.25%），資本係數就不會上升。但這意味著2006年（包含人力資本積累的）勞動投入qhL將高於實際水平13%，下一節的分析表明這種狀況不會發生。40。

　　綜上所述，與美國不同，日本的資本係數大幅上升期集中於90年代。這一時期的通貨緊縮、金融機構功能不完善、需求不足以及TFP增幅下降導致了資本收益率急劇下滑，值得注意的是，資本係數上升也是原因之一。

　　在新古典增長論的框架下看1990年後的日本經濟，其資本積累絕不算少。就算TFP增長率在1990年後沒有下降，資本積累的速度也足以保證資本係數的上升。

5．勞動投入減少的原因

　　第三節的增長核算表明，1990年後人均GDP增長率降低大多是人均勞動時間縮短所致。儘管和美國相比處於優勢，但勞動力質量的提高（人力資本增長）幅度在1985年後逐漸下降。本節將區分人均勞動時間的人數要素（單位人口就業人數）和時間要素（單位就業者勞動時間），並分別從人數、時間、質量的角度尋找90年代後勞動投入減少的內在原因。

　　首先分析單位人口就業人數減少的原因。圖9將單位人口就業人數分解為如下幾個因素：15歲以上的人口比率（15歲以上人數/總人數）41、勞動力轉化率（勞動力數量/15歲以上人口數量）和就業者—勞動力比率（就業人數/勞動力數量）。

　　單位人口就業人數在70年代前半期下降1%，在80年代到90年代前半期穩步上升。而後的情況則大不相同，從90年代後半期開始，該數值呈持續負增長，2000年減少0.4%。

　　各因素的情況如圖9所示。總體而言，單位人口就業人數的增長率是根據15歲以上人口比率的變化所計算出來的。在70年代後半期和80年代，15歲以上人口的比率大幅上升。這是由於大量年輕人到了生育年齡（1971~1974年），迎來了一輪生育高峰，使得15歲以上人口隊伍日益壯大。但是，這一趨勢在90年代前半期到達巔峰，之後受少子化政策影響，從15歲以下成長到15歲以上的人口逐漸減少，勞動人口比率迅速下滑。

　　在就業人數增長率為負的70年代前半期、90年代後半期和2000年以來，勞動力轉化率大幅下降。在經濟不景氣的時期，很多女性失去了工作，女性的勞動力轉化率和經濟狀況成正比。實際上，女性的勞動力轉化率正在下降，70年代前半期為4.1%，90年代後半期為0.7%，2000年以來為0.8%。另一方面，在我們所分析的這段時期，男性的勞動力轉化率和經濟狀況聯繫不大，呈持續減少趨勢且幅度越來越大，70年代前半期為－0.4%，90年代後半期為－1.2%，2000年以來為－3.2%。

　　總體上看，90年代後半期以來勞動力轉化率降低主要受男性勞動力轉化率持續走低的影響42。尤其是2000年以來，因退休轉為非勞動力的男性數量增多，對勞動力轉化率降低造成了極大影響。儘管在80年代中期陸續採取延長退休年齡措施，但60歲以上男性的勞動力轉化率90年代後半期為1%，2000年以來為1.4%，仍處於較低水平，高齡男性的勞動能力並沒有充分發揮出來。

　　歸納起來，人數要素導致勞動投入減少主要通過兩個途徑：一是少子化造成15歲以上人口減少；二是高齡化造成男性非勞動力人口增加43。

　　下面我們來分析一下單位就業者勞動時間減少的原因。特別是就業者（全職和兼職）人均平均勞動時間變化的原因44。

　　如圖10所示，1988~1997年期間，勞動時間大幅減少（239.7小時，減少了11.3%）。1987年通過的《勞動基準法修正案》引入「每周工作40小時」制和「雙休日」及年休假制度，「一刀切」地減少勞動時間45。實際上，1987年只是針對產業規模階段性進行改革，而全面實施是在1997年。經濟不景氣確實是此前勞動時間減少的原因之一，但是從經濟狀況對勞動時間影響有限這一點來判斷，制度性變化發揮了主要作用。

　　《勞動基準法修正案》實施以來，勞動時間的減少並沒有得到控制（2006年比1997年減少73.8小時，3.9%）。其原因是就業人員的構成發生了變化，兼職勞動人員數量增加。如圖中虛線所示，假設兼職勞動者佔總就業人數的比率自1988年《勞動基準法修正案》實施起固定未變，那麼平均勞動時間自2000年起將基本保持水平狀態。但這只是假設，實際情況顯然並非如此。所以可以推斷出，2000年以來勞動時間減少很大程度上由兼職勞動人員數量增加和就業人員的構成發生變化所致46。

　　勞動時間從80年代後半期開始持續減少的原因如下：（1）90年代中期以前是由於《勞動基準法修正案》的施行；（2）90年後半期開始則是由於兼職勞動人員數量增加。

　　最後分析勞動力質量提高的原因。圖4顯示，勞動力質量的提高速度在70年代開始下降，儘管如此，它還是掩蓋了90年代以來因人數、時間導致的勞動投入減少。

　　表1 是在2009年JIP資料庫的基礎上，給出了勞動者的不同就業形式對勞動力質量指數的不同影響47。

　　由此可見，勞動成本相對低的兼職勞動人員一旦數量增加，對整個時期內的勞動力質量將會造成負面影響。全職勞動人員和自由業者對提高勞動力質量做出的正面貢獻較大，因此整體上勞動力質量得到了改善。自由業者與兼職勞動者一樣，勞動成本相對較低，這一群體之所以做出了正面貢獻，是因為其數量的減少，這一變化趨勢與兼職勞動者正好相反48。 此外，全職勞動人員的高學歷化和高齡化造成了勞動成本相對較高的群體的增加，這有助於提高勞動力質量。然而，1985年以後兼職勞動人員明顯增加，但全職勞動人員高齡化對勞動力質量的推動效應不足，導致總體勞動力質量提高幅度下降49。

　　綜合上述分析，90年代以後人均勞動時間的減少是勞動力人數（少子化、高齡化）和時間要素（制度變化，兼職勞動人員增加）二者共同作用的結果。並且，由於勞動力質量上升的速度減緩，致使整個90年代的人均勞動投入減少（90年代前半期為－0.28%，後半期為－0.56%），進入2000年以後才略有增加（0.03%）。

6．TFP增長率下降的原因

　　本節主要討論90年代以後TFP增長率下降的原因。圖4在說明90年代經濟蕭條期TFP增速減緩時，由於沒有考慮到需求不足狀況下的勞動力囤積和資本利用率降低因素，所以可能存在偏差，即相對於生產的減少，生產要素的投入在表面上看並沒有減少。但是，以GDP缺口幾乎為零的兩個時間段進行比較（例如，1992~1997年、1997年~2006年，參見圖1），90年代以後TFP增長率減慢並非假象。

　　首先介紹本節的結構。援引Weight的論證，經濟整體的TFP增長等於經濟中各產業TFP增長率的「加權平均」（詳見深尾和宮川編，2008）。各產業之間的TFP增長率和時間變化都存在巨大差異。因此，在把握整體經濟的TFP動向時，分析各產業的TFP頗具意義。就這個問題，有不少學者（深尾和宮川，2008；Fukao、Miyagawa、Pyo和Rhee，2009；深尾和金，2009）進行了詳細分析，本節先簡要歸納這些分析所得出的結論。

　　產業TFP增長率約等於該產業內各企業和營業所的TFP增長率的「加權平均」。因此，我們可以分析什麼樣的企業會帶動產業整體TFP的上揚。此前利用這種微觀數據所開展的研究，由於數據受限，大部分只以90年代以後的企業為研究對象。不過，為了從本質上理解「失去的20年」，有學者（Fukao和Kwon ，2006）也指出，對日本經濟停滯之前和停滯之後進行對比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本節後半部分將利用上市企業及工業統計表所列營業所的固定樣本數據來進行分析。另外，本節還將從國際比較的視角，簡單分析被認為導致TFP增長的研發和IT投資等企業活動。

　　首先來歸納一下目前關於產業TFP的研究成果。

　　圖11根據JIP2009年資料庫，給出了日本製造業和非製造業（僅市場經濟）的TFP增長（基於附加價值）50。製造業TFP增長率從1975~1990年的4.3%，跌至1990~2006年的1.5%，跌幅2.8%；非製造業（僅市場經濟）同期從1.0%跌至0.1%，跌幅0.9%51。

　　跌幅方面，TFP增長率較高的製造業跌幅原本較大，但由於製造業的附加價值比重只佔全部經濟的約1/4，因此製造業和非製造業（市場經濟）對1990年以後整體TFP的增長減緩發揮了同等作用。此外，2000~2006年，製造業TFP增長2.3%，非製造業TFP增長0.3%。

　　在1985~1990年泡沫經濟時期，非製造業TFP增長很可能包含了營運比率上升等短期因素，2000年非製造業的TFP增速已經恢復到了1990年以前的水平。非製造業的TFP自70年代起出現停滯52。

　　另一方面，儘管2000年後製造業逐漸回暖，但1990年後的TFP增長率較先前減速明顯。

　　學者們（ Fukao、Miyagawa、Pyo和Rhee，2009）利用EU KLEM 2009資料庫作了更為細緻的區分，並針對不同產業進行了增長核算，然後將結果進行了國際比較。根據他們得出的結論，與90年代中期以來主要依靠提高非製造業TFP增長速度的美國相比，日本最大的不同在於，在除流通業（商業、運輸）和電機以外的製造業中，亦即在投入信息通訊技術的產業領域中，TFP增長一直停滯不前。而在電器製造和信息通信等輸出信息通訊技術服務的產業，日本的TFP在1990年以來穩步上升，與其他各國相比毫無落後。

　　為什麼日本和美國不同，在投入信息通訊技術的產業，TFP會陷入困境。如圖12所示，和發達國家相比，日本的信息通訊技術投資與GDP之比長期處於靜止狀態。不進行信息通訊技術投資，就不能獲得信息通訊技術革命的果實，出現這種情況也是理所當然的。

　　在提高日本TFP增長速度方面，採取政策促進明顯低於其他各國的信息通訊技術投資擴大，應是有效之舉。目前，限制日本企業信息通訊技術投資的主要原因是預期收益率低，這種狀況必須改變。例如，美國在引進軟體的時候，通常只是引進廉價的軟體包，然後通過企業的組織優化和對工人的技能培訓，來使自身企業逐漸適應軟體。而日本則相反，為了避免對企業組織實施改造或對工人實施培訓，他們往往會購買昂貴的定製軟體。對於日本而言，引進軟體並沒有帶來組織合理化和工人的技能養成，此外成本過高和企業間信息交流不暢都阻礙了信息通訊技術投資。

　　企業為了將來擴大生產或收益而進行有形資產積累以外的投資，叫作無形資產投資。據學者們（Fukao、Miyagawa、Pyo和Rhee，2009）的分析，與外國企業相比，日本企業雖然積極投資於研發，但對組織創新的投入相對較少，而且教育和培訓方面的支出近年來幾乎處於停滯狀態。而促進無形資產投資也是提高TFP的有效政策。

　　在日本，製造業的TFP增長率遠高於非製造業，製造業佔整體經濟的比重在90年代以後急劇降低。TFP增長率高的產業縮小，TFP增長率低的產業擴大，這種產業結構變化減緩整體TFP增速的現象，被稱為「鮑莫爾效應」。深尾和金（2009）利用JIP資料庫分析了這一問題，得出結論稱，鮑莫爾效應基本無法說明90年以後日本TFP增長減緩。TFP增長率低的非製造業比重增大，確實是影響整個經濟的TFP增長率下降的因素之一，但這種影響力並不大。TFP增速放緩現象，大部分都發生在各產業的內部。

　　下面介紹一下有關產業間資源配置的研究成果。勞動者（或資本）如果從勞動（資本）邊際收益（通過工資率或資本收益率計算得出）低的產業轉移到邊際收益高的產業，則整個經濟的GDP將增加。假設同等特徵（即學歷、性別、年齡、就業等方面的資質）的勞動者或同等生產資料創造出的服務的生產力相同，我們就可以根據生產要素流動和產業間要素價格差的信息，計算出該產業間資源再配置效率53。

　　據（Fukao、Miyagawa、Pyo和Rhee學者們，2009）的分析，一直以來日本的資源再配置效應都是相對較大的正值。這是因為2000年以前，日本依靠ICT製造業和一攬子投入信息通訊技術資本的非製造業（金融、保險、自來水、燃氣、批零售等）等資本收益率相對較高的產業實現了資本的快速積累。只不過，資本再配置的效率隨著時間的推移呈下降趨勢。另一方面，就勞動而言，除90年代資源再配置效應為較大的正值外，其他時期幾乎都為負值。而90年代資源再配置效應為正值的主要原因是，農業、紡織品等低收益產業的勞動投入減少，而信息服務、法務、財務、會計服務等高收益產業的勞動投入增加。

　　從結合資本與勞動再配置效應的整體再配置效應來看，80年代至90年代，TFP年增長率實際由0.25%上升至0.41%。因此，不能因為以往增長核算的TFP增長率在90年代後下滑就斷定資源配置惡化。

　　接下來，本文依據企業層面的數據，介紹有關企業間資源配置的研究成果。

　　兩位學者（Fukao和Kwon，2006）根據80年代以來的工業統計表微觀數據得出結論，以企業進入和退出率明顯低於美國，生產率高的企業倒閉等現象為特徵的日本經濟新陳代謝機能低下，在「泡沫經濟」崩潰前就一直持續著，並非只是90年代初期「泡沫經濟」崩潰後的固有現象54。同時，90年代製造業TFP增長減緩，是由企業內部生產率增長緩慢引起的，並非緣於新陳代謝機能低下。

　　金、權和深尾（2007）研究了非製造業的企業資源配置，研究的時間段劃定在1997年以後。在他們看來，在非製造業中，各產業間的生產率動態變化差異很大。在大部分的非製造業中，一旦出現再配置效應負值較大等情況，新陳代謝機能就會停滯。尤其在建設業和運輸業中，由於都是勞動生產率高的大企業，且僱員規模縮減明顯，因此會對整個非製造業生產率的增速減緩產生影響。同時，電力、燃氣、自來水、廣播電視等新陳代謝的機能也很差。另一方面，在通信行業、零售業、批發業中，不僅能發現內部效應（這個內部效應是指什麼的內部效應，語焉不詳）正值大，也能發現很大正值的再配置效應，如零售業、批發業中多數生產率低的企業裁員，通信行業中多數生產率高的企業增員等。

　　兩位學者（Fukao和Kwon，2006）基於工業統計表數據，對80年代以後的情況進行了長跨度分析，但並未以非製造業為研究對象。另一方面，金、權和深尾（2007）採用有關企業活動的基本調查數據，但受數據限制，僅針對90年代以後的情況進行了分析。

　　因此，本節首先利用企業層面的數據，從企業間資源配置的角度對80年代以來日本TFP增長的趨勢進行分析，以探求90年代到底發生了什麼。這一分析利用了以上市企業為對象的政策投資銀行的《企業財務資料庫》。我們還利用了《企業活動基本調查》和《工業統計調查》的微觀數據，而這些調查每年由經濟產業省負責實施。

　　日本整體經濟的TFP增長在90年代後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從我們關注的這個問題來看，以上兩種數據各有利弊。《企業財務資料庫》由於只關註上市企業，因此調查結果僅覆蓋大企業。同時，即使企業沒有消失，其資料也可能因上市終止或兼并未能納入資料庫。但其好處在於，可以對包括80年代在內的情況進行長跨度分析，分析對象涵蓋所有產業的企業等。《企業活動基本調查》儘管調查對象涵蓋了中等規模以上（出資額3 000萬日元以上、職員50人以上）、經營製造業、商業、部分服務業的全部企業55，但由於首次調查始於1992年（第二次為1995年，以後每年實施一次），因此無法與90年代以後及之前的情況進行比較。最後，儘管《工業統計調查》可以從80年代起進行分析（但後面將提到，這一分析不適用於極小型工廠），但也僅限於製造業56。

　　表2顯示的是我們利用《企業財務資料庫》與《企業活動基本調查》的微觀數據得出的觀測值與針對全營利法人（除金融、保險業外）的《法人企業統計調查》（對中小企業實施的是抽樣調查，母集團的數值為推算得出）的比率，它表示總產量、增加值、職員人數方面該數值佔總體經濟的比例。另外，由於工業統計調查針對的是事業所而非企業，因此未包含在表2的比較中。

　　表2顯示，以增加值為基準來看，《企業財務資料庫》製造業覆蓋率為39%，非製造業僅為22%，而《企業活動基本調查》中的非製造業覆蓋率也不高。可以說，此次調查的數據不足以用來分析非製造業整體的TFP趨勢。

　　以1980年為參照，為研究90年代以後企業層面發生的變化，首先我們藉助生產率的動態變化（productivity dynamics）對上市企業的TFP增長率進行因素分解57。表3顯示了分解得出的結果。表中將所有上市企業的平均TFP增長分解為內部效應、再配置效應、參與效應、退出效應這4個主要因素，分別說明其影響58。我們的分析將上市企業分類為26（其中製造業為17個產業）個產業，分別在這些產業內進行因素分解，將結果歸納為所有產業的數據進行了報告。內部效應是各企業內部TFP增長推動整個產業TFP增長。再配置效應是指在每一時期的第一年TFP高的企業或在整個時期內TFP增長率高的企業，依靠在該時期內通過擴大市場份額而帶動的整個產業的TFP增長。參與效應與退出效應表示每一時期第一年TFP值高於產業平均值的企業加入、低於平均值的企業退出導致的整個產業的TFP增長。

　　表3顯示，所有上市企業中，TFP增長率由80年代後半期的年率0.8%降低至90年代前半期的0.1%後，又於90年代後期和2000年代分別上升至1.1%和2.1%。即使將對象劃分為製造業和非製造業分別分析，也能看出90年代後半期的迅速回升。非製造業的生產率很容易影響整體經濟，90年代前半期TFP大幅下降，但在90年代後半期增長0.6%。

　　所有上市企業的TFP增長率在1995年以後無論製造業還是非製造業都有了提高，這與圖11中看到的產業層面的結果有很大差異。從圖11中可以看出，製造業方面，90年代以後的TFP增長率大幅低於80年代平均水平，非製造業方面，儘管2000年代有所回升，但90年代TFP增長率遠低於80年代。與此相對，表3顯示，製造和非製造業中的部分上市企業，至多只有5年左右的生產率停滯。為何結果會出現如此差異，後面還將詳細分析。

　　從表3中還可發現另外一個有趣的現象：企業進入帶來的影響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一定程度上變大，但應該指出的是，所有上市企業TFP的增長基本上都是由內部效應，即企業內的生產率持續提高引起的。

　　將我們的研究與三位學者（Ahn、Fukao和Kwon，2005）利用日韓工業統計調查微觀數據所做的研究以及他們此前所做的有關歐美的研究成果相比較，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從企業或事業所層面的生產率動態變化來看，內部效應的影響在日本非常大。據三位學者（Ahn、Fukao和Kwon，2005）的分析，這與義大利和荷蘭相似，而與再配置效應及純進入效應（進入效應和退出效應之和）影響較大的美國、英國、韓國等國情況差異較大。

　　在日本，進入效應影響較大的時期也存在，但大多數情況下再配置效應十分低。儘管有眾多報告指出，在其他國家，經濟景氣時期，進入效應影響較大，經濟衰退時期，再配置效應或退出效應影響較大，然而，在日本，儘管經濟景氣的80年代後半期和21世紀頭10年，進入效應較大，但經濟衰退時的再配置效應和退出效應的影響是否會增大還有待觀察。退出效應與一些學者（Fukao和 Kwon，2006；Nishimura、Nakajima和Kiyota，2005）的研究結果相同，即與經濟景氣與否成反比。同時，以上局限在上市企業範圍內有關新陳代謝的分析結果，與依據包含中小企業在內的「企業活動基本調查」企業數據得出的結果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說，日本經濟的新陳代謝情況差於美國、英國、韓國等國。

　　卡什亞普等人（Caballero，Hoshi和Kashyap，2008）指出，銀行為避免暴露不良債權問題，會對績效差的企業（殭屍企業）追加貸款或提供低息貸款，這一做法有可能妨害了健康企業的成長，導致90年代後不動產、建築業、商業、服務業為主的產業新陳代謝機能弱化，並導致產業層面的TFP增長放緩。然而，他們為說明「殭屍企業」導致TFP低迷而給出的原因：（1）從十分粗略的產業層面來看「殭屍企業」的比重大導致了就業的增加或縮減及TFP的增長較90年代以前相比下跌更加厲害；（2）如果將「殭屍企業」比重大的產業或時期，非鬼魂上市企業的投資和僱傭增加會停滯等因素作為證據，則過於間接，不夠充分。同時，如表2所示，由於在非製造行業，上市企業的償付保障本身就很低，因此，要驗證「殭屍企業」假說，就必須利用類似《法人企業統計調查》的涵蓋時期長、能覆蓋整個非製造業的數據，分析企業層面的生產率動態變化。內閣府等部門正在利用《法人企業統計調查》微觀數據展開研究，結果尚未出爐。

　　同時，即使存在「殭屍企業」，它也僅能說明90年代日本整體TFP停滯狀況的極小一部分，因為「殭屍企業」假說不足以說明引起日本TFP增速放緩約一半的製造業生產率停滯不前的問題；從整個上市企業來看，非製造業的新陳代謝機能不論在90年代以前還是以後都很差；根據眾多有關生產率動態變化的分析，不論是製造業還是非製造業，TFP增速放緩的情況大部分都發生在企業或營業所的內部。

　　其次，我們還要探討一下1995年以後，上市企業的TFP增長為何遠高於整個產業的TFP增長。一個說服力較強的假說指出，1995年以後，只有大企業能夠穩步提高生產率，中小企業在生產率方面被甩在了後頭。 有學者（Fukao和Kwon，2006）利用《企業活動基本調查》的微觀數據，對製造業各具體產業TFP數據靠前25%的企業和墊底25%的企業進行了比較，得出結論稱，研發密集型產業和貿易及對外直接投資等國際交易頻繁的產業之間的生產率差距在90年代後半期以後進一步擴大了。下面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

　　我們首先以五年為一個時間段，並根據該時間段中第一年的銷售額規模（或營業利潤），分別將26個產業的上市企業分為4組，計算每組5年期間TFP增長率（年率）的加權平均值。為使各組佔有相同的比重，我們將該產業的全部企業按照銷售額從高到低的順序排列，由上至下依次分組，分組的標準為該組企業的銷售額佔總銷售額的四分之一。數據顯示，由於佔總體數量10％的企業所擁有的總銷售額佔據的市場份額高達50%，因此各產業都會有2~3家企業構成第一組。圖13為各產業的各組企業每5年間TFP增長率相對於全產業平均值的變化。由圖可知，企業越大，TFP增長率就越高，且各組間的差距在2000年後持續擴大。

　　圖13 的結果與我們的假說相吻合，但與產業層面的統計結果大為不同的是，1995年後的TPF增長率比90年以前高。

　　為理解這一差異，接下來我們使用「工業統計調查」微觀數據（受數據限制僅將從業者4人以上的營業所作為分析對象）進行分析。該調查以製造業營業所為基本單位，對於觀察1980年到近期間的長期趨勢有很大幫助。由於從2001年（以2000年的商業活動為對象）開始不再對29人以下的營業所進行資本股份總額調查，對於1999年之前的調查，我們根據產業（52個產業）以及時間段，將營業所按規模分組並計算其TFP增長率。從圖14可知，1990年之後，只有大型營業所的TFP增長率依然保持高位，而小型營業所的TFP則處於停滯狀態。這也許與大型企業擁有大型工廠不無關係，因此也解釋了90年代後半期只有中小企業經歷了TFP增長的停滯期。

　　在非製造業中，大企業和中小企業的表現是否也差距懸殊。為回答這一問題，根據「企業活動基本調查」的微觀數據與上市企業一樣做相同的分析。上文所述，該數據以1990年為界，之前和之後無法進行比較。將銷售額以產業標準或時間標準把企業分為4組，從「企業基本調查」可得知，數量僅佔總數1％的排名前幾位的企業，銷售額可佔據總額的四分之一，而佔總數4.6％的排名靠前的企業可佔市場份額一半以上。分析結果匯總在表4中。

　　從表4可見，（年率）1995~2000年間，全產業的TFP增長率（年率）為1.0％，2000~2005年加速到1.7％，這與上市企業數據相似。而按規模劃分的TFP增長率，90年代後半期（以銷售額為標準）最高組企業的生產率增長非常高，與最低組企業相比有1％以上的差距。可以確定的是，將樣本分為製造業和非製造業進行分析的結果也大同小異。但進入2000年後非製造業TFP增長率的組別間差距逐漸消失。再來看「企業活動基本調查」的微觀數據，自1995年以後，製造業的TFP增長變化不大，而在1995~2000年的經濟不景氣時期，非製造業中的大企業的TFP增長大大高於中小企業的TFP增長。

　　表4還分析了TFP增長的原因59。製造業、非製造業的再配置效應及退出效應不佳，自2000年後，日本的新陳代謝機能沒得到多大改善。非製造業在2000~2005年有非常高的正進入效應，這與調查對象企業覆蓋範圍從2001年開始大幅擴展不無關係。

　　以上分析結果可以歸納如下：90年代前半期大多數企業的TFP增長率持續低迷。90年代後半期中小企業的TFP增長率也持續低迷，但以上市企業為主的大企業從90年代後半期TFP增長率比80年代還要強勁。從日本大企業的生產率來說，從1990年後開始並非所謂的「失去的10年」，更非「失去的20年」，至多是「失去的5年」而已。

　　如果說大企業和中小企業的TFP增長率有巨大差異，那它們之間的TFP差距是否擴大了呢？為確認這一點，我們使用工業統計表和企業活動基本調查數據，對按規模分組的各企業的TFP水平加以比較，以每五年為一區間進行回歸分析。其結果匯總於表5中，在回歸分析中，以各企業的TFP的對數值為因變數，以各組的虛擬變數（以規模最小的一組為標準）和產業虛擬變數為自變數。由此可知，在製造業內，大企業和中小企業間的TFP差距是不斷擴大的。

　　按照上述結果，假如生產率高的大企業進一步擴大規模，生產率低的中小企業縮小規模或退出市場，那麼再配置效應或退出效應應當得以提高，並進而提高整個產業的TFP。但正如表3和表4所進行的生產率動態分析所表明的那樣，現實情況並不一定如此。

　　為進一步證實這一點，我們使用「企業活動基本調查」的微觀數據，對各組企業每5年的實際銷售額、資本存量、僱員增加率進行比較。在比較中，我們把個別企業的變數轉化為各組的虛擬變數和產業虛擬變數來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6所示。將各組實際銷售額和要素投入增長率（對數值之差）與同一產業內最小組的企業（規模最小的企業）進行比較，得出的估算係數就可以用來表示TFP差距的大小。

　　從僱員和銷售額來看，可知規模最大的那組企業的僱員增長率高於規模最小的那組企業，但並不比其他組高。從資本存量來看，特別是自2000年以來，規模最大的那組企業的資本存量增長率在四組中是最低的。

　　自變數除各組的虛擬變數外還包括產業虛擬變數，且以規模最小組為基準。因此，推算得出的結果可展示各組TFP水平對數值相對於規模最小組的高低程度。

　　權、金和沈尾（2008）指出，2000年以後，大企業在減少生產要素投入的同時保持了銷售額，也就是說，出現了結構改革型的生產率上升，表6與他們的研究結果相吻合。

　　權和金（2010）使用「企業活動基本調查」的微觀數據，將外資熱衷於在日本投資的電機、化學、批發與零售、服務業四個產業按所有構造（所有權結構嗎？）和國際化程度進行分類，並分析各組企業的TFP水平及僱員變化。根據他們的分析，大多數產業中TFP的高低順序依次為外資企業、日本的跨國企業（對海外法人的出資額高達10億日元以上的出口企業），日本企業的子公司、其他日本企業。而在僱員方面，電機、化學、批發與零售、服務業等產業中的日本跨國企業大幅裁員，日本企業的子公司擴大趨勢比較顯著。我們可以將該結果看做是日本大企業為了向新領域進軍或降低僱傭成本60，不斷在公司總部裁員但在其子公司增員所致。權和金（2010）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分析日本大企業行為時，將企業群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分析的必要性不斷提高。我們也希望將這類研究作為今後的課題。

　　其次，日本的大企業為何與其他企業不同，在90年代後半期以後依然保持了TFP的強勁上升呢？美國經濟中企業的新陳代謝速度很快，生產率低的企業退出市場、生產率高的企業擴大生產，只有通過這樣的淘汰機制，大企業的生產率才有可能不斷提高。但是，正如前文所示，在新陳代謝機能較低的日本，很難想像這樣的機制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產品研發水平與國際化程度方面的差距，或許可以有力解釋不同規模企業間的生產率差距。通過研發積累技術知識，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和出口與國際分工的深化、國外尖端技術、顧客需求及新型商業模式等接軌，可提高企業的TFP。

　　表7給出了同一產業內不同規模企業之間的研發密集度、出口率、國外投資率（對國外分公司的投資額/總資產額）。結果顯示，企業規模越大，其研發密集度、出口率、國外投資率等越高，而且，不同規模企業之間的研發密集度與國外投資率的差距從1995年到2005年不斷擴大。另一方面，權、金和深尾（2008）運用「企業活動基本調查」數據，分析了TFP增長率，並得出如下結論：即使控制企業規模，投資國外分公司的企業和其他企業相比，研發密集度更高，出口在銷售額中所佔的比例更高，其TFP增長率必然更高。61

　　由此可以判斷，1995年以後之所以只有大企業實現了TFP的持續增長，可以用產品研發水平和國際化程度方面的差距來解釋。62

　　從日本整體研發的動向來看，在各國按照OECD手冊所計算的研究費比較中，日本的研究費用與GDP之比如圖3所示，1990年以後沒有減少，居世界頂尖水平。另一方面，日本的研發主要由大企業承擔。僱員300人以上的企業研發支出高達13萬億日元（包括委託研究），而僱員不足300人的企業其研發支出不過1萬億日元。根據中小企業廳（2009），在僱員達5000人以上的企業中，日本企業的研發密集度較高；而在僱員不足5000名人的企業中，美國企業的研究發密集度更高。而且，在美國，研發密集度最高的是僱員人數為100~249人的企業。

　　權、深尾和金（2008）曾運用「科學技術開發調查報告」中的研發投資額數據，來分析上市公司的研發投資對TFP增長的作用。根據他的研究，與1980年代後半期相比，90年代以後，研發投資的推動作用並沒有減少。

　　從以上事實可以判斷，1995年以後，日本大企業的TFP穩步上升，其主要原因是不斷提高研發密集度，並運用其成果。

　　日本中小企業研發密集度低由來已久，並且如表7所示，不同規模企業之間的研發密集度差距最近有擴大趨勢，這導致了不同規模企業之間的TFP增長差距拉大。

　　西村和井上（1994）基於「法人企業統計年報」的數據，研究了1990年以前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內勞動產出彈性係數的變化。該研究指出，製造業的大企業在經濟繁榮時期會提高產品平均價格，造成其勞動產出彈性係數降低。跟據我們的生產率動態分析，假設同一產業內企業及營業所的生產價格變化規律相同，那麼大企業產品價格的升高會被誤認為是生產量的增加，極有可能因此而過分高估其TFP的增長。不過，該理論無法解釋為何90年代經濟低迷時期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的TFP差距仍然擴大。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1995年以後到經濟復甦的2000年，製造業中的中小企業之所以不景氣，是因為它們在90年代以後跟不上急速發展的對外直接投資與亞洲分工的步伐。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在製造業中，大企業與作為供應商的中小企業之間的貿易關係很薄弱。90年代以後，大企業並沒有把那些較為簡單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委託給國內中小企業，而是交給了設在亞洲其他國家的日企子公司或當地獨立企業。而且，正如日產公司的復興計劃一樣，90年代陷入困境的許多大企業除保留了擁有對本企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重要技術的供應商外，採取了一系列由上至下的措施，包括消減其他供應商的數量、解除資本關係等。由於貿易關係的淡化，大企業向中小企業的技術轉移就有可能減速。要證明這一點，有關企業間貿易關係、研發密集度、生產率的長期數據必不可少，這也將是我們今後要研究的課題63。

7．結語

　　最後，讓我們來歸納一下本文的主要結論，並論述其政策含義。

　　90年代以後，日本經常遇到內需不足的情況，其背後的原因既有因通貨緊縮、金融機構功能不完善、企業資產收支失衡等導致的投資和消費低迷，也有少子老齡化和TFP增長長期停滯等導致的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的儲蓄過剩。從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增長模型來看，90年代以來，日本在少子老齡化和勞動時間縮短的同時，資本積累仍穩步增長。例如，日本1990~2006年資本勞動比率上升對人均GDP增長的貢獻要高於美國64。

　　日本人均GDP增長率從1975~1990年的平均4%下降到1990~2006年的1.3%，降低了2.7個百分點。從供給方看，在降低的2.7個百分點中，有1.2個百分點是因為TFP增長率下降，1.1個百分點是因人均勞動時間減少，0.4個百分點是因為資本勞動比率增長減緩，0.1個百分點是勞動力質量提高減緩65。

　　90年代以來，日本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並不比美國差太多。只是美國的TFP增長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起主導作用，而在日本，資本勞動比率上升和勞動力質量提高起主導作用。日本的TFP相對較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均勞動時間減少。90年代，資本係數上升加速，資本收益率走低，這與美國相差很大。另外，日本經濟中也未出現投資不足的現象。即使90年代以後的TFP增長與1975~1990年的水平相同，考慮到資本係數上升和資本收益率下降的因素，90年代的投資也堪稱堅挺。

　　對日本來說，為了擺脫人均GDP增長停滯的困境，不能一味地依靠刺激國內投資來擴大需求和提高供給能力，應制定相關政策以解決長期的結構性問題。

　　在需求層面：（1）將經常項目盈餘迴流到發展中國家，構築防止日元升值的國際經濟體系。從資源分配上看這是最好的方式，但如沒有其他國家的協助將很難實現。（2）近年來企業儲蓄的迅速增加抵消了家庭儲蓄的下降，必須探明其原因並採取對策解決儲蓄過剩問題。

　　供給方面：（3）通過人力資本積累和增加就業機會提高勞動力供給；（4）加速提升TFP；（5）注重發展資本和技術集約型產業，加速推動技術進步，藉此提高對資本和技術知識的需求66。這些政策可以在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且不降低資本收益率的同時，進一步促進資本積累。而且，這些政策通過提高資本收益率，刺激了國內投資，可解決儲蓄過剩問題，需求方面的效應也值得期待。

　　另外，雖然現在日本GDP負增長，但也不應急著在短期內削減財政赤字。由於全球經濟回暖，出口大幅下落的問題有所好轉。但因民間儲蓄長期過剩和少子老齡化導致投資機會喪失等問題仍然存在，通貨緊縮狀況仍然嚴峻。在這樣的狀況下削減財政赤字可能會有加劇儲蓄過剩和經濟不景氣的危險。

　　接下來，詳細論述一下勞動力投入和TFP加速增長的問題。

　　關於勞動力投入，需要指出以下幾點。90年代以來經濟長期停滯，由於人口少子老齡化以及兼職勞動者的增加，人均勞動時間急劇下降；另一方面，雖然勞動效率有所提升，但沒有抵消人均勞動時間減少帶來的損失。結果就是雖然勞動效率提高了，但人均勞動投入還是減少了，或者說基本持平。少子高齡化和兼職勞動者增加等現象並不只是在經濟不景氣時產生和存在，而是將長期存在。換句話說，即使解決了需求不足的問題，這些現象也不會發生很大的變化，勞動力投入今後將面臨繼續減少的危險。那麼，我們應採取什麼樣的措施來降低勞動力投入減少帶來的不良影響呢？

　　由於少子老齡化導致勞動者數量減少，所以要採取措施促進高齡人口積極就業。2006年4月1日實行的《高年齡者就業安定法修正案》（以下簡稱《高齡法》）要求企業在確定退休年齡時，執行以下三項措施中的一項：（1）提高退休年齡；2）引入繼續終生僱傭制度；（3）廢除退休年齡。實際上，超過6成的企業繼續僱用所有員工，可見《高齡法》已經起到一定的作用。由於本文分析的時間期限截止到2006年，所以無法評估《高齡法》解決勞動力投入減少的效果。今後有必要評估一下《高齡法》的效果，以更加有效地利用高齡勞動力。

　　前文已經指出，兼職勞動者的增加縮減了平均勞動時間。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應將更多的兼職勞動者轉為全職勞動者。但是，兼職勞動者的意願（是否是自願選擇成為兼職勞動者），以及玄田（2008）指出的介於全職勞動者和兼職勞動者之間的中間階層的存在等，使兼職勞動者到全職勞動者的轉變存在很多變數。

　　此外，以兼職勞動者為代表的非正規勞動者大量增加，使他們受培訓的機會減少，勞動者能力的提升處在停滯階段。但是，對非正規勞動者進行培訓就能提高勞動者的能力么？有賀他（2008）指出，除了培訓外，在固定企業工作也可以更快地提高勞動技能，企業的晉陞制度等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想而知，今後兼職勞動者的數量還會增加，但是為了將勞動力投入減少帶來的損失降到最低，必須考慮兼職勞動者的情況，制定更加具體的措施。

　　最後，探討一下加速TFP增長的政策。人口少子化和高齡化對依靠勞動者素質提高的日本來說是一個巨大的難題，吸引投資和提高潛在增長率（市人口的增長率呢還是經濟增長率？）對TFP增長至關重要。

　　90年代以後，TFP增長陷入停滯。90年代之前的TFP增長主要靠製造業的推動。90年代以後，日本整體經濟的TFP下降，一半是由於製造業TFP增速減緩引起的。另一方面，1985年至1990年泡沫經濟時期，非製造業TFP增長的原因有很多，2000年以後非製造業的TFP增長已經恢復到1990年以前的水平。非製造業的問題是，為什麼70年代以來TFP增長一直陷入停滯狀態。

　　有什麼辦法能使TFP的增長加速呢？

　　首先，擴大生產率高的企業的生產規模，縮小或關閉生產率低下的企業，促進經濟的新陳代謝。從《工業統計調查》和上市企業相關微觀數據判斷，90年代前，日本經濟的新陳代謝非常緩慢。90年代以後日本的TFP增速減緩的原因既有新陳代謝緩慢，也有各企業內部TFP增長緩慢。日本經濟的新陳代謝緩慢，並非由於泡沫經濟破滅後「殭屍企業」和資產收支失衡等造成的暫時性問題，而是應當作為長期的、結構性的問題來對待。希望能夠改革僵硬的勞動市場和難以催生合資企業的金融體系。

　　此外，為了加速TFP增長，也可以促進以下無形資產的投資：較外國更少的ICT投資、機構重組和教育培訓等。

　　根據企業規模對TFP增長情況所作的分析表明，1995年以後，效益好的企業和大企業的TFP增長要高於90年以前。因此對於大企業來說，並不是「失去的10年」和「失去的20年」，而只是「失去的5年」。日本TFP的低迷是因為大企業不投入更多的生產資料擴大再生產，而中小企業的TFP增長低迷。大企業和中小企業的研發密集度和國際化程度的差別，1995年以後有擴大的趨勢，這很可能擴大了不同規模企業之間的TFP差別。

　　90年代以後的製造業，企業間的一體化關係減弱，大企業向中小企業的技術轉讓減少。提升TFP，有必要支持中小企業的研發和國際化，淘汰生產率低下的中小企業。權、金和深尾（2008）認為，歐美企業的子公司和日本企業的子公司與沒有國外子公司的日本企業（多為中小企業）相比，TFP增長率要高。這是因為企業集團內部技術共享更為便利。要支持企業的研發和國際化，包括對日直接投資在內的併購也是有效的手段。

　　（楊琳 譯 趙銀華 校）

　　* 金 榮愨任職於日本專修大學；深尾 京司，任職於日本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日本經濟產業省經濟產業研究所；牧野 達治 ，任職於日本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日本經濟產業省經濟產業研究所。本文是經濟產業研究所的政策討論系列論文之一，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個人之見，並不代表經濟產業研究所的立場。——編者注

　　1 僅規模較大的研究成果就有村松奧野編（2002）；原田和岩田編（2002）；岩田和宮川編（2003）；濱田和堀內·內閣府經濟社會綜合研究所編（2004）；Saxonhouse和Stern主編（2004），Ito、Patrick和 Weinstein主編（2005）；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編（2005~2006）；林文夫編（2007）；橘木俊詔（2007）；內閣府經濟社會綜合研究所企畫和監修（2009~2010）等。

　　2　內閣府所謂的潛在GDP是指 「從經濟過去的走向來看，投入平均量的生產資料時可實現的GDP」，即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設定資本產出彈性係數為0. 33）中，分別代入資本存量與人力資本存量、資金利用率、勞動時間、勞動力參與率、失業率、TFP等一系列數據推算出的數據。詳細請參照內閣府（2007）的附註2-1以及野村（2009）。

　　3　關於這一點，請參見Posen（1998）和野口 （2002）。

　　4　當時，經濟繁榮、設備投資活躍，投資過剩導致貿易赤字，這種情況下，要想在固定匯率制度下維持外匯儲備，貨幣當局都紛紛採取緊縮貨幣的政策。可以說20世紀60年代中葉前，日本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基本上是由投資過剩帶來的國際收支問題造成的。也就是說，經濟過熱、設備投資增加、投資過剩，導致貿易赤字、資金縮減、設備投資減少，隨後又導致國際收支盈餘、經濟過熱、設備投資增加這一周期性的循環體制。

　　5　需要注意的是，圖2所示的儲蓄投資平衡變化受到經濟發展形勢、不良債權及一些暫時性因素的影響。即使排除經濟發展形勢因素外，結論也相同。詳細的論述，請參見深尾（1987）、千明和深尾（2002）、內閣府（2009）。

　　6　資料來自總務省統計局（2010）。

　　7　有關不同產業的TFP水平的長期日美比較，請參見Jorgenson、Kuroda 和Nishimizu（1987）。

　　8　Hayashi and Prescott（2002）指出，從與本節同樣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的視角來看，1990年以後TFP增速減緩及勞動投入減少造成設備投資減少的可能性很高。

　　9　技術進步如果不是中立的，它所帶來的民間投資與國內總產出的比率下降將不會很大。

　　10　宮川（2005）運用日本工業生產率（JIP）數據，從要素價格邊界（fractor price frontier）的視角來分析同一產業水平上資本積累、技術進步與資本收益率之間的關係。

　　11　深尾（1987）及千明和深尾（2002）計算了「實際均衡匯率」，指出該匯率在一定時期內比實際匯率大幅偏低。

　　12　中國匯率政策的變化與近期內需擴大政策的相關信息，請參見深尾·袁（2010）。

　　13　1990年匯率與經常項目，請參見深尾（2001）和河合·高木（2009）。

　　14　對二戰後與一戰前國際資本流動狀況的比較分析與該領域此前的研究成果，請參見深尾（2001）。

　　15　日本經濟蕭條對美國來說是一個負擔，因此90年代後期，美國臨時准許為擺脫通貨緊縮採取的大規模干預政策，如引導日元貶值，擴大日本經常收支盈餘等。如先前所述，通貨緊縮限制了貨幣政策的情況下，僅靠干預政策能否實現日元貶值值得懷疑。

　　16　如北坂（2009）所指出的，1990年後的財政政策中，需要改善之處很多，包括經濟蕭條期過度樂觀的經濟判斷以及政策實行遲緩等。北坂指出今後應研究積極的財政政策的自動穩定器。

　　17　這樣的主張請參見收錄在原田和岩田主編的著作中（2002）的論文及岡田和飯田（2004）。

　　18　宮川（2009）對此前有關90年代後設備投資決定因素的研究成果進行了歸納整理。

　　19　鐮田（2009）用各種方法推算投資擴大造成的GDP缺口減小的實際利率水平是怎樣變化的，並指出，在平均實際利率最低的90年代後半期，利率水平幾乎為0或－0.1%。

　　20　但是，據美國經驗，已有民間儲蓄率未必按人口年齡構成變化的趨勢。

　　21　按照法人企業統計年報中「經常收益－法人稅、居民稅及事業稅－中間股息－股息」的統計結果，全部盈利法人（除金融·保險業）的附加值中，有30.3%是由資本金在10億日元以上的法人創造的，這部分法人的儲蓄佔全體法人儲蓄的41.5%。另一方面，31.4%的附加值是由資本金不足2000萬日元的法人創造的，這部分法人的儲蓄僅佔全體法人儲蓄的13.5%。

　　22　如第6節所述，大企業的國內分公司在僱用人員方面更積極（參照權和金，2010），而且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大企業的部分儲蓄將用於此目的。

　　23　關於企業合併和企業的過剩投資，參見Ando （2002）、Hayashi（2006）、齊藤（2008）等人的研究。此問題將在第4節論述。

　　24　（1）式的推導過程用算式來說明。一次齊次的生產函數用Y=F(K, AqhL)表示。其中，Y是GDP、K是資本投入，q為勞動質量，h為勞動時間，L為就業人數，A表示技術進步帶來的生產率提高。（1）式的計算是以一般技術進步模型為前提的，為了簡化討論，假定方程式兩邊除以總人數N，得到以下方程式：Y/N=F(K/qhL, A)×(qhL/N)將方程兩邊進行對數運算，使用成本最小化條件αF(K/qhL, A)/α(K/qhL)=r/p（不過，r 為資本成本， p 表示生產的產品價格），得到下式：.(Y/N) /(Y/N)=(rK/pY). (K/qhL) /(K/qhL)+ .q /q＋.(hL/N) /(hL/N)＋.A (αF(K/qhL, A)/αA) qhL /Y其中，. 表示有關函數時間變化，右邊最後一項表示TFP的增長率。JIP數據中各函數的計算方法和有關時間差的嚴格說明，請參見深尾和宮川（2008） 第1 章。

　　25　Hayashi和Prescott（2002）根據宏觀經濟增長核算，得出日本TFP增長率從1983~1991年到1991~2000年間下降2.2%，詳細分析請參見Fukao和Kwon（2006） 和權和深尾（2007）。但是Hayashi和Prescott（2002） 並沒有考慮勞動力質量增長率的下降，並錯誤地把對外投資收益對GNP的貢獻等同於國內投資對GDP的貢獻，極有可能過大估計了TFP增長率的下降。

　　26　深尾和金（2009）使用JIP數據模式中的周轉率數據來進行發展計算，即使考慮周轉率變化因素，同樣得出1990年以後TFP增長率大幅下降的結論。乾和權（2005）通過對檢測TFP增長進行的先行研究，調查其方法和結果，來分析不同的原因。

　　27　雖然JIP資料庫與EU KLEMS 資料庫在勞動力屬性細分度與資本成本推算方法方面存在若干不同之處，但數據採集方法基本相同（EU KLEMS 數據是以JIP數據為基礎的），對依據這兩個資料庫計算得出的增長核算結果進行比較是可行的。

　　28　詳細討論請參見Fukao、Miyagawa、Pyo和Rhee（2009）。他們運用EU KLEMS資料庫對各國進行了增長核算，並對結果進行了國際對比，認為1995年以後法國、英國與日本相比實現較高經濟增長的原因不是TFP增長率的差距，而是勞動、資本等要素投入的不同。EU四國（德國、法國、英國、義大利）和日本，經歷了95年以後同樣規模的TFP增長率下降的情況。而且韓國的TFP增長率下降比日本更嚴重，TFP加速增長的只有美國。

　　29　內閣府經濟社會綜合研究所（2009）。在該資料中，日本的數據為內閣府經濟社會綜合研究所的推算值，其他國家的數據則依據OECD Annual National Accounts Database。

　　30　從1990年以後平均來看，宏觀經濟整體來看（兩個來看在一塊兒，顯得重複）勞動生產率提高率，日美間的差距不大。但是，在日本，①資本係數上升帶來的每一單位產出的資本投入成本增加；②製造業的TFP增長率的下降要比其他產業顯著，日本製造業的平均生產成本與美國相比有所增加。通過資本積累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日本製造業，可認為是高成本製造。據Dekle和Fukao（2009），日本製造業中生產率下降帶來的高成本，在市場匯率中，換算成美元的日本單位時間工資率比美國大幅下降，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相抵。也就是高成本的不良後果（這句話缺主語）。日元對美元的實際匯率下降被認為是製造業國際競爭力變化的結果。日本生產率與匯率的關係，請參見宮川（2005）、Jorgenson和Nomura（2005）、Dekle and Fukao（2009）、和Obstfeld（2009）。

　　31　即使是同樣1億日元的資本，對企業來說，與損耗率低、價格下降緩慢的固定廠房相比，信息通信設備損耗率高，且技術革新會造成新產品價格急速下降，因而資本成本更高。但是，信息通信設備對生產的貢獻要比固定廠房高。因此，要確定各類資本對生產的貢獻，必須考慮其資本成本。鑒於此，在第三節的增長核算中，資本勞動比率指的就是包含資本成本的資本投入與勞動投入之比。本節在分析資本積累時也對日美（包含資本成本的）資本與勞動之比、（包含資本成本的）資本與GDP之比的變化情況進行了比較，不過主要結論並未發生變化。

　　32　計算「名義資本係數」時存在一個問題，即實際資本存量中各類資本貨物的構成可能不同於經總固定資本形成平減指數修正後的當期投資的資本貨物構成。實際上，如果能結合總固定資本形成平減指數來計算資本存量的話，可以得出更精確的「名義資本係數」。但因為美國方面的詳細數據很難獲得，所以本文採用了相對簡單的方法。但是在「實際資本係數」方面，在信息通信技術投資規模較大的美國，由於信息通信技術領域的資本貨物價格增長率低於總固定資本形成平減指數，所以以1995年價格實際值計算得出的資本係數要高於以當年價格計算得出結果。我們希望用當年的價格來評估資本貨物的相對重要性，所以這是我們不希望看到的。

　　33　宏觀經濟總體資本存量統計中，不包含普通道路、大壩等大都分社會資本。

　　34　在日本這樣進口原材料、出口製成品的出口國，如果原材料價格相對上升、貿易條件惡化，在資本投入量不會發生較大改變的短時間內，資本收益率會下降。1970年的資本收益率下降和80年代的資本收益率上升，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為貿易條件變化的結果。

　　35　我們對德國也作了相同的圖示。在德國，90年代以後，整個經濟的名義資本係數下降，於此同時，實際資本係數上升，像日本一樣兩者同時上升的現象在美國並沒有發生。

　　36　Ando（2002）和齋藤（2008）指出，企業長期進行無效率的投資，可能會使家庭蒙受很大的資本損失。Hayashi （2006）和齋藤（2008）利用宏觀經濟模型來說明日本的過剩投資，即：基於股東的企業治理制度未能充分發揮作用，企業除支付最低限度的股利外，將其餘收益全部用於再投資，其投資水平超過最佳投資標準，導致過剩投資。但是，如第2節中看到的，進入2000年，以大企業為中心，進行龐大的企業儲蓄的同時，大企業的資本儲蓄也相對停止。大企業將剩餘資本不僅用於設備投資，而且還充當債務返還於流動資產儲備的可能性很高［Schaede（2008）指出日本企業近年來資金儲備急速下滑］。因此，至少2000年，企業很難繼續進行設備投資。齋藤（2006）對日本依賴資本積累的經濟增長模式中存在的問題抱有較大興趣。

　　37　與腳註24一樣，設定同一生產函數（不過，K不是表示資本服務，而是資本存量），將單純化相對價格的變化進行抽象，由Y=F(K, AqhL)=KF(1, AqhL/K) 可得K/Y=1/F(1, AqhL/K)。因此，包含技術進步的勞動資本比例AqhL/K與資本係數數K/Y是一一對應的，前者下降，則後者上升。另一方面，資本的邊際生產力可表示為F(1, AqhL/K) – ［αF (1, AqhL/K)/ α(AqhL/K)］ AqhL/K ，所以伴隨資本邊際生產力是否下降取決與AqhL/K會不會下降。

　　38　如腳註20，TFP增長率等於.A (αF(K/qhL, A)/α A) qhL /Y 。在此，αF(K/qhL, A)/αA等於w/p，所以TFP增長率可表示為(wAqhL /pY)(.A/ A)。wAqhL /pY 表示勞動分配率，技術進步率.A/ A是TFP 增長率的1.5 倍。

　　39　技術進步如果不是中立的，以上結論未必成立。Fukunaga 和Osada（2009）證明了日本的技術進步對生產要素需求有何偏向作用，他們指出，1990~2008年，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成為TFP增長的主要原因。這一結果與我們中立技術進步的假設並不矛盾。

　　40　例如，如果占就業者的比例（什麼占就業者的比例）如果維持1988年的水平不變，2006年勞動時間增加5%。

　　41　所謂勞動力人口指的是15歲以上的就業者、想就業者及完全失業者的總數。

　　42　70年代後半期至90年代前半，男性勞動力人口比例一直下降（1975~1995年下降了3.7%），但與石油危機以後女性勞動力人口比例上升相抵，圖中所示的男女總勞動人口比例幾乎沒有下降。

　　43　關於就業者－勞動力比率，因篇幅所限，在此不再詳細論述，就業者－勞動力比率=1－失業率，從圖上可見與經濟繁榮成反比。

　　44　1990年後勞動時間的變化及其背景，神林（2010）有詳細論述。

　　45　但是，黑田（2008）指出，一部分勞動者（有大學學歷、就職於大型企業的30~40歲男性勞動者），在此期間勞動時間也有所增加。

　　46　1988年並非暫時的，即便使用1983~1988年5年間的平均構成比例，結果也沒有很大變化。

　　47　按照就業形式來分析勞動力質量指數上升時，可以分成各組內部質量上升的與伴隨各組構成比例變化的質量上升，表1給出了的數據綜合了兩種質量上升。

　　48　JIP數據中自主營業的勞動成本推算方法，請參見深尾和宮川（2008）第二章。

　　49　由於篇幅關係，在此不贅述詳細結果，男性全職勞動者的老齡化帶來的質量提升，1985年前的0.2%大幅下降到85年以後的0.05%。其主要原因在於的高齡勞動者薪水的相對下降。最新的薪水動向參見三谷（2010）。

　　50　JIP數據中關於市場經濟的定義，請參照深尾和宮川（2008）。非市場經濟部門生產服務，而且由於很多出口沒有市場交易，把握出口數量是很難的。因此，也很難正確測定TFP增長。因此，圖11近以市場經濟為對象

　　51　市場經濟整體TFP增長率：1970~1975年為1.02％，1975~1980年為2.11％，1980~1985年為1.69％、1985~1990年為2.56％，1990~1995年為－0.08％，1995~2000年為0.52％，2000~2006年為1.29％。

　　52　Inklaar和Timmer（2008）研究報告調整了各產業的生產資料、中間投入、資本投入的絕對價格水平差異，對各產業組別的TFP水平進行了國際比較，他們指出，2005年日本大多數非製造業產業（僅限市場經濟）的TFP水平約為美國和歐盟15國（希臘除外）的一半。非製造業生產資料中大多為非貿易品，因此極難對包含商品質量因素的絕對價格進行國際比較。他們的研究報告中提到有必要注意這一點，此外還指出日本的非製造業極有可能通過今後的追趕提高TFP的水平。並且，他們的研究報告表明日本製造業的TFP水平比美國低30~40％。另外，還指出，在大多數產業中，與美國相比，日本企業在信息通訊技術方面的資本投入與勞動時間之比要低，在非信息通訊技術方面的資本投入與勞動時間之比要高。

　　53　運用增長核算計算這種資源的再分配效應，必須依靠增長核演算法。JIP資料庫、EU KLEMS資料庫採用的增長核算方法是，將不同產業的相同類型勞動和生產資料區別開，計算出把各產業收益作為加權，以整體宏觀經濟效率為單位測算的勞動、資本投入量。這種情況下，勞動者從工資率低的零售業轉行到工資率高的金融業工作引起的GDP增長，作為以宏觀生產率為單位測得的勞動投入增加（質量改善）的貢獻值進行計算，而不視作TFP的上升。另一方面，如果不對不同產業的相同類型勞動和生產資料進行區分，以全產業平均收益作為加權，計算整體宏觀經濟效率為單位測算的勞動、資本投入量，這種增長核算的情況下，則將上述轉行效應視為TFP的上升。以往大多數基於整體宏觀經濟數據的增長核算都屬於這個範疇。也就是說，「以往的TFP上升=JIP的TFP上升+資源的再分配效應」這一關係成立。

　　54　美國儘管每年有許多企業開張，但人們清楚，業績差的會迅速倒閉，業績好的則會迅速擴大規模。相比較而言，歐洲大陸國家的新陳代謝速度較低。Bartelsman、Perotti和Scarpetta（2008）利用理論模型指出，在歐洲大陸，包括解僱勞動者的費用在內的倒閉成本很高，令企業不敢輕易使用最先進的實驗性技術或商業模式去開設營業所，這有可能阻礙了只有在不斷摸索中才能取得進步的生產率的提高。在日本，這種結構性問題也有可能存在。

　　55　《企業活動基本調查》的調查對象最初只有工商業（嚴格地說是擁有經營工商業機構的企業，以下相同），自1998年起擴大到大眾餐飲業，2001年又擴大到第三產業企業。目前（2010年），調查對象擴展為製造業、批發業、零售業、大眾餐飲業、電力、燃氣、礦業、信用業、分期付款金融業、經濟產業省相關的服務業等（租賃

　　56　Fukao和Kwon（2006）利用工業統計調查微觀數據計算出了以商業機構為基礎的TFP增長率，並將其按產業進行了歸納，在與利用JIP計算出的產業層面的TFP增長率相比較之後，得出了兩者變化極為相似的結論。不過，在本節以企業或商業機構為基礎的TFP增長率測算中，沒有考慮勞動力質量提高的因素，因此與利用JIP資料庫測算的產業層面或宏觀層面地TFP增長率相比較，高估TFP增長率的可能性非常大。同時，本節以企業或商業機構為基礎的測算是以總產量為基礎的。與此相反，圖4的測算則是以增加值為基礎的。必須注意的是，僅僅憑藉總生產價值與增加值的比率，以增加值為基礎的估算會導致TFP增長率的絕對值變大。

　　57　有很多的方法可以用來測算企業或商業機構層面的TFP。我們採用的是與Good、Nadiri和Sickles （1997）及 Aw、Chen和Roberts（2001）相同的方法，即通過將t時間點（t>0）企業f的TFP水平的對數值與初始時間點（t=0）該產業代表性企業的TFP水平對數值進行比較。有關生產率提高的因素分解分析，請參閱權、金和深尾（2008）。另外，再配置效應有時也被分解成份額效應和協方差效應，本文只給出了這兩者的合計值。

　　58　企業兼并和退市作為「退出」因素，解釋時需注意。

　　59　轉入、轉出效應指的是企業主業的變化對整個產業TFP所產生的影響。比如，電機產業中原本生產率較低的企業將電機主業變更為批發業，如果批發業的TFP增長率提高，我們就說電機產業就產生了正轉出效應、批發業有正轉入效應。

　　60　權和金指出，日本跨國企業的年工資比相同產業的日本企業國內子公司多77萬日元，比其他日本企業高152萬日元（注意此處的工資對比沒有針對勞動力屬性或就業形式等進行相應的調整。）

　　61　需要注意的是，企業類別與TFP之間可能存在逆向因果關係，也就是說，TFP水平或其增長率高的企業，其國際化程度和研發密集度也高。Ito和 Lechevalier（2010）對因果關係做了細緻的檢驗，並得出結論：在一定條件下，國際化和研發水平確實會促使TFP上升，但是從沒有研發向有研發轉變的過程中，TFP的上升需要花一定的時間。

　　62　研發密集度和國際化程度的差異，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解釋不同規模企業之間的TFP差距這類數量分析，仍然是一個有待進一步探討的課題。

　　63　近能（2004）對於日產復興計劃後垂直系列變化較為詳細。

　　64　 日本資本勞動比例增長比美國高，並非其資本增長率高，而是勞動投入的增加率比美國低。例如，1995~2005年對經濟增長的資本儲蓄，美國與英國比日本都高［參照Fukao，Miyagawa，Pyo and Rhee （2009）］。但是，勞動投入減少的國家，比勞動投入增加的國家可維持更長時間的資本儲蓄，這樣會導致資本收益率的下降。

　　65　四捨五入，所以總值與2.7%不一致。

　　66　有關此問題的詳細討論，參見深尾和宮川（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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