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引資」的由來

張軍: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發布日期：2008-05-19

在1979年的5月谷牧副總理說「現在往那邊跑的多，將來一定是往我們這邊來的多」這句話時，應該說是鼓勵大於自信的。即使我們不懷疑中國人的能力，今天我們一定對30年前深圳和珠海等為什麼能被中央考慮並批准成為「特區」充滿好奇。事實上，在上世紀70年代末，雖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形成了轉向經濟建設的共識，但是如何開始經濟建設，什麼是經濟發展的可行模式？如何改革一個形成了幾十年的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底從哪兒開始？對於政府而言，這些還都是未知數。 歷史的安排往往就是這麼巧妙。在1978年年初，可以說中國還處於百廢待興和改革開放的前夜，可是中國的高層領導人卻掀起了一個出國考察熱。據說一年裡有13位副總理和副委員長以上的領導人先後20次訪問了50個國家。鄧小平也在這一年訪問了日本、歐洲和亞洲其他國家。在1978年10月的最後一個星期里，鄧小平訪問了日本，11月5日-14日，鄧小平到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訪問。他訪問日本時，日本現代科技的發達水平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日本體驗了「新幹線」，還參觀了松下電器公司。我在電視上曾看到這樣一個令我印象頗深的片段，鄧小平在參觀松下電器時，在一間微波爐展示廳里親口品嘗了用微波爐加熱的燒麥。 後來，鄧小平到了「新馬泰」，對它們充分利用外資進行經濟發展的經驗留下了深刻印象。鄧小平在1979年10月的一次講話中說：「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們利用外資的一些情況。外國人在新加坡設廠，新加坡得到幾個好處：一是外國企業利潤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用來交稅，這一部分國家得了；一個是勞務收入，工人得了；還有一個是帶動了它的服務行業，這些都是收入……我認為現在研究財經問題有一個立足點要放在充分利用、善於利用外資上，不利用太可惜了。」 就在1978年4月，國家計劃委員會和外貿部也曾組織 「港澳經濟貿易考察團」去香港和澳門考察。回到北京後，考察團向國務院提交了一份考察報告《港澳經濟貿易考察報告》。報告建議，把靠近香港和澳門的寶安和珠海劃為出口基地，力爭三五年里建設成為對外生產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旅遊區。剛從西歐考察回來的谷牧副總理深感開放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自然對這個及時送上來的報告十分讚賞。於是，當年6月，該報告就得到中央領導人華國鋒的同意，並且鼓勵把出口基地辦起來。 這個決定促成時任交通部駐香港的商業機構 「香港招商局」（前身是由李鴻章1872年創辦）副董事長袁庚產生了一個想法，他在1979年的元旦之後向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遞交了一個建議報告，主張在靠近香港的深圳蛇口建立一個碼頭，發展招商局與香港的貿易。他的理由很簡單，香港的地價和勞動力價格都太貴，如果能在蛇口建立一些與航運有關的一個工業區，既可以充分發揮廣東的土地和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又可以利用香港的資金和技術，豈不是一舉兩得。 這個想法一定是打動了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與谷牧。於是他們召見了袁庚，聽完彙報後，李先念決定給袁庚「一個半島」去試驗。袁庚先生後來回憶說，他當時「思想不夠解放」，不敢要個半島，而只要了2.14平方公里。就這樣，「香港招商局蛇口工業區」先於深圳特區於1979年年初掛牌成立了。於是才有了後來關於「蛇口模式」的說法。事實上，在經濟特區以及後來在整個中國推進的體制改革都在很大程度上與蛇口模式有聯繫，是從 「蛇口模式」擴散出去的。 當然了，成立的香港招商局蛇口工業區還只是一個彈丸之地，但它的確反映了當時的一些領導人，包括副總理李先念、谷牧等對開放中國經濟有著一種緊迫感。而在這個時候，鄧小平設想的似乎就更遙遠更透徹了。我至今並不能完全解釋為什麼鄧小平1977年11月在他第二次復出後會首選到廣東、到深圳這個邊陲小鎮去考察。實際上，他在從深圳回到北京之後，就一直念念不忘深圳這個地方，在中央的會議上多次提到深圳。 在鄧小平誕辰100周年（2004年）的一天，經濟學家于光遠先生回憶說：「1975年我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就在就個期間鄧小平又被打倒。1977年鄧小平第二次復出，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也改名國務院研究室。1978年我參加了那次中央工作會議。這個會議實行黨中央5個常委集體領導的辦法。這5個常委就是十一大選舉出來的主席華國鋒和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四個副主席。他們差不多每個星期都要聽一次華東、中南、西南、西北、華北、東北六個代表團的彙報，彙報時各常委的發言和插話，各代表團去彙報的人回去就傳達。大會對傳達沒有什麼限制，各常委也就利用這個方式去講想讓參會的人知道的話。其中有一次鄧小平講他的『一部分城市可以先富起來的』主張，舉了十來個這樣的城市為例，第一個就是深圳，而且說的就是深圳這個地名，而不是寶安。」 其實，就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之前，因為國務院於1978年6月決定同意《港澳經濟貿易考察報告》的建議，要在靠近香港和澳門的寶安和珠海建設生產加工和出口基地，於是，在1979年2月，國務院正式下達了38號文件，明確提出在寶安建立出口基地和新型的邊防城市。1979年3月中央和廣東省委決定將寶安縣改成深圳市並在後來改為省轄市。深圳有深水的意思，特別是廣東、香港同胞認為水是好意頭，是發大財的好地方。 于光遠先生還回憶道：「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 『一部分城市先富起來』，把深圳放在首位，就是要划出一塊地方來實行特殊的辦法。而這件事情的責任就落在吳南生身上，他在1998年和記者談話時講了自己當時的心情，其中包括『發愁這塊地方叫什麼名稱好呢？』他想可以叫『出口加工區』，但這就和台灣一樣，那就糟糕了。也可以叫『自由貿易區』，但那又『好像資本主義擺在臉上了』。吳南生為這事請教葉劍英，葉劍英要廣東省趕快向鄧小平彙報。鄧小平聽說要划出的地方的名稱老是定不下來，他就說那就叫它特區吧，陝甘寧邊區就是『特區』，鄧小平這句話使吳南生覺得事情就好辦了。」 對於鄧小平這個說法的來龍去脈，後來吳南生先生在「真實的歷史：敢闖的記錄——讀《經濟特區的由來》有感和一件重要歷史資料的說明」中有過一個更詳細的考證，對這個話的轉述過程以及涉及到哪些人交代得非常清楚。其實，我在閱讀資料過程中注意到，廣東的領導人在1979年初已經有想按照特殊政策的待遇先走一步的想法了。例如，1979年1月底，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就帶領工作組到汕頭市開展調查工作。期間產生了一個大膽的設想，可否仿照台灣的做法在汕頭也辦一個出口加工區？汕頭是中國對外開放歷史悠久的港口城市，在五口通商時代就開始了。甚至恩格斯都曾為汕頭寫下了這樣的文字：「其他的口岸差不多都沒有進行貿易，而汕頭這個惟一有一點商業意義的口岸，又不屬於那五個開放的口岸。」解放初期，汕頭還是一個商業繁榮的地方，與香港的差距並不大。吳南生的設想得到汕頭地方領導認可。之後，習仲勛和吳南生一起向在廣州的葉劍英副主席彙報這個設想，葉帥聽了非常高興，希望廣東省委儘快向小平同志彙報。 1979年的4月5日-28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期間，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在會議上公開向中央 「要權」，他說，如果中央能給點權的話，「廣東幾年就可以搞上去，但是在現在的體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他尤其談到，廣東要求中央能在深圳、珠海、汕頭划出一部分區域實行單獨管理，給些特殊的政策，自主權大一些，作為華僑回來投資辦廠的地方，可以叫做「貿易合作區」。習仲勛還在葉劍英的授意下在鄧小平家裡向他做了彙報。 在這個時候，提出希望實行特殊政策的當然不僅是廣東，福建也曾提到了特區試驗的這個想法。國務院副總理谷牧還組織中央部委領導去廣東和福建進行了考察並向中央提交了報告。1979年7月15日中央下達了50號文件，即《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的廈門，划出一部分區域試辦出口特區，給地方更多的自主權，發揮比較優勢，吸引外資，把經濟搞上去。但主張先在深圳和珠海試驗，取得經驗後再考慮汕頭和廈門。50號文件特彆強調了要重點把深圳的出口特區辦好。 《中國經濟特區史略》中披露，1979年的12月11日，國務院副總理谷牧主持召開第一次特區籌建的專題彙報會議（京西會議）。吳南生在彙報籌建工作時建議把 「出口特區」改成「經濟特區」比較好。1980年5月，中央正式批准改成「經濟特區」。根據徐汝超的介紹，對於深圳特區的劃定面積也是有爭論的。為了划出深圳特區的範圍，深圳的領導張勳甫、賈華和方苞等帶隊實地察看，最後經市裡反覆討論的範圍為，東起背仔角，西至南頭一甲村，東西長49公里，北沿梧桐山、羊台山分水嶺，南至深圳河，南北寬約6.5公里，總面積327.5平方公里。 但是這個規劃的範圍遭到當時「省特區辦」的否定，理由是深圳搞這麼大的特區規劃不現實，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得無邊，比全世界特區的總面積還大。張勳甫等人就回復「省特區辦」，深圳特區比延安時期「陝甘寧」小得多，殺出一條血路來推廣到全國，特區是全國的特區，6平方公里這麼小怎麼殺？「省特區辦」來電話說：你們比陝甘寧有政治野心。最後這個事情一直等到請示了北京的國家進出口委（當時的主任是江澤民）才最終獲准這個327平方公里的範圍。 與此同時，一部特區的法規條例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僅僅2000字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經過1年多的討論和13次之多的修改，終於在1980年8月26日在五屆全國人大第15次會議上被批准公布。一部地方的法規在全國人大會議上審議批准還是一個例外。而8月26日這一天也就從此成為深圳經濟特區的誕生日。