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朱安（上）

一、原配朱安 婚姻包辦

世人只識許廣平，無人知道有朱安。在相當長的時期，魯迅的元配夫人朱安被有意無意地封閉起來，似乎一提到朱安就會有損於魯迅的形象，他們雖然沒有愛情，無婚姻之實，卻有婚姻之名，始終保持著婚姻關係。在封建舊時代，朱安是魯迅明媒正娶的合法夫人，這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客觀存在。

「十年攜手共艱危，以沫相濡亦可哀」，這句詩是魯迅和許廣平愛情生活的真實寫照，但是在四十一年的婚姻生活中，朱安的存在同樣對魯迅的思想、生活、創作產生過不小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正是因為與朱安不幸的婚姻，才造就了我們今天看到的魯迅，了解朱安有助於我們更全面地理解魯迅、研究魯迅、還原魯迅，從而發揚魯迅。

朱安1878年6月生於紹興城裡丁家弄。朱家富足殷實，祖上曾做過官，到她出生時雖已敗落，但不像周遭過大難，家裡小樓庭院花園依舊，在富庶的紹興算得上名門。姑娘叫小名安姑，像她的名字一樣安靜、安分、安寧，性格溫和，善良寬厚。種種原因，直到1898年她21歲的時候才由媒人提親，男方是新台門周家一房的長子長孫周樹人，也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魯迅。其時的周家已經徹底敗落了。魯迅的祖父周介孚因科場舞弊案被關押在杭州監獄已經5年，父親周伯宜重病不治於兩年前病故，經此變故，周家耗盡家財，元氣大傷，用魯迅自己的話說：「從小康人家墜入困頓。」當然，魯迅的話有些自謙，當初周家的生活水平遠在小康之上，後來也沒有貧窮到困頓的地步，但總體上是坐吃山空，有出無進了。這一年年底魯迅六歲的四弟椿壽又突然發病夭折。這一連串的打擊讓他的母親魯瑞十分悲痛，背負家庭重擔的長子魯迅這時已年滿18歲，母親開始為兒子張羅婚事。

為安慰陷於喪子之痛的魯瑞，新台門裡魯迅家隔壁的謙少奶奶常來串門，她因為幼子早夭，兩人同病相憐，關係很好，說起兒子的婚事，謙少奶奶向魯瑞提起自己婆婆的內侄孫女朱安，兩家門當戶對，論經濟條件還要略強過周家。年齡也不是問題，女方大魯迅三歲，在紹興當地的風俗中不算是什麼缺點，魯迅的母親就大丈夫三歲，關鍵是姑娘溫順明理，勤快和善。魯瑞從心裡滿意。謙少奶奶的婆婆就是玉田夫人「藍太太」——魯迅的叔祖母，他在新台門最早開蒙讀書時，就是和這位玉田叔祖讀的《通鑒》，後來才師從壽鏡吾，兩家住在同一個台門，又是近親。說起來朱家和周家算得上沾親帶故，知根知底，這門婚事很快就定了下來。

魯迅這時帶著母親變賣首飾籌措的八塊錢川資，遠在南京路礦學堂讀書，對自己的婚事他開始並不知情，也不需要他知情，當時的婚姻靠的是「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兒女是無權過問的。魯瑞和朱家議婚的時候，他聽說後，雖然談不上滿意，但也沒有激烈反對。魯瑞後來在北京和俞芳提起魯迅的婚姻時說：「當時我為大先生（魯迅）訂了親，事後才告訴大先生。他當時雖有些勉強，但認為我既作了主，就沒有堅決反對，也許他信任我，認為我給他找的人，總不會錯的。後來得知對方（朱安女士）是纏腳的，大先生不喜歡小腳女人，但他認為這是舊社會造成的，並不以小腳為辭，拒絕這門婚事，只是從日本寫信回來，叫家裡通知她放腳。」（見俞芳：《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

那個時代兒女的終身大事從議婚訂婚到完婚要經過幾道繁雜的程序，母親魯瑞在緊鑼密鼓按部就班地操持著，1901年4月13日她派人往「丁家弄朱宅『請庚』」，這是婚前的準備，問明女方的生辰，以便擇定吉日成婚。以魯瑞的想法，這一年年底或轉年年初，就要為兒子完婚，因為紹興的風俗婚禮大多在冬天舉行，而這時魯迅也應該從南京路礦學堂畢業了。

但是計劃往往趕不上變化，1902年初魯迅從路礦學堂學習期滿，以第一等第三名的成績被保送官費到日本留學，婚事還沒有準備好，只能往後拖延。

朱家對周家新台門的長孫應該是認可滿意的，周家雖已敗落，但畢竟是名門望族，生活絕到不了捉襟見肘難以為繼的地步，這樣家庭長大的孩子知書達理，勤奮上進，品行學問不成問題，況且朱安已經20多歲。聽說魯迅要到日本留學，朱家的感受應該是憂喜參半，喜的是未來的姑爺留洋深造，前程遠大；憂的是姑娘還要待字閨中，不知何時才能出嫁。這一切，朱安應該是了解的，但是她也無能為力，只有苦苦等待。

舊時代的包辦婚姻是兩個家庭之間的事情，用不著徵求子女的意見。無論是魯迅還是朱安都無權過問，只能聽從家長的安排，這是導致他們失敗婚姻的主要原因。

二、朱安：母親的禮物

許多文章都記述過魯迅的新婚，但幾乎沒有人從朱安的角度分析過她的感受。不錯，朱安是沒有文化，作為一個舊式的、保守的、弱勢的女人，她極少被人關注，既沒有文字也沒有向人提起過她在新婚之夜的痛苦感受，我們只能從對魯迅的相關描述中反觀推測朱安的心理。

1906年夏秋時節魯迅被母親以生病為由從日本召回國內。他對回來完婚是有一定的思想準備的。

周作人曾說過：「魯迅是在那一年裡預備回家，就此完姻的。」

比魯迅小六歲的堂叔周冠五，也住在新台門,兩家的關係很好,他與周氏三兄弟都是好朋友,對周家的情況十分了解,當年魯迅的母親魯瑞和兒子的通信大多是由他代筆。當初魯迅在日本和母親通信時表示，希望女方能讀書、放足，也只是希望而已，並不是把它作為成婚與否的先決條件。

周冠五在《我的雜憶》中說：「魯母知道我和魯迅在通信，就叫我寫信勸他，我寫信後得到魯迅回信，他說：要娶朱安姑娘也行，有兩個條件：一要放足，二要進學堂。安姑娘思想很古板，回答腳已放不大了，婦女讀書不太好，進學堂更不願意。後來把這情況又告訴魯迅，結果魯迅回信很乾脆，一口答應了，說幾時結婚幾時到，於是定局結婚。定了日子，魯迅果然從日本回國，母親很詫異，又是高興又是懷疑，就叫我和鳴山兩人當行郎，他穿套袍褂，跪拜非常聽話。」

魯迅最初對婚姻的態度是既不積極響應，也不激烈反對，順其自然。這個前提是他對深愛的母親十分相信，雖然敗落的周家經濟上已十分拮据，他的自身條件也談不上出色，長相一般，身高偏矮，正在外地求學，事業前途無所考量，但是天下的母親沒有不愛自己兒女的，她們會盡其所能為孩子找一個門當戶對條件般配的配偶。這一點他是深信不疑的。18歲的魯迅當時在南京上學，沒太把婚事放在心上，後來自己多年留學日本，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他開始對母親為自己選擇的舊式女人不滿意，曾經有過退婚的想法，但一經試探便遭到母親的極力反對，沒有合適的理由，又礙於親友的情面，退婚對朱家會造成極大的傷害，對周家的聲譽也相當不利，於是魯迅這才提出過讓對方放足學文化，這種要求只是希望而已，是不可能實現的，當然最後也都落空了。他克已奉母，侍親至孝，聽從家裡的安排，對當時回國成婚是有一定思想準備的。

魯瑞後來俞芳對說過：「倒是朱家以女兒年紀大了，一再托媒人來催，希望儘快辦理婚事。因為他們聽到外面有些不三不四的謠言，說大先生已娶了日本老婆，生了孩子……太師母又說：我實在被纏不過，只得託人打電報給大先生，騙他說我病了，叫他速歸。大先生果然回來了，我向他說明原因，他倒也不見怪，同意結婚。結婚那天，花轎進門，掀開轎簾，從轎里掉出一隻新娘的鞋子。因為她腳小，娘家替她穿了一雙較大的繡花鞋，腳小鞋大，人又矮小，坐在轎里，『上不著天，下不著地』，鞋子就掉下來了。」

關於謠言，有這樣一種說法：有一次魯迅在公園看見一位日本婦女，背上背著一個孩子、懷裡抱著一個孩子，後面還跟著一個孩子，在拖泥帶水地走路，他跑過去，替那位婦女抱過手裡的孩子。這件事也許被留學生看見，傳言說是魯迅娶了日本女人，並有了孩子。

這種說法當然是傳言，魯迅是1902年到日本留學，1906年回國完婚，這四年之中，他不可能娶妻生子，而且有了三個孩子！這種傳言，魯迅的母親和朱家都不會信以為真，只是催他回來的借口。

以魯迅的智商，心裡明白母親病重只是一種託辭，回國與朱家姑娘談婚論嫁的問題肯定無法迴避，因為六年以前母親就為他議訂了這門親事，三年前他第一次從日本返鄉探親時，朱家已經來催過婚，這些情況他都是知情的，不可能不想到這一點。須知，1906年的魯迅已經26歲，而朱安已經29歲，待字閨中、盼夫成婚已經超過8年了。朱家的擔心在情理之中，為女兒著想，不可能不著急，不可能讓婚事一托再托。魯迅心裡雖不情願，但是母命難違，只能順從母親的安排。對婚事儘管他不滿意、不拒絕，但是有預感、有準備，只是沒想到事情會來得這麼突然。

結婚當天，周家新台門鑼鼓喧天，張燈結綵，一派喜氣洋洋。魯迅和朱安按照當地的風俗把結婚儀式演練完畢。進了新房，一對新人默默相對，心情想必是激動萬分。當時的魯迅心裡應該是抱著一絲希望的，這最後的希望就是新人的長相，此前朱安的幾乎所有的外在條件他都是清楚的，家庭背景、文化程度、脾氣稟性等等，至於身材高矮胖瘦、是否纏足等等剛才迎親的時候也已親眼看到，但是唯一沒看見的是新娘的長相，這些外在條件魯迅僅管不太滿意，但是如果新人形象嬌美可人，「眼緣」不錯，有些其它不足是完全可以彌補的，至少能讓他接受。可是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當他揭開新娘的蓋頭時，眼前的新娘讓他大失所望，有一種三九天掉到冰窟里的感覺。新娘雖說不上多醜，但絕對不夠漂亮，絕對在女人的水平線之下，絕對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眼前的朱安瘦小枯乾，面色黃白，尖下頦，薄嘴唇，寬前額，用周作人的話說：「新人極為矮小，頗有發育不全的樣子。」那一剎那，魯迅心裡產生的一定是失望、甚至是絕望；悔恨、甚至是怨恨，也許還有厭惡的複雜感情，他沒有想到母親為他找的媳婦會是這種模樣。

正是朱安的相貌身材讓魯迅心底殘存的一線希望徹底破滅了，這才是他一輩子都不能接受朱安的根本原因。

這一夜，魯迅是在極度痛苦、極度失望中度過的，母親在門外探聽消息，新房裡無聲無息，兒子在一旁胡亂翻書，兒媳默不做聲，倆人沒有任何親密之態。第二天清晨，傭人看見魯迅的眼睛被被子的靛青染青，他一定是在半夜蒙頭痛哭。第二天夜裡他一個人躲到書房裡去睡。那兩天的魯迅極不高興，臉色陰鬱沉悶，連新婚夫婦到老台門拜祠堂祭祖他都沒有去。婚後的第四天，他便別母拋妻逃離故鄉重返日本。

之所以說魯迅是逃離般離開家鄉，是因為依常情而言，新婚燕爾，正是兩情相依，如膠似漆，難捨難分之際，魯迅當時也沒有非回日本的理由，此時他已從仙台醫專退學，學籍掛在東京獨逸語學校所設的德語學校，急於返回東京的主要原因就是為了逃避失敗的婚姻。這一去就是三年，三年里與家人，主要是與母親保持著的通信聯繫，對妻子卻隻字不提、不聞不問。

魯迅的新婚無疑是在極其痛苦極其失望中度過的。但是有誰考慮過朱安的感受。這個可憐的女人，獨守閨房，空等新郎，沒想到眼前的夫君對她不管不顧，無動於衷，這種屈辱和冷漠是任何一個女人都難以接受的。而更可怕的是，這種屈辱和冷漠幾乎維持了一生，她無論怎樣努力都無法改變丈夫排斥甚至厭惡自己的心理。從此，她成了周家的長媳，做了魯迅41年名義上的夫人，卻守了一輩子活寡，一天也沒有得到過丈夫的受。

朱安默默地忍受著，似乎也只能默默地忍受。在紹興周家新台門，她是明媒正娶的太太，雖然得不到丈夫的愛情，但是她可以等待，時間是最好的療傷良劑。

三年後，朱安期盼的一天到了，1909年8月魯迅回到故鄉，不久到杭州擔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教員，轉年6月到家鄉任紹興府中學堂學監。學校離家並不很遠，魯迅卻長年住校，只在節假日偶爾回家，或拿點衣物，或看看母親，即使有時住在家裡，也是孤燈殘卷，徹夜讀書，與朱安形同路人，始終分居。

我們無從揣測朱安的心理感受，想必也是痛苦不堪。除了長的不漂亮，她沒有任何過錯，但是丈夫與她別說是肢體接觸、感情溝通，甚至連語言交流、目光交流都很少，魯迅對她愛搭不理，不聞不問，視同空氣，她只是名義上的妻子。

作為女人，朱安生前死後都得不到公平的待遇，她的人生是孤苦的一生、壓抑的一生、悲慘的一生。想起朱安，就想起魯迅那句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但是我心裡又十分理解這個可憐的女人，她無疑是極其不幸的，孤苦零丁在煎熬中度日，但是對其不爭又實在怒不起來，一個柔弱無助、本份守舊、善良大度的女人，讓她如何去爭，她似乎只能逆來順受，只能任憑命運的擺布。

魯迅對好友許壽裳談起自己的婚姻，說是：「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此話一語成讖，在朱安與魯迅41年的婚姻生活中，她確如一件可有可無的禮物被閑置一旁，而且這件禮物始終不被自己的丈夫所接受、所喜歡，基本上被魯迅還給了母親魯瑞，她的大部分時間用於照料婆婆，沒有享受過一天夫妻之愛。

可憐的朱安，本是一個活生生的有感情、有青春的女人，在丈夫眼裡卻如同沒有生命的禮物，悲乎哀哉！

三、不愛不離：尷尬中的朱安

從1912年到1919年，魯迅隻身在教育部工作，先南京，後北京，一個人在外獨居，朱安始終在老家紹興照顧婆婆，兩人異地生活。1917年，二弟作人到北京大學任教授，兩年後，周氏家族紹興新台門的舊居將賣出，魯迅在北京八道灣買好了房子，這才決定接家人在北京定居。魯迅做此決定時，在朱安的去留上似乎不存在問題，自己常年在外，與妻子從無感情，但是朱安在大家庭中的地位是穩固的，被尊重被接受的，她精心照顧婆婆，善待家人，作為周家的長媳長嫂方方面面做的都是相當稱職的，魯迅沒有任何理由拋下朱安不管，他在12月24日的日記中寫道：「下午以舟奉母偕二弟及眷屬攜行李發紹興，蔣玉田叔來送。」

「眷屬」自然指的就是朱安。魯迅雖然在感情上不接受朱安，但作為自己名義上的太太——他的「眷屬」，自然應在隨行之列。

這是朱安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遠門，而且是北上定居。很可能以後再難回紹興娘家了，所以走之前她和寡母、兄弟、弟媳和侄子等合照留念。離開紹興的當天，她的妹妹還到碼頭送行。應該說朱安那時的心情是複雜的，孤獨寂寞、缺乏安全感的她，獨守空房13年，雖然婆家娘家都是她們的靠山，但是離開故土，到一個新的環境生活，始終冷淡自己的丈夫會如何對待自己，她的心裡一片茫然。

來到北京，全家十幾口人住進了新購置的北京西直門內八道灣衚衕11號院。這裡的條件顯然好過紹興新台門，房屋整齊寬敞，修葺一新。剛到北京的朱安，以為從此可以結束分居，和「大先生」（對魯迅的稱呼）團圓了，她在整理屋子的時候，特意將兩個人的床和被褥鋪好，幻想著夫妻團聚，同屋而居，開始新的生活，不料魯迅發現後卻把床拆了，不言不語，拿起被褥搬到別的屋居住。可憐的朱安再一次陷入失望和痛苦之中，她知道，自己的丈夫仍然不會接受她，仍然不願意與她同宿共眠，她的心裡只好抱定最後一個希望：「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順著他，將來總會好的。」

魯迅與朱安仍舊是同院分居，院子分為前、中、後三進，外加一個西跨院。魯迅的書房和卧室開始先在中院西廂房三間，後來為了安心寫作，改住前院前罩房的中間的一套三間房子，中院有正房三間和東、西各三間廂房，正房東、西兩間分別住母親魯瑞和妻子朱安,中間的堂屋為飯廳；後院有一排後罩房9間，周作人一家住後院北房的西側三間，周建人一家住後院中間的三間，東側三間是客房；西跨院的房子為儲藏室和傭人居室。

朱安在家裡的處境十分尷尬，名義上是周家的大少奶奶，長媳長嫂，在家裡卻沒有經濟地位，主持家務的是二兒媳羽太信子，

到了北京，從未出過遠門的朱安眼界大開，從家裡的條件和來往的朋友中，她明顯感受到兄弟兩人在北京已經事業有成，不僅收入頗豐，衣食無虞，學問地位也如日中天，隔三差五家裡就有朋友來訪，他們大多是京城文化界教育界的社會名流，衣著體面，氣度不凡，可謂是談笑皆鴻儒，往來無白丁，漸漸地朱安對丈夫有了新的認識，此時的魯迅已經不是昨日的周樹人了，無論從那個方面講，她和大先生的距離越來越遠，而讓她倍感失落的是遠離家鄉，遠離親人，身邊連個說說知心話的人也沒有。

魯迅當時在教育部的收入是三百大洋，周作人在北京大學收入是二百四十塊，加上稿費、講課費，兩人每月的收入在六百塊以上。朱安雖然名義上是魯迅的妻子、家庭中的長媳、長嫂，經濟大權卻由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把持，魯迅的工資絕大部分不是交給自己的妻子和母親，而是交給了弟媳羽太信子支配。魯迅不僅不與妻子同屋而眠，甚至連吃飯都是在後院與老二一家在一起，朱安則與婆婆魯瑞同吃，這種狀況很能說明魯迅和妻子朱安異常的關係。魯迅平時對她雖說不上橫眉冷對，但至少也是視若無人，不管不問。朱安守在老太太身邊噓寒問暖、精心伺候，如同婆婆房裡的貼身大丫頭。

魯迅當時的想法是兄弟三人和睦相處永不分開，幻想著把紹興老家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照搬到北京，這個願望只維持了三年多時間就破滅了。

1923年7月18日，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失和，義斷情絕，這是他人生經歷中最沉痛的打擊。他必須要搬出八道灣，但問題是妻子朱安怎麼辦？這是讓他頗費躊躇的問題。我相信，從魯迅的心裡是不情願和朱安搬出去單獨生活的，因為與以往不同的是，帶她搬出八道灣，意味著將打破過去楚河漢界般的模式，要過一種二人世界的新生活，他情願獨身，也不願意麵對妻子朱安。猶豫再三，在決意搬家時魯迅向朱安提出：「你是留在八道灣，還是回紹興朱家？如果要回，我一定按月給你寄錢的。」（俞芳《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這時的魯迅絕口不提要帶她一起搬出去，而是交給她兩種無法接受的選擇。丈夫的話肯定讓朱安心裡泣血，這兩種選擇都是她無法接受的。

留在八道灣？兄弟鬧得水火不容，丈夫搬出去住，自己卻留下來，這算怎麼回事？回紹興朱家？結婚16年，無緣無故被送回去，那不是如同被休了一樣，怎樣面對娘家的親人？怎樣面對親朋好友和社會輿論的壓力？朱安雖然軟弱溫順，但是在這樣人生選擇的關鍵時刻，她頭腦清楚，並不糊塗，她明白自己的位置，也清楚丈夫的真實想法，她只能帶著懇求的語氣說：「八道灣我不能住，因為你搬出去，娘娘（太師母）遲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獨個人跟叔嬸侄兒侄女過，算什麼呢？……紹興朱宅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磚塔衚衕，橫豎總要人替你燒飯、縫補、洗衣、掃地的，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俞芳《我記憶中的魯迅》）

朱安說這些話的時候，我想她的心裡一定在流淚、滴血，他們夫妻之間像這樣的商談對話是極為罕見的，卻沒想到涉及的卻是讓朱安痛心不已的話題。家庭遇到變故，無辜無助的她卻要面對這樣尷尬的選擇。大先生雖然有學問、有地位，但那是她的丈夫，是丈夫在這個時候就應該承擔起當丈夫的責任！

不愛不離，這就是魯迅當年的艱難處境。8月2日，他「攜婦遷居磚塔衚衕61號」。房子當時是借住許欽文的四妹許羨蘇的同學俞芬的空房，有北房三間，夫妻各居一屋，這是朱安自婚後16年第一次與丈夫單獨相處，成了身邊唯一照顧他的人，她渴望進入魯迅的世界，與丈夫過上正常的生活。但是情形並未因此而發生變化,朱安雖然小心翼翼地照顧著大先生，洗衣服做飯料理家務，對痛苦中的丈夫精心呵護，一切努力，都沒有得到丈夫的回報，魯迅對她的態度沒有絲毫改變，兩人仍然各居一室，各行其是，除了吃飯穿衣之類再無交流。平時魯迅的衣服該換洗的放在床前的一支柳條箱里，朱安洗好後放在另一支箱里。吃飯的時候，兩人極少說話，有時朱安會問問飯菜的冷熱鹹淡之類的話，魯迅或簡單支應兩句，或是略微點點頭。魯迅的褲子還是20年前留學時代的，已經補過多少回，朱安實在看不過去了，親手做了一條新棉褲，等丈夫上班的時候，偷偷的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的時候能換上，這是朱安一針一錢充滿愛心做成的褲子，沒想到魯迅發現後竟扔了出去。他對朱安的無情、淡漠和厭嫌由此可見一斑。

朱安有情，魯迅無意，他不想再改變什麼。在磚塔衚衕的九個月是魯迅生活中最為灰暗消沉、痛苦掙扎的九個月，他和二弟周作人兄弟成仇，背負污辱被趕出了八道灣周宅，其間的心情極度沮喪，情緒低落，貧病交加，大病一場，在這種情況下還要不停地找房、看房、修房，以安頓好母親和妻子。磚塔衚衕租住的三間小房，逼仄狹窄，破爛不堪，加在一起只有二十幾個平方，二房東俞氏三姐妹雖然活潑可愛，關係融洽，但她們有時在院子里嬉鬧，也影響魯迅的生活，尤其是母親時常要往返八道灣與磚塔衚衕之間，比較辛苦，魯迅身為長子，覺得有義務撫養母親，也好讓朱安與母親做伴，相互照顧，於是他一刻不停地找房搬家。

三間房中，魯迅和朱安各居一室，給母親留出一間。老人時常過來看望，一是關心兒子，二是也可以調節一下家庭氣氛，九個月中有一半時間魯瑞就住在磚塔衚衕，等到搬至西三條，母親和他們一起生活，一切又回到了原來的樣子。磚塔衚衕本來是夫妻獨處、改善關係的大好時機，卻白白地錯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