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換肝十年：只知道這個肝很年輕，從北京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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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濟醫院病房。（本文配圖由作者提供）

編者按

作為一個做過肝移植的人，我的年齡與一般人的計算方式已經不一樣了。

一般人是壽命，而我叫存活期。存活期不是從出生算起，而是從手術之日開始計算——那個陌生的、別人的肝臟，在我的體內能夠活多長時間。

我是2006年10月做的肝移植手術，到現在已經存活十個年頭了。雖然，在世界範圍內，像我這樣的人也有存活40年以上的。而在我國，存活十年仍然是不錯的成績。

做完肝移植手術，我為自己設定第一個目標：活到退休。退休後是「保六爭七」，保住六十歲，爭取活到七十」，我一直為這個目標而努力。

六十歲是人的一個花甲，是人生的一個輪迴。在我們土家族的民俗中，人只有活過一個花甲，才算完整的一世人，才能進入家族殿堂，才可以輪迴到下一個人生。六十歲差一天都叫短命。短命的人在那邊就不叫人了，叫鬼，短命鬼，不能入列宗祠，只能到處遊盪。

在我國，每十個人中，就有一個病毒攜帶者，每十個肝病病毒攜帶者中就有將近2個人患病。全國每年有高達兩千多萬的肝病患者群，每年有幾千人排隊等待換肝。由於供體和資金原因，許多人根本等不到那一天。而在過去每年接受肝移植手術的一千多人中，只有一部分人能活過5年，能活過10年的則是幸運中的幸運兒。而今天，我做到了。從此以後的每一天，我都是在創造屬於我自己的奇蹟。」

這是一位換肝者的故事。是「穀雨」支持的第一批非虛構寫作計劃之一。「穀雨」計劃既注重宏大敘事、反映當下中國，記錄歷史的非虛構寫作，同時也青睞源於個體經驗的生命故事，因為這些極致的個體生命體驗，成為我們體察世間人生的一極，通過這一極可以聯接陌生的生命，開啟另外的世界。某種意義上來說，別人的故事，也是我們自己的故事。

安戈的這部作品原名為《換肝記》，凡十萬餘字，我們從中摘取了近2萬字，分上、下兩篇推送。對這個故事有興趣的讀者或機構，可通過「穀雨」或與作者直接聯繫。

換肝記

作者：安戈

換肝，時至今日，我從來沒有想過，也沒有朝那個方向想，總覺得它離我很遠。對那東西的感性認識是從電影明星胡彪開始的，他在電影《大腕兒》裡面的經典對白是我經常模仿的：「是這個意思吧。」

胡彪是在天津做的手術，第一次手術過後，活了一年，出問題了。第二年又換了一個新的肝，這回，不到一年，人就沒了。

換肝，我認為那是人生的極終之旅，是萬不得已而為的事，是人的另一種掛法。

再就是經濟上的問題，換一個肝，得多少錢啊。我一警察，生病這麼多年的，早已是因病致貧了。哪裡還有錢換肝，不敢想像的事。

不過到了現在這個樣子，我已經沒有想法了。

一切聽妻子的，她說什麼就是什麼，她怎麼弄就怎麼弄。結賬，轉院，就這麼定了。

第二天一早，一輛救護車拉著我跨過長江，朝江北駛去。

48歲，肝病纏身生命拐彎

噩夢是從2002年11月的體檢開始的。

體檢後不到一個星期，上面通知我和另外一位同事去複查。當時我還不以為然，心想會有什麼問題，有什麼好查的，不去。可是，不去還不行，非得去，說這是體檢中心的特別通知，既關乎警察隊伍的戰鬥力問題，同時也事關一個警察的身體健康問題。領導連勸導帶恐嚇，我只好又去了體檢中心。

去了以後，醫生並沒有給我做什麼特別檢查，也就是抽個血化驗了一下，後來給我幾張單子。全是關於是肝臟方面的，不是看得很懂，結論是肝病病毒感染。

第一次就診是在濱湖醫院傳染科一間十分簡陋的診斷室里，桂希恩教授接診了我。

桂希恩教授給人的第一印象就一個字，帥。別看他年近七十歲的人，高高的個兒挺拔的身材有莫有樣。花白的頭髮，白皙的面孔，有款有型。他的眼睛和鼻子是歐式的，臉型是中式的，精神矍鑠，舉止儒雅。柔和的目光帶著關切的神情愛撫的看著你，讓你油然而生敬仰之感。

這位老帥哥先看了看我的化驗單，問我最近有什麼不好的感覺。

那時的我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有病。我說沒什麼特別不好的，能吃、能睡、能工作；開車，旅遊，走四方，沒有什麼不好。

他看著我，目光柔和。問我有沒有四肢無力，食欲不振。有沒有像感冒一樣打不起精神。

我回想一下，還真有。說，就是特別能睡，有時候下班後，回到家裡，往沙發上一躺下，再醒來就是第二天早上。還有，洗澡也能睡著，記得好幾次，晚上泡在浴缸里，冷不丁就睡著了，常常水冷了，把人凍醒。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麼，就這。

還有，不願爬樓梯。我住四樓，以前都是走樓梯上上下下，最近幾個月不願意走了。

啊，還有，我想起前不久開車時發生的一件事。從上江回江城，一路上人特別困，眼睛皮總是打架。心裡一直默默地念叨： 「堅持到潛江服務區要休息一下，睡會兒覺。」就那樣堅持往前開，開著開著，終於眼前晃過潛江服務區的路牌，意識告訴我：潛江到了，我就睡著了。其實那時候離服務區還有兩公里，那個牌子只是個預告。等我驚醒時，正好到達服務區路口，也就是說，我是在睡著了的情況下，開了兩公里，嚇得我一身冷汗。

老帥哥指了指旁邊只有50公分寬的小床，說，「你躺下，我給你摸摸。」

他按壓我的肋間，很深很深的壓，我配合著做深呼吸。又壓腹部，說我的肝臟有腫大，說我感染上了肝病。還有中度脂肪肝、還有膽結石、脾腫大，建議我立即住院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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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換肝前的安戈，他在單位負責電視宣傳工作。

2002年底的我很忙，我在單位負責電視宣傳工作，還在電視台開著欄目，每周都有兩期節目播出。因為節目播出的時間段是安排在早晨7點，所播出的片子得在播出之前送到電視台。那個時候沒有現在的傳輸手段，全靠人工傳遞。常常工作人員做完節目，要到凌晨兩三點鐘才能製作完成。作為主編，我得看播出前的最後一遍，等送走了片子，就到了該起床的時間了，而我，這一天還沒有睡覺。我估計我的這病就是這樣熬出來的。

等到2003年再次就診，結果已經到了早期肝硬化。我問桂教授，這樣的情況會是什麼樣的後果？教授說，「如果不及時治療，發展下去會形成胃底靜脈曲張，甚至胃出血。肝臟進一步硬化，如果還不控制住，進一步往下發展，就是肝癌。」

好可怕啊，說得我背上滋滋冒汗。我意識到我必須接受這個現實：我由一個正常的人，已經變成了一個肝病病人；我48歲的美好歲月已經打上了句號；我的人生在這裡拐彎了。

有一度，我非常虔誠的配合醫生，我想，不讓我好好工作，就好好做一個病人。

記得在濱湖醫院住院兩周，病毒下降到了檢測線以下，各項肝功能指標都達到正常值，肝病好啦！

啦啦啦啦啦！

出院的時候，老帥哥桂希恩教授給我開了葯，一種叫賀普丁的進口葯。

這種葯很貴，一百五十多塊錢一瓶，說是目前最好的抗病毒藥物。但這種葯有兩個特點，一是副作用大，容易產生抗藥性，一旦產生抗性，這葯就不起作用了；二是一旦服用，就得天天吃，不能停。

我的理解是，除非你不吃，要吃就吃下底。

我打開包裝盒，裡面裝一個瓶子，瓶子有密封蓋，裡面就是棉花，掏盡棉花，還是棉花。最後一不小心就能看到小小的如綠豆般大小的藥丸，一共只有，只有，只有七粒。

我想，不是天天要吃的嗎？怎麼才這麼幾粒啊。

那麼大的瓶子本來可以裝上100多顆，為什麼不把瓶子裝滿，哪怕裝半瓶也行啊。後來發現，進口葯都是這德行，從賀普丁到後來的博路定，全是一個套路。

然而，這種葯是目前抗病毒最好的葯，國內沒有抗病毒的葯，沒有。

這事我當時很費解。我們國家很早就把衛星送上了天，在地上爆炸了原子彈、氫彈。還經常聽說我們的許多科研成果走在世界前列。而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肝病大國，一粒小小的抗病毒藥丸，怎麼就沒有呢？當然，國家戰略容不得我等肝病患者操心，反正抗病毒藥物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嫌貴嫌麻煩，還得吃。

可惜好景不長。

大概只過了半年多，人又沒有精神了。厭食，無力，渾身發軟。除了上次的癥狀還加上黃。尿黃，眼睛發黃，皮膚髮黃，身上發癢。一個感冒上身，人就倒下了。伴有高燒，腿腫，腹脹。

一檢查，黃疸接近正常值的五倍，轉氨酶，轉肽酶，都超過三倍以上。其中還有一項反應膽管的指標高達900多，是正常值的一百倍。這一次的癥狀應該是比上一次加重了。但因為治療及時，住院十幾天，全部癥狀消失，又好啦！

從第一次出院到第二次住院，這中間間隔有半年多的時間沒事，也是我的病情發展過程中相隔時間最長的。此後的歲月里，病程越來越長，相隔的時間越來越短。

不過，從此，我明白了一個事實，那就是肝病這種病一旦上身，你是再也擺脫不掉的，病毒根本不可能徹底清除，除了移植，其它所有的治療手段都只是治標，不能治本。即或是看上去已經痊癒，那病毒始終潛伏在你的體內，一有機會就會捲土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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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汶川地震，安戈與被救助的災民在一起。

2004年，政府各個部門相繼設立新聞發言人，我所在的警察廳成立了新聞發言人辦公室。作為第一任負責人，我率全省各個市州公安局新聞發言人，參加中央某新聞媒體在昆明舉辦的新聞發言人培訓班。

作為帶隊的我，明顯感到力不從心。厭食，下肢腫脹。穿了襪子就穿不進去鞋子，只能光著腳。睏倦更是如影隨形，就連走路都想睡覺。遲到是經常的事，常常一覺醒來，等我趕到會場，人家已經差不多要中場休息。我只好尷尬的等在走廊里，以免招來異樣的目光。或者硬著頭皮坐在角落裡，聽著聽著就又睡著了，也不知一同參加培訓的同行如何看我。

到江城的第二天，我再次住院。比超檢查，肝臟邊沿呈鋸齒狀，並且腹內積水。

在過去住院時，經常聽到病友議論說誰誰誰不行了，已經肝腹水了。而今，我也肝腹水了，內心好凄涼。我茫無目的地拿起電話，按了好幾個號碼，也沒有按完最後一個數字。我不知道打給誰。不能打給妻子，她的壓力已經很大了，不能打給我媽媽，她老人家要知道她的兒子肝腹水，不知道要哭成什麼樣子。打給別的人吧，誰有功夫聽你說肝腹水？後來接電話的是我的哥哥。

我哥哥大我一歲半，我們一床被子蓋了16年，他也欺負了我16年，也照顧了我16年。我們在一起從不好好說話，總是打架。但是，當有人欺負我的時候，他又去打別人。

我說我住院了，肝腹水。他沒吱聲，好長時間電話那頭空空蕩蕩的。我們都那樣聽著電話里空空蕩蕩。好久，只聽到他哽咽的說，「怎麼就肝腹水，怎麼就肝腹水？」然後就哭起來了。我捂住嘴掛斷電話。

哥哥他在另外一個城市居住。在大饑荒年代，我們餓倒在放學的路上，他搶人家擔子上挑的拐子給我吃（一種野生植物）。我們一起去偷隔壁伯伯家的梨子，我放哨，他上樹。或者他放哨，我上樹。那天，我們到對面山上砍竹子，冰天雪地，鐮刀往路上一砍就是一道白白的印痕。回來的時候，我嫌背竹子下山麻煩。便從山頂上騎在一捆竹子上往下滑，我腳剛一離地，只聽得 「嗖」的一聲，竹子載著我，從高高的山上像離弦之箭，直往山下射去。一開始耳邊還有石頭滾落的聲音，到後來，滾落的石頭被我遠遠地甩在後面，幾百米高的山坡，瞬間就下到谷底。好長時間後，那些滾落的石頭紛紛趕到谷底，「嘩嘩嘩」，如山崩地裂，地動山搖般。只聽得哥哥在山上哭喊，「兄兒——（弟弟）」。

有兄弟真好，不光是掩護偷梨子，危難的時候有人為你擔驚受怕，還能在肝腹水的時候有人接電話，聽你訴說。

自從肝腹水以後，我便成了醫院裡的常客，多則兩三個月，少則幾十天就要住一次醫院。那個時候我跟妻子開玩笑說，如果要找我，就去醫院找吧，如果醫院裡找不到我，那是在去醫院的路上。如果路上還是找不到我，那我就是掛了咯。

儘管到了肝腹水的程度，我仍然有一個堅定的信念，這病一定會治好的，我妻子對此也很有信心。她是學臨床醫學的，我用過什麼葯、對什麼葯敏感、什麼葯療效好、每次的診斷處方她都細心收集，一一記錄在一個本子上。還到處打聽偏方，從中篩選出她認為可能有效的方子，便弄來試試。什麼蟲草鹿茸，還有長白山人蔘，都是我經常吃的。儘管那些東西往往價格不菲，她好像眼睛都不眨一下，逮到就買。還專門買了一個什麼多層保溫紫砂鍋，把那些東西和無鹽的瘦肉一起燉的吃。雖然味如嚼蠟，可一想到妻子用心良苦，也許會對肝病有用，便硬著頭皮吃下去。如此幾個月，花費數萬元，無果。又聽說螞蟻能治療肝硬化，不知從哪裡弄來黑黑的一大包，伴著蜂蜜，攪和成漿糊狀吃，那個難吃啊，不堪言。

病魔並不因此就放過我。

那一年的春節回家。車到達上江市長途汽車站是晚上11多點多鐘，一出站，妻子在接我，她問我怎麼不坐早點的車，我說本來應該九點多鐘到的，正要上車時，出了狀況，內急。我告訴她，一開始只是肚子疼，拉了就好了。但怎麼拉出來的全是黑色的？她問，是干黑還是稀黑，我說都有。她停了好長時間不說話，我問有什麼問題？她輕輕地說了句，胃出血，就說別的去了。

胃出血？我聽桂希恩教授說過，肝硬化的發展就是胃出血，心情有點沉重。路燈清冷，遠處有鞭炮聲，一輛計程車停在我的面前，問要不要車，我妻子說不要謝謝。一路無話。

自從胃出血，我的內心再次受到很大的衝擊。這表明，儘管每次住院都治好了才出院的，每次都是肝功能指標正常了的，可是整個肝臟，還是沒有停止硬化的腳步，反映到日常生活中，不能著涼，不能太熱，不能吃飽，不能飢餓。吃不了肉，不能吃雞蛋，喝不得豆漿。不敢出門，不能遠足，從心理到軀體，都是一個病人。

病情正在按照桂希恩教授的預言發展，只是比他估計的要快的多。2006年5月發生的事，讓我真正意識到這個病有多麼的恐怖，多麼的不可逆轉。

那天珠海的李家耀先生路過江城來看我，我們是老鄉，又是多年的老朋友。我在家裡給他做了一頓飯，也炒了幾個菜，高興嘛，陪他吃了點。

送走他後，正在收拾桌子的時候，突然感到喉嚨發熱，沒來得及去衛生間，一股東西直往上涌，熱熱乎乎的，腥腥的直接沖了出來。我趕緊蹲在地上，順手抓起一個盆子，東西從嘴裡澎涌而出，不一會兒，盆子就裝滿了。紅色的，鮮紅鮮紅，當時心裡那個涼啊。

好好一個肝，迅速走向衰亡

妻子請老家的算命先生為我算了一卦，算命先生說我52歲命里犯煞，只要挺過這個生日就沒事了。那一年，我的農曆生日在9月21日，也就是說，未來的一個星期決定我的去留。

2006年的9月13日，早上喝了一杯豆漿，我像往常一樣去上班。不知道什麼時候趴在桌子上就睡著了。醒來時，覺得今天怎麼這麼安靜，其他辦公室也沒有一點聲音。原來是到了中午，都下班回家吃飯去了。我試圖站起身來，可站立不穩，周圍搖晃得厲害，但還是堅持著走回家。好在住的很近，總算是走回去了。妻妹已經做好了午飯，我不想吃，搖搖晃晃奔床而去。妻妹跟進裡屋，直問怎麼了怎麼了。我說我不行了，趕緊去叫一輛車。

她怎麼叫的車，我怎麼下的樓，我全然不知。這時腦子裡只有醫院，病床，趕緊啊。

人是搖搖晃晃的人，車是搖搖晃晃的車，路是搖搖晃晃的路，一邊晃著還一邊給張醫生打電話。居然還遇上一個不認得路的的士司機，我還得給計程車指路。從來沒有的感覺:天旋地轉，天昏地暗。前面的路像地震中的畫面起伏扭曲，車像阿拉伯飛毯漂浮不定。我心裡默默念叨著堅持、堅持，一定要堅持到醫院。

不知過了多久，終於看到了江城大學濱湖醫院的牌子......

只見那牌子一晃，我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入夜，我遊走在黃泉路上，不是我不想活，是我實在是受不了了。

病痛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這個時候我的大腦特別的清晰。我開始認真考慮死亡。這人間是沒法呆了，不能呼吸，每吸入一口氧氣，都變得奢侈，這日子怎麼過？我開始策劃如何解脫這個痛苦，如何離開這地獄般的人間。

妻子是去哪裡了，怎麼還不回來？也沒有個消息。現在是白天還是黑夜，是上午還是下午，也沒有人告訴我。

這時進來兩個人，是一個病人攙扶著另外一個病人，他們都掛著吊瓶，把那兩個病床佔了。兩個人望著我 「嘿嘿」的笑，我也朝他倆笑笑，那個笑很陰，很冷，很恐怖。那個病人對我說， 「等打完這瓶液，跟我走。」我說，我不能走，我要等我妻子回來。

一會兒又進來兩個人，一個很高，一個很矮，高的頭頂著天花板，矮的只有床架子高，他們不是走進來的，是飄進來的。都穿著長長的白大褂。兩人盯著我看，面無表情，又圍著我的床轉了一圈，走了。

又過了一會兒，又進來一個人，橘紅色的上衣，兩手插在兜里，邊走還邊笑，笑眯眯的那種。走到我床前，摸我的額頭。

是妻子。

我說你有沒有碰到兩個人，一高一矮，穿的白大褂，高的有天花板高。她笑笑，說，「走廊里沒有人，也不會有天花板高的人。」

明明剛剛出去的，他們是幹什麼的啊？我還說剛才又住進兩個病人，都住滿了。還說打完這瓶液要我跟他走。

她說，「沒有，什麼都沒有，是幻覺，要不就是做夢。」

我一看，真的沒有病人，床還是空的。

「你怎麼不問我到哪裡去了？」她說。

我說你到哪裡去了。

她說，「只要還有一口氣，趕快趕快送同濟。我到同濟醫院去了」

原來，妻子接到我病危的電話，正好在上白班，她匆匆跑回家，揣上一包餅乾就出了門，邊走邊啃，坐當時最快的交通工具 「漢光高速」，趕過來。她說在車上一路聽著車上的廣告，一邊迷迷糊糊的睡，「經常放的就是那些片子，也沒有個新鮮的，好多台詞都能背誦出來。」她還象模象樣學了一句廣告詞：「只要還有一口氣，趕快趕快送同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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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戈換肝後退休前，著名攝影師宋剛明說老田形象不錯，一定要秀一個，於是就秀了。

從濱湖醫院到同濟醫院，兩院相隔就一條長江。那天，我沒有妻子所說的那種 「一過長江就覺得有救」的那種感覺。但是，當醫護人員把我從救護車上弄下來，用一張擔架床把我推進病房，往床上那麼一放，我一下子感覺病好了許多。這是真的，好了許多，就從我的身體接觸到同濟醫院的病床那一刻。

同濟醫院移植科在外科大樓22層，我被安排在9號病房。

這之前，我沒有見過這樣的病房。走廊很寬，地很平，擔架車推過去平穩而輕鬆，一點也不顛簸。地面經過防滑處理，護士小姐輕盈而匆忙的腳步刷刷走過，沒有聲音。

深秋的陽光透過明亮的玻璃窗，撒在房間里，柔和極了。我對妻子說，我感覺好像好多了啊，她說是的，她說她也是這麼感覺的。

這一天是2006年的9月21號，農曆七月二十九，正是我52歲生日。你說奇也不奇，怪也不怪。

一群醫生走了進來，只聽得妻子說聲「陳教授來了，」人已經到了跟前。

走在前面的陳知水教授中等身材，皮膚白皙，看上去很年輕，一時間很難把這個年紀的人和同濟醫學院教授，全國移植界知名專家，同濟醫院移植中心主任聯繫在一起。

他拿著聽診器，俯下身，揭開我的上衣，雙手在我蠟黃的腹部滑動。動作輕柔而熟練。這使我很感動，好久沒有醫生這樣了，上次還是桂希恩老帥哥。住院那麼久，沒見過哪個醫生俯下身子去摸你。據說現在的醫生都有更先進的檢查手段，並不怎麼隨便去摸病人，更何況是肝病人。

陳知水教授五個手指還停留在我的肚子上，回頭吩咐蔣醫生和杜醫生，說，病人的病情很嚴重，要儘快做好術前準備，一有肝源馬上做手術。

教授說，就在這幾天，就有肝源，說移植科準備了些資料，放在護士站，講手術風險和注意事項的，要我妻子拿些看看。

妻子有點擔心，說我現在的黃疸指數是400多，這麼高能不能做啊。陳教授說，沒問題，以前七八百的也做過，黃疸指數不是主要的。我妻子沖我笑笑。我想他們是醫生，又都是校友，手術什麼情況下能做或者不做，是他們之間的學術問題，我大可不必操心。我只是一下子聽到儘快手術後，心理準備不足。換肝手術，對我來說意味著什麼？這種手術又有怎樣的風險？忐忑。

醫生走了，病房裡恢復了平靜。這間病房本來是單人房，房間不大，放有兩張病床，我住在靠門的一邊，是加床。靠窗的一邊還有一張病床空著，床頭貼個藍色的5字。我來之前，5號病床也住一位手術病人，江西來的，昨晚不治，走了。本來靠窗的那邊向陽，透光，透氣。可妻子覺得那床不吉利，堅持要我住加床。

上午10點多鐘，單位領導來了，隨身帶來的還有一張支票。妻子拿給我看，是財政轉移支付支票，金額是30萬元。從昨天動議轉院，到今天上午10點，僅僅十幾個小時的時間，30萬元就到了。就正常的財經手續而言，已經是特事特辦了。

我的肝硬化速度，在業內應該算是發展最快的。從2002年底開始發現早期肝硬化，到2006年，在不到4年的時間裡，一個好好的肝臟就廢了。

等待肝源，難熬的日子

天亮了，早餐送到了門口，妻子為我要了份稀飯，我喝了點，感覺不拒絕食物，就是蘋果也是可以嘗嘗的。這是個好兆頭，又吃了一片蘋果。

這一天沒看到醫生。

第二天也沒有見到醫生。

到了晚上，護士小孟來了，手裡拿個手術包，說白天做手術去了，沒時間給我放水在，這才來。我妻子跟他說話，問怎麼一天都沒看見幾個醫生。小孟說昨晚都做手術去了，下半夜才開始，一直做到今天中午才下手術台。那個病人呀，肝壞了，胰腺壞了，腎臟也壞了。三個器官一次移植。陳教授，蔣繼貧醫生，杜敦峰醫生都連續上了十幾個小時的手術台，現在估計是累趴在哪裡了。

原來是這樣啊。

次日，當地一家有影響的報紙發出一條消息，說，昨天，同濟醫院為一名病人成功進行了我國首例肝、胰腺、腎臟三器官聯合移植手術，病人狀況良好，正在重症監護室做進一步治療。

報道還提到了陳知水教授的名字。

我只能猜測，住院之前，陳教授就說過，過幾天就有肝源供體，來了之後也說過，就這兩天可能手術，還吩咐蔣繼貧做好術前準備。從時間點看，應該說的就是這個供體，可昨晚我沒進手術室，做手術的是另外一個人。可能是我血型不匹配，也可能是那個人病情更危重，反正我是逃過了。說實話，有點竊喜，妻子也說，現在的身體狀況，不一定承受的了那麼大的手術，多住一些日子，等恢復些了再做也好。

自從肚子里的水抽出一盆後，能睡覺，也能吃點東西了，渾身的瘙癢也得到緩解，整個人舒服多了。心情得到改善，對周圍環境也關心起來。

5床的病友姓劉，都叫他劉老師，是江城一所高校管圖書的，患的是肝癌。他很年輕，四十多歲，看上去手術很成功。恢復得也不錯，精神尚可，有說有笑。為人也很謙和，看到我病重，他從不大聲說話。他的老婆更是不離左右，悉心照料。愛動腦筋的我發現一個現象，無論是護士還是醫生對他都特別好，就連做清潔的阿姨，對他都是畢恭畢敬，十分尊重。

聯合移植成功後，陳知水教授來查房，跟我妻子說，還要等等一段時間，這次配型沒有成功。我妻子對這一點是完全是有預見的，配型這事，說不清楚，有時候哪怕是親人之間，也有配不上的。依我看，這東西全靠運氣，你運氣好，跟誰都有可能配上，運氣不好，跟誰都有可能配不上。總之，我這次運氣不好，沒配上，那位病人的運氣好，他配上了，我為他祝福。

醫生說了，要等待下一次機會，具體時間沒法確定。

那些日子，基本上每天都要輸很多的液體。有消除炎症的，有降黃疸和轉氨酶的，有抑制病毒的。

尤其是每天還要吊兩瓶白蛋白，這個東西我很在意。因為我知道，它很貴。幾年前，我最初接觸到白蛋白的時候是100多一瓶，後來漲到300多，這次已經是500多塊錢一瓶了。

白蛋白對肝病有很好的治療效果，但不是每個病人都用得起的。我周圍的病友，在輸白蛋白問題上常常糾結。輸吧，那麼貴，醫保又不能報銷。不輸吧，醫生說了，只有那個東西在肝功能特別糟糕的情況下很管用。我是沒有報銷之憂，但我還是一看到吊那個東西，就問醫生，能不能不打或者少打。你想，一天兩瓶，就要1000多塊錢啊。加上其它的葯，還有住院費用，每天要好幾千塊。當著病友的面，我從來不敢說醫療費的事。別人問起，也只是敷衍過去。因為我知道，住院的人中，絕大多數都是要自己掏腰包。就是有醫保的，也要受到藥品目錄的限制。像白蛋白這樣的生物製品，醫保是絕對不給報銷的。面對他們，我有些戰戰兢兢，有時竟然有像做了賊的感覺。我無法做到在別的病友都在使用廉價藥品，而我輸著白蛋白卻無所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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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濟醫院病房，來自貧困地區的母女，母親正等待為女兒捐腎。

同在一個病房裡，特別是在過去的肝病房，一間大房子，裡面住著五六個病人，往往因人的成份不一樣而醫療保障?異。

記得那一次在江南醫院住院，我們一起住5個人，除了我，還有一家銀行的行長、一個大學生、一個在廣西榨糖的漢川人、一個孝感的農民。

每天早上，早班護士都會把要輸的液體瓶子一個個掛在架子上，然後等白班護士上班時集中開打。有時候，其他人的瓶子都掛上了，針也打上了，可就是有那麼一二個人的空空如也，不見動靜。

這種情況很常見，那一定是賬上沒錢，等你交了錢，護士再來給你輸液。這在我們老家叫做一手芝麻一手糖。那一次，我們幾個人的都打上針了，可是那個大學生和那個農民兄弟沒有護士光臨，農民兄弟躺在那裡看著天花板，妻子也不在身邊。大學生就問護士，我的怎麼還不來？護士先是沒理他，一會兒進來，送一張單子過去，嘴裡叫道，幾床幾床的，差錢啦。農民兄弟接過單子，看也不看，便默默地放在床頭，也不說話，然後頭偏向一邊看窗外。大學生小伙接過單子，看了又看，喃喃滴說，「怎麼又差錢了，前天還交錢了3000塊的。」

農民兄弟的妻子是去借錢去了的，看來那天妻子是沒有借到錢，她回來後在病床邊站著不知所措的，就那樣站在那裡，好半天。最後無奈的收拾病人東西，說，「不住了，回家去，回家找中醫治療。」那天，他們就那樣走了，他不到五十歲，家有兩個女兒在外面打工，我還說等出了院去他家玩的。我一直在想，他後來怎麼樣了，是好了，還是沒好......

大學生的父親是羅田縣電力公司的職工，母親在公司樓下開一家雜貨鋪，農民兄弟走後，他回來了。滿頭大汗的說跟兒子說，交了錢，護士馬上就來打針的。

後來，我和這人熟了，他告訴我，他家在縣城，大家都在蓋房子，自己也打算蓋上幾間房給兒子結婚用。自從兒子得這病，不僅花光了家裡的所有積蓄，還向親戚朋友借了不少錢。

「如果是我們大人，沒錢治療也就算了，可就這麼一個兒子，再怎麼搞，也得治啊。」五十多歲的漢子，說著說著竟然眼圈都紅了。

令他沒想到的是，糟糕的情況還在後頭。兒子的病越來越重。醫生說光這樣藥物治療恐怕不行，需要做人工肝。

做一次人工肝，要一萬多塊錢。沒錢還是得做啊，好像是做了兩次，後來轉走了，也不知後來好了沒有。

一間病房，也是一個社會，差距大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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