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路曲：世界政治轉型方式的變化與中國的政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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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路曲：世界政治轉型方式的變化與中國的政治發展發布時間:2013-07-26 10:00 作者:李路曲字型大小：大中小點擊:629次

　　提要：世界政治轉型或民主化的方式已經發生了重要的變化，由激進性和暴力性向漸進性和溫和性轉變，同時，也不再是由群眾推翻統治者的革命所主導，而越來越呈現出由統治者與下層群眾共同推動的改革所主導。這一變化使人們不再把民主化和政治轉型視為一場革命、一場劇烈的衝突或改朝換代，而是一種改革，一種漸進而溫和的權力交接。這種變化無論從實踐上還是心理上都會對中國的政治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在一黨長期執政的條件下，可以通過黨政分開和同時推進黨內與黨外民主來建構中國的國家體制，以提高政治體制對現代化和市場化的適應性。　　關鍵詞：轉型方式；政治發展；一黨執政；黨政分開；政治改革　　一、政治轉型方式的變化　　從世界整體狀況來看，政治轉型的方式隨著時代的發展已經發生了重要的變化，政治轉型日益呈現出溫和與漸進的特徵。　　近現代意義上的政治轉型最早發生在歐美，以 17 世紀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18世紀的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為代表，這些革命雖然各具特色，但其實質都是資產階級反對封建統治的民主革命，是從封建政體向資產階級民主政體轉型的標誌。從轉型或取得政權的方式來看，它們都採取了激進和暴力的方式，儘管使社會發生實質性變遷的轉型持續了很長一個時期，但政權更迭本身是很短暫的。　　在這一階段的革命或轉型的基礎上，歐美的民主化進程或政治轉型呈現逐步溫和化的趨勢。在英國，1688年「光榮革命」不再是革命而是用「政變」的不流血的方式實現了資產階級政權的鞏固，此後直到 19世紀英國政治發展的主要變革或轉型就是議會改革及選舉權的擴大，而這完全是以和平的群眾運動的方式完成的。在法國，儘管 19 世紀爆發了 1830 年革命、1848年革命以及 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但是不僅這些革命的規模和影響無法與大革命相比，而且自巴黎公社以後法國就進入了一個和平發展與改革的時期，政治發展的進程再也沒有用革命的方式來推動。在美國，獨立戰爭後民主化不斷推進，但並沒有出現大的政治動蕩。雖然1861年發生了南北戰爭，但這並不是北方民主化進程的延續，而是向遲遲沒有推進民主轉型的南部擴展，是南部的轉型或革命。此後，美國完全進入了一個和平發展的時期，國內的政治發展和大量改革都是在和平主義的旗幟下進行的。德國和義大利的民族民主革命發生的較晚，但在19 世紀後期完成統一後其國內大規模的暴力革命也就逐步緩和下來，政治發展以漸進的方式進行。　　20世紀以後的歐美進入了和平改革時期，國內再沒有大規模的暴力鬥爭，政治改革和轉型完全是以溫和漸進的方式進行的。儘管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但這種把暴力從國內轉向國外的方式本身就說明了國內衝突的相對弱化。由於各國發展的不平衡，它們完成這種轉型的歷史時段和所用的時間並不完全相同，但基本趨勢相似。　　19 世紀至 20世紀，東歐、拉美、亞洲和非洲的民族獨立和資產階級革命依次展開，由於這些地區的現代化進程落後於西歐和北美二三百年，因此，主要國家的暴力革命直到 20世紀上半葉才基本完成，而一些更晚進行現代化國家的革命或暴力性的民族主義運動在 1960 至 1970 年代也基本結束了。20 世紀最後 20多年發生的「第三波」民主化，標誌著後發現代化國家的民主化或政治轉型的方式已經基本從暴力對抗轉變為和平過渡，其漸進性也越來越明顯。亨廷頓是這樣描述這一時期各國政治轉型的：「民主國家是如何產生的呢？民主的國家是由民主的方式產生的：舍此無他。民主國家是通過談判、妥協和協議而產生的。它們是通過示威、競選和選舉而產生的，是通過非暴力地解決分歧而產生的。它們是由政府和反對派中的政治領袖所締造的，他們都有勇氣向現狀挑戰，並使他們追隨者的眼前利益服從於民主的長遠需要。民主國家是由政府和反對派中的領導人，即那些抑制反對派激進分子和政府保守派的武力挑釁行為的領導人所創設的。民主國家是由政府和反對派中那些有智慧承認在政治上沒有一個人可以壟斷真理或美德的那些領袖們所創設的。妥協、選舉和非暴力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徵。在不同程度上，這些也是這一波民主化中絕大多數變革、轉換和轉移的特徵。」［1］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政治轉型不再像過去那樣完全取決於人民或反對派單方面的意願，而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威權統治者或多或少的主動所致。　　即使在「第三波」時期內，較早發生轉型的國家與較晚發生轉型的國家或地區相比，也有一個衝突逐漸弱化和妥協逐漸增強的趨勢。例如，東歐的羅馬尼亞 1991年發生的政治轉型是由一定程度的人民起義實現的，東亞最早發生政治轉型的菲律賓是以持續三年之久的大規模群眾示威運動、農民反抗運動和士兵起義以及與 1986年的普選交織在一起而實現的。而 1990年代中後期韓國發生的政治轉型和中國台灣 2000年發生的政治轉型則表現出更多的溫和性和穩定性，它們主要是通過選舉而實現的。這種不同既與各國或各地區之間的經濟社會水平和政治模式的差距以及文化差別有關，例如東德的溫和性與羅馬尼亞轉型激進性之間的差異就是如此，也與政治精英和人民都不願再看到更多的衝突有關，例如蔣經國就是看到菲律賓國內的動亂以及馬科斯的下台而決定在中國台灣解除戒嚴的，而反對派的領導者也願意以選舉競爭而不是暴力手段來取得政權。　　就少數國家在轉型過程中出現一定程度上的暴力和多數國家中出現的低度暴力事件而言，應該說與漸進性轉型的趨勢並不違背，不僅它們比本國以往的政治轉型的暴力程度要低得多，而且與歐美相比，由於它們的政治發展相對落後，社會政治結構和管理機制還沒有發展到可以完全消除暴力運動的程度。這裡面有一個重要參數是值得重視的，就是在市場化國家中，支持一個國家發生政治轉型的人均生產總值指標在不斷地上升，而轉型中的衝突程度則隨之遞減。這是一個基本的趨勢，儘管政治轉型方式還要受到其他因素例如社會結構和文化的影響。　　當代的政治轉型更可能採取一種和平的方式。日本的政治轉型如果以長期執政的自民黨下台和民主黨的上台為標誌的話，其變化的程度幾乎是微乎其微，幾乎無「轉型」可言，或者說其漸進性和穩定性非常明顯。實際上，中國台灣和韓國已經表現出這種漸進性和溫和性。如果中國台灣的政治轉型是以2000年民進黨上台為標誌、韓國的政治轉型是以 1992 年金泳三和 1997 年金大中執政為標誌的話，那麼這一過程比以往各國或各地區的轉型要溫和與穩定得多。　　二、一黨長期執政與政治體制內的民主化溫和而漸進的政治轉型越來越成為現實，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在這方面，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情況很值得關注。這兩個國家的執政黨都已經執政 50多年，經濟和社會高度發展，民主政治有很大的進步。　　那麼是什麼原因使它們沒有發生標準意義上的轉型即國家體制的轉型、長期執政的政黨在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的情況下仍然保持著執政地位呢？　　在筆者看來，政治制度具有較強的現代性指向和較高的制度化水平、漸進的政治改革並使其與本國的發展水平相適應，是它們一黨長期執政並使其威權主義適應社會經濟巨大變遷的最重要的原因。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政治體制具有較高的適應性是由於它積累了較多的現代性因素，在此基礎上執政者建立和培育了一種具有包容性和高效率的政治體制。具有現代性是指它們繼承了英國的行政制度和法律制度，並在此基礎上進行了適應現代化與國情的改造。具有包容性是指它在一黨體制內把多黨競爭和民主政治發展到了一個較高的水平，效率高表現在它們能夠有效地主導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在上情下達和下情上達方面較為通暢［2］。如果一種制度不能在面對環境變遷的挑戰時做出調整，就會因自身不能適應這種變化而不得不以體制的轉型來適應這種變化。韓國、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中國台灣等國家和地區，以及發生在很多後發展國家的包括近兩年在伊斯蘭國家發生的政治轉型，儘管有諸多原因，但政治體制的制度化水平較低尤其是缺乏適應性或包容性是它們共同的原因。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政治發展的特色之一是在對政治參與進行嚴格限制的基礎上逐步培育公民意識，並進行制度創新來擴大民主。現在看來，這在客觀上有很大的積極效應。一方面，它在保證一黨威權主義體制相對穩定的前提下逐步地放鬆管制，不像有些國家壓制政治參與從而導致激烈的對抗和體制的崩潰。對民主的培育主要是允許反對黨的存在和發展，使媒體越來越中立，允許民眾投反對黨的票和發表不同的言論，可以直接批評政府的政策。其中新加坡的集選區制度是體現這一特色的重要的制度創新，它既抑制了政治參與的快速膨脹，也沒有打壓政治參與，而是通過提高政治參與的門檻來引導有序政治參與，在選民和反對黨政治素質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則促進了政治參與。　　馬來西亞執政的巫統的政治領袖們利用其政治體制和種族的多元性，在政治發展的不同水平上有效地限制和培育了政治參與。其對政治參與的限制主要表現在利用憲法和國家權力抑制反對黨的發展，前者規定了伊斯蘭在政治上的特權地位，執政黨利用執掌的法律、媒體和政治權力制裁反對黨的領袖並限制反對黨的發展。對政治參與的培育主要表現在這種控制是逐步放鬆的，它越來越能容忍反對黨的發展和政治參與的擴大，在這方面已經超過新加坡。同時，馬來西亞很好地利用了聯邦制的體制，使地方自治性容納了更大的民主，而這種民主的發展沒有更多地干擾聯邦政府的穩定。　　在這種具有現代性的威權主義主導下，經過數十年市場經濟的發展，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都培育了日益成熟的中產階級和市民社會；　　同時，幾十年的民主選舉也使人民群眾的民主素質有了很大的提升，中產階級和一般選民在選舉中越來越理性。我們知道，民主化的基本條件就是市民社會和中產階級的發展和成熟。一方面，長期的市場化和經濟發展使新加坡大多數人都進入了中產階級的行列，生活水平和受教育水平大大提高，人們的政治參與意識也隨之提高；　　另一方面，在具有競爭性選舉的環境中，代表不同群體利益的反對黨也有所發展，不但在吸納人才方面有很大發展，而且在政治上也越發成熟。這表現在民眾、執政黨和反對黨的民主意識都有很大提高。在新加坡2011年的大選中，在圍繞選舉議題進行激烈爭論的同時，各種政治力量和選民都表現出了競爭中的理性和冷靜。他們表示不願意看到一些國家發生的民主淪為民粹的現象，不願看到國會淪為不同黨派和政客表演的舞台———因為這會嚴重地削弱政府的效率，而是需要制度化的和理性的民主制度。　　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之所以能夠有高制度化的政治體制並保證政治轉型或民主化的穩定推進，最重要的制度特徵就是它們具有現代性的強國家體制。現代性意味著國家有推動民主化的傾向，同時也表明，它是一種現代體制，即不受一個政黨的完全控制，或者說不是黨國體制。也就是說，強國家並不意味著強政黨，而是指國家有強有力的治理能力。強政黨有時也會導致強國家，但這樣的黨國體制無法穩定地推進民主化，因為其中既得利益的頑固和保守性會強烈地反對改革，最終不是改革被阻止，就是改革導致激進的轉型和體制的崩潰。凡是政治轉型比較穩定的國家，都是不存在黨國體制或執政黨在轉型時期沒有完全壟斷國家權力的國家。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強有力的國家機器並不是民族主義的執政黨建設起來的，這與中國以及其他由強大的革命政黨或許多強大的民族主義政黨建立國家機器的方式有很大不同。這兩個強大的國家是殖民統治後期的英國殖民當局和本地政治精英和政黨之間的一種政治合作的產物。尤其是在民族主義政黨執政後仍然要藉助於殖民當局的軍事力量包括警察力量進行統治，鎮壓左翼反對派，並保留了而不是重新建立自己的行政系統。因此，強國家先於馬來西亞的巫統和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建立起來並進行統治，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這兩個政黨是「進入」而不是「建立」國家體制，這一點與早發現代化國家的政黨是在體制內建立的相似。這種情況在一定意義上有利於國家構建的連續性和現代性建設。

所以，儘管它們的民族主義政黨在進行民族鬥爭和爭取國家獨立的過程中都很強大，但並沒有建立一個全新的國家制度，因而也沒有使自己的政黨與國家完全結合在一起。在這種情況下，加之存在著多黨政治的政治環境，執政黨難以壟斷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黨的組織很快實現了轉型，它不再是鬥爭的工具，而日益成為選舉的工具。這一點有深刻的意義，黨的主要任務是通過選舉獲得合法性而執政，它的分支或基層組織成為專門的選舉和動員機構，而沒有必要在政府和企事業單位中建立黨的組織。行政系統是唯一的執行國家權力的機構。這樣，在推行民主化的過程中，無論政黨怎樣變化，國家權力的貫徹都不受影響。換言之，執政黨放鬆了自己的控制和權力，而是通過國家進行有效的控制。這種強國家而弱政黨的體制是它們能夠在體制內大大發展民主並保持政治穩定的重要原因。　　三、關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點思考　　從整個世界的民主化特點以及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在一黨和威權體制內來發展民主和促進政治轉型的情況來看，當代政治轉型的溫和性和漸進性仍在持續是無可置疑的。這主要是因為有三方面的重要因素會對政治轉型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一是隨著人類文明程度的提高，人們對生活和生命的關懷程度也越來越高，因而暴力和流血衝突越來越不為人們所接受。二是在後現代因素的影響下，政治轉型不再像過去那樣主要是由縱向的階級分裂或等級分裂以及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衝突所致，而是在現代化條件已經比較成熟甚至後現代因素已經大量出現的情況下，其社會結構已經橫向擴展尤其是多元化，多元的利益和文化群體改變了傳統的社會分裂的向度和烈度，對社會整體來說其分裂性要小得多，這就在客觀上軟化了社會分裂和衝突的基礎。三是全球化帶來的交流互動及信息交流的增加和通暢，使得後轉型國家一方面處於國際社會示範性的壓力和監督之下，在人文關懷、民主的機制和模式及社會自由方面都要受到民主國家的影響；　　另一方面隨著治理方式的交流和積累，統治者在主觀上越來越希望把握民主化的主動權，他們在主觀上的努力尤其是對國外已經成熟的民主治理經驗的借鑒會越來越多，這就大大提高了人們解決轉型衝突的能力。　　其實當我們在談論「東亞模式」或「中國模式」的時候，儘管存在著不同的解讀，有人把其看成是完全不同於其他國家政治發展的一種政治形態和發展模式，也有人認為它們是在世界整體發展趨勢之中的一種具有自身發展特點的政治形態和發展模式，但從政治發展或政治轉型的視角來看，這兩種觀點無疑都潛在地包含著這樣一層意思：　　東亞一些國家和中國的政治發展或民主化進程是一種漸進方式，它不會發生多元民主政體取代威權政體的急劇轉變，它是一種漸進、溫和而穩定的轉型或發展。進而，這不僅意味著認為這種轉型是漸進的，也有意指轉型本身不再是威權政治向多元民主政治的轉型，而是一種國家治理的創新或國家「一元」的民主治理。　　這種溫和性和漸進性所反映的幾點實際變化越來越為人們所認識並會產生重要的心理影響：　　一是民主化是由執政黨、反對黨和人民群眾共同推動的，不再是早期的僅僅是自下而上推動的；二是一些長期執政的政黨在下台後經過調整和改革又重新上台執政；　　三是長期執政的政黨的下台並不意味著國家遇到危機，社會和政治局面仍然相對穩定；　　四是反對黨上台後並不會對原執政党進行打壓或迫害，也不存在這樣的政治環境，而是承認國家共治的局面。當然，執政黨會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分配官職，但官職的利益在法治化國家中的特權是有限的。這些現象使人們不再把民主化和政治轉型視為一場革命、一場劇烈的衝突或改朝換代，而是一種改革，一種漸進而溫和的權力交接。　　可以說，伴隨著現代化的進程合理地進行國家制度的建構和改革是保證民主化穩定的最重要政治資源。我們知道，在現代化的一定階段，政治參與和政治訴求主要取決於政治覺醒的程度，而較少取決於經濟水平，儘管後者也有一定的作用。因此，靠經濟發展來抑制人們政治參與的訴求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和在發展的一定階段上起作用，不能在根本上或長期起作用。在現代化過程中經濟發展的好與壞都可能引發不滿或政治轉型。新加坡2010 年國民生產總值增長 14%，世界第一，人均GDP 達 5 萬美元，然而在 2011 年 5月的大選中人們對執政黨的不滿和要求改革的呼聲也達到了歷史最高點。還有一些國家在經濟危機時由於人民不滿而導致了政權的更迭。因此，只有在體制內適時地實行改革以使政治制度和治理方式適應經濟和社會變遷的要求才是現代國家構建的根本所在，也是保證社會經濟和政治民主穩定發展的根本所在。　　從世界民主化的趨勢和特徵尤其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政治發展來對中國的政治改革和發展做一點思考，會使我們有所啟示。　　當 30多年前鄧小平和黨中央提出黨政分開時，是看到和遵循了一個基本的常識性的問題和事實，那就是當時世界發達的民主國家都是黨政分開的，而凡是實行黨政合一的國家都存在著管理上的問題，無法解決中央過度集權、「黨要管黨」和提高政府效率的問題，因此，黨政分開實際是一個在政治發展過程中需要重視和解決的問題。但當　　1980年代在改革過程中遇到了一些問題和阻力後，這一改革被擱置了。實際上當時阻止黨政分開的因素並不是根本性的，有些是外在的，包括我們對黨政分開這個概念本身及其實踐都存在著很多認識上的誤區。　　這些誤區包括：　　第一，認為黨政分開是不要黨的領導，削弱黨的領導，甚至意味著執政黨下台。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是一黨長期執政，執政黨長期掌握著領導權，但黨政是分開的，在各級政府和企業中並沒有黨的組織，黨的基層組織是選舉及動員組織，因而黨的主要功能是選舉及動員群眾。由於黨政分開，在很大程度解決了重複領導和政府效率問題，解決了對政府的監督問題，解決了黨脫離群眾的問題。因此，在現代化過程中，它們能夠適應社會經濟和政治變遷的需要，適時推動體制內的民主化改革，以化解經濟發展中不斷變化形勢的社會和政治矛盾。我們看到，它們在人均產值5 萬美元和 2萬美元的水平上仍然較好的維持著一黨政治下動態的社會和政治穩定。由於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高，它們面臨的轉型和改革壓力更大，但它們基本能維持著一種動態的社會和政治平衡。　　第二，有人認為這是意識形態的問題，即是否堅持黨和社會主義路線的問題。實際上，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路線，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後，尤其是 1990年代黨在理論上解決了這一問題後，黨在現代化中的路線已經確立，從鄧小平思想、「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到新時期的群眾路線，即最近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強調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些都說明黨的路線和意識形態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既然如此，從現代化的要求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改革黨的領導，包括通過黨政分開來進行黨對政府的領導，並不違背黨的宗旨和意識形態。形勢變了，黨的意識形態自然要有所改變，不能再固守革命黨時期的階級路線。　　第三，有人認為黨政分開會使龐大的黨的各級領導幹部這一既得利益集團失去特權地位，因而他們會消極對抗改革，從而使改革難以推動。其實既然黨政一體，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可以通過逐步轉化為各級政府官員來保障他們的利益。如果我們30年前就實行這一改革，則會逐步消化這種改革阻力。很多國家例如新加坡這種改革的速度要快得多，也遇到一些阻力，但都克服了。歷史上沒有沒有阻力的改革，只要有足夠的決心和合適的方式方法，就能推動這種改革。我們沒有必要低估我們黨內很多幹部的能力和覺悟。更重要的是，現在進行這種改革仍然不晚，改革的經濟條件(我們的經濟實力) 和政治條件( 群眾和中央反對腐敗的決心) 已經越來越成熟了。　　第四，有人認為只能先進行黨內民主，再推動社會民主。筆者認為，黨內民主與黨外民主應同時推動，當然應漸進而有序的進行。因為如果先進行黨內民主，那麼只會使一般黨員的民粹思想擴大，形成執政黨的黨內民主而對黨外的特權。這反而使黨沒有動力和能力去推動國家民主這一終極目標。只有在黨外民主的監督下，黨內民主才能有效地進行。　　參考文獻：　　［1］( 美) 塞繆爾·P．亨廷頓．第三波———20 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 202—203．　　［2］李路曲．2011 年新加坡大選與政治發展模式［J］．當代世界社會主義，2011，( 4) ．　　基金項目：本文得到上海市教委行政管理重點學科( J50406) 的資助。　　作者簡介：李路曲( 1959—) ，山東德州人，博士，上海師範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比較政治學研究。

來源: 《甘肅社會科學》 | 來源日期：2013年3期 | 責任編輯：黃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