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心：文明的生活需要信仰支撐

　　信仰是人類克服有限性焦慮和生存恐懼的精神救贖，它存在於我們的日常行為並貫穿於人的社會生活之中，因此，只要還活著，並依然存續著生命歷險中的各種奇思妙想，人的屬靈本性便總是憧憬著神性的存在，期待著有尊嚴的活法，從而於各種艱危處境之中也能保持足夠的信心和勇氣，並始終對人所能達到的高度抱以期待和幻想。不僅如此，它還超乎族群和文化界別並凌駕於語言結構之上，為人的創造性表達提供了持續不斷的精神動力。所以，我們說它是人的本質在社會學意義上的最高表述，是人擺脫生存荒謬感和內在痛苦的心靈慰藉，也是人在無限時空中懸置的最「有意味」的生命形式和社會標準。緣乎此，我們堅信，人一旦有了皈依和仰望，心中便有了支撐其生活的根基和目的，因而便自會產生追本溯源，探求主客觀世界的原理性思考，從而由內向外孕育出抵禦人性墮落的內在機能，將人的良性因子發醇壯大並衍生成人人心儀的普適性社會倫理，最終為人的處境改善提供健康的人性基礎，使得和諧自為的政治文明和公序良俗的構建成為可能。由是觀之，它不僅可以最大限度地克服人的罪性將人慾引向光明的前景，還能依此路徑疏導公共權力遠離偏執和暴戾，遠離世俗博弈中各種基於人性自私所行的社會傷害，最終從人性和民意的深層化解現實爭鋒中鬱積的怨懟和仇恨，從而在根子上消除「權力與市場」資本專制主義賴以存活的文化基因和群眾基礎。

　　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信仰不僅僅是對自己所感觸到的某種法則的恪守和忠誠，它還能提供給人以精神的療救和慰藉，使得人們能嚴於律己、克苦己心以順服公義和愛，注重責任擔當和對人類基本價值的堅守，在社會觀念和政治上有清晰的判斷和深刻的洞察力。倘能如此，即使因社會變亂而激發出人們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也可以消除乘火打劫、混水摸魚的政治投機主義行為，避免基於個人或團體私慾造成的公權跋扈和制度蠻橫，從而使公權付諸公論時，人們都能有拒斥政客耍花招、玩手段的認知和警惕，能秉持著救贖的責任和愛的激情將個人利害得失置諸公義之上。這樣，我們就能洞悉到人類自利的本性從而做到：既不因襲傳統的老路，屈從於贏者通吃，慣於借勢發力的屬人威權；也可避免為虎作倀陷入「假託天命」詐騙民心民情的政治巫術和王道圈套。總之，面對屬人社會與身俱來的幽暗意識所造成的種種缺陷和社會之惡，我們只有秉持著對人的自大與傲慢存有足夠的戒心，在不可抗力之前降身屈服、心懷敬意，並由此廓清愷撒與上帝在裁量世道人心方面各自應有的歸屬權，才能確認個人與社會榮辱與共的義務與權利邊界，然後依據人的天性和社會意識，從政治文明的高度為人的真實處境立心立德，最終做到既遵重人權民意，又能從理性上培育出善與力量結合的公共生態。如此，就可以憑藉「因信得救」的終極守望引領人們擺脫原欲控制，擺脫低俗趣味從而超越於依賴血氣鬥智斗勇的叢林邏輯，從而最大限度降低慾望催化導致的破壞性道德與法理反叛，以此就能重振人的神意存在見之於現代社會應有的文明屬性，挽回被物慾至上論和「政治達爾文主義」所遮蔽了的人性光彩，讓人在不可把持的命運感之中活出方向感和正面的社會價值，活出亂象疊出的世道之中永恆的神意榮耀。

　　我們知道，僅僅將世俗活法或身體關注作為終極目的的社會或族群，由於缺乏信仰支撐而使得人的自由意志和創造性本質不能充分表達，所以其社會成員才總是囿於感官需求，沉湎於無規則的遊戲，從而導致其進退失據、情無所系，內心缺少屬靈的神性皈依和多元化的人生選擇，缺少在生物規定性之外尋求「非物質文化」價值的衝動。蓋因如此，人們的眼晴和心懷都只盯著利益和實惠，由於主導人心的只有慾望而無明確的精神指向，所以人們總是特別懂得察言觀色、閱人處世、，懂得把握「火候」「、相時而動，但其精明之處僅僅在於他們的全部努力都絕不讓情感和良心支配，因而肯定不會去干於己不利之事。所以，人們不相信社會中可能存在沒有現實利益動機或實用目的的社會事件，不承認有秉行公義和道德救贖的內心信念，因而便無需敬畏，無需虔誠和抱持恭行天地之間的內在謙卑，從而無意於與宇宙萬象建構息息相關的精神聯繫。如此，人們便只能在有限時空求生存謀發展，從而無法在文化與信仰的高度建構抗拒世俗沉淪的價值體系。根據這一生存邏輯，由於人們一心向下、俯視眈眈，過度痴情於私性的領域而越顯焦慮和緊張，因此也就不能反向經營豐富的內心生活，」看不到愛比暴力更有力量，質樸的人道主義原則才是改變世界的動力「﹙列夫·托爾斯泰﹚，從而無法擺脫紛繁俗務的糾纏，無法品味到連綿於生活之中的發現與創新所蘊涵的喜樂和美意。如此，在人生本應豐富多彩的社會化表演之中，」穿衣吃飯「這種低下的生存訴求不僅成為一般人戮力終身的選擇，還因日長月久而泛化成為民意自願性服膺的常識理性，使得利益驅動和飯碗政治不僅成為收購民氣，制御人心的剛性硬器，同時也成為最具效應且承傳千年而皆準的權力專橫主義進行政治對決時的首選施政方略。

　　根據這一分析路徑返觀中國的文明史和政治生態，由於長期囿於世俗爭鋒和各種權利火拚，因而使得中國人常常宿命般、群體性地被權力崇拜和物慾的過度彰顯所煽惑，從而導致我們的文化選擇和制度安排不僅無法擺脫低下的口福之欲，反而因經濟基礎決定論對中國社會的長期教化和改造，使得本屬官方道統的意識形態溢出體制之外，泛化成為國人無師自通的常識理性。所以，即便是在如今全球化資訊共享的開放時代，也很難學得用有教養的方式進行文明的政治對話，懂得遵循並順服公義目標為人的屬靈本性立法。究其根源，乃是我們一以貫之地將政治曲解成掘權攫利的高效率硬器，加上專制主義和權利貪婪陳陳相因、不斷內化繁殖，業己成為國民性自願適應和效法，且具有普遍認同效應的社會化生活常態，使得其惡劣影響不僅禍及其治下之民，甚至也讓統治者」自體中毒「，成為體制內自傷自殘、揮之不去的政治痼疾。正是基於這一病理性的路徑依賴，我們的社會才總是積重難返、改制無望，才無論在意識層面上如何出風頭、學洋派動輒與世界接軌，但其公共生活卻仍然只會反芻舊制、衣缽相傳沿襲原有的習慣和經驗，把畢生的功業和目標圈定在現世的利害之域，從而將人的全部心智彙集於當下，捆綁在可以確證、可以當場收購的眼前，最終把人心導向極端利己主義而不能自拔。正是緣於這種只專註於形而下層面的務實之理性，人們便只能局限於經驗的世界而缺乏想像力，使得人性的光彩不能充分釋放，不能展開進而發育成為促進人心向善的社會化精神因子，所以才很難突破其有限的物理邊界進行創造性的制度與文化更新。如此，則既不能超越庸常俗務為真理立法，也不能突破體制化的限定為人的自由尋求出路，當然也就無法為人在社會政治意義上的真正獨立和自救提供持續不斷的動力。

　　法國學者安托尼·庫爾說過：「能夠激發一顆靈魂的高貴、偉大的，只有虔誠的信仰。在最危險的情形之下，是信仰和虔誠支撐著我們；在最嚴重的困難面前，也是信仰和虔誠幫助我們獲得勝利」。正是有賴於我們所處的社會中依然承續著對信仰的堅守和良知的看護，所以我們才不致太悲觀太絕望，才有信心和勇氣繼續捍衛生命的尊嚴和人的自由，從而懂得人人都能擔負起自己的責任，並且都有足夠的理智和上帝對話。因此，我們總是期待著能將個人的內在的自尊、自愛延伸成為普適性的社會理念，以確保每個人都能在自己的處境之中保持足夠的「文明和優雅」與社會正面地交流，最終培育出基於愛與同情的共緬。面對人間無常和現實中的種種不堪，我們需要心有所忌行有所規，需要有源自人性內在的自律和對宇宙萬象十足的敬畏和謙恭，從而迫使人人都能從自己的感覺和經驗出發，自動生成不排斥、不貶損的文明素養，做到推己及人、順服公義。因為我們相信：人人都需要呵護，都希望獲得所屬共同體的眷顧和體恤，並活出其在有限的時光中足夠的氣派和風彩。所以說：對政治的關注和正義的伸張，無論標舉什麼口號旗幟，也不論姓資姓社或何種主義綱領，都應當懂得珍惜生命、顧戀蒼生，懂得用精神價值抵禦世俗取勝激發出的破壞性罪感和迷狂……。緣乎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只有當一個民族在內心信念上能表現出對公義的順服和自然秩序的敬畏，能集體趨向於並選擇與文明和正義合作，並形成一種普遍而行之有效的民意共識和從政理念，我們才會少一些趨炎附勢和得理不饒人的專橫與刁蠻，才會少一些公共領域內棄權免責式的冷血和麻木，由此方能確保人心不被收買和匡騙，不積極附會協從並能夠與專制主義分庭抗禮，從而才能在民意歸屬上消除急切的功利之欲，瓦解權力專斷賴以存活蔓生的群眾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